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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少衡，祖籍河南林州，1953年生于福建漳州。福建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地下党》《风口浪尖》《铿然有声》《新世界》，中篇小说集《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你没事吧》等。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选载。 我的检讨 □ 杨少衡 1 事后想来有一系列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去北京。 潘伟杰给我打电话时，我在高速公路上，距省城机场只余二十公里。潘在电话里说，领导有意于后天，也就是周五抽空到我县看看。 “太好了。热烈欢迎！”我说。 有一个问号差点脱口而出：“确定吧？”还好我及时咬住了嘴。 “你赶紧准备。”潘伟杰交代，“一定要做好。” 我请示：“是不是需要办个雅集？” “必须的。就在你那个馆吧。” “没问题。” 我大学读地理，学的是秦岭淮河自然地理分界线那些东西，很惭愧与吟诗作画充当雅士不甚搭界。学校出来这么多年，我所从事的工作始终烟火气十足，谈不上多雅致，但是我知道雅集是个啥，知道突如其来的这个雅集对我非常重要，其重其要不在于我那个馆如何，只在于领导驾到。潘伟杰贵为省委副秘书长，其实就是个大秘，跟随的领导是康庄，省委副书记。康庄前几天率队下基层调研，去了我省最南部那个市，该市首府与我县相距百余公里，地域不搭界，行政不相属，本次调研完全与我无涉，为什么突然有关系了？原来该调研日程将于周五上午结束，下午大队人马将打道回府。领导拟抽一小段时间，临时顺道添加项目，从高速公路上拐个弯光临我县，主要是想看看本县新落成的美术馆。由于与既有课题无关，随同调研的那一批省直大员按计划返回，只有领导本人和潘伟杰等少数随员陪同前来。他们并不住下，当夜须返回省城，隔日另有工作安排。本县无须就此次“短促突击”准备汇报，接待亦可从简。这一点其实问题不大，即使需要全面汇报且隆重接待，于我们虽有压力，也属轻车熟路，经验充足，唯我所请示的雅集比较复杂，需要费点心思。 潘伟杰交代：“要几个特别有分量的。” “我们把省城那几位高手请回来怎么样？”我请示。 “不够。” 潘伟杰要顶尖的，指名要方鹏，有他到场才够，阿猫阿狗跟康庄不相衬。 这有点为难了。我据实相告：“别的好说，这个方把握真是不大。” “想想办法。”他说，“必须。” 我表示一定千方百计邀请，力保雅集高规格。如果有充足时间来做工作，那会比较有把握，时间太紧就有些难办，未必联系得上，也未必说得上话。即使联系上了还说上话了，这般临时相请确实也有点问题，人家可能早有安排。万一真的来不了怎么办？“雅”照样“集”？领导还是会光临吧？ 他回答：“不行，一定要请到。” 很明确，这是前提。 “明白。我来想想办法。” “知道你会有办法。” 我自嘲：“我那点本事老领导最清楚。也就是勉为其难。” 放下手机，我问：“前边收费口是哪个？” “就是机场。快到了。”驾驶员回答。 “出了收费口马上掉头。”我下令，“回县里。有重要事情。” 车上那几位面面相觑，一时没有谁吭声。好一会儿，刘群轻声问一句：“环境部那边呢？打个电话去？” 轮到我一声不吭了。 省领导光临无疑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来调研，还是“看看”，呆几小时，还是几分钟。以重要性而论，我的决定正确，此刻应立即返回本县去做准备。问题是我们这一车六人口袋里都装着一张机票，正要乘飞机前往北京，而省城机场就在眼前，几乎已经可以看到飞机那两个翅膀。此刻不上飞机，赶紧改签机票应当不困难，问题是北京方面怎么办？