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正：生于广东潮州，现供职于广州市文艺报刊社。著有长篇小说《美人城》《悬浮术》，小说集《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等。曾获梁斌小说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银奖等。

白云笔记

文/陈崇正

一

二〇二一年六月，在简单培训之后，我终于成为广州白云机场一名抗疫的战士。是的，战士，因为这个群体中的人互相成为战友，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看不见的病毒。也因为病毒看不见，想象中的战斗被十分日常的场景代替，所以我更愿意称呼这些来自各个单位的志愿者团队成员为队友。更具体地说，这项工作叫作“广州入境旅客接转专项服务工作”，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在旅客入境之后安排他们分批到酒店进行为期十四天的健康监测，属于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必须进行集中居住管理。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每年从广州入境的旅客流量巨大，疫情发生之后，如何形成有效的管控屏障以保证病毒传播能被有效阻断，这成为一个难题。我们的工作场所在入境旅客到达大厅外面，从现场几番修改挪动的防护挡板也可以看出旅客接转工作也在不断调整，以产生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面临的困难。

我作为刚入岗的新人，带着懵懂和新奇，被组长带着去正式认识“现场D组”的队友们。所谓“现场D组”，“D”是我们的编号，在现场组有从A到I一共九支队伍在并肩作战；而“现场”意味着我们需要现场对接入境的旅客，属于高风险人员。“现场组”大概两百人左右，他们大多数是从各个单位抽调到这里支援抗疫工作的人员。在这个团队中时间最长的人，并不是三个月，而是从二〇二〇年三月一直坚持到现在，一直在抗疫一线。他们表面欢声笑语，从不诉苦，实际上每个人都为阻断病毒从中国的南大门传入付出了很多。

加入轮值工作以后，我的时间被重新切分，再不是工作日与休息日，而是按照四五个小时一个班次，每周大约需要四个班次。其中有两个夜班是最为难受的，是午夜二十三点至凌晨四点，以及凌晨四点到早上九点。因为在上班前后要加上坐车和穿脱防护服的时间，大概各预留一个小时，那么真正的出发和归来时间是晚上二十二点至凌晨五点，凌晨三点至早上十点。特别是后面这个班次，对我这种无法在晚上七八点睡觉的人来说基本意味着熬通宵。每周这样的夜班都会来一两次，一上夜班我的生物钟就全乱套了，作息习惯被打乱，白天昏睡，夜里失眠，非常难受。

我第一次轮班就恰巧赶上夜班。凌晨四点，机场路上空旷无人，刚好有一架起飞的飞机近距离掠过这个夏天的夜空。我们一行十五人从机场一侧的小门进入。以前来白云机场都匆匆而过，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认识这个去年全球旅客吞吐量第一的机场，深夜的机场如此静默，我如同看到没有任何装饰的剧场后台，有一种奇怪的陌生感。七弯八拐，很快我们进入了一道有密码锁的铁门，来到转运工作指挥部，这里是交接点，也是防疫物品仓库。我第一次穿防护服，显得十分笨拙，幸好队友帮忙，按步骤穿戴整齐：帽子、口罩、防护服、靴套、两层手套、面屏……一件件小心穿上，用透明胶封住缝隙；穿戴完毕，站在镜子前一看，像一只大白熊，大概亲妈来了也认不出我了。穿上防护服，人就变得稳重；走动时，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走路时摩擦地面的簌簌声。

远处终于有行李车拖动的声音，逐渐传来说话的声音，旅客们陆续出来，用不了多久，游客的队伍就看不到头了。队伍里头有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抱着小孩的，有牵着情侣的手的，有一脸风霜的，有西装笔挺的，有夫妻吵架的，有大声打着电话的，有嗲声嗲气的，有推着轮椅或婴儿车的，有背着运动器械或乐器的……从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可以看到不同的故事。我们走近队伍，按车座数分配登记上车，旅客们都很配合。这一趟飞机基本都是中国人，听得最多的两句话是“你们辛苦了”“总算回来了”。如果有外国旅客，则有专门的翻译人员进行对接。早上太阳升起以后，这批旅客总算全都上车，清点了人数陆续开出机场，排队区终于空了。

