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诗刊》主编等职。代表作有散文集《悄悄话》、诗歌《我想》、《高洪波文集》（八卷本）及《高洪波文存》（九卷本）等，作品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等，图画书“快乐小猪波波飞系列”累计销量超百万册，版权输出到法国、韩国、越南等国家。

电影往事

高洪波

我的老东家《中国作家》开辟了一个栏目，让作家们侃电影，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说到电影，话题多多。因为我从小最爱看的就是电影，草原故乡小城的电影院，几乎是我童年的快乐天堂。还有母亲唯一订阅的杂志是《大众电影》，由于这本刊物丰富了我们家庭业余生活，被翻得起了毛边，所以我对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了如指掌。尤其是二十二个明星，当年他们的大照片贴在每个城市的电影院里，那远比现在的明星派头大、风头足，形象也更令人羡艳不已。

除去《大众电影》，我和电影另一个渊源是曾经当过五年的电影放映员。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位作家是我的同行，一个是白桦，一个是李钧龙，他们两位既是我军营的前辈，又是我视为写作上的老师，另一位是军艺的副院长朱向前，一个军旅重要的批评家。当年在云南军营一个炮团的俱乐部里，我以放映员的身份兼着播音员、图书管理员、美术字宣传员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角色是电影放映员。由于我这个身份，当年军营中，从团长到下面的新兵一律称呼不到二十岁的我两个字：老高。这个“老高”一方面是因为我姓高，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最走俏的电影《南征北战》里，主要人物高营长和乡亲们一见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老高，又进步了！”《南征北战》是一部好影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刚刚一周岁，最近看到有关资料说，1952年拍摄的《南征北战》里，兵是真兵，火器是真火器，群众演员是真正有过支前经验的群众演员，所以它的真实感和生活化至今未能被超越。就是这部电影我放了无数遍，给我的战友们看，给军营周围的乡亲们看，于是我赢得了一个军旅十年得意的名字——老高。离开军营转业回到《文艺报》，我由“老高”变成“小高”，这个“小高”一叫又是几十年，这是电影赠给我的一个名号。

当放映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放映技术。师里的电影队长是个纳西族的老兵，他的讲话口音很重，但是我们勉强都能听懂，他教我们倒片、接片，教我们修发电机，因为发电机是每一个放映队最重要的财产，200瓦的单缸发电机，你要和它不断地亲密接触，发电机听话才能确保电源，同时能让电影正常放映。

学到这些技巧之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半职业生涯。记得我不止一次在遥远的边疆，用一部陈旧的放映机向荒野、向山村、向好奇而又热情的观众们展现过电影的魅力。我会偶尔回想起夜间放映时的种种情景，想起不请自来的暴风雨是怎样刮起我张在树间的银幕；想起热情的观众是怎样万头攒动地注目于我的幻灯片，想起放映前乡村父老的款待，放映后驱车自山路返回军营时那轮高大明亮的月亮。其实生活正像一部影片，脑海恰像一块银幕，由岁月这位放映员操作着，一幕幕在眼前展现不止，起初是片段，接着是连续的场景，其清晰和鲜明的程度，一如坐在电影院最佳的座位上所感受的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撒尼山寨放电影，片名是一部朝鲜故事片《战友》。我们走的路因为过于崎岖，汽车无法通行，这样自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放映机和发电机都需要牛车来运输，而最娇贵的扩音机又不耐颠簸，于是乡亲们索性派来四条壮汉，用肩膀挑着这宝贝走。事后我才知道，放电影的撒尼山寨是头一次接待解放军放映队，而许多老人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电影。这情景实在使我感动，把一天艰苦的山路跋涉全部抛诸脑后。因为我隐约感到一种运送现代文明的职责在催促自己。

那次放映还有一件趣闻，银幕上枪声大作，弹雨横飞时，竟有几个哈尼族的小朋友跑到银幕下摸索什么。一问，才知道他们的秘密是想捡子弹壳！原来小娃娃们天真地以为银幕上的战斗是真的，既然如此，必然能捡到一粒一粒黄黄的金灿灿的子弹壳！看到他们快乐而又失望的神态，我心中那种隐约的责任感竟更加明晰起来。

