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这是旅日青年作家琪官留学打工之所见所闻所思，也是一位90后海外励志经历。作者是母亲清贫生命里唯一的骄傲，为了改变命运，他放弃国内出版社编辑工作，毅然决然出国留学。为了解决生活费，在神户读语言学校的他开启了打工生涯，先在一家工厂搬运冷藏肉制品，后到中华料理小店帮厨，及至考上大阪某大学的研究生，又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兼职。在咖啡店打工的那几年，他不再简单将其视为一个赚钱糊口的场所，而是学会穿过打工的镜面，窥得日本风土人情的一面，观察其背后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将现实窗玻璃上的物事映照在了小说世界的帷幕上，实现了自已的创作梦想，在精神层面有了质的飞跃，开辟了另一条人生蹊径。

日本留学打工漫记

□ 琪 官

前几日，川村阿姨发来信息，约我周六去吃河豚火锅。她是我学生时代打工的咖啡店店长，在我辞职前就说有空一起吃顿饭，后来新冠疫情反反复复，一直拖到了现在。川村店长和我母亲差不多大的年纪，也只有一个和我同龄的独子。我由于疫情已经三年多未回国，川村店长的儿子在名古屋生活，母子两人关系似乎不太好。我俩相处起来，倒意外地十分融洽，经常被店里其他同事调侃说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母子。

入座后，一位一看便知是外国人的女孩过来点单。她胸前挂着“研修中”的名牌，说着生硬磕巴的日语，神情有些紧张，看长相和说日语的腔调，应该是越南来的留学生。一位扎着头巾的日本大叔远远地站在她身后，一边小声指点着，一边满眼歉意地对我们点头，意思这是个新人，请多多包涵。川村店长一改平日快速的关西腔，以缓慢清晰的标准语点了单。待女孩慌张离去后，川村店长又换回平日里不拘小节的姿态，点了根烟，将烟雾吐向空中后看向我说：“你刚来店里那会儿，日语虽然也不大好，但比她敢说。”

“我刚来日本打工的时候也像她一样，慌得要命。后来就习惯了。”我说。

搬来大阪前我曾在神户读了近两年的日语学校。在咖啡店之前，我已经有好几年的打工经历，因而对我来说，只是换个地方赚生活费而已。我经常敬语、自谦语混着一顿乱说，倒也引得顾客阵阵发笑，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恐怖的了。

“不过你现在好了，在大学当老师，再也不用打工了。”川村店长满脸欣慰地看着我说。

“非常勤讲师而已，上一节课才拿一笔工资，说白了跟打工没什么区别。”

“那总比在咖啡店里端盘子、洗杯子强吧？”

“这倒也是。”我笑道。

说话间，刚才点单的女孩送来两杯生啤，小心翼翼放下后，又立即抱着托盘逃难似的跑向后厨。我看着她慌乱得有些可爱的背影，想起刚来日本那会儿的自己，也像她这么生涩来着，一眨眼七八年就这么过去了。往事种种回忆起来，总觉得是浓缩成一团团的，就跟挂在大太阳底下忘了收回来的葡萄串儿似的，猛地想起来再跑去看，一条茎秆上原本丰满紧实的果肉已经皱得干巴巴的——是残留在回忆之线上一粒粒风干的记忆点。

我举起生啤和川村店长碰了杯，按照日本人喝第一口酒前总要进行的固定程序，互道一声“你辛苦了！”后大闷一口，放下酒杯，我才感慨道：“不过现在想起来，在日本打工的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得很，但仔细回味回味，还挺感慨万千的。”

“你是被那些打工的日子磨炼出来了，总算混出头，想想你爸妈得有多高兴哦。”川村店长放下酒杯后说道，“不过日本真多亏了有你们这些留学生，不然就靠我们这些腰疼眼花的老阿姨，日本经济早完蛋了。”