在艳阳高照的夏天，整个人裹在防护服里，确实苦不堪言。收拾行李出发去机场之前，我在电话里问刚从机场轮班回来的同事，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我的吗？回答是：别的没有，就是穿防护服之前一个小时开始，别喝水。事实证明，“别喝水”这个提醒非常必要，而且也已经是队友们的普遍共识。因为穿上了防护服，也就意味着在长达五六个小时里不能脱下来，其间不能喝水，更无法上厕所。如果特殊情况需要上厕所，那么就需要提前离岗，经过层层严密的消杀程序，脱掉防护服之后，可以到加装了密码锁的厕所（为防止旅客误入）解决问题。所以为了不给队友们添乱，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控制饮水量，让身体的水循环降到最低。开始我也以为我可能做不到几个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几天之后，我便明白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很多时候，你倍感压力的困难，对另一些人来说，仅仅是他们的日常。

二

病毒不可见，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入境的队伍中大多数还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所以如果不是隔着透明面罩，如果不是穿着防护服，如果不是空气中弥漫着医用酒精的味道，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自己有可能置身于危险之中。在私下的交流中，我问过那些在抗疫前线坚守超过一年的队友关于死亡的问题。当然，关于死亡的问题，需要问得十分委婉，我一般会从新闻报道中入境的感染人数说起。

“这些核酸阳性的入境人员，当时很可能就从我们身边经过，看到新闻你会觉得害怕吗？”

“会的，说不担心都是假的。”

很多时候，是因为病毒看不见，所以在小心翼翼的背后，我们人类的勇敢也显得盲目。在值班期间，我有过一种奇怪的想象。假如病毒被放大上万倍，比如放大到蟑螂大小，或者放大到一只小猪大小，那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就会见到一群小猪在向我们冲来，这些可见的敌人，一边奔跑一边繁殖，楼道里一片猪叫之声，不时还有小猪冲撞护栏和玻璃……这时候我们大概可以使用武器，慌乱射击……那就是一部科幻大片的情景了。或者干脆就是碗口粗细的蠕虫，沿着地面爬行，那样景象也非常可怕。总之，假如病毒变成看得见的敌人，那么恐惧也就会变得具体，我们就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危险近在咫尺。如果敌人可见，我们还可以主动防御，勇敢出击；但如今，敌人不可见，人类的种种举措才显得笨手笨脚。所以也很难评判，究竟是面对可见的危险还是未知的威胁更让人恐惧，这大概就如恐怖片，有时候不可见的恐怖往往比可见的暴力更为寒气逼人。

随着疫情的变化，管控升级要求变得更为严格，现场组作为高风险人员必须集中隔离居住，我成为第一批集中隔离居住的人员。所谓集中隔离居住，就是除了到机场轮班之外，便回到集中居住的宿舍，不得外出和接访，不能互相串门。二〇二一年六月中旬，我跟随大巴，与我的队友一起入住位于机场北边的南航宿舍，这是一栋全新的宿舍楼，我们入住的当天刚刚启用，我还能闻到墙上石灰的味道。整个工作团队第一次集体隔离居住，开始一段时间难免各种忙乱，生活必需品时有短缺，但很快也就调整过来。因为不能有快递和外卖，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由物业公司统一配送，每天会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推着手推车，将食物和物品放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工作人员离开之后我们再开门收取物品以避免直接接触。

在隔离宿舍，微信群成为团队交流的唯一窗口。我们在工作群里讨论如何在房间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有人举着水桶锻炼，有人波比跳，有人练瑜伽。队友多数是年轻人，活力四射，会组团打王者荣耀，分享音乐，说笑逗乐，都挺好玩。