我亲自出马率队赴京要办的事情同样也很重要，已经让我们忙活了近一年，北京相关方面好不容易点了头，同意我们于明天上午去办公室拜访。那是经过多方争取，费九牛二虎之力才促成的，此刻我们自己突然生变，怎么跟人家解释？人家会不会非常恼火？如果功亏一篑，事情就此拖下来，甚至办不成了，岂不糟糕？ 我担心前功尽弃，这个担心很现实。两个重要事情撞在一起了，怎么办？能不能想办法既避免前功尽弃，又不耽误雅集？算一算时间似乎还有余地。只要能按计划把明天上午的事情办完，最快能于下午返程，晚上就能回到本县。而省领导一行预计将在此后十数小时，也就是周五傍晚才会到达。 于是决意继续前往北京。 我并没有丝毫怠慢，旅行车到达机场大楼时，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做了安排，通过手机命黄胜利迅速召集相关部门人员做好接待领导一应准备。黄胜利是县长，我俩搭档主政本县已有三年多时间，合作得不错。黄胜利其人农技干部出身，比较实在，能办事，缺点是有时不甚严谨，失之马虎。他在电话里装迷糊，询问雅集是道什么菜？我告诉他那是一锅红烧猪蹄，让一群文人墨客雅致之士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像现在小孩说的开“生日趴替”，只是无须与生日挂钩。古时候那种“趴替”似乎主要是吟诗作赋，大家唱和喝酒，像《兰亭集序》写的那样。如今好像有些变化，至少康庄这一场无须写诗，按照现有规定也不能上酒，只要写字画画就可以。 “那么咱俩也行？”他笑。 他当然是开玩笑，如今写个字涂个鸦谁都会，混进那种“趴替”却只算阿猫阿狗，哪怕书记县长。康副书记的雅集得是公认的书法家画家才有资格。本县得山水之利，恰好多产这两种人，大约从明初开始，历代书画名人众多，当下民间习字习画之风犹盛，有“书画之乡”美誉。得益于历史与当下的强大书画家阵容，本县目前拥有一座新落成的、在本省首屈一指的县级美术馆。该馆是在我和黄胜利手上建起来的，当初立项时，我通过潘伟杰把一份报告送到康庄手上，难得领导重视，写了大段批示，命省发改委和财政厅予以支持，帮助我们解决了资金缺口，因此才有了它。半年前该馆举办落成典礼，我和黄胜利曾专程到省委大楼汇报并邀请康庄光临，他不能来，因为有规定，省领导不宜出席类似活动，但是他表示会找机会来看看。此言不虚，此刻他要来了。严格说不是现在，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预定前来，只是一波三折，终未成行。 黄胜利问我：“这一回是真的吧？” 我说前几回也都是真的，因故推迟罢了。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别以为只有咱们小领导累死累活，人家大领导要操心的比咱们只多不少。 “所以小领导才个个都想担负重任。”他笑。 这时顾不得多开玩笑。我告诉他务必重视，这一次跟以前那两次不一样，时间、地点、内容明确，咱们跑不掉。搞得好皆大欢喜，搞砸了吃不了兜着走。 “早知今天，我读小学就该去练字。”他感慨。 我们都知道康庄特别看重书画，除了他是领导，也因为他本人字写得好，不像我和黄胜利之流只有“同意”两字练得比较成功，如我们自嘲。我县有位老先生看过康的字，断定他“肯定有童子功，恐怕还有家传”。这方面的底细我们不得而知，唯知该领导笔下了得。 这位领导的家传除了写字，恐怕还得加上气势，他很强悍，风格硬朗，有关他一瞪眼睛，把下属某官员吓成结巴的传闻很多。当初为我县美术馆项目求助他时，潘伟杰就曾警告，事情务必办好，否则康庄那里不好交代。我知道潘言简意赅，是未雨绸缪，为我们好，做康庄重视的项目，我们得格外努力，格外小心。 我在私下里管潘伟杰叫“老领导”，略带调侃，其实他只比我大几个月，谈不上老，且只在大学那四年直接领导过我。我们是大学同学，舍友，当年住上下铺，彼此落差相当大。