正如川村店长所言，私费前来日本留学的人，十之七八会选择打工。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2022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较之疫情前大幅减少，目前仍有二十四万多名留学生在日本求学，其中就约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在课余选择了打工，而这一比例在疫情之前的2018年，则高达惊人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八。

日本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各种中短期打工族。日本高中生的学习任务并不像国内那么繁重，高中阶段便开始打工的学生不在少数；日本女性结婚后选择离职在家带孩子的现象仍然普遍，等孩子上了学，很多家庭主妇就会再次走出家门，利用孩子上学的时段，打一些短时间的零工；此外，那些常年奔波惯了的上班族定年退休后，不愿天天在家眼睁睁任时光荏苒，很大一部分人也会继续出去谋一份轻松些的兼职，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想证明自己依然存在一定的社会价值。

除了日本人之外，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更是这打工族当中的主力军。一方面，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使得日本社会不得不依靠这些来自国外的“廉价劳动力”来维系日常社会的运营。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地少物稀，又痴迷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因而从吃穿到起居，整体物价并不便宜。要是贴上“日本国产”的标签，价格更得翻上好几倍，例如一到夏天，就经常能看到一颗哈密瓜、一盒樱桃拍卖出几百万日元的咋舌报道。就连平时在外面简简单单吃碗面，换算下来，都得五六十人民币。而在日本打一个小时工的工资，大概就是一碗面的价钱。如果不是家底比较殷实，或者学业忙得焦头烂额，每个月靠国内汇来生活费在这里生活，总觉得有点冤大头，因而，很多留学生都会选择打打零工。如此看来，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留学生打工制度，可说是一项“你好我也好”的双赢政策了。

留学生办理打工资格的手续也十分简便，只需在最初入国时，在海关处申请一个“活动外资格许可”，盖在作为外国人身份证的在留卡背面便可。当然了，拿留学签证的人并不能无限制地打工，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八小时，寒暑假不得超过四十小时，也不得从事与风俗业相关的工作。记得刚到语言学校的时候，那个戴着厚片眼镜的日语老师就反复强调：“就连按摩店的清扫类工作都不可以哦，被抓到了有理也说不清，是要立即被遣返回国的！绝对不行！不行的哦！”语气过于强硬，反而给人一种心虚的错觉，仿佛如果真去什么小巷子里闪着霓虹灯的按摩店扫地，很有可能会跟他撞个满怀。

玩笑归玩笑，日本政府虽然需要我们这些留学生所提供的劳动力，但还是用法律提醒我们，来日本的目的是求学，而不是赚钱。可现实情况是，有些留学生会为较为丰厚的时薪所心动，拿着留学生签证，学校里却成天不见人影，一天打三四份工，签证过期续不了，便索性黑在了日本，继续过着疯狂打工的生活，心想着反正被抓了也就是遣送回国，倒不如在那之前先赚他个盆满钵满。

写到这儿，不禁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张丽玲导演的《含泪活着》。她曾饰演过1987年版《红楼梦》里娇杏一角，后来也跑到日本留学，于2006年拍了这部纪录片，是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收官之作。它讲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一名工人丁尚彪在三十五岁的年纪，毅然决定跟随第一波留学大潮来到日本求学，希望可以借此改变自己和家庭贫困的命运。可这批满怀憧憬的留学生到了日本才发现，他们来到的是北海道一个鸟不拉屎的边陲小镇阿寒町，地广人稀，除了成片废弃的房屋就是老态龙钟的留守老人。别说打工挣钱还债了，就连当地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丁尚彪在一个夜晚逃离了阿寒町，只身前往东京。可到了东京，原本联系好的日语学校却在签证上出了问题，丁尚彪想着跟亲戚们借的一大笔钱还没着落，一咬牙一狠心便留在东京成了黑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打黑工的生活。

