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满族，一级作家，1963年冬月生于辽宁兴城。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锦西卫》《香炉山》，中短篇小说集《分裂的村庄》《平安稻谷》等十余部。在《当代》《十月》《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多次入选年度文学选本。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编者说

“毕尽一生之力，稻济天下苍生”，本文讲述了一位比袁隆平还早一辈的水稻专家——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带领团队培育出优质稻种，培养科研新人，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稻路”的事迹。他的一生本身就展现出中国近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伟大的人不仅在于他的个人成就，更在于他能解天下民生之忧。

中国“稻路”

周建新

引子

水稻，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亘古流长。上古，神农尝百草，驯化了野生稻种，为古代先民们培育了水稻，繁育和壮大了华夏民族。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稻字，由簸箕、扬糠、舂米三个动作组成。

关于水稻的起源，争论很多。西方学者始终认为，水稻的两个亚种——细而长的籼稻和短而圆的粳稻，分别来源于印度和日本。上个世纪初，丁颖根据古籍记载，以考古发现一万年前的栽培稻为依据，以稻壳中稳定存在的植硅体为解码，从社会学和生物遗传学两个角度，论证了稻作文化在中国的系统演变，验证了种源关系，从学术上确立了水稻起源于中国野生稻。经过驯化的中国稻种，向东传入日本，向南传入东南亚，转道印度，最终传遍全世界。

从此，争论按下了暂停键。

夏商周诸朝乃至秦汉，稻米为奢侈品，只是少部分人群食用。毕竟，水稻种植，需精耕细作,下种那一刻，一场漫长的守护便开始了。草比稻子长得快，除草一刻不能停，否则前功尽弃；稻秧比公主还娇贵，热了凉了病了，处处小心，一时不慎，枯了，颗粒无收。

这种娇贵的粮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一般农户所能承担。

及至两宋，越南占城稻反哺回中国，我国首次开始双季稻播种，娇贵的情形才有所改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方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所谓的“两湖熟、天下足”，是指明朝中叶以后，长江中游的湖荡洲滩，被大面积围垦成农田，稻谷产量剧增。而满足天下需求，象征则大于实际，否则大明王朝不会亡于饥饿。

事实上，人类从诞生那天起，饥饿就如影随形。翻阅人类史，饿肚子才是常态，吃饱饭反而是特殊时期。时至今日，全球的饥饿程度仍然高得惊人。《全球粮食危机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有53个国家1.93亿人陷入了粮食危机，比2020年达到的高点，又增加了近4000万人。

我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有限，属于国际粮食的采购方，并无足够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

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说到了人民的心坎上。

14亿人口，不能指望别人养活。端牢饭碗，科技第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虽说我们种植水稻有万年历史，大多数进步，都在改进耕作方式和扩大耕种面积，亩产始终徘徊在二、三百斤。辛亥革命后，西方科技成果不断传入，我国才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水稻科研活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稻科学才真正地发展起来，中国水稻科学家的不同谱系的创始人，相继出现。最典型的是我国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丁颖，他按照水稻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把全国划出六大稻作区，并将中国水稻定名为“籼亚种”和“粳亚种”。继丁颖之后，我国水稻又形成了杨守仁谱系、杨开渠谱系。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谱系又脱颖而出。

四大谱系中，最显著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攻南方籼稻；另一个是中国超级稻之父——杨守仁，主攻北方粳稻。两位中国水稻之父，在20世纪后半叶，分别完成了三次“水稻革命”。时至今日，中国的杂交稻和超级稻，每年增加的产量，足可以多养活一亿多人口，对全球减少饥饿，作出了卓越贡献。

对于袁隆平先生，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的主人公杨守仁先生，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还十分陌生。可是，当我们捧起饭碗，吃起鲜香黏糯的“东北大米”，您会想到谁？有谁能知道，好吃的“东北大米”从哪里来的？

正是杨守仁先生带领着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生生地改写为“东北熟，天下足”，让“东北大米”带着黏糯的稻花香气，充盈进全国亿万苍生的饭碗，让东北水稻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他们和袁隆平等科学家一道，毕尽一生之力，稻济天下苍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稻路”。

成长的磨砺

1912年3月5日，杨守仁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陆家村。从懂事起，他便分担起这个穷困家庭的压力，帮助父亲插秧、收割，农闲时，才有机会读几天私塾，在水牛背上背熟了《四书》《五经》。在舅舅的资助下，仅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小学，考入江苏省第一中学初中部。小学的恩师周晓春拿出自己的薪金，鼎力资助杨守仁读完初中。为了节省学费，1928年杨守仁考入了本校高中部的师范科，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到南京民众夜校兼课，教失学的底层百姓，让他很早地了解到了旧中国的复杂与黑暗，体验到民众活着的艰难，促使他更早地认知社会。

师范科毕业后，杨守仁留校，在附属小学担任教师。他白天工作，晚上一心向学，自学师范没有学过的高中课程。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攒足了一年的学费，毅然报考了最难考的浙江大学。他羡慕那里的学风，崇尚那里的教授。

在选择专业时，杨守仁几乎没有犹豫，浙大农学院，从记事起，他就看到父亲不停地劳作，听到父亲不断地告诫他，一粥一饭当思不易，学好农业，用科学的方式，解救千千万万个父亲那样的农民，让他们不再累死累活，也能吃上饱饭。

天遂人愿。1933年9月，杨守仁迈进了国立浙江大学的大门，就读于农学院农艺系。

那一届浙大的农学院总共招生57名学生，和同学们相比，杨守仁年龄偏大。毕竟是放牛娃出身，小学和初中都是断断续续念下来的，高中读的又是师范，再聪明，基础薄，也是客观现实。