一人独居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非常习惯。我深知人生而孤独，我喜欢热闹，也喜欢独处。“宅”这个词已经从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形容词，我常跟别人介绍自己：我其实很宅。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工作日我在广州一个人居住，除了偶尔的朋友聚会，平时上下班规律，回家之后就是我和房间安静相处；一个人喝茶，一个人看书和发呆；周末我和家人在一起，也常常两天都不下楼，宅着不动。可以说，在宅的修炼上，我功力深厚。我对那些无效的社交感到厌倦，最厌倦的是在饭桌上看到那些人，他们一边声称自己有抑郁症，一边以退为进各种利用的情景。好累，不如独处。

但在这斗室之内，运动确实是一种奢求。如果长期不出汗，身体机能应该多少还是会受到影响的。我尝试过各种办法，比如在房门与阳台之间来回奔跑，但这中间的距离确实太短了，我怕自己要是刹不住脚步一头撞在玻璃门上，那会是这栋楼里一个不小的笑话。通过反复比对，后来我选择了一种叫“波比跳”的运动，招式简单，但蹦跶几下竟然就汗流浃背，简直是居家隔离必备之运动品种。

三

独处，意味着一个人不但要跟自己的灵魂相处，还必须更为真实地直面自己的身体。身处斗室之内，一个人也必然会更多地看到自己的身体，会思考自己的肉身在疫情背景下是怎么样一个存在，会梦见死亡。

我从小好动，喜欢在田野间奔跑，也喜欢在小巷子里游荡穿梭。少年时代，有一阵子还痴迷于武术，在那武侠小说盛行的年代，我无数次想象自己的身体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某种能量，从而创造一个传奇的人生故事。但这一切终究没有来，体育操场也不是田野，每次面对跑道我总是感到胆怯，南方阳光猛烈，体育课很容易就变成人体和太阳的无谓对抗。而需要用时间作为度量单位的体能测试简直太可怕了，一个农村孩子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快乐。所以体育课长期让少年的我感到害怕，那代表着烈日下的一身汗臭，代表着体操运动和尖锐的哨子声，还有一个濒临不及格的体育分数。这一切让我在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体重超标，每年的体检报告也令人感到焦虑。然而这样的焦虑大概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会被接踵而来的工作焦虑取而代之。

这样一来，“胖子”自然而然成了我的重要人设。我还是非常乐观豁达地接受我的身体形态，乐意做一枚快乐的胖子，谁让我这么喜欢吃肉呢？我生在潮州这样一个美食之乡，很难不成为一个吃货。但是，在这样五彩斑斓的时代，胖往往会不知不觉成为原罪。有一句流行语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体重，就不要妄想还能把握世界。”这句话乍一听很有道理，鸡汤能量满满。但细细一想，这种罔顾先天条件和生存环境的捆绑逻辑无疑会把人逼疯。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胖子一无是处。这我当然不能同意。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智慧的胖子，但至少还是一枚灵活且勤于思考的胖子，将我划入废物之列，我便必须举手以示抗议。

但这个世界并没有理会我的抗议。一次我无意翻到一个网友写的网络日志，里面记录了她去参加一个著名作家讲座的经历，中间她漫不经心地写了一句“主持人陈崇正原来是个胖子”，后面还有一串感叹号。这个评价“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每个感叹号都仿佛敲在我心上，让我第一次明白我的体型竟然会给人带来期待和失望。原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必须互为屏幕，总希望看到最美好的，而不是最真实的。故此美颜成为拍照的必修课，滤镜之后的世界总是会比现实生活更为完美无缺。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长相平庸而深感抱歉。

