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产生以来，已经24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多次回顾和讲述党的历史。

七大会场上悬挂着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经验教训时提出来的口号。毛泽东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七大就是在全党同志对党的24年历史统一认识后召开的。

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党的历史是党自己造出的。党造出自己的历史后，必须记载它，固化它，传承它，此乃为政党存心，是为不忘初心。这是构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认为，历史和哲学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追问历史，质疑教条，这是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的必然之举。

中共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先人一鞭，着手总结历史，书写中共“家谱”。中共党员乃至一些高级干部，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和各自为战的战争环境，信息闭塞，对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似是而非。毛泽东大力带头进行党史的研究与反思，并且把高级干部的党史学习与整风重叠压茬进行，整顿三风与批判党史上的教条宗派、经验宗派互动，实现了党史研究与整风的双促进。研究与学习党史的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接受史。

国民党的王世杰对周恩来说：“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国民党不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的是“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经历诸多大事，内外关系十分复杂。为研究中共党史，理清是非，观照未来，毛泽东提出一个研究方法，叫“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说的“古今”，是讲历史和今天的关系。他指出，不研究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等这些历史的节点，就是“古今”。研究“古今”，必须历史地看，联系地看，从过去看过来，看当下的历史现场。无古不成今，今天是从历史发展来的。毛泽东认为，研究“古”是为了“今”：屁股要坐在今天上面，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要以现实为中心，为现实服务。

毛泽东说的“中外”，就是中国与外国、党内与党外的对比、比较，分析客观与主观的因素，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研究“中外”，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屁股要坐在中国这里。

“古今中外法”具有一种可贵的历史目光和宽阔视野：历史应该从过去看，从内部看，从外部看，并且把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看。

毛泽东说，研究党的历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把每件事搞清楚，那是历史家的责任，事实上，许多事情历史学家也搞不清楚，能够讲清基本事实已不容易。政治家要在历史研究中抓重点，有研究，有宣教，以方便在思想攻防中嵌入历史，更好地为“今”，即现实服务。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既要抛弃个人恩怨，又要弄清领导责任。

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他一边读，一边对中国革命历史进行反思。他在这本书上写下一两万字的批注。这是他在书本上的自言自语、自家反思。

进驻延安伊始，毛泽东就拿起哲学武器，运用“古今中外法”分析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只是，大张旗鼓地总结党史的时机不到。他“游击”一下，以免孤军深入。他要先站稳脚跟，忍耐着，等待时机，如一只等待出击的猛虎，先把自己的步子放慢。

刘少奇触动“禁区”

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看窗外流过的光。

他一直想要揭开党史的“盖子”，弄清其中的是非，但一直没有找到最佳的机会。没想到，还有一位同志也有相同的想法，这就是刘少奇。

1937年5月—6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他说：“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

刘少奇的报告在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张闻天对刘少奇的观点不以为然。博古、凯丰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观点。有人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因为争论激烈，会议一度中断。

刘少奇在1937年2月到3月间给张闻天写了两封万言长信。信中，刘少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尖锐批评1927年前后，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他首闯“禁区”：“大革命失败主要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还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成了一种传统。”“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 “为要改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我觉得必须由你们尽速的发表一个文件，发到各地，这对现在的转变是有帮助的。”这些观点突破了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定论，其实是否定了共产国际的定论；他呼吁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暗示着中央有关领导要为错误承担责任；他指出中共十年来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否定了1927年以来的政治路线。这两封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还直率地写道：“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做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 意思是中国还没有成长出来斯大林那样的领袖。

刘少奇的发言体现了他两封信的内容。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政治路线进行反思，并且直接地、公开地指出四中全会以后存在着“思想方法哲学方法的错误”，刘少奇是第一人。

刘少奇初试啼声，迥异凡响。毛泽东凝神静听，心中喜欢。刘少奇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还没有说的话。毛泽东助刘少奇一臂之力。他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所害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针对有的代表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的问题，他策略性地肯定了党领导革命“有了伟大的成绩”，也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的传统”。由于毛泽东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敏感问题，还肯定了张闻天的一些说法，因此他的意见得到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次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展开的争论，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还得慢慢走，还得等等后面蹒跚的同志。刘少奇展示了自己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让毛泽东认识了一位反思党史的盟友与战友，启发了毛泽东对十年历史的进一步反思，为毛泽东研究党史、清算十年错误打响了第一枪，也为中共由毛泽东、张闻天的政治结合进入毛泽东、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编写“党书”

本处急需：一九三0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安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长处材料科，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则“征求文献启事”。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嘱咐刊登的。五本书的奉酬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毛泽东为何急着寻找这些文献？为的是编《六大以来》 ——这是1940年下半年启动的一项党史工程，因为中央保存的文献不齐全，需要紧急征集史料补充。

为什么要编《六大以来》？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延安之外炮火连天，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绞杀正在进行……为什么要在生死存亡的战争状态下编这样一本“党书”？为了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为了给召开七大做准备。

陆续收到的文件堆放在毛泽东的书桌上。胡乔木刚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他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就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吧。”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毛泽东还对胡乔木讲如何校对，他说：“校对也称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

毛泽东选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他称之为“党书”。“党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文字载体。

《六大以来》1941年12月正式印行，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召开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篇，分为8个专题，每个专题内的文献资料按文件发布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全书280多万字。

《六大以来》的出版与学习，厘清了中共党史上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读原始文件，对中高级干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冲击和精神震动。文献往面前一摆，白纸黑字在那里放着，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人——比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承认了错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看，熟悉了历史。许多同志说，通过系统地读“党书”，才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毛泽东说：“……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部“党书”的出版，使毛泽东个人对党史的认识变成了全党的共识。

《六大以来》启发了党人，许多同志提出研究党史应该从中共一大开始。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熟悉党史，也深知党史对于一个政党及它的党员的重要性。他从1942年开始，着手选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部“党书”也是上下卷，收入文献184篇，于1943年10月在延安印行。

在《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本书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选编了《两条路线》上下卷，1943年10月印，收入文献137篇。《两条路线》成为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主要材料——从此，“路线”这个词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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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党 史——玉宇澄清万里埃》，详见2021年《美文》八月号）

【胡松涛 作家，学者。著有《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辋·王维》《〈心经〉初见》《民间的阳光》《嚼雪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