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植根于中华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进步，有着旺盛生命力。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习近平总书记

我看到了古曲沃的城墙。

从空中俯瞰，古城墙与黄土高原上任何地方的黄土没有两样，土质发褐，扔在荒凉的原野间，寻常人不能把它认出来。或许某一天，它就会被人们推倒铲平，种了谷禾。土壤不肥沃的话，还会被农人抛弃，任野草长成荒原，这是黄土的宿命。我是说，如果没有考古学家的话。考古学家把它们从黄土中捞出来，它们的身份瞬间高贵起来，蒙尘的脸上有着如释重负的微笑。

如果你对古曲沃有三分惦念，即使费点儿周折，也能找到它。

可以从两个地方来。西边，农人与羊同行，走出了一条小道，与城墙同色，已被无数年中的无数人踩硬，再路过一座明代的古堡，就能看到它。东边，却是从河谷底往上走，一条小小的只能容一人行走的土路，可以与它贴身而过。真是邪门，这里的东西方向也只是我自己感知上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东西，在这里，方向迷失了一贯的坚定，非常任性地挪移，想纠正它，除非你身上带着罗盘。可是，我们不是阴阳先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盗墓贼，怎么会随身携带罗盘呢？所以，这个东西方向也或者就是东南西北或东北西南，管它呢，看见了城墙，谁还计较方向。与城墙贴身时，土墙的凹凸和荒凉，就成了历史老人满脸的丘壑，似是欲诉还休吧，藏起了一些哀怨和疲惫，城墙缝隙里挤出的点点野草，带着风的禅意，是在骄傲着与苍古同在？

不瞒你说，看见这城墙，我觉得它和明代的土长城、唐宋的一些遗址，甚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无二致，可是当我手搭凉棚，望着远处的青山时，历史却踏着车轮辗过来了，辗过我的胸和脑，我的记忆如惊蛰的生物在一一复苏。

这城墙两千多年了，虽然只有二十几米，可它古老呀。两千多年前，古曲沃城里的人，辛勤劳作，在这旁边的涑水河里打水，在这土塬上挖土，土与水混合，再在上面提起重石锤反复击打，直到坚硬无比，就成了一层层的夯土。自从商朝傅说发明了版筑之术，这样的夯土技术就不是秘密了，修屋垒墙，都是它，安全系数和温度调节都在于它。许多许多的人需要忙碌许久才可以围起一座城，就是这样的城墙围起的城，成为国人和野人的分野，哪怕野人也曾在这里击打夯土，也只能住在城外，好在，城外青山隐隐，河水淙淙，彼粟离离。

从城墙深处走出来时，远处蹒跚着走过一个身影，他往纵深而去，越过这荒野，越过尘世的藩篱，越过独钓寒江雪的清寂，去往两千多年前的曲沃。

“等等我”，我出声喊他。

他停下来，抬目看我。

我便正视他，正视这个也许可以称之为考古学家的人。表面上，我并不认识他，但精神上，我早已在一些带有古国之魅的文字里认识过他。他也在正视我，带有几分不染世故的天真，带有几分远古气息容铸而成的睿智和淡定。

继尔，我们笑了。

我们有共同的去处，那便是古曲沃。

你会问，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当然，他要去哪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信息是公开的呀，稍微注意一下就能看到。你还会问，我在哪里认识他。我曾见过一段文字：如果说过去的你，能够远望一个大国的背影，那么现在，你就能够说得出这个大国是如此的强盛，因为你来到这个大国的心脏……那是他写的。我是带着对考古的好奇而来的，我来寻找，寻找消失了的时间，寻找他说的那个存在于我年轻时候记忆里的大国。当然，我们会心一笑时，是因为文字，他曾见过我横冲直撞的文思。

如此，那便同行吧。

他当然认识古城墙，那是他的成果，时间久了，城墙也成为他的江湖兄弟。他走得慢，这个节奏正适合我东张西望和思考。他的面孔黢黑黢黑的，我觉得那是历史的颜色。

“古曲沃的城墙已被我们勘探出来，你路过的那段城墙是古城的西北角，北墙南墙东墙已明确，西墙或已被涑水河冲毁。这个古城面积在40万平方米以上，是春秋时晋国的宗庙所在地。这里埋着国君和公卿……”他的语速也慢，一句话有时候会在唇齿间兜转一个来回，这也是历史的步履吧，像狼撵似的快节奏，是工业社会带来的副产品。

站在一个工地前，他停下了脚步，象孩童一样地笑。

这是他的工地，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工地，不是朝向那些现代的明亮又冰冷的废墟，而是逆向而行，去往两千多年前，去寻找历史的痕迹，去寻找先人的证物，去为史话作证或纠偏，或者说，这个考古工地的最终结果将验证他的猜想。