潘伟杰生于省城，父母都是医生，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己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处事得体，做什么都游刃有余。而我原本就是光脚丫上满是泥巴的山区乡下小子，上大学时还没发育全，比他整整矮一个头，干什么都气力不支，如他所笑叫“总是勉为其难”。我是因为考分偏低给调剂了专业，他却是因为从小不喜欢父母的手术刀，却偏爱玩地球仪，终选择读地理。很奇怪，超乎落差，从大学开始我们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他是班长，常叫我帮他干些事，凡困难、劳累、费劲事项一概交我，我有什么难处也总能得他相帮。那时他对我不吝赐教，我始终记着他要我眼光长远，能把一个地球掌握在手中那些话，虽大而空，却最耐寻味。大学毕业后我们都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他以考核第一的名次成为选调生，就此从政。我也跟他一样被同期选调，却是因为排前的一位同学参加考研放弃资格，由我递补，勉为其难侥幸得成。选调生按规定要下基层，潘伟杰下去不久就抽调省直机关工作，而我这么多年虽小有进步，至今还在基层。潘伟杰很有头脑，行事缜密，话不多，从当副处长起就给康庄当秘书，康从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直到副书记，他一直相随。考虑到康庄那样的个性，潘伟杰能让他满意，确实水平高超。我注意到这么些年潘伟杰不仅职位上升，处事越发游刃有余，字也越发写得好，也许是因为跟随康庄，耳濡目染。这应当也是他让康特别满意的一个方面。虽然彼此是老同学，我俩平时来往并不多，因为他在省城，我在基层，也因为他一般不主动联系人，我也很少找他麻烦，除了非常必要时候。所幸尽管他身居中枢职位渐高，对老同学亦不相忘，能帮会尽量帮。我相信这一回康庄光临，后边肯定有潘反复推动。省领导到我县美术馆“看看”类似于现场检查，考察下边这些小领导干得怎么样，该项目是否达到他的要求，这对我们有压力。但是这也是一个表现机会，那么大的省领导可不是小领导们想接近就能接近的，没有潘伟杰，谁能把他带到我们面前？ 一个多月前，潘伟杰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有点诧异，在电话里开玩笑：“原来老领导有时也会想起我。” 他也笑：“不好吗？” 他问我近期可好？我知道这只是铺垫，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还能怎么好？勉为其难罢了。”我说。 “再加四个字：锲而不舍。你这点特别好。” “感觉飘起来了。”我问，“有什么重要交代？” “你那个美术馆怎么样？还行吧？”他问。 我告诉他，本馆状况良好，无论建筑、环境、馆藏，全省首屈一指，县级馆名不虚传。 “想安排领导去看看，没问题吧？” “热烈欢迎！” 他笑笑，让我可以着手做点准备。注意影响，只做不说。 我知道潘伟杰从无戏言，此事重大。“想安排领导去看看”讲得很艺术，非常含蓄，核心却很明了，无须琢磨究竟是秘书安排领导，还是领导安排秘书，关键在于康庄副书记可能前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立刻把黄胜利等人叫来商量，迅速研究一个工作方案，各相关部门紧急行动分头准备。按照潘伟杰要求，只做不说。 过了一周时间，潘伟杰没有再来电话。我考虑应该主动一点，便挂电话找他。那天连挂几次，从早到晚，都未接通，感觉挺诧异。直到午夜，他给我回了电话。 “谦毅，什么事？”他问。 我简要报告了我们的准备情况。他“啊”了一声：“不行。去不了了。” 原来他在北京，陪领导参加重要会议。会间还得忙一些事。以目前情况看，领导实在抽不出时间。什么时候得空再说吧。 我听到他在那头咳嗽，声音里有一种疲倦，少见的。 “老领导身体要注意。”