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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傅 23岁那年，我依依惜别军营，未曾想到，不久便转而换上一身蓝色戎装，步入警营。踌躇满志的我心里没有一丝杂质，放眼望去，面前铺就的已然是幻想中熟悉的景象。然而，分配工作的头一天，内心平静的湖面就被一阵风吹得支离破碎。 那天，新警培训班宣布结束，一群生龙活虎的伙伴都等着师傅们领人。在我之前，陆续有人被师傅们带走，剩下的人彼此小声地指指点点，说某个人真幸运，师傅是警界闻名的先进模范，某个师傅是资深非凡的神探。我有些坐不住了，不时将目光探向屋外，内心描摹着要带我走的那个人。须臾间，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洪钟一般的嗓音：“我的徒弟在哪儿？”进而闯入一个满腮胡须、五十多岁模样的人。政治处主任老徐拦下此人，指着我对那人道：“给你留了一个我们这里最优秀的，你得好好谢我!”下一刻，老徐牵着我的手，将我推到那个人面前，笑呵呵地说：“你就跟他啦！”我半晌没回过神来，怔怔地望着这个被指定的师傅，那人却鼓着铜铃一样的大眼，冲我笑道：“跟着我不要后悔。”嗓门依旧洪亮。 我当时既郁闷又别扭，心想怎地摊上这么一个师傅？上培训班时，侦察兵出身的我，对局里大院的人早就摸了底。面前这个人，别人都不呼他的名字，上上下下都叫他“阿胡子”，乍一听称呼，这人在我心里就“矮”了三分。 “阿胡子”中等身材，不修边幅，原本正气凛然的警服却耷拉在他身上，走路四下摇摆，待人嘻嘻哈哈，气色和形状就像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的“三六九”。别人跟我说，周末回市区的班车里，两个多小时无聊的路程，一车人拿他当众调侃，一车人也是他当面开涮的话题，同他陌生的人都不会拿正眼瞧他，熟悉他的人都会拿他开心。我属于前者，骨子里迂腐，见惯了营盘内行色正道的人，全然不屑这样的人。眼下，我得管他叫“师傅”，俗话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时，我的心都要碎了。 师傅大名严成德，家住在黄浦区山东路上，单位却在郊区闵行，工作日住在局里。我家在闵行，一家五口挤在十多平米逼仄的空间里，我只得蜗居在局里图书室内，别人下班回家，师徒俩就成了局大院的守夜人。 师傅嗜酒，爱喝本地产的黄酒。夏夜的月光泻满大院，院里一棵百年老杏树底下，师徒俩拼上两张方凳，狭小的凳面上挤挤挨挨堆着晚间食堂卖剩的菜肴，一对老小坐而对饮。平素里，师傅来去风风火火，行事大大咧咧，然而一旦逢上喝酒，他蓦然间就能气定神闲，正襟危坐。师傅咂酒就像审阅案卷，目不转睛，若有所思，似乎每一杯酒中都能品出一天的是非功过。酒酣深处，师傅的话匣子如同他的酒一样也上了头。他说搞治安就是跟“三桶”打交道：治安工作像“万花筒”，社会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沾边；又像“垃圾桶”，凡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都得干；最头疼的是它还是“炸药桶”，稍不留神就会惹出大乱子。治安无小事啊！许多年以后，我做了沪上治安总队长，时常把师傅的这段话挂在嘴边，不时地提醒自己和大家。 酒很浑浊，师傅却总能喝得眸子清澈明亮，月色底下，满脸的胡须四处张扬。我几杯酒下肚，脑袋便昏昏沉沉，醉眼迷离间，望着对面那个叫师傅的人，霎时变得像传说中镇妖驱邪的钟馗模样，有几分凛然，又有几分正色。 治安科的活儿永远忙不完。我跟着师傅忙里忙外，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事情莫过于处理死尸。整个夏天，黄浦江里时常有人溺水而亡，尸体受水浸泡，烈日一旦烘烤，奇臭的味道直刺鼻囊。