丁尚彪来日本的时候，女儿还在上小学。为了日后能送女儿出国留学，丁尚彪没日没夜地打工，在餐厅掌勺、在商场清扫、在工厂干活……赚了钱也舍不得花，也不知道怎么花，每个月如数寄回去，夫妻两人仅靠一笔笔汇款和一通通电话维持着婚姻关系。最终女儿不负众望，高考后考上了美国纽约的著名学府。去上学前女儿在东京转机，父女俩时隔八年才再次相见。彼时女儿早已出落成了大姑娘，父亲兴奋地给女儿介绍自己生活了八年的城市，父女俩显得亲切却又生疏，是一直活在记忆和电话里的彼此突然出现在眼前。她长大了，他憔悴了，隔着漫长的时间的湍流，两人反而有些拘谨得如同远客。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丁尚彪无法进入东京成田机场，只能在日暮里车站和女儿会合。短暂相聚后，翌日女儿又要前往成田机场飞往美国，丁尚彪同样只能在机场的前一站下车。下车前，原本有说有笑的父亲开始旁若无人地默默揩泪，女儿见他一哭，眼泪也就下来了。父亲下车后，久久站在月台上看着女儿的背影，直至列车消失在远处轻雾中，他依旧神情落寞地孑然独立着，环顾四周，来日八年，他依然是这个繁华都市里的局外人。就这样，丁尚彪从一个三十五岁的青壮年开始，黑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在知天命的年纪，女儿也在美国即将取得医学博士的时候，终于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这部纪录片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都会热泪盈眶。我虽然无法赞同这位父亲用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成就下一代的做法，但不容置疑的是，他是个极其伟大的父亲，是那个时代里钢铁一般的男人。张丽玲跟拍了十年，记录了这个钢铁般的男人在日本渐渐生满铁锈的十五年。纪录片的最后，消瘦苍老的丁尚彪坐在回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渐次远去的日本大地，两眼通红地默默合掌致意，像是在祭奠自己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滴泪与汗，以及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年时代。每次看到这里，我总会想起当年即将落地日本之前，那个坐在飞机上看着脚下陌生灯火连绵如星河的我。他去我来，那时的我与影片中即将同这片土地永别的他，形成了某种平行时空层面上的对照。我们虽然素未相识，但却在那一小格相似的飞机窗玻璃上，看到了彼此淡淡的投影。

当年的我也像影片中的丁尚彪一样，为了所谓的改变命运，不顾一切跑来日本留学。我出身农村，家境并不富裕，但从小学习成绩不赖，父母也尽全力供我读书。记得小升初那会儿，父亲决定送我去一家私立初中，比起公立初中要多交两千块的“培养费”，这两千块还是父亲向左邻右舍借钱凑出来的。高考我还算争气，考上一所还不错的大学，毕业后没经历什么坎坷，进入一家大型出版社，做着体面的工作。可一颗想要看看外面大千世界的心，一直在胸膛里文火慢炖着。工作之余，我私下里联系好了日本的语言学校，确认了所有的留学手续后才跟家里提及。父亲听后表情十分的冷静，既不表示反对也不予以支持，只是一边抽烟，丢下一句：“想去留学可以，但钱这方面你自己想办法。”母亲当时紧皱着眉，一直叹气，在昏暗的灯光下扒着烂黑的棉花果，是未能绽开就因下雨落到地上的，一个个捡回家，熬夜扒开，虽不及白棉花值钱，积少成多，多少能换些票子。

得到父母的“默许”后，我便开始准备各种留学材料，可最大的难题当然还是钱。留学签证材料里需要一份三个月的定期存款证明，我记得大概是十来万的样子，当时家里刚建了新房子，还欠着外债，根本不可能有十几万的存款。我便跟亲戚们开口借钱，可建房子借的钱还没还上，亲戚们也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也有各自柴米油盐的日子要过，有自家的孩子需要培养成人。得知我想去留学的事情，一开始他们也没说什么，这次我主动开了口，他们倒也借此机会劝起我来，圆滑世俗的话语颠来倒去，说白了无非同一个意思——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你父母供你读到大学已经不容易了，还是安心工作为好。说实话，当时满脑子想改变命运的我，听了那些话，只觉得他们铁石心肠，反而更加坚定了我要出去留学证明给他们看的决心。最终，我拉下面子，跟大学里一拨玩得比较好的朋友们借钱，好歹凑够了那十几万，存进银行，准备好所有的材料，递交了留学签证申请。