云南边疆地区的气候很反常，有时开映时天气晴朗，过一会儿也许就浓云密布，甚至飞沙走石，狂风大作。我在另一个村庄放映时，就碰到了一场扫兴的大雨，记得是在放映《地道战》，战斗酣畅之际，天公也来助威。支挂在树间的银幕一角被风扯掉了，飞舞不止。这时一位小伙子冲上前扯住拴牢，才没把《地道战》的战场摆到云端里。接着下起雨来，急切里我想结束这场放映，可是放映机旁坐着的老支书却一把抓住话筒，用我所不懂的哈尼语言劝慰观众，于是我看到骚动的人群安静了，在风雨中静静地坐着，他们把衣服脱下来遮住头顶，用无声的行动支持着我把电影放下去。而老支书为我撑住放映伞，像一株老树般坚定。《地道战》放完了，风停雨住，可是我胸中的风雨却喧嚣了许久，没有在山野放过电影的人，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的感受的。

有一次放一部不是很精彩的影片，好像是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作为政治任务，我们到村庄里放映。乡亲们看到最后，时值严寒腊月，冷气侵骨。我们又要执行规定，连映两场。头一场时间早，看的人还多一些，能看个热闹。第二场开始的时候10点已过，周围的观众纷纷散去，只剩下七八个小伙子和几个小孩子。哪怕是一个观众也要放映！我们忍住严寒的捉弄和瞌睡虫的撩拨，硬着头皮放下去。放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名观众，这次大概是我的放映史上最为沮丧的一幕。

一个电影组两部电影机，所以放电影时有一个特殊的技术要求，就是两个放映员之间衔接一定要精准，不要让观众感觉到你在换片子。所以现在每逢看电影时，我的眼睛总会下意识地盯住银幕的右上角，七八分钟过后，那里总会出现一个白白的圆点，这圆点就是换机的信号。我会挑剔着放映员们两机之间衔接的默契程度，以此为自己当年的放映技术感到自豪。然而更多的是对淳朴乡亲们的回忆吧，那当年响过马达的山乡，现在肯定已经电气化了。

记得我离开了放映组，到一个炮兵连队里当排长。我最后一次和电影打交道非常让人难忘，是我以解放军排长的身份到贵州接1978年的新兵。接兵任务完成得极为顺利，两个月的漫长出差，正值年关，偷闲到连部所在的小镇与战友们相聚，没想到吃顿晚饭才知道，附近马上放映《刘三姐》，这可是个特大的喜讯！

《刘三姐》放映点是在地质队，离小镇还有十多里路。我们干掉最后一杯浊酒，刚要出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便把雨夹雪的馈赠扔了出来，于是我们找雨具、找雨衣，几个人脚步踉跄地步入茫茫夜色中。

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先是远远听到刘三姐的歌声，大家加快了脚步，继而看到银幕上刘三姐模糊而苗条的身影，在雨中晃动着，诗意盎然。我们焦急地往前走，想尽快看到影片，可惜越走近放映场地，失望便越大。因为那小小的广场早已被山民们四下里围住。里面的人坦然地坐在自己携带的小凳子上，旁边大多数还伴卧着同样兴致勃勃的狗；外圈的人一层层围定，有序无序地站成各自恰到好处的角度。雨伞互相穿插交织，斗笠以湿漉漉的嘴唇彼此亲吻，这一切构成了艺术的屏障，遮住了我们对刘三姐仰慕的目光。

无可奈何，只有把自己裹在雨衣里，听歌。

听歌，任雨雪的颗粒扑落在眉睫上，任寒气从脚心一丝丝升起。高原的风偶尔掠过，广场上便响起阵阵骚动。为银幕倚身的老树的动摇，也为了刘三姐姣好形象的短暂迷离。风定，歌起，田野里一片寂然，好一种难觅的境界！