我生活在俗世，我也不能免俗，我对自己说，胖确实是不好的。至少，脂肪肝是不好的。脂肪肝已经跟随我超过了十年，我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深夜里肝区突然疼痛，把我痛醒。黑夜里我冒出冷汗，开始想到了死亡。据说人类身体的使用年限大概就是四十年。我想起小时候常常看到五十多岁的老人蹲在墙脚晒太阳，他们仿佛已经老得不行。那时候“人生七十古来稀”，而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活力四射，这大概得益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但医疗技术怎么说也只是辅助手段，它并不能改变四十年的生命设计。而眼下我已经无限逼近这个期限，很容易就过了保修期，随时会被报废。这个情况不得不重视。我想起电脑里那些还没完成的写作计划，此刻如果死掉，那我将什么也不是。包括作家在内的艺术家，最重要的事依然是自我完成，要将创作的全景完美呈现，至于是否能够获得认可，那已经不是作者自己的事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前额有几缕头发变成白发，突兀而显眼，在向镜子里的我自己昭示青春已逝。青春永远是用来怀念的，那些滚烫的生命力，充满胶原蛋白的脸庞，还有没有被生活按在地面摩擦的狂妄劲儿，还有疯狂吃肉也不用担心长胖问题的岁月，这些都让人深深怀念。奥古斯丁说，时间不是一种外在的实体，而是我们心灵自身的延伸，是度量物质变化的一种标准。所以额头前面的白发是时间的凝聚和证据，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在向我证明生命的有限性。

而我真正走进健身房是在二〇一七年，我离开广东到北京读书，工作暂时被放到了一边，留给我的时间是用来学习和写作。于是我给自己加了一项：运动减肥。我每周到对面的健身房去三次，每次去了就爬上跑步机，慢跑四十分钟，每次都满头大汗。如此坚持了几个月，体重竟然下降了十几斤。运动也让我保持了对食物的克制，努力抵制基因里设定好的美食诱惑，因为想到跑步那么辛苦，不管住嘴就会更辛苦，筷子就会不自觉放了下来，这种时刻我就特别羡慕饭桌上那些怎么吃都不胖的家伙，他们真的太浪费粮食了。

运动还是给我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感觉，至少流汗之后，我心情愉悦，很容易就想起没有白发的少年时光，那些在田垄上奔跑的青葱岁月。我当然无法像那些运动狂人一样让自己的身体发出一声声轰鸣，我只是告诉自己：出出汗，尽量延长自己身体的保质期。人世艰辛，但能够活着依然是非常美妙的事。以宇宙的浩瀚，要那么多的偶然才能形成人类，形成这样一个可以拥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体，能够感受时间，以及时间中的尊严与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安静的白云机场宿舍，此刻头顶响起飞机降落的轰鸣。

四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生活两三个月，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慎独功夫，不然会容易懈怠和空虚。可能担心对飞机起落的通信造成影响，机场周围手机网络和电脑网络都不是太好，对我来说，这相当于是一个完美的闭关环境，我在来之前其实对这样的封闭生活，便有一种规划，希望在这三个月中完成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完成的计划。首先我做了一个小说创作的计划；其次，我带了字帖、宣纸和毛笔，开启了练习书法和画画学习计划。

写小说算是我的本职工作，而对于书画的兴趣来自更为复杂的成长经历。八〇后可能是最后使用过信纸和邮票的一代人。我们的成长刚好伴随着电脑和手机的普及，而后大部分沟通的形式都数字化了，那些属于用笔书写的记忆估计很难在更年轻一代中得到共鸣。曾经为了让笔友对我有个好印象，练习书法几乎成为基本修养。而今年轻人大概不知道“笔友”为何物了。无论如何，见证过数字化过渡期的这一代，身上多多少少对印刷品，对纸和笔的触感会有更多的感情，就如年轻一代对于屏幕的好感一样，我对纸笔所创造的美有期待，甚至认为“手书”大概是对信息时代最后的反抗。正如诺斯洛普·弗莱所说：“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我理解这里所说的书面文字，它既包括文字的信息，更包括书写这个动作本身。

在魏晋碑刻中，我复习了古人书写的肌肉记忆，复习了这种书写的力道背后的孤独。我想，那一刻的文人，会不会正如此刻被隔离居住的我，他们也被封锁在一个没有任何电力设施的时空中度过了无数漫漫长夜。我常常想，在古代，在时空的那一头，一个在暗夜里用毛笔写字的人，他对时间的感受应该与现代人不同。他的时间流逝那么慢，身体四十年的使用期都显得如此从容。而如今信息太多，生命太短，百年光阴在宇宙中不值一提，面对这样的“荒诞”，也许改变对时间的体察方式，才是生活的正解。