没过多久，签证很顺利地下来了。临行前，母亲替我收拾行李。虽然她嘴上没说，但我知道她是开心自豪的。我是整个家族、甚至是从那个小村庄走出去的第一个留学生。小半辈子过下来，她活得总是那么抑郁，从三十几岁起脸上就爬上了皱纹，也曾有过几次试图自杀的举动。我记得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妈妈要不是看着你觉得舍不得，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我是她清贫生命里唯一的骄傲，是她可以在其他兄弟姊妹面前挺起胸膛的唯一筹码。以前年少不经事，听到她在亲戚邻居面前显摆我这我那，我总是会粗鲁地打断她。现在想来，只觉得心疼。我很庆幸自己意识得还不算晚，疫情之前偶尔回国，母亲还是会在众人面前炫耀我这个在外留学的儿子，我虽然依旧觉得浑身不自在，却从未再阻止过她。

2015年7月13日傍晚，我登上了前往大阪关西机场的航班。不知什么原因，登机后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飞机才起飞。一颗兴奋又忐忑的心一直悬空着，仿佛不到安全降落的那一刻，一切就都还会有叵测的变数。到达关西机场已是半夜，我看着窗外全然陌生的异国夜色，脑袋里嗡嗡的，是因为生理和心理还处在不同的时空里。以后每年到了这天，就像是此刻的“我”和之前每一年的“我”之间的秘密纪念日一般，我总会翻开那天发过的朋友圈看看，回想当时坐在飞机里的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还有同那张皱巴巴的机票一般，被我汗涔涔拽在手心里前途未卜的未来。

语言学校位于近畿地区的神户市，一座雅静端庄的海边城市。周围的一切都是新的，是我生命钟摆里的时针走了两圈之后，又回归到了原点。父亲虽然说过留学的钱让我自己想办法，可我临走前，他还是凑出了两万块，替我交了第一笔学费。在国内生活了二十几年，早已习惯了抱着半个西瓜用勺子挖的物价，突然来到一个“西瓜切八块，每块卖三十”的国度，站在超市一排包装精致的水果前，反复看着标价，心里总得日元人民币换算个半天。就像是原本稻麦不分的姑娘嫁到婆家，突然受命当起了家，日子的方方面面都得精打细算起来。为了解决生活费，我很快便开启了打工生涯。

第一份工作是在六甲山人工岛上的一个工厂里，是语言学校介绍过去的，学校和他们应该有合作，长期替他们介绍兼职人员，从中拿点回扣。这个工厂是日本肉制品行业巨头“伊藤火腿株式会社”的冷藏仓库。人工岛风景优美，碧海连着湛蓝的天，海鸥翱翔浪漫，巨轮在白浪里高鸣起航，就环境来讲，是个令人心生愉悦的地方。工作的内容也并不复杂，也无需多好的日语能力，只需按照各个超市的订货单，从一排排货物架上找到相应的货品，塞到一个纸箱里后，送给领班的日本人确认。由于都是肉制品，仓库里只有几度，大夏天也得穿上笨重的棉袄，戴上帽子、手套、棉口罩工作，只能看到对方的一双眼睛。员工之间也没什么交流，大家仿佛都是一根鱼线上的那一颗颗橙色的浮标，被一张张订单拖拽着游来游去。