这就是城墙围起来的古曲沃啊，工地上的人一把小铲子、一个小锄头，悄没声息地伸向我们古老的过去。铲子在阳光下泛出冷光，这冷光和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冷光可以剖开黑暗，挖开混沌，解救被时光捆绑的“人质”。

陶片、蚌壳、陶范……一件件物事被挖出来，先人的生活场景一点点揭开，古老的人物不肯轻易就范，先抛出一些简单的物事来迷惑世人。他就站在工地的背阴处，用手托起这些带有土腥味的物事，又一一指证它们的身份和来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躲避他的眼睛，那一眼可证千年。每见到一个新的物事，他都会非常惜言地吐出一个“好”字，一字千钧。阳光在他身后形成一层层光晕，就象佛的背光。

那光线是可以穿越时光和地层的。

可以关闭你迷茫的神情，我会讲述到过去的。

两千七百多年前，准确地说，是公元前745年，姬成师被晋昭侯分封到曲沃，世称曲沃桓叔。桓叔是个能干的人，但又奈何生在周朝，王朝的礼仪束缚了一个人的雄心。不能说周王朝的礼仪制度就是错的，太阳要在太阳的轨道上奔跑，月亮要在自己的领地里制造潮汐，星星要在星空里拱卫银河，周人貌似窥得天机，便制定出一套礼仪来，希望可以长久地照此运行，以便各自安好。只要互不侵犯，各自安好，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桓叔的悲剧在于是庶出，在周朝，庶出的身份注定了只能是天子的扈从，不能为君，尽管桓叔与自己的哥哥仇，同是晋穆侯和齐姜的儿子。

一个能干的人，总是不甘于屈居人下的，这是人性，也是历史规律。

要变天了。

在陈旧的历史长廊里，我忽然发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中国审美的一个元素，千百年来的一切，包括古建，包括思维定势，都受它影响，那就是对称。这是物理定义，也是哲学范畴，可不妨碍我把它当作我的股掌之鸣。对称生成于近代，却早已在古代到处游荡。

若在晋国画一条轴线，桓叔封于曲沃便是这条线，以此线作分界，晋国分成截然不同但容量对称的两部分。

在此之前，晋国只是周王朝的藩屏之地，唐国作乱，周公派兵灭了唐国，周成王把唐国之地封给自己的弟弟叔虞。我不想重复史书上的话，“桐叶封弟”从来就不是真的，尽管创造了“君无戏言”的成语。叔虞带着周成王的信任，带着叔叔周公的厚望，也许还带着大臣和工匠，车马劳顿，从镐京来到了“河（黄河）汾（汾河）之东，方百里”的唐地。

叔虞知肩上重任，对百姓施于仁，又常亲驾战车驰骋于唐地周围，手握着周王书写好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绢帛，收服一些小国家和人心，也给王朝献嘉禾。天下承平。

叔虞之后，燮父继任，迁都于晋，从此这个国家弃唐就晋，改朝换代，开辟了一个大诸侯国的六百年辉煌，也成就了大山西波澜壮阔的过去。

燮父去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晋侯鸟尊”，这鸟尊成就了山西博物院的尊崇地位。也许还留了很多东西的，可惜被那些不争气的后人们偷了盗了卖了，以至于缺失了不可追溯的历史细节。

在晋地，晋国自燮父后，传武侯、成侯、厉侯、靖侯、僖侯、献侯到穆侯。

作为穆侯与条戎作战兵败后生的儿子，穆侯命之为仇，即晋文侯，作为穆侯与北戎作战大胜后生的儿子，穆侯取名成师，就是桓叔。也许穆侯未能得到天意，也许就是天意，谁知道呢。这一胜一败两场战争，又用战争结果为儿子取名，竟然暗含着之后的王国命运。尽管文侯也是一位杰出的君主，曾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邑，对周王朝有定鼎作用，也挡不住身后事。

在这条轴线之后，桓叔这一支夺得晋国政权，历经晋献公南征北战和晋文公春秋争霸，到最后三家分晋，光耀东周政权几百年。

而这条轴线之上，附着67年的战争。

桓叔的封邑比晋国国都翼城还要大，历史上称作“曲沃大于翼”，也许桓叔的侄子昭侯当时也忌惮于桓叔的能干和威望，才把桓叔打发到刚打下的很远的曲沃去，性质相当于后来的流放。本来曲沃就不小，又经过桓叔的经营，曲沃越来越大，一只长大的老虎咋会怕一只兔子？野心在每一个暗夜里如吸饱水的地皮菜一样膨胀，于是挥戈东去，剑指翼城，可惜用了十几年，桓叔都未能把翼城攻克。桓叔死后，曲沃庄伯继续攻打，杀五君逐一君，翼城国君丢盔弃甲，政权衰落。一直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终于消灭了晋国公室，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67年，半个多世纪，曲沃桓叔三代人，子继父命，实现了小宗代大宗的梦想，尽管是以青铜戈矛与亲人相向。67年，桓叔他们夜以继日，把周朝礼仪之制踏如尘土，成为“礼崩乐坏”的历史之靶。