我们听刘三姐嘲弄酸秀才，为这壮族姑娘的机智风趣感叹不已；我们听刘三姐为心上人绣荷包，心里美滋滋的，仿佛那荷包能从银幕上扔下，扔到不知哪一个幸运儿的头上；我们听刘三姐在财主家的幽怨悲愤，感受到灵魂的愤怒与激荡；我们听刘三姐漓江唱晚，摇橹远游，为她那藤缠树与树缠藤的绝妙比喻心驰神往，又为她与阿牛哥终成眷属的结局欣慰不已。总之，刘三姐在那一夜达到了她歌仙生涯的巅峰状态，也使我们几位年轻的军人隐约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春的呼唤。

刘三姐能面对山野引吭高歌这件事本身，不就昭示着某种禁锢的消失、寒潮的解冻吗？她还带给我们艺术的启迪，歌者与听众那密不可分的共存关系，广而言之，也就是文学与人民、与时代患难与共的感应。

这一切，也许远不是一个神话中的小歌仙所能料及的。她所能做的只是纵声高唱，为悲欢离合，为生息劳作，也为着自己爱的追求、美的欢乐，以及一切人类所关注的感情与体验。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对于我来说，贵州那次突如其来、无可奈何的山野听歌，像天籁一样无法复制，储存在记忆的磁带上，成为“孤本”与“绝唱”，也是一次特殊的看电影。

说到看电影，我记得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北京的周末生活已经不仅仅是下象棋侃大山逛公园了，还有卡拉OK歌厅和夜市小吃，更重要的是众多的电影院开始了一项业务——通宵电影晚会。

我曾经看过一次北京大华电影院的四场很新鲜的电影，从夜里22点50分开场，片名是《鬼楼》《江湖八面风》《雇佣警察》《电视杀手》，这四部电影现在人们已经很陌生了，但当时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票价不贵，但就当时的物价来说也不便宜，每张6元。我和妻子买到的是楼上五排的座位，说明购者踊跃。及至进场，左右一看，不禁道一声惭愧！周围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轻人，二十来岁光景，手擎各色吃物，以情侣居多，头倚头形成上海外滩才能见到的一种特殊的境界。

再细打量，有几名中年汉子，从衣饰上看，像是赶火车的外地人。我揣想他们的周末必定与时间过度富裕有关。而年轻人度周末的意图，除了一夜聚首之外，内容必定大于形式：能连看四场电影而又津津有味，势必能证明彼此情感的升华和升温。

何况电影院里有冷气。

四场电影，中间休息两次，每次约十分钟，这种安排很科学。第一次时间刚过子夜，人们的兴奋点初初燃起，吃东西似乎成为十分钟休息的主要内容。第二次已临近凌晨4时，正是人们最倦怠的时刻。休息时我打起精神观察年轻的同伴们，发现后排走掉了一半，剩下的空位正听凭勉力支撑的几个年轻人伸展身躯小憩，这十分钟过后，他们能否醒来再看电影都很难说。

清晨五点半钟结束了冗长的电影晚会。出得门来头昏昏的，四部影片的情节搅成一团，被黎明的清风一吹，略感几分清醒。回到家里，妻子调侃问：“感觉如何？”我答：“活到四十岁才看了这么一场周末电影，值得。”

这是真话，不是气话。因为在这一夜观摩中我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内蒙古草原上看电影的情景，在军营里冒雨观看样板戏的情景，甚至在露天里连看三遍《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情景。这种回忆自然引发感慨，而当时我人到中年，不由得不羡慕起周末影院里那些年轻的常客，羡慕他们的快活和青春，以及他们的随便和旁若无人，甚至倒头便睡的洒脱……

记得第二天我一整日补觉，直睡到下午吃晚饭。仔细琢磨通宵电影的滋味，竟像偶然奢侈一次的穷汉，回味无穷起来。

时间飞速地流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一度它被电视冲击得落花流水，一度由于大片和优雅舒适的电影院的产生，它又变得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北京现在有了环球影视城，集购物、住宿、游览、观赏于一体。当然了，现在能替代电影的可视物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一部好的影片，如果能让你坐在电影院里舒适地、静静地欣赏，它给予你的声光电色的灵魂冲击还是其他阅读物无可替代的，所以我依然喜欢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