我说。 他表示没什么。北京外边挺冷，屋子里热。 “肯定忙得要命。” “向你学习啊，勉为其难。” 我调侃，说感觉老领导在我省永远游刃有余，去了北京才有点勉为其难。 他也笑：“各有各的问题。” 我能理解。他跟我们不一样，跟随领导，身处高层，虽说还不到掌握一个地球，也已经掌握了一个省的若干方面，遇到的问题跟我们基层会有很多不同。比之高层大事，下边一个县美术馆如何，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于人家大领导实属可有可无。 “知道位高权重也累，小领导心情好多了。”我说，“多保重。” 第二天我悄悄通知黄胜利，所有准备停止。 “不来了？” “至少暂时没戏。” 黄胜利一摊手，很遗憾。这一点我俩非常一致。 两星期后，潘伟杰又来了一个电话，询问我知道雅集吗？我当然得知道，本县是书画之乡，本县文化部门曾经办过那种活动，资源和经验都很充足。 他表示：“很好。” “需要办一个吗？” “再说吧。” “康副书记什么时候能来？”我问。 “我排一下时间。” 我们迅速进入第二轮准备，还如上一回，只做不说。这一回时间很短，两天后潘伟杰给我一个电话，又是那句话：停，没有时间。 黄胜利问我：“有那么忙吗？” 这只有潘伟杰才清楚，我不知道。以我感觉，不管官多大，不管有多忙，偶尔忙里偷闲，随心所欲，看看美术馆，找若干合适的人见一见，似也做得到。康庄一再不能成行自有其缘故，我们无从得知，只能等待。 现在终于等到了。于康庄这样的领导而言，此来除了看看本县美术馆的楼房、环境以及馆藏作品，借机与当地知名书画艺术家相会也就是来个雅集，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县美术馆举办类似活动，也属推动本地文化事业发展需要。问题是潘伟杰的要求太高，康庄拟隆重出席的本场雅集不允许只拿现存于县境之内的书画家充数，把本市及省城那几位本县籍大牌请回来“趴替”也不够，潘伟杰指名道姓要方鹏，似乎还是必要前提，这就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方鹏是本县人，其方氏家族是本县一个书画世家，其父曾在本县文化馆供职，早早给调去首都一个文化部门工作。方本人出生、成长于北京，一口北京话字正腔圆，身形魁梧，着汉装，长发及肩，艺术范十足，他那些留在本地的方氏族亲，即使字写得丝毫不逊，与他站在一块都如群鸡望鹤。方鹏成名早，五十出头已是书法界一大名流，头衔极多，人称“方老师”，也有人早早尊称他为“大师”，据说其右手那几个指头堪比印钞机，写几幅字就能在首都换一套房子。也许因为名气过大，比之其他本县籍在外名家，方鹏与家乡的关联最为平淡，近年间本县几次重要活动邀请过他，他从不到场。我本人曾经利用到北京开会之机，由他的一位堂叔出面联系，请他吃过一次饭，他只到场十几分钟，算是给堂叔和家乡书记各半个面子，话没说几句就起身告辞，说是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有请，让本书记倍觉自己官小。由于这些记录，我感觉于此人毫无把握。 但是不能不努力争取。我把任务交给黄胜利，要他立刻联络。 “那只大鸟啊。”黄胜利感慨，“咱们拿什么把他赶进鸡笼里？” 我让他想办法，可以先摸摸情况。方鹏有个表弟是花鸟画家，目前担任本县文联副主席，就从这个人入手接触。有什么进展要随时向我报告，包括接待和雅集的其他准备工作。由于飞机上不能用手机，落地后我会立刻与黄联系。 “不如请胡书记打上门，拎着他的脖子直接从北京带回来省事。”黄胜利说。 我问：“咱们那个洞怎么办？你来？” 他嘿嘿：“我哪有办法。” “那么就靠你老黄。”我强调，“上心一点，多想办法。这个对咱们很重要。” “这头大鸟？” “我是说康庄。明白吧？” 于是分头行事。我率身边一行搭上预定航班，按照飞行要求关闭手机，直上蓝天。我知道黄胜利会按照我的要求立刻组织人马投入准备，该同志虽然嘴上喜欢叫唤，工作总体还是负责的。