头一回触摸尸体，我不免胆战心惊，师傅不慌不忙，拿着卷尺丈量尸身，搬弄死者巨人状的头，仔细端详死者的头部五官，察看身体的每一处。太阳底下，尸体严重腐烂，表皮裹不住发酵膨胀的躯体，蓦地纷纷脱落，情景惊魂骇人，我见状，恨不得抽身而逃。师傅早就洞悉我心，他吩咐我去买些蚊香来祛味道，我如获至宝，飞身而去。回来的时候，尸体已经裹进了尸袋，我才渐渐回过魂来。 师傅是照旧喝他的酒，可我什么也咽不下，脑瓜里汇映着惊吓恐怖的画面，人也比平常木讷了几分。师傅拿他鼓铃一样的大眼睛瞪我，目光在我脸上游移，像在翻阅一本烂熟于心的书。半晌，忽然冲我嚷道：“死人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活人！”当时，我不明白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师傅一定是想到了什么陈年往事才脱口而出，如今想来，那是他人生整段阅历沉淀后的金句，也是我跌跌撞撞走过与他相同的岁月后才恍然大悟的道理。 日常里，科里上档次的活儿总轮不上师傅。我内心替他憋屈，开始琢磨师傅在科里让人“看低一眼”的原因，结论有三条：与人说话，师傅总爱带些“标点符号”，配上他瓮声瓮气的大嗓门，让人觉得粗俗不雅；与人相处，师傅总缺乏“心眼”，事顺了，彼此相安无事，事不顺，别人就拿他鸡零狗碎的生活小节说事，往领导那儿随意点拨，生生把他拨得很远；最主要还是师傅爱较真儿，连领导定的调子也不买账。同事们随声附和、铁板钉钉的事儿，也让他搅得风生水起。可想而知，科里“垃圾桶”的活儿总是由他拾掇。每逢此时，师傅总是一脸苦笑地对我讲：“领导看得起阿拉!” “垃圾桶”里能“淘金”。师傅仿佛很在乎这份苦差事，并且陶醉其中，好像那里面有他一番可运筹的乾坤似的。终于有一回，他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 那天，市建工局闵行供应站里死了一个人。站里电焊工李某血肉模糊地躺在一张钳工操作台下，局里刑侦队察看现场后，定论死者凌晨偷偷摸摸干私活，从作业台上不慎坠地而亡。完后，通知治安科按非正常死亡处理。科里领导照例派师傅去打理。原本这事按部就班地打个电话，通知殡仪馆来车接尸就可了结，不知是不是师傅顶真儿搅局的“傻帽”劲头又来了，他一反常态地去了供应站。 师傅在车间现场转了几圈，然后直奔医院太平间，独个翻出尸体，仔细勘验。死者的脑壳俨然血葫芦一般，师傅戴上塑料手套，在死者头上轻抚慢捋，还真看出了蹊跷。他神情严肃地回科里，向科长汇报他的结论：死者系他杀！科长也没多想，回话说：“吃饱了撑的？人家刑侦队都有结论了，你搞什么名堂？”师傅却很笃定，并与科长顶起了嘴，同事们在一旁轻慢打趣，总之，没人信他。师傅被惹得性起，正色道：“我发现死者不是坠地而死——跌死的人头上岂会有两三处创口？再说，才一米多高的操作台上不可能跌死个人，不信的话可以随我到太平间里去看一看！”大家见他底气十足，一时半会儿面面相觑。科长此时想的是，这家伙要颠覆刑侦队的结论，明摆着是要得罪人家，一旦弄巧成拙，治安科的颜面往哪儿搁？但师傅不容分辨的神色让他也心存疑虑，于是便让师傅请市局的大法医张泰运前来解剖。 大法医张泰运证实了师傅的判断：死者头颅系粉碎性骨折，伴有交叉裂伤，与仅从一米多高的作业台上摔下而死不符，显然，有人伪造了现场。局长发话，一众侦查员鱼贯而出，模样有些“狼狈不堪”。果然，凶手很快就被“挖出来了”——竟是供应站里的“大红人”管某。 案情很简单：管某的“风流韵事”有一回被死者李某撞个正着，李某不时向他敲敲竹杠，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这天清晨，管某叫上李某，借口帮人干点私活，加工锤击一件金属物品。趁李某埋头掌抚时，管某伺机从背后连续锤击李某头部，然后又伪造了李某干私活坠地而死的假象。 这事让师傅在局里声誉鹊起，院里的人见着他后，有些日子没再叫他“阿胡子”，连科长也面露喜色地称呼他“老严”，同事们也跟科长保持一致，“老严老严”亲切地叫着，师傅那些天如拂春风，有些腼腆，还如同没有酒的日子一样不自在。 