员工里有几个中国来的研修生大姐——“研修生制度”也是日本吸收外国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美其名曰是来研修技术的，实则就是从国外大量引进廉价劳动力，做一些流水线的机械工作。在陌生的环境里看到中国人，一开始总觉得亲切，可慢慢发现他们跟你的交流，也仅仅限于日常的打招呼，眼神里是漠然的疲惫。后来我才意识到，除了他们这些常年的员工，这个工厂里人来人往如食客，流动性很大，已经有太多像我一样刚去日本的留学生过去，没过多久就选择了辞职。既然都是云烟过客，又何必掏心窝子嘘寒问暖。

机械枯燥的工作内容让我内心产生巨大的落差。想想之前的工作，我每天坐在舒适明亮的办公室里，审稿、策划图书、联系作家、和美编讨论排版设计，秋天还会参加集团举办的划龙舟大赛，年底还有盛大的年会可以尽兴。虽说一开始工资不算理想，但终归是个体面有趣的工作。而现在，却要穿成南极探险队的样子，在一排排货架之间寻找全是日语片假名的辣味香肠，会因弄错特惠装和普通装遭到日本人领班的白眼。晚上精疲力尽地回到出租房（当时住在一幢一户建最上层的狭小阁楼里），躺在地铺上，看着头顶一格小小天窗外逼仄的夜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应该像亲戚们当时劝我的那样，安安分分地工作，而不是来日本成为鱼线上一颗被现实生计来回拖拽的浮子。

可我像当年的丁尚彪一样，没有了退路。我只能在前行的路上劈开一条条另有可能的岔路，迎头摸索。在工厂干了两个月之后，压抑冷漠的工作环境还是让我毅然决定辞了职。可生活还在继续，房租要交，学费要存，学校介绍的工作我不想干，只能靠自己寻找兼职。对于像我这种刚来日本，日语还不行的留学生来说，中国人经营的中华料理店是很多人的首选。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料理店帮厨的工作。

料理店名叫“青岛”（估计是因为青岛啤酒在日本比较出名的缘故），开在神户三宫街头繁华区的一幢三层小楼的二楼，楼上是有美女陪着喝酒的小酒吧，楼下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按摩店。“青岛”从晚上六点营业到早上五点，赚流连于花街柳巷的酒鬼们的钱。店主是一对福建来的小夫妻，三十来岁，为人很热情。两人也曾来日本留学，在语言学校相识相爱，老板在留学期间也在中华料理店当帮厨，结婚后就盘下了这家小小的料理店，做起了料理人。命运往往就是如此的奇妙，很多人从未预料到过自己会从事现在的职业。我想如果有人采访一下日本中华料理店里掌厨的，十有八九会说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厨师，就像《含泪活着》里的父亲和“青岛”店的老板一样。

“青岛”店面很小，十几平方米开方，只能容下五六张桌子。老板负责在后厨炒菜包饺子，老板娘则在外场接客做酒。我一般从晚上六点上到十二点，一周上三四天，时薪不算高，神户市当时的最低时薪，不到九百日元的样子，夜里十点之后多加百分之二十五。但由于是现金支付，政府系统里没有记录，每个月需交的健康保险金就会按照没有收入的标准征收。而且每次下班前，老板还会做一顿便餐给我吃完再下班，又可以省下一顿餐费。

深夜下了班回家，经常会在楼下碰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露出甜美的笑，用略带口音的日语问我要不要按个摩。问过几次后许是意识到我是二楼餐厅的员工，她也就只会笑着说声“辛苦啦”。之后听老板娘说，这个小姑娘也是中国人，老家好像也是福建那一块的，估计已经黑在了日本，在楼下的按摩店里上班。虽然算是半个老乡，老板娘却嘱咐我少跟楼上楼下的姑娘们交谈，一个个看着人畜无害的，其实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楼上的酒吧一屁股坐下来，光座位费就得五千日元。

