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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1971年深秋到兰州的甘肃师范大学读书的，1975年夏季毕业了，回到农垦局。当年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交到地方政府，我回到兵团时，原农一师已经改编为酒泉地区农垦局，农一师的子弟学校改名为酒泉地区农垦中学。农垦局干部科叫我到农垦中学当老师。 在农垦中学——其实它还带着个小学部，小学部大概有十一二个老师，加上教中学的，总共有二十几个教师。我带了五年课，教两年数学，又改行教了三年语文。教语文时我把两个班从初一带到初三，他们升高中后，我就调走了。 我带过的这些学生在后来我跑甘肃写那几本书的年代和不写作但每去甘肃旅行的时候，都热情地接待我，帮助了我。我每年到兰州，或者到酒泉，只要给一个人打了电话，其他人也就知道了，一次又一次地宴请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学生款待我的时候，高中和初中学生往往在一起，他们都是农垦局职工子弟，有些哥哥上高中，弟妹上初中，大都互相认识，毕业后也都有交往。围着饭桌坐一圈，那时他们当中年轻的也有四十岁了，我对那些年轻的说，你们那时候上初中，将来要考大学，我对你们的课，上得还是认真的，我那时候也在学习写作，从语文的基础知识、标点符号、修辞造句，到写好作文，是尽了心的。可是对于你们——我对那些年龄大点儿、我带过的高中生们说——我的确做得不好，没有认真地给你们教数学，就是按照书上的内容，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教了，至于你们学好了没有，没有太操心。因为那时候上大学不是凭考分，是工作单位推荐。我那时候想的是你们一毕业，就是下农场当农工，当了农工，能有几个人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大学去呀。但没想到的是，你们毕业的时候，大学还真的开始正式招生了。唉呀，我耽误你们了！我真对不起你们…… 农垦中学的教学，当时在整个农垦系统还算是强的，因为“1946年年到1966年，分配来了两三批大学生，还有从兵团勘测设计处撤销时分到学校来的几名理工科大学生，以及几个像我这样的工农兵学员。那些正规大学生和工农兵学员教学都是很敬业的。对学生的教学和管理也都比较严格，教学风气还是比较好。 在农垦中学当老师，我做错过两件事。一件是我刚当老师的第一年，高中一年级的一个学生上课时和同桌说话，我让他不要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悄声和旁边人说。这是我不能容忍的，我根据自己当学生的经验，上课听讲是最重要的，所以对课堂纪律要求很严，下课后你做不做作业，我那时要求并不严。当时我叫那个学生站起来，我说，往前走。他走过来，站住了。我说再走一步。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到讲台跟前，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了他一个嘴巴子，然后我对他说，回去坐下。 他回去坐下后，我也不讲课了，开始讲学数学的意义，我说，如果不上大学的理化专业，数学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数学这门课，书本上学的这些内容，就是一些基础知识，你将来不论是干什么工作，都是需要的，也是用得上的。它就是你们住的一排房子旁边的一间厕所。厕所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你又不住在厕所里，但却是必须有的。所以我对学生们说，做人应该有的知识，你就必须有，要认真学习，否则你这排房子就是有缺陷的。 我还打过一次学生。那是我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时。有一天刚上课，一个女孩子突然大声说，杨老师，他打我。我讲课时没注意那两个学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全班都很安静。于是我下了讲台走过去问，你打她了没有？男孩子不说话。不说话那就是认可，我叫他从座位上出来。他出来后，很听话地走到教室后边墙跟前，我叫他双手平举站着，我又回讲台讲课。过一会儿他就坚持不住，双手下垂了。这实际上是体罚学生，我知道他坚持不了多久的，于是我又走过去，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说谁叫你放下手的！