跟着师傅久了，洞悉他性格有“大漠孤烟直”一般的明朗，也有“长河落日圆”那样的坦然，可是平日里，一脸邋遢胡须的外貌，略带“匪气”的嗓门，连着鲜有正经的举动，让旁人怎么也不会知晓他还有“柔肠一寸愁千缕”的脉脉温情。 还是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上海电机厂一幢职工宿舍臭气熏天，年轻貌美的女工周某被人发现死在宿舍顶层的尖角夹层内，蛆蝇萦绕尸身，人都趋而避之。我同师傅出现场，师傅挪动微胖的身躯，只身爬进闷热逼仄的夹层。我真后悔跟着这个人，整天跟在他后面与死人打交道。 那一刻，师傅爬进去了，我却似掉入身不由己的陷阱，想着如何爬出这骇人惊魂的“魔窟”。师傅在上抱着尸身往下挪动，我不得不挺着战栗的双腿在下面接尸，那场景一辈子也抹不掉。学生时代偷看过手抄本《一只绣花鞋》，书里面鬼一样的死尸白描，让我脑海里有魂飞魄散的幻觉，眼下却是真真切切、狰狞恐怖的尸躯。师傅跳将下来，吸了一支烟，坦然朝我耸了耸肩，全然未将我惊恐万状的表情放在眼里，返身又钻进夹层搜索遗物。片刻，他取出一只药瓶，还告诉我，他数了数，夹层的地面上竟有十八只黄豆般大小的绿头苍蝇。 师徒临时找了一家医院的太平间，请来名法医李延吉解剖尸体，定论是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 年轻漂亮的女工令人费解地死在单位宿舍夹层里，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一时半会儿，各种揣测与传言沸沸扬扬。周某死因已明，为何自杀却不明。死者家属反复无奈地找师傅讨个说法，师傅怜悯死者和家属，那些天愁得连上好的黄酒也不恋了，满脑子想的就是给死者家属有个交代。 师傅冥思苦想，内心终于有了谱。师傅依他的经验，感到死者可能有抑郁病史，但是死者家属并没有反映此种情况。那时候，没有人口轨迹信息联网共享一说，想查就得“大海捞针”。烈日当空，我跟着师傅跑遍了全市精神病防治院，在徐汇一家精神病医院，果真发现了死者瞒着亲人在这家医院就诊的记录。主治医生说，姑娘近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病理显示，具有自杀倾向。医生还说，这属于病人的隐私，按病人的意愿没有通知家属和单位。师傅闻听此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沉默无言。回局后，写结案报告时，嘴里喃喃自语：“作孽啊，作孽啊！” 多年后，我当上了局里的刑侦队长，三天两头跑殡仪馆，成了家常便饭。有一天，我在局里遇上了退休的师傅，跟他讲，如今，我遇见死人，都有些“兴奋”了，因为死者身上有破案的秘密，死者才是核心现场。师傅拍拍我的肩膀，爽朗地笑道：“有职业警察的腔调啦。” 师傅是警察界一个很普通的人，常年辛苦，伴有高血压，加上嗜酒如命，退休不久，便在一个冬日的黎明撒手西去。他走得很安详，我送他的时候，师傅依然像那个夏夜里喝完酒一样，微微泛着红晕，只是满脸的胡须已经剃得精光，陡然生出一丝文静和秀气。我静默地立在他的遗容前，遥想那些与他相伴的日子。也许他从未拥有撼天动地的业绩，也难以赢得人们可歌可泣的赞美，他的平凡和庸常一如脚下石子，微不足道，但是，从他的内心里，我早已捕捉到他忠诚担当和善良淳朴的真实世界。如果说，治安工作就是在铺就平安大道，那便断然少不了一颗不起眼的石子。虽然石子是那么细小、琐碎和不屑，但在我心里，师傅永远厚朴平实，让人敬重。 …… （《警营纪事》节选，详见2021年《美文》九月号） 【戴民，上海人，生于1958年。曾参军入伍，退伍后从警38年。先后从事治安警、刑警，曾任派出所所长、刑侦队长、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长和治安总队长。2018年退休。热爱写作，作品散见于沪上各种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