除了书法练习，我还开始学习国画。我画猫，并将之称为“纸上养猫”。我喜欢猫，年少时也养猫，猫丢了，猫死了，会让我痛苦不已；但我现在不养猫，不单单因为猫带来的生死别离会让我难过，也因为我的生活节奏不太允许，担心自己照料不好。现实中没有猫，那就养在纸上。

画猫让我自己在孤独的隔离生活中安静下来。在我看来，猫比狗要高贵，猫与人亲近却不讨好，它骄傲，时而冷漠，对身边的一切爱理不睬；小猫可爱，老猫却懂得示弱，会隐藏内心的傲慢，会避让，会很好地保持距离感。我曾经以“傻正”作为自己的网名和笔名，“傻”是一种奇怪的状态，而我觉得傻猫身上有一种与我相契合的东西，这是精神上的互通。中华文化中其实是有猫性的，而猫却是有神性。当然还有——胖猫非常讨人喜欢呀。

画猫开始并不顺利，画出来的猫很丑，不过队友们并不嫌弃，他们鼓励我继续画。所以我在微信群里隔三岔五发一只刚画好的小猫，吆喝谁想领养，常常很快就有人要走了。我承诺队友每个人都送一只小猫，只要他们喜欢。“白云机场抗疫小猫”成为封闭生活中的一点亮色，有的队友还给我发来他们养的猫的照片，要我照着画。

五

在这三个月中，还有一些小动物来到我的宿舍。其中有一只烦人的蛐蛐叫声奇大，最后被我从角落里找到，驱逐到室外。而陪伴我最久的是一只大螳螂，这家伙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宿舍在八楼，料想它也坐不了电梯。它最初出现在我的窗帘上，我也没理它，孤独的时候还会对着它说说话，称呼它为“我的螳螂兄弟”。而后它竟然得寸进尺，跑到我的杯子上，这可要不得，于是我将它感到阳台上。我在阳台上养了一碗绿萝（之所以是一碗，是因为用一只快餐塑料碗装水养着），螳螂有时候会停在绿萝上，一动不动，它应该是不吃绿萝的，不知道它在想什么。

但最后我的螳螂兄弟也终究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可能是饿死的，或者是寿终正寝，不得而知。

机场宿舍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每隔一段时间便有飞机起落，碧蓝的天空上便会传来一阵轰鸣，仿佛天台上有神仙在擂动战鼓。夏天的雨也来得突然，突然便来了，也突然便停了。我对着阳台外的雨幕发呆，想起老家九十六岁的奶奶，她此刻估计也会这样看雨。故乡的雨，童年的雨，突然同时落下，到处都是生命的回音。人生的某种境地，总会突然进入看雨的季节，安静地体察周遭的变化，而体察这个动作本身并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过是茫茫宇宙中飘荡的、一颗蓝色星球上转眼消逝的一个孤独生命。我们能够从内在的镜像中去凝视时间并生成意义，实属意外。而这意外却又带着更为深沉的悲哀。为对抗这样的悲哀，所有人用力地活着，付出，像蚂蚁一样付出，做出很多超越基因编码让我们完成的事情，让我们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形成铿锵的人类精神。

二〇二一年夏天，我在白云机场的宿舍里发呆，睡觉，读书，画画，写作，按点出发去机场穿上防护服值班。我慎思，凝视生活的意义，感受时间的流逝；我做梦，梦回故乡的碧河居，梦见亲人，也想到死亡。“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也正因为人生有时而尽，所以当奋发有为，倒逼生成人生的意义。故此我还在宿舍里录制了公益写作课视频，出乎意料获得了一百多万次的播放量。媒体报道了我抗疫的情况，我因为作家的身份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但我自知自己的付出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在队伍里每个人的风险和责任几乎都是平等的。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经历非常难得，我采访了一些队友，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白云悠悠，我离开时，疫情还在继续，这里的人还在继续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