春节琐记。它是一份个人的、有着片面性的记录，其中也包含着因由记忆的模糊和偏差而造成的“失真”——它是不完美的，但我还是愿意记下它，包括对于记忆的梳理。“春节”这个词，如果放在口中慢慢品啜，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品出丰富的味道来的，我也是。这个词里有重和轻，有上升也有下沉，有美好和欢愉，也有种种的复杂纠缠，百味交集。不止一次，我在白纸上颇为郑重地宣称：写作是放置在我身侧的一面镜子，它照得见我的欢乐悲苦、喜怒哀愁，照得见我对这世界、这生活的真切认知……我愿意在自己野心勃勃的文学地图上，清晰地画下自己的那张脸和清晰的“面部表情”。春节，可能是一个更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小小剖面。

现在，开始吧。

我一岁。说实话这是一个在农村里普遍的、但确有夸张的说法，在1971年春节，我只是刚刚出生，按现在的叫法应当是零岁——但在当时的农村，我们没有这样的说法，只会从一开始。家人们告诉我的是，我在1971年的春节出生，或者说是与这一年的新春一起到来：正月初一，凌晨一时，在街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来到人间——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人们对这个时间赋予神秘，赋予灵性和力量，甚至是——“我们家小浩是有福气的，算命的说了，以后他能当县长！”县长，是我的家人们能想到的最大的官儿，已经遥不可及。当然，我的家人也并不都相信这份神秘，譬如我的大娘，我的大姨，尽管我的大娘属于极度信命的人。

我父亲也不信，但他似乎又愿意相信，哪怕自己早就知道这是幻觉：所以我从未当面听过他的纠正，要知道在别的事儿上他从来严肃，绝不放过任何一种“歪理邪说”。

现在，我当然也不会选择相信——然而我要承认，家人们赋予的那些神秘、灵性和力量，赋予的“特别福气”，对我成为现在的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我将和后面的事儿合并起来一起说。

同样是在1971年春节——在当时的农村，春节可不仅是一日两日，而是一个连绵的、从腊月直到正月十五才告一段落的过程，是农耕中国的“农闲狂欢节”，只是它被赋予了太多礼教和祭祀的内容而或多或少减弱了其中的狂欢性质。在1971年春节，初四或者初五，仅仅来到这个世界上四天或五天的我就遭遇了第一次“死亡”：煤气中毒，早上父母醒来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息。

赤脚医生来过，他对我奶奶说，扔了吧。他的确说了这句话，奶奶和母亲都曾对我重复过这句话，以至于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都非常地痛恨和恐惧那个赤脚医生，背地里叫他“瘸巴成舅”——有一次因为这个，还挨过父亲的打。他说完“扔了吧”就走了，大过年的，家家的事儿都多得不得了。

我被丢在院子里的一张旧草席上。按照风俗，奶奶要对我狠狠咒骂，并用手指狠狠地杵我的脑门，借以告诫那个来到我的体内、欺骗了这一家的“短命的鬼魂儿”，下次不敢再来。奶奶一边咒骂，一边请邻居给我姥姥送信儿，一边把我四叔叫到身侧，她的意思是，等我姥姥过来看过，就让四叔将我卷出去丢在河滩里：那么小的人儿是不配有坟的。姥姥急匆匆地赶来，然而她对死亡也毫无办法，只能劝我的奶奶：再看看，再看看吧，万一……奶奶看不到那个万一。她一边继续怒骂，一边到处去寻找绳子——因为紧张、气愤或者别的什么，她一直找不到绳子，麻绳、草绳、线绳一概都找不到。“也是你命不该绝，”事后，我的家人们如此总结，“你看看，咱家哪个地方没有挂着绳子？厕所里不也是？可那天，你奶奶就是找不到。”

下午时分我似乎有了喘息，姥姥一把把我塞进她的棉裤，她坚信她看到了，我还有气儿，刚刚就喘了一下——傍晚，点上灯，我有了细微的哭泣声，姥姥、奶奶和我的母亲用蘸了温水的棉花“点”我的嘴唇，于是我又活了过来。

我出生在那个有些寒冷的春节，经历了生也经历了死——在这里，我要谈及家人们赋予的神秘、灵性、力量和“特别福气”对我的影响了：它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自己应当卓越，应当与众不同，应当是被命运眷顾的幸运之人，而这种想法和“自信”让我努力地希望真正能变成那样的人，按照家人的期许和自我的期许——我承认，它是动力，也是我部分地甘于自虐而不希望滑向平庸的支撑力量。我的某些所谓人生目标建立于虚幻和虚荣之上，而我也没有按照算命先生的“塑造”成为一县之长，但也正是它和它们，至少部分的是因为它和它们，让我这样努力地走了下来。