料理店的工作我适应得很快，一开始只是在后厨帮忙准备食材、洗刷碗筷，后来渐渐干习惯了，老板娘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叫我去点单送菜。这份工作虽然仍远不及小说编辑来得轻松舒适，但至少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市井热闹的。当然了，我并不是说在工厂上班的人们没有生活，只是那样的生活着实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饮食店的工作其实也不轻松，店面虽小，老板做的包菜猪肉馅儿的煎饺却远近闻名。到了周末，更是连逼仄的走道里也要塞下简易桌椅，客人点上两盘煎饺一杯生啤，吃完后又换下一拨客人。我常常半夜一身油烟味，骑着自行车沿着JR铁道线回家，途中会路过一条从六甲山流下来的湍河。我有时会在桥上停下来，趴在石栏杆上抽根烟，看远处神秘无言的六甲山，听脚下昼夜不息的潺潺水流声。初来日本打工时的落差感日渐消散，这让我既欣慰又有些担忧。我既渐渐适应了打工生活，却也站在了疲于奔命的死循环入口。可一根烟抽完，我立即骑上自行车回家，得抓紧时间洗漱睡觉，明天一早还得去语言学校上课。

“青岛”夫妻俩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刚上幼儿园，女儿刚会牙牙学语，都放在福建老家给奶奶带。店里闲的时候，夫妻俩便会像两个趴在草地上观察螳螂的小孩一般，挨着头趴在厨房里的灶沿边，用家乡话和视频那头的两个小孩说话：“有没有听奶奶的话？”“睡觉前不准吃巧克力了，牙齿要坏掉的。”“爸爸妈妈很快就回去啦，你从今天开始数，数到一百爸爸妈妈就回去了。”欢快的语气里隐隐总有那么一丝无奈，视频结束后，总是会听见老板娘无可奈何的哀叹。闲下来我问老板娘为什么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住，老板娘说他们夜里上班，白天又要睡觉。两个小孩还太小，他们奶奶又一句日语不会说，接过来也没人带。只能等孩子大些再看。我点点头，没说什么。老板娘末了却加了一句：“可一直不在身边，等孩子大了，也就不会跟我们亲了。”

有时候看着他们细碎的日常，会觉得羡慕，心想这就是寻常婚姻该有的样子。他们每天忙于买菜开店，下了班回家倒头就睡，没什么时间出去玩，来日本十几年，也没交到什么朋友，夫妻俩也就成了在这异国他乡里彼此唯一的依靠。他们赚的钱也像丁尚彪一样，定期换成人民币，汇回国去，养小孩，建房子。听说他们用在日本赚的钱，回老家建了栋气派的三层小洋楼，却只有父母和两个小孩住在里面。

可成天工作生活都绑在一起，摩擦在所难免，夫妻俩斗嘴吵架也是家常便饭。最厉害的一次，就因老板娘多睡了会儿觉，买菜来店里晚了些，店里一开店就涌来一拨客人，点了一堆菜。每次客人不喝酒光点菜，老板就会烦躁，因为一道菜的利润远没有一杯酒的利润高，还费时又费力。老板一边噼里咣当颠着中华铁锅，一边数落老板娘的不是。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旦一件小事看不顺眼，对方做什么都会变得碍眼起来。就跟吃饭吃到一根头发一样，其实可能只是粘在了碗边，但一下子一筷子都不想动了。十几平方米的店面，厨房的狭小程度可想而知。老板娘被他骂得一句话不说，进厨房铲冰块也没吭声，老板端着锅转身准备装盘时，差点浇到她身上，便火力全开谩骂了起来。老板娘也窝了一肚子的气，多少年的埋怨都泄出口来：“头晕多睡了会儿怎么了？我跟着你这些年，每天日夜颠倒的，还不到四十，脸都老成什么样了？跟着你过过几天好日子？”说着说着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也许是仗着我在一旁会拉住她，老板娘拿起砧板上的菜刀就要往老板砍去。我隔在他俩之间，从老板娘手中夺过菜刀。餐厅里欢快的中国风音乐开得很大声，客人们在高谈阔论着，没人注意厨房里的动静，见迟迟没人出去，还不停地大声催促上菜。我只好硬着头皮从老板手里接过锅，装好盘端了送出去。后来有次跟他们说笑，我说得给我涨工资，我这又刷碗又上菜，还要忙着给你们劝架的，哪有这么使唤人的。老板憨憨地笑笑，说要不请你去楼下按个摩？被老板娘照着后脑勺就是轻轻一巴掌。