特别是面对康庄这种强悍领导，真是没有哪个小领导敢开玩笑。 起飞前我还给市委书记曹书耀打电话报告。曹是我的直接领导，康庄到我县参加活动，尽管是临时安排的短暂活动，我亦须报告。曹已经知道情况，是潘伟杰告诉他的，潘特地说明：康庄明确要求由县里安排，市领导不要过来陪。曹必须得照此办理，但是依然需要关心过问，因为本县在他管辖之下，要是本县没做好，他也脸上无光。曹在电话里要我务必万无一失，领导到来时间虽短，却很重要。他知道我正要去北京跑项目，表示不行的话就把北京的事延后吧。我告诉他时间上并不矛盾，已经交代黄胜利先做准备，我办完事立刻回县里落实，没有问题。 他表了态：“你自己把握好。” “曹书记放心。有情况我随时报告。”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落地，我刚打开手机，黄胜利就来了电话。 “恐怕没戏。”他报了个坏消息。 接待与雅集的所有准备均已顺利开展，没有问题。但是方鹏来不了，一口拒绝，说是时间冲突，有重要外事活动。这明显是托词。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尚存，近日新闻里所见外宾光临的消息不多，即便有，那也是国家领导人的事，与这只大鸟何干？ “怎么办呢？”黄胜利问，“胡书记能不能亲自出马？” 为什么如此建议？因为大鸟看不上黄胜利。通过县文联那位方氏表弟，黄胜利直接与方鹏通了电话。方在电话里问黄胜利是不是当书记了？不是？是县长？书记去哪啦？还是那个胡什么谦吗？ 本人姓胡名谦毅，那是我出生时，父亲请求村小学校长给起的。这名字起得好，所以才有今天的胡书记。方鹏很难得，我的三个字他能记住两个，只是顺序记乱了，不是胡什么谦，应当称胡谦什么。 我命黄胜利继续努力争取，决不放弃。表弟解决不了问题，找表妹，或者大姑大姨什么的，总有人能够说动他。可以多头并进，共同努力。 黄胜利听命，迅速组织力量，深挖各种资源。小小县城，类似资源很丰富，找出来并不困难，于是方鹏的手机被不断骚扰。此人很坚强，口风始终没有松动，直到恼火，拒绝接听所有电话。 事情至此卡壳，做不下去了。人家是艺术家，“大师”，高居于京城，不是我们属下干部，我们于他鞭长莫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放弃吗？不行。必须勉为其难，而且必须成功，否则便如潘伟杰当初警告，无法向康庄交代了。 当晚我在北京所居旅馆给方鹏挂了电话，用的是一个特殊号码。 他接了电话，很诧异：“胡？你怎么有这个电话？” 我说：“你懂的。” 他表示不满，问我到底想干什么？大围剿？我不讳言，黄胜利确实是按照我的指示，发动群众以亲情和乡情呼唤，看起来确实给方鹏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他似乎不为所动。我作为当地第一把手本该第一个给方打电话，主要因为飞机上不允许，只好最后才参加围剿。此刻我在北京，不是专程来请方鹏回乡，是来跑一个项目。该项目很重要，方鹏或许还记得，上回在京一起吃饭时我曾介绍过。 “那个洞？” 那可不是一般的洞，实为为全县人民包括方氏族人造福。这个洞还可以让方鹏名垂青史，至少让我县数十万百姓及其子孙一代一代记着他。 “瞎掰嘛。” 并非瞎掰。我拟请方鹏为这个洞题字，来日刻写于洞口，包括大名落款。希望方鹏欣然回乡，参加后天也就是周五晚上于县美术馆举办的重要雅集，让省委康庄副书记一起见证他当场题字青史留名的高光时刻。 他默不作声，好一会儿。 “我不坐飞机。”他说。 “有高铁。” “我只坐商务座。”他说。 “没问题。” 他扔下一句话：“再说吧。” 轮到我诧异不已。无论“再说”什么，他像是松口了，转变似乎过于突然。我感觉这只大鸟其实相当务实，如果说在本县的某个洞口刻个碑青史留名或能打动我，他这种人似乎不太可能感兴趣。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