它或可是虚数，也就是说，它可能是77年也可能是78年，我记不清了。我六七岁，我弟弟李博小我两岁，但没经历过“死亡”的他要比我勇猛得多，一直如此——在这一节，我必须要多谈一下他的勇猛，尽管这里面多少含有些诽谤的意思。先不诽谤，我先谈过年。

在那个年岁，过年可是我们的期盼，这种期盼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上班之后。一进腊月，这种期盼就会日日加深，我和弟弟会在每个早晨都缠着姥姥问一句：姥姥，什么时候过年啊？

过年，它意味着新衣、新鞋、糖果和油炸的面团，意味着能吃到肉，意味着有鞭炮可放，尽管我们能得到的鞭炮实在少得可怜……这得说到我弟弟的勇猛了。因为父母和姥姥姥爷给得少，我们想要放鞭炮，就得到处去找别人家燃放中途哑火的“信”鞭——它是方言，大概的意思应当是说引信出了问题而没有响的鞭炮。找到它还只是初步，更重要的是如何燃放：一种是还有很短引信的，如果感觉可控，就在引信处点燃；一种是没有了引信的，那就将其掰断，但不能完全掰断而是留有部分连接，然后点燃一边的火药，喷出的火焰再引燃另一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火药全部取出，放在纸上用火柴点燃。我弟弟的勇猛在于，在别人家的鞭炮还没有完全燃放完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底下去“抢”，当然一起去“抢”的很可能还有别的孩子——这是危险动作，每年都有孩子会被炸伤，可是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在处理“信”鞭的三种方式中，第三种我弟弟是不用的，他瞧不起这种完全没有危险性的活儿，而我却往往是只做第三种处理。在这里我还要提及他的另一项勇猛，依然和鞭炮有关：他，和那些大他五岁、六岁或者更大的孩子们，偶尔会比试谁的勇气更足些——手上攥住鞭炮，看引信一点点燃烧，直到最后一刻才将鞭炮扔出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掌控的事儿，何况，引信有急有缓，有时灭了还需要重新点燃……当然会有失手的时候。他被炸破过裤子、手套，或者自己的右手掌心焦黑，半个手掌变得肥厚，或者流出血来……好在，那时的火药烈性似乎不强，屡次受伤的他才没有落下任何残疾。当时，村上的孩子们都这样玩儿，按姥姥的话说就是傻玩疯玩作死地玩，可是大人们似乎都没有认真地制止过。多年之后，我读到诗人希尼的一句诗，他说的是自己的儿童时代，“我们那么小/那么无足轻重/仿佛能够穿越一个狭小的针眼……”我想到的就是我和弟弟的那个年月，以及我弟弟李博燃放鞭炮的情景。

1977年。我弟弟令人羡慕地得到了一个纸糊的灯笼，即使现在我也记得我的羡慕，里面真的会有轻微的恨意。只有一个灯笼。而父亲指定，它是李博的，然后当着我的面儿递到了我弟弟的手上。我垂涎的样子他是能看见的，一定能。

弟弟拥有了灯笼，也就拥有了至宝，可这至宝只能在夜晚的时候才有用处，于是他就伸长着脖子盼天黑……我要收起我的恨意和诽谤，接下来的叙述必须实事求是：他在小心翼翼地护着灯笼的同时很郑重地答应我，那根蜡烛烧到一半儿的时候他就交给我来提，然后在蜡烛的上面画了一道分割的印儿。这个动作，几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我声明所写下的并不是多年之后我又添油加醋的结果，而是事实，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激动和感动。于是，我和他一起在盼天黑，而我更希望天黑得能早一些，而上面的蜡烛能烧得更快一些……

村子里，能拥有灯笼的人不多，实在不多，它在当时来说是种奢侈品，至少在那个年代来说是。弟弟提着灯笼，尽享着别的孩子的羡慕和它所带来的荣耀，我也一点点地沾着上面的光。然而，好景不长，我弟弟急于在人们面前显摆，他的心急当然会让他的脚步变得匆忙，完全没有注意到灯笼没有照到的脚下。他摔倒了。然后便是，心爱的灯笼烧了起来。

多年之后李博还记得他的哭，这个粗枝大叶的人竟然能记住自己的大哭，可见灯笼的燃烧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我也跟着哭起来，我在哭我的半根蜡烛，我还没有把灯笼接到自己的手上它就烧着了，我弟弟，至少他还玩了一会儿了，他还……正在串门的四叔走在路上，看到了这一幕，他拉住我弟弟：“哭什么，哭什么！你看，这个街上，谁的灯笼比咱的亮？让他们比比！”

