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芬步子急匆匆的，像有什么事催赶着，她眉头微蹙，这是她一贯的表情，这表情造就了鼻梁处的“川”字，让她还算秀气的面容看上去对一切不耐烦，尤其对这周遭的密集人群不耐烦。

可香港哪里人不多呢，走过一拨还是一拨，像永远泅渡不出来的广阔大海。因为人多，寸土寸金，这里的建筑都朝天比着长，结构错综复杂，造型匪夷所思。站在街头，使劲仰脑袋也只能看到一小片被切割的逼仄天空，她有恐低症，看一会儿就会犯头晕。过于密集高耸的建筑把地面都给压沉了，香港街道因而看着比别处要深，像深渊。刚来的那会儿，秋芬被这景象吓住了，张着口，半天说不出话，样子活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每次她都会下意识地拽住前夫汤姆的胳膊，做深呼吸，曾经那条胳膊是她在这片茫茫海域里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汤姆——香港人时兴有个洋名，她就一直这么叫他，结婚证上的中国名反而没叫过。他祖籍潮汕，是第二代香港人，对来自四川宜宾乡下的秋芬来说，香港是个遥远陌生的异域，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到这里。回想起来简直像做梦。最初，她离开家乡，从农村进到城市再到深圳，青春懵懂的那些年，也算得上步步惊心了，没想到越走越远，走到了境外，原来是有一份奇妙的缘在等她。

汤姆所在的香港公司跟他们服装厂有业务关系，时常来深圳。有个周末，几个一起打工的姐妹相约去附近的公园玩，一家卖保健品的企业正在那里搞促销活动，又唱又跳，大喇叭不停地吆喝，不少大人小孩围观，还有奖品小样发放。秋芬看了一会儿觉得口渴，就去士多店里买水。走到了那里才发现身上没带零钱，正打算怏怏而走，一个男子站在旁边，微笑地说，想喝什么，我替你付。

秋芬吓了一跳。陡然遇到学雷锋的人有点不知所措。

“我不是坏人。”那人笑道。

他这么一说秋芬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也被他这正经八百的样子弄笑了。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约定俗成使用普通话。这人听着像广普，却比一般广东人说得更生硬蹩脚。

“我认识你。”他把“你”说成“雷”，“你是康华服装厂的。”

“你咋知？”

“我们是同系。”他有点得意，同事说成“同系”。秋芬忍住笑。

原来是香港人，他们厂的港方客户工作人员。

秋芬是厂里的发货计件员，产品交接时，打过照面应该是可能的。算“同系”吧。

汤姆请她喝了蛮贵的营养快线。

他问她有没有十八岁，看起来像童工。

秋芬骄傲地说她已经十九了，出来打两年工了。

这以后，每次汤姆来深圳都会找她。请她吃大家乐，喝邓老凉茶，“广东天气毒，要学会煮凉茶”，他用港式普通话教导她。还送她口红、香水、T恤、外套和裙子。

那会儿对秋芬有意思的还有同厂的一个拉长，以及几个小工友。也都没有明确追，就是加班之余约着一起吃饭，打牌，逛街，唱K。

他们没有一个像汤姆那样慷慨大方，送她那么多东西，最暖心的是吃饭的时候他会替她把位子先摆好，会给她涮碗，用公筷夹菜给她，走路会让她靠里边，上车先安顿好她落座，帮她拿包包。

这些很绅士的小动作那些工友不会，她以前见过的任何人——包括她的父母，哥哥姐姐，他们都不会。

汤姆给她很新鲜的感觉，特别美好，他比她大十多岁，很会宠人，这之前秋芬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只喜欢过影视明星刘德华。

秋芬和汤姆去工厂附近的“天籁之音”唱K飚歌，汤姆唱粤语歌很好听，有种发自胸腔肺腑的醇厚。他俩合唱了一首《东方之珠》。

好几年前，她曾和几个中考落第的同学在露天卡拉OK摊位点唱，两块钱唱一首，有人付了十元请客，她唱的就是这。有同学唱上海滩《浪奔浪流》，有同学模仿张学友的《吻别》，都用蹩脚的粤语唱。那时港台片风靡内地，模仿粤语成为年轻人时尚之一。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

秋芬没想到自己真的流到了香江。

结婚好久，秋芬都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天桥棚子下面席地而坐的全是菲佣，不，应该是印尼佣，长沙湾一带不比中环，印尼佣更实惠些。周末是外国佣的公共假期，她们一团一团地坐着，地上摊着家乡风味的各种食物：咖喱饭、鸡块、薄饼，五颜六色的调料，她们大声说笑着，深邃的黑眼睛，黧黑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散发着浓烈的热带雌性气息。这些人平常在雇主家里都安分守己少言寡语，此刻就像过节一般，化了艳俗的妆容，穿戴也夸张显目，脸上洋溢着遇到乡党的开心快乐。她们是有集体有组织的，不像她刚来港那会儿孤零零一个人，满眼都是生疏，听不到一句乡音。