我在神户的语言学校待了近两年，在这家料理店也干了近一年半。离开神户后，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料理小店，想起小店里那对动不动就刀光剑影相见的夫妻，刀剑亮相后收入鞘中，又是相濡以沫搀扶走下去的绵绵岁月。后来我以这家小小的料理店为题材，写了篇小说发了出来。之后偶尔有事去神户，却再也没去拜访过他们。因为在那篇小说里，我给他们唯一的孩子安排了死亡，我知道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读到那篇小说，但总有点做贼心虚的愧疚。

2017年春天，我考上了大阪某大学的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回想起自己的二十代，总觉得不可思议，像只一直在迷雾森林中寻找出路的鹿，慌里慌张的，看见哪里有光就往哪跑。大学在以理工科闻名的大学学英语，毕业后却进入一家出版社当中文小说编辑，工作一年后辞职，跑到日本，最终却选择了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听日本老师用日语讲鲁迅、讲新感觉派、讲中国独立电影的窘境、讲古汉语发音与现代日语的渊源。常有人在得知我在日本学中文时，会不自觉地发问：“为什么啊？”是啊，为什么呢？我也问过自己无数次，为什么呢？为什么来日本？为什么在日本学中文？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跑来刷盘子？为什么写小说？为什么要试着记录下不可能完整的过往？我们似乎每天都在询问着一些“为什么”，这诚然是好事，可以让我们保持思考的习惯。但生活不是数学，大多“为什么”就连当事人都说不出个中缘由。就像是高中语文的阅读理解，画线部分的比喻句隐喻了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不满，抒发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学生解答起来头头是道，可拿给作者本人，却是满脸的为难：就是个比喻句啊，我写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啊！一路走到现在，我仍然会问自己很多“为什么”，但从不再追求什么答案。

考上研究生之后，我搬来大阪，又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说是新的开始，但深究起来，其实也是换汤不换药，打工的日子仍在继续。就像日本有一种很著名的拉面，店家几十年不换面汤，一口大锅昼夜二十四小时咕嘟咕嘟熬着，只要不断往老汤里加入新料便可。端出去给客人，又是刚出锅的一碗新鲜美味。人生也是如此，换了环境总觉得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其实都是在之前的底料里添入未知口味如何的新食材而已。丢却任何一个看似无所事事、从早睡到晚的“昨天”，都无法塑成“今天”的这个自己。这事往大了说是宇宙相对时空的奥秘，往小了说就是一碗面汤的事儿。我凭借之前打工积累下的“底料”，很快又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找到了新的兼职。

咖啡店的店名直截了当，就叫做“咖啡馆”，是日本一家大型连锁饮茶店的“我孙子町”分店。相较于之前神户市中心的“青岛”，这家位于大阪南部边郊地带的咖啡馆，则更像是一个温和的大家闺秀。由于开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区，客人以当地的居民和学校的学生为多，做的是细水长流的常客生意。当时我刚搬到大阪，路过时进店喝了杯招牌炭火咖啡，觉得不错，结账时便斗胆问了句是否在招工，第二天就接到了店长打来的面试电话。这一干，就是整整五年，从研一一直干到了博三，连说出来的日语都不自觉地带了点儿关西腔调。