曲沃，自此以武公立祀，成为后来晋国的宗庙之地，晋文公来过，晋平公来过，国君和公卿都来过。站在东周的史册中，曲沃，凛凛生风。

引领我到此地的那个考古学家，名叫田建文，他是村人的厚望，冀望他成为一个新的“孟尝君”。他也不孚众望。他一手握考古铲，一手擎史书，精心钻研文献，小心地求证，与曲沃做着精神上的交流，他与晋国的气息融为一体，彼此达到了精神上的沟通。

若人生也有对称，1997年是他的人生轴线。

在那之前，他是15岁考入北大的才子，身受苏秉琦和张忠培两代考古人的器重，意气风发徜徉在故土。他发现了枣园文化，写出山西新石器时代的传奇。他提出了“新田模式”，实现学术上的深耕。站在晋国后期都城新田（即今侯马）的宫城上，他以寂寞之身心仰望苍穹。

在那之后，他做金墓研究，跟进霸国发掘，心念着田野考古，直到站在古曲沃的蓝图上，挥斥方遒。

一样是不同但对称的两种人生。

可在那条轴线之上，一次车祸带走了他的书生意气，带走了他利索的手脚，但为他留下了敏捷的思维、不绝的才情和强大的脑容量，这对于他，就够了呀，他以惊人的意志继续在晋国行走。

“走吧，带你去看九原”他轻描淡写地说。

春雨，以无声润物的姿态降临。他戴蓑苙，着蓑衣，在雨中前行。面对他农人似的装束，我心头的不解很快散去，也对啊，他最亲近的一直就是土地。我还是打了伞，跟上他的脚步。

站在九原上，苍茫的烟雨笼罩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他指着青青的麦苗，对我说：看这新绿，好吧？

九原。

原，这个始自于西周铭文的字，本就有高地和河流起始处之意。这里有九个原，也许更多。九，在我们的传统语系里就是大的意思。原上不仅山河锦绣，更有青铜器不断流出。他曾给我讲过一段“九原对话”：大夫叔向和赵武同游九原，他们对谈，这里是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咱们死了和谁在一起呢？他们就说到了三个人，阳处父、子犯和随会。阳处父是晋襄公的大臣，以身殉难，没有智慧；子犯是晋文公的舅舅，有勇有谋，可惜唯利是图不仁慈；随会是多朝老臣有才能，又能进退自如。他们决定追随随会。之后，晋平公过九原，问叔向，地下埋有众多公卿，若要一人复活，该是谁呀，叔向回说赵武，赵武才是贤臣。

就在这九原之上，听着九原的故事，心底波澜超过了春雨的浇注。我追踪了赵武很久，踏着《赵氏孤儿》的足迹，迈过了千年的时光，就在这九原之上，我可以为之做一个脚注了吗？

又恍然大悟，在这新绿之下，埋藏着一个盛大的世界，有国君，有公卿，有大臣，有百姓，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时代。考古学家那一句“好吧”，他心头的好在地下，在他们眼里，这晋地深处的斑斓，远胜于地上的生机盎然，那里沉重，那里宏阔，那里厚实，那里有谜团，那里有远古的微笑和灵魂交流。世界在地下繁荣和凋零。

那点春雨算什么呢？小铲手中握，从此寄余生，哪怕野渡无人，原可舟自横。

田建文指着远处的青山，在四周划出一个大圈，豪情飞上眉头：我就在这里，再干他五年，直到退休。

我也瞬间新绿满眼，这古曲沃就是他的无字地书，也是他的青绿山水，是考古人的繁华旧梦，是考古人写给世界的判词。

大晋国六百年风雨沧桑，是西周东周两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履行了最初拱卫王都的使命，延长了周王朝的国祚，同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青铜时代。它是华夏文明的一段路标，在这喜悦又痛苦的大地上，它是古老而簇新的曙光。黄河与汾河之水生生不息呼唤的波涛，是我们最初的麦粟之思和永不枯竭的文化之源，不论是历史、文化、艺术，还是考古，都是绕不过去的都与国，是一场言不尽的宏大叙事。

藉此，我们后世可以用文化美容。

今天的我，做足了精神和文化储备，半城车马为君来，我想做一个大晋国的解说员，说说晋国的蹒跚背影，也说说田建文那沧桑、温和又坚定的从容。

我看到的那段古城墙，是浮世的时光倒影，凝聚了跟我们流着共同血脉的人的历史，收藏了古往今来的斑驳故事，落满了岁月飞扬的尘埃。尽管某一天会西风吹尽，了无尘迹，但我们记录过，那黄土就是华夏文明的底色。

王芳，作家，评论家，《黄河》杂志编辑，《映像》杂志副主编。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人物传记《听一出戏》、长篇纪实《天地间一场大戏》以及散文集《沉吟》《关城怀古》《拈花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