弟弟刚笑了两声，灯笼便成了灰烬，它炫目的光亮不复存在。他又哭起来。但这一次，我没有跟着哭。似乎心底里还有一点点儿的快意：父亲没有买给我，现在，他的也没有了。这个消失让我有种暗暗的满足。

那一年，对我来说是……某种多事之秋。母亲血栓，她身上的病似乎越来越严重，缺少好转的迹象；弟弟李博与人打架将别人打成了轻伤，因而被关进了派出所，可以想见家里人的焦急痛苦；弟媳的父亲母亲，先后因我弟弟的事儿和其他的焦虑而犯病，或中风，或血栓，而弟媳自是以泪洗面；我的奶奶，于腊月二十三小年去世，送她的子孙当中缺少一个人，那个人被关在城关派出所……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这个秋天注定被生活拖累》《怨恨像一场突然到来的阴霾》《状态：某个上午》等诗歌，以它们记录我的状态和心路。最为直接的一首，是《这一夜》，是我情绪有所爆发的“这一夜”：

这一夜，三只小兽不来打扰我的耳朵

我在厨房里扒掉它们的皮，在胃液中建立起坟墓。

只是它们的牙齿还在，一次次地丢弃并无结果：

它们凭着气味总能原路返回。

我相信，三只小兽会在这些牙齿上复活，就像埋下的种子

随后生出各自的芽。

这一夜，我有意将孤独叫做黄金，将自己当成

怀揣黄金和秘密的国王

有意，挂起小兽的皮，将灯和手机全部熄灭

假想它是一个人的假期，那些日常的灰尘，牵挂的旧毛线，眼前和脚下的事物

全部封在箱子的里面——

这一夜的“外出”不携带箱子。简单，简洁

可小兽的牙还在，它们会将全部的箱子和其中的事物变出来，它们

有这样的魔法。

这一夜，安静像外面的玻璃，有着易碎的性质

这一夜，我的飞翔感建立于风筝之上，它正被一点点拉回，是的

这一夜，我被三只小兽重新按住

按倒在，这张充满责任，尘土，牵挂和忧心的床上

那一年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多事之秋，我相信对我父母、弟弟、弟媳和所有的家人都是，因为弟弟的这件事儿和随后带来的一切，都是种重压，压在我们的身上、心上、肉体上和精神上。那一年，是我调至石家庄的第二年，和妻子两地分居，我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借宿，而我妻子则一边忙于教师们的工资改革报表，一边忙于各种安抚工作，那段时间忙得她焦头烂额，口里面也长起了口疮。现在想想，那一年，还是让人后怕，都不知道是如何度过的，即使我在那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也未能给我带来多少欣喜。

我和妻子都是那种好面子、不习惯求人的人，都是那种更希望和相信公平、正义和阳光的人，而在我弟弟的事儿上……我承认，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儿不时地让我反思，让我反思。我承认，在面对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开始到处找关系，一切可以找的人和关系几乎都找遍了，无论有用还是无用，甚至曾希望能被网开一面。如果不是面对亲情，我可能一辈子也发现不了我所坚持的和面对具体情况的所思所想所做是两个概念，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能遇到徇私枉法之徒而他又正好倾向我这一边啊！我一遍遍地向母亲报喜，向父亲报喜，向弟妹报喜，真的或者假的——我希望能让他们安心，哪怕只有一天两天的幻觉。

一直达不成谅解。很可能，我弟弟的春节要在里面过了。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弟媳。我的那种疲惫感和焦虑变得越来越重，它几乎会随时将我压倒，可我还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坚硬的、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甚至幻想自己是一个贪官，可以用自己的手段将我的弟弟放出来。但我不能。无能。

好在，在春节越来越近的时刻，谅解终于达成。腊月二十九，我们正在打扫着屋子，准备在门外贴上蓝色对联的时候，我弟弟回家了。

母亲病着，她嗜睡，哪怕正说着话，话音刚落便能睡着，鼾声层叠——然而我弟弟被放出来的那个下午，她几乎没睡，尽管还是话有些少。终于，我妻子和我弟媳将房间打扫完了，一切都已变得清洁，有了些丝年的气息，那时已经是傍晚。我妻子向我母亲“请假”，她要去村外的澡池里洗个澡，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做饭的时候，把碗里的小米都用上。她的憔悴让人心疼，何况，口里的疮还在不断地折磨着她，县医院的医生嘱咐她去大医院瞧瞧。

我们聊着天，有意玩笑，嘲笑李博的光头和他“没用力气”的拳头，嘲笑他在派出所里的一切一切，而他也有意地配合着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愉快的，但包含着曲折的旅行，“天空飘着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我们一边说着一边朝母亲的方向看。她有时也跟着笑，有时则咬字不清地说出半句话，把头低在鼾声里。