他又举起手来，但嘴里说，杨老师，我累了。我说，累了？我就是要叫你累一下，记住这件事，以后不许打女同学。 我不允许学生上课时乱说乱动，要集中精力听讲，所以我带过课的班级，学生们上课都很安静，纪律好。在教学上，我不赞成迁就学生。 二 大概1975年，我生活过的那个连队，有几个知青回天津了。其中一个叫刘李青，一个叫王瑜。这两个人回城的原因是，那时候天津市知青办有了新的政策，上山下乡的知青，如果是独子，可以调动工作或者退职把户口迁回天津。他们两个人符合这种情况，就办理了退职手续。 王瑜是个高中毕业生，在连队一直干炊事员工作，闲暇的时间写毛笔字练习隶书。我的朋友董永健结婚，他写了一幅字，刻在木匠制作的木板上，我到董永健家里去的时候，董永健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幅字告诉我，王瑜送的。王瑜那儿有两本俄罗斯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我拿去读过。董永健是一班班长，连队成立第二年就调到新建的九连，过两年就调团部子弟学校当老师了。 王瑜调回天津不久，和四连的一个女知青张申文在天津结了婚。婚后不久，张申文返回小宛农场，王瑜从天津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晚上大约几点，张申文到疏勒河火车站下车，你想办法接一下。疏勒河车站是一个比较大的车站，但是我没去过，以往，小宛农场的职工都是从玉门镇火车站下车，然后转玉门镇去安西县（现在叫瓜州县）的班车去小宛农场；再说，从农垦局所在地往疏勒河也没有班车，这事有点难度。好在我在商店当过一年多营业员，后来又当老师，认识农垦局小车班的两个司机，那天晚上，我找小车班一个姓王的司机，半夜时分，我们从农垦局所在地出发去二三十公里处的疏勒河车站。我们到车站的时间晚了一二十分钟，路很难走，是汽车和拖拉机碾轧出来的土路，在荒滩和草原上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车走不快，我们赶到车站候车室的时候，张申文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候车室坐着。我赶忙安慰和道歉，我说，你害怕了吧，一个人待在这里？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张申文笑着说，下车时间不长。我估计她是害怕了，那里也没法打电话，我要是没去接的话，她一个人得坐到天亮。那个车站虽说比较大，那是对铁路系统来说的，从新疆来甘肃的火车换机车的车站，在一片荒原上，车站周围没有一家工厂企业，也没有农场，也就是说，没有铁路职工之外的乘客上下车，也没旅社驿站，她在半夜里下了车，一个人在候车室坐着等人接站，心里能不感到恐怖！那时我已经成家了，便把她接到我家，叫她和我老婆唐云珍在一起睡觉——她和我老婆在连队时关系极好——我自己到厨房去睡了。 我老婆是和我同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上的兰州医学院，比我早一年毕业，在农垦局中心医院内科上班。那时家里经常来人，都是农场的农工，去农垦局医院看病的，或者有什么事来农垦局的。来我家人最多的时候是从1979年春天到1980年上半年。1979年春季，国家的知青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松动，凡是有点什么病的人，都可以办理退职返城。 王瑜的妻子张申文回天津了；张家林和石淑焕跑来农垦医院找我妻子开病情诊断证明，并且成功地回到天津去了。此事轰动了整个四连，许多知青来找唐云珍；还有其他连队的知青也打听到唐云珍的名字找来了，都是叫唐云珍编造假诊断证明，结果惹出一件事来，小宛农场的书记岳国礼在一次全农场大会上说：农垦局医院有一个医生是四连出去的人，咱们团想回城的人开来的医院证明上都是她的签名。这没有办法，那时候农垦局医院是原农一师中心医院，医院有十多名“文革”前分配来的大学生医生，还有两名是原省人民医院的名医，是1964年农建十一师成立之际被师政委挖来的权威。但这些权威医生很少坐门诊，知青们开诊断证明难得见上他们或者拉得上关系。当时医院有三位知青出身的医生，一位在住院部，一位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刚分到医院不久，还没处方权。不光小宛农场的知青，其他六七个农场的知青也都探听到她是知青出身，来医院就找她，认为知青医生对知青有同情心。而她既有处方权，还正好她在上门诊部的班，所以她每天上班时办公室就挤满了人。 