秋芬穿越挤满外国佣的天桥通道，下到地面，再经过惠康商场，出来就是一片公屋区，沿着公屋人行通道穿过去，来到街边，走过一排卖海鲜干货药材奶粉的铺面，在一个门牌上写着繁体字“永联行”的楼梯口停下，掏出钥匙，打开生了锈的沉重铁门，顺手取出了信箱里厚厚的一叠《明报》，走上暗淡狭窄的楼道。这是香港老式唐楼，没有电梯。因为老旧，租金相对便宜。本埠年轻人一般都不住这里。房子是华仔租的。秋芬在这生活也有几年了，真快。

上到三楼，打开防盗铁门，一股鱼香麻辣味从小厨房飘出来，滔滔正在里面忙活，一米七的个头，瘦削的身材，围着白围腰，一手拿锅铲，一手捏着锅耳朵，像个能干的小厨师。这孩子做什么事都认真，尤其对吃，毫不含糊。他几乎每周都要回来打一次牙祭，当然，是自己下厨。他蛮会做菜的。

今天做的是水煮鱼，他最喜欢的一道菜，虽然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胃还是随她，一个人的味蕾看来是由童年决定的。

红尖椒、花椒粒、黄豆芽、芫荽，油汪汪地覆盖着，香香辣辣的一盘，看着顿时食欲大开。香港是磨炼人的地方，硬生生把一个孩子锻炼成了烹饪大师。

秋芬有时候不免有点愧疚，她这个当娘的并没怎么照料到他。他就自己长这么大了。

滔滔第一次去香港那年，放寒假，他跟华仔来宜宾过春节，央求她跟他们一起回香港。那会儿，滔滔已经在香港上了半年学。

滔滔是香港身份，得在香港考大学，高二转学过去的，就住华仔那里，滔滔喊华仔“叔叔”。华仔以为她看在滔滔的份上，能跟他们一起回香港定居。

然而，“香港”两个字就像药力强劲的催吐药，她一听就产生无法自抑的生理排斥，头晕目眩，眼前浮现的是：难以下咽的饭食，一望无际的夏天，无边汹涌的人潮，被切割折叠的狭小空间，走到哪儿都是人，人，人……陌生的，并不友好的——人。

有次在香港坐地铁，人照例满满当当，从酷热的外面进来，地铁里冷气逼人，香港总这样冰火两重天。她穿了高跟鞋，旁边一个人刚好到站下车，让出空位，她一屁股坐了下来，抬头就发现一个香港男人对她横眉怒视，她有点惶恐，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这个空位不能坐？又没抢！她的脚被高跟鞋摧残了半天，必须得休息一下。她随手将坤包放在腿边，又被身旁挨着的一个胖男人侧目鄙厌，嫌她包包占了座位，她纳闷极了，这有什么呢，她那么瘦，包包并没有侵占到旁边位置，包包和她加起来也不及这个胖子宽。还有一次在地铁里接电话，被一个香港人噼里啪啦教训了一通，说她声音大，吵到别人了。原来香港人如此嫌弃她不待见她。后来，她看到一个外国人同样在地铁里大声打电话，却没有人说他。崇洋媚外！她很是气愤。

全是不愉快的记忆……当然，最大的创伤是汤姆带给她的……不，香港，再也不要过去了。可是，儿子已经属于那里了，她竟然做了香港人的娘。想想很不可思议。

滔滔的适应能力比她强多了，半年不到，粤语就很地道了，他和华仔交流全是粤语。

滔滔临走的时候一边哭，一边拉着华仔的衣襟说，“妈妈不过去就算了，叔叔，我们回去吧。”那年他十七岁，十七岁的男孩子哭起来像小孩。她以前倒没怎么见他哭呢。她不也是十七岁离开家乡的吗？哭什么哭？

他俩走的时候秋芬没掉一滴眼泪，一个人的眼泪大概也是有定额的，她的额度用完了，变成了一个硬心肠的女人。

她只是又开始吃起了辣椒。每当她吃不下去饭的时候，就靠辣椒度日。

一年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香港，滔滔考取了港科大。

……

（节选自2021年第4期《芳草》）

俞莉，教师，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在《当代》《中国作家》《清明》等刊物发表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我的似水年华》《谁敲响了上课的钟声》《我和你的世界》，小说集《潮湿的春天》入选深圳新锐小说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