父亲回来了。与以往不同，与以往他的习惯不同，他竟然抱来柴火，准备做饭——父亲在灶台前忙忙碌碌的时候母亲突然醒来，她冲着堂屋里的父亲大声喊：“惠兰说了，让你把小米儿都用上，你都用上——”她的那股焦急的劲儿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酸，在她的意思里，仿佛我父亲会不听，我父亲会拧着她的意思，会拧着儿妻的意思：她那个委屈啊！她的委屈更在于，惠兰说的他怎么能不重视呢？是的，我妻子在我母亲眼里，是最亲近的人，是打理和照看这个家的人，是最最信任的人——而我和弟弟，则必须靠后。

如果我没记错，晚上我们其乐融融地喝了点儿酒，一切都过去了，一切的不如意和种种的不快都留在了去年。新年，将是一个新开始。我们欢快的样子中多少有些小心翼翼，我知道，我妻子知道，我的弟弟更知道。他出去，说要去厕所——然而他走到的是外面，院子的外面。等他回来的时候嘴里的烟已经只剩下很小的一段儿。“想抽烟了。”他说，然后脸上挂出笑容。

远处有了鞭炮声。新年的气息，在那个时刻一下子就近了。

年味儿淡了。疫情和种种悄然地改变着一切，我不得不再一次地有所感慨：年味儿淡了，更加地淡了。尤其是，这一个春节。

疫情突然来到了石家庄，而之前，我们虽然经历过紧张和“封城”，但如此切近地感受到“危险”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它临近春节。一向，我对数字极不敏感，完全没有概念，但我记下了1月5日的“封城”——之所以记下它，是因为在封城之后的第10天我开始了新长篇《灶王传奇》的写作。在封闭的时间里，我写得很快，几乎是一天8000字的速度……我承认自己有种急迫感，这种急迫来自春节，马上要到来的春节。再匮乏年味儿的春节在我们的心里也是一个节，一个似乎包含了结束和开始的节点，它始终让人感觉其中有着某种变换，它让人感觉，年前的事儿需要尽可能地了结，而年后，尽可能是一个新开始——为什么我会觉得春节之前和之后那么不同？我的这种时间划分方法从哪里来呢？是因循，是习惯，还是一种不自觉？为什么会那么强烈的有一种在春节之前完不成就交不了差、无法安心过年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紧迫感来自哪里，为什么会那么强烈，那么强烈。初稿在腊月二十三之前完成。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为过年做准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准备，小区是封闭着的，唯一能够采购的一个点儿是小区内的一家超市，而里面的货物已经极为匮乏，没多少可买的东西了。好在家里有一些准备，而之前预定的年夜饭也已商量好会提前送到，餐馆已经确认符合防疫要求，能够送进小区里来——本来，我们没有准备订餐，但因为我弟弟的女儿李晓阁放假被“困”在了石家庄，我们总得让她感觉……于是，我妻子早早地下了单。

可是，严苛减肥的李晓阁并不“领情”，她拒绝我们为她提供的饭食，而只吃她自己做的“减肥餐”——不过是白菜和水，一滴油都不放，我们看着怎么能不心疼？我试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而得到的回答是：“大爷，你怎么这么话痨啊！你能不能不说了？”大过年的，那么多天，我的侄女在我家里只吃白菜和水，要是传出去（传给我的弟弟弟媳倒还好，他们是知道的、清楚的，但传给别人……），都会觉得她的伯母肯定特别吝啬无人情，她的伯伯当不了家、做不了主，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侄女受虐待——“咱们过完年再减肥好不好？你这样减，营养是肯定不够的，你是学医的你比我更清楚……”“大娘大爷，你们不用劝我，劝我也没用，我在家里也是这样吃，我妈也天天说但也不管用。你们别说啦。”

于是，在腊月的最后几日直到春节过后，我和我妻子简单地做点饭两个人吃，侄女醒来后自己做饭，而晚饭绝对一口都不吃……在2020年的春节，我们连饕餮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其他的时间就更与平常的日常并无不同：看书，写作，看电视，玩游戏——这是我近五十年来过得最为平淡甚至有些寡淡的春节，一个缺乏年味儿的，我们也不知道能为年味儿添点什么的春节。大年夜，窗外静寂，只有远远的路灯在空旷地亮着，楼下的空地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人。儿子在亚龙花园，父亲在沧州海兴，看着电视里的热闹我突然觉得空荡，一种悬浮感油然而生。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来年，只要能够回到老家，我一定要带着妻子、儿子他们一起回家，一定。我怀念那种久违的年味儿，似乎更怀念的是那种和家人在一起的融融与平安感。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二十余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一届建安文学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