有两件事我记得清楚极了，一件事是饮马农场的两个知青，他们怕在门诊开不上诊断证明，提着买来的点心找到我家来行贿。我当着老婆的面把他们劝走了：你把点心提回去，你明天到门诊去找唐云珍，她一定给你开证明；你不把点心提走，你还就开不上证明。那时候，知青办理病退，天津知青办就认农垦局医院的证明，其他任何医院的诊断证明都不行，哪怕甘肃省人民医院的、天津市总医院的都不行。还有一件事是那年有一段时间她生了孩子休产假四五十天，还是很多人找上门来；她便拿了一本诊断簿放在家里，谁找上门来就给谁开。 知青病退，仅是医生开了诊断证明还不行，因为你拿的这个诊断证明是要与很多天津市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所以病号拿着诊断证明还要到农垦局医院医务科盖章，医务科科长签了名盖了公章才有效。有一段时间，农垦局对开诊断证明卡得比较严，也就是一阵紧一阵松的。结果有几个我认识的知青，在门诊由我老婆开了诊断证明之后，我还要去找医务科长，做疏通工作。由于学校的家属院和医院的家属院挨着，我和那个叫火高儒的医务科长熟悉，很谈得来，所以有过两三次我跑到他那儿去，给他留下几个人的名单，叫他一定要手下留情。那个科长是个很开通的人，基本都放行。 知青“病退”回城，拿到农垦局医院的病情诊断书仅仅是开始，然后回到农场的连队，队长和书记（连长和指导员）在他的回城报告上签字盖章（私章）送到场部，场领导上会研究批准；各农场都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处理此事，写一个与天津市知青办商榷的公文，表明农场同意此人因病返回故乡。农工把这一套文书寄回家乡，家人再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基层政府申报到天津市知青办公室。知青办再发下来同意该人可以回到故乡的批文，家人再寄回甘肃的农工手中，此人就可以办理户口、粮油供应的手续了。回到家乡之后，再通过街道或者各自的亲朋好友分到各种企业（大部分是平常人不愿干的企业和单位）当学徒工。有少数人嫌学徒工工资低，无法生活，自谋生计去了，譬如卖菜、拉板车或者做个小生意。 还有一部分知青是顶替回城的。当时，天津市还有一个政策，父亲或母亲如果提前退休，一个在农村或者农场上山下乡的子女可以调回来顶替父母在原单位工作。为了让子女回到身边，有些做父母的退休。我们那个连队有一个排的农工调到安西县城西边的小宛农场四工分场去了，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其中我的好朋友黄树岳已经是小宛农场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职务了，这时他妻子陈偑霞也调场部附近的一连上班了，为了两人能回到天津，妻子的父亲在天津汉沽化工厂提前退休了，叫女儿陈偑霞回城顶替他进工厂。当时天津的政策是不接受已婚子女，那会造成新的分居。为了叫妻子能调回天津汉沽，两人需要离婚变成单身。好在黄树岳在四工分场一连当过指导员，而四工一连是整个分场最有实力的连队，有较多的农业机械，多次派拖拉机收割机帮助过附近的环城公社。于是他跑到环城公社去了一趟，环城公社的干部都熟悉他，他去了，办公室主任便要安排饭菜招待他。他拦住了，说自己是来办假离婚手续的。办公室主任听了哈哈大笑，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离婚表来叫他自己填写上边的各个项目。项目很复杂，为什么离婚呀、孩子归谁呀、家庭财产如何分割呀。他嫌麻烦，就写上了由男女双方协商解决的话。然后他把离婚证明寄回了天津汉沽。但很快离婚证明就被退回来了，汉沽办事人员一眼就看透了他和妻子是假离婚。无奈之下，他又去了一趟安西县城，在县城所在地的源泉镇政府办了离婚证，寄回天津。天津这才发出了将他妻子调回汉沽的调函。妻子陈偑霞带着孩子们回汉沽落户，顶替父亲在汉沽化工厂上班后，他又去环城公社领了与陈偑霞复婚的证明，这次是两张红色纸张的结婚证。然后，陈偑霞的家人又在汉沽为他跑来跑去，寻找可以接受他的企业和单位，到1982年，他以和陈偑霞夫妻两地分居生活不便的理由调去天津汉沽了。 到1981年春季，我和老婆调河北省的时候，农场的知青已经走得没剩下几个人。我们夫妻俩原计划是不走的，因为我和老婆的工作当时在知青当中算是不错的，叫我们病退回城，回城后再去找工作当学徒工，一切都从头做起，那是难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我们打算就在那边干下去。后来调到河北省大清河盐场，那是老婆家里人把一切都办好了，调令来了。 …… 全文未完，完整内容刊于《青年作家》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