如果说，之前工厂和“青岛”的打工，我还是在为了生存，被生活牵着鼻子走的话，在接受了打工是留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之后，我学会了利用它。在咖啡店打工的那几年，我已经不再简单将其视为一个赚钱糊口的场所，而是我窥得日本风土人情的一个窥视孔。我开始观察店里的每一位常客，感受巨大落地窗外那棵香樟树一年四季的变化，试着与店里的其他日本员工成为朋友。我将这些所有的元素一股脑吸收进体内，用心底的温火细细熬着，熬成一锅锅可以塑成任何形状的铁水后，我又开始写小说了。

刚来日本那会儿，每天疲于奔命，我有很长时间都未再动笔写过小说。看着国内和我大抵一起出现的90后作家们一个个写成了气候，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因为想要“改变命运”，却在无形之中，被柴米油盐偷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当我学会了穿过打工的镜面，看到背后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之后，心中那种原始的诉说欲望再次被唤醒。我经常一边手冲着咖啡，一边观察收集目光所及的生活的零碎，杂糅重组，丢进我的一篇篇小说里。因而我小说里的登场人物们也大抵爱喝咖啡，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咖啡厅里谈情说爱、嬉笑谩骂，是现实窗玻璃上的人物身影映照在了小说世界的帷幕上。

近几年，当我的名字时不时出现在一些杂志的“海外华语作家”栏目里时，我才意识到，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既定成型的命运，因而就根本不存在“改变命运”一说。这些年的打工琐碎，也从未偷走我生命中的任何东西，而是为我开辟了另一条蹊径，沿途有着我一路独自看过来的别样风景。

用餐接近尾声，我有些微醺，川村店长还是面不改色的样子。河豚火锅还在咕嘟咕嘟沸腾着，我是再也吃不下了。

川村店长又点上一支烟，吸了口后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你还没听说吧？咖啡馆再过两个月就要关门了。”

“啊？”我从座椅上直起身子，酒一下子醒了不少。

“都是疫情闹的，营业额一直上不来，总部那边就决定关了‘我孙子町’店。”

“那你怎么办，去其他分店吗？”

川村店长摇了摇头说：“我到了这个年纪，再去其他店也干不了几年。索性就让我提前退休了。”

“你就甘心这么退休了啊？”我心里替她叫着屈。

“我这性子，在家哪待得住。”

“那你有什么打算？”

“准备去家附近超市的生鲜部门，每天卖卖海鲜，活儿很轻松，下班也早，还可以回家做做饭。在咖啡馆干了三十年，一天忙到晚，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我看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觉得有些心疼，体内的酒精开始回流作祟，眼泪猝不及防地就滚下来了。

这倒把川村店长吓了一跳，她连忙掐灭烟头，倚过身来，拍了拍我肩膀，压低声音跟我说：“你个傻小子，哭什么啊？不就是换个地方打工嘛！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可以约了一起出来喝酒的啊。”

“我是想到你这三十年都付出给了咖啡馆，结果却被他们一脚踢开……”

“我是替咖啡馆打工了三十年，但并不是卖给了他们，这三十年从来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啊。快别哭了，这么大的男孩子，要笑死人了。”

此时，之前的越南女孩过来收拾碗碟，我转头佯装在包里翻着什么。许是为了给我整理情绪的空隙，川村店长抬头对她说：“打工很辛苦吧？在日本要好好努力呀，你看这个哥哥也跟你一样，一路打工过来的，现在在大学里当老师，厉害吧？”语气里满是难抑的自豪，仿佛我真是她儿子似的，就像母亲以前在亲戚邻居面前炫耀我一样。

琪官，原名陈琪荣，1992年生于江苏盐城。日本大阪公立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员，中文讲师。日本华文作家协会成员。小说、散文散见于《西部》《香港文学》《青年作家》《青春》《湖南文学》《特区文学》《安徽文学》等刊，有小说被《长江文艺》《小说月报》转载，曾获“《日本华侨报》杯”第三届日本华文文学奖“优秀小说奖”，长篇小说《无姓之人》付梓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