最难过的是英语关，大学课程都是英文的原本，语言关过不去，所有的课程都听不懂。而他最差的一科，偏偏是英语，从小没有英语的语言环境，基础打得不牢固。浙大实行的是严格的淘汰制，入学不容易，毕业更不容易，英语跟不上，时刻面临着被淘汰。

毕竟从小就在苦难中磨炼过来的，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在繁重的学业面前，刻苦攻读，须臾不敢耽搁，尤其是满篇都是专业术语的英文。尽管杭州离他的家乡并不遥远，可四年的大学，他从未回家休过寒暑假，一味地寒窗苦读，居然没有体验到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时，电影业刚刚兴起，看电影，是学生中最时髦的事情，不管谁来怂恿，也不管谁来请客，从未打动过他，他没登过电影院的门。

杨守仁和别人不同，别人上学靠父母，他是自己供自己上大学，大一时还勉强，毕竟有工作一年积攒下来的钱，大二就得靠奖学金了，没有奖学金，即使每科都过关了，他也难熬到毕业，所以，他必须把每一科学到极致。

大三的时候，杨守仁接二连三地迎来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先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就任浙大的校长，接着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担任技正一职的卢守耕博士入盟浙大，被聘为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

卢先生醉心于水稻种子的收集，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水稻品种，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收集过来。他的水稻培育基地，就在杨守仁家乡一带，就职浙大时，已培育水稻单穗一万多个。这些都是育种的材料，用于比较鉴别，看哪些品种适合广泛育种。

杨守仁从小插秧，对水稻有着天然的感情，学生中也只有他有过多年水稻种植经验，卢先生到来，仿佛是天赐给他的，让他参破水稻的天机。锦上添花的是，植物栽培学家徐天锡也入盟浙大，成为农艺系的教授，直接辅导他。他和徐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并一直保持了三十余年。

越来越多的归国教授加盟浙大，使浙大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有竺可桢校长的鼓励，有这些名家教授悉心辅导，杨守仁如虎添翼，这一年，他获得了浙大品学兼优的甲种奖学金。

浙大是包容的，名家荟萃，各施所长。同时，浙大也是苛刻的，等到杨守仁拿到学士学位的毕业证时，57名同学，只剩下19名了，而杨守仁却是唯一的甲等毕业生。

由于学业特殊优异，1937年7月1日，他被中央农业实验所录用，任稻作系的助理员。刚毕业就一步到位，站在科研的制高点上，掌控全国的水稻生产情况，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稻作系主任叫赵连芳，杨守仁一到任，就被他直接领导，开展研究工作。赵连芳一直主持着水稻生理、遗传、杂交育种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水稻遗传育种研究的先驱，当时我国稻作学界有“南丁（丁颖）北赵（赵连芳）”的美称。他是幸运的，从读大学到入职，辅导他的，全是当时中国水稻界的顶尖人物。也许这就是天道酬勤，对他寒窗苦读的回报。

到中农所没几天，“七七事变”爆发，杨守仁被赵连芳紧急派出，赶往湖南，参加湘米改进委员会的工作。走在半路上，他才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他的家乡就在日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刚参加工作，就奉命出差，去独当一面，这成了他终生未解之谜，除了信任，赵主任是不是有意让他躲避战火？

怀着“解天下民生之忧”的使命，杨守仁善于沟通，勤勉工作，努力推进湘米改进，屡获嘉许。嗣后，他兼任湖南第二农事试验场衡阳稻场主任，负责“南特号”的繁殖和推广。“南特号”是早籼稻，最早在江西培育成功，在全国优秀的稻种比较中，表现最突出，其茎秆粗硬，根系发达，适应性广，产量高，抗病性强，特别适宜湖南的土壤和气候。

本来是出差到的湖南，没想到落地生根了，因为整个中农所跟随在杨守仁的身后，集体“出差”，搬迁至长沙。原因是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开始了大撤退。中农所随着大撤退，整体搬迁，来到了长沙。

1937年12月中旬，传来了坏消息，南京沦陷，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随即，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原，肆意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徐州会战，国军失败，战火迅速烧向武汉，长沙成了抗日前线。中农所只好继续“出差”，西迁至四川。

因为割舍不掉水稻良种“南特号”，杨守仁留在了长沙。这批种子，总共有两千斤，是赵连芳主任从江西调来的，冒着战火，好不容易抵达长沙，第二年春天，即将在湖南广泛育种。如果因为恐惧战争，自己一走了之，就没人能推广良种了，他能跟着中农所，进入四川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可湖南的稻农能跟着一起走吗？前方的将士正在用鲜血捍卫国土，他相信自己能等到“南特号”丰收的时刻。

将士们的鲜血换来了时间，1938年早春，“南特号”在杨守仁的指导下，播种、育苗、插秧，在湖南的土地争分夺秒地生长了一百零几天，迅速地成熟了，他收获了大量的良种。

10月下旬，武汉沦陷，次月中旬，长沙大火，五万余房屋全毁，大批灾民无家可归。杨守仁侥幸逃过一劫，因保护得当，收获的稻种完好无损，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一把大火，却把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烧得仅幸存12家半。看着一堆堆烧焦了的粮食，杨守仁心疼至极，一粥一饭他都格外珍惜，成吨成吨的粮食就这样化为灰烬，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粮食储存一下子减少了这么多，粮价肯定暴涨，不知有多少百姓要忍饥挨饿。没有别的办法，普及“南特号”，提高明年早稻的产量，是唯一的补救措施。日军离长沙越来越近，长沙陷入战火已不可避免，就像鸡蛋不能放进一个篮子，种子集中存放，一旦遭遇战火，就会损失殆尽。最好的办法，分散保管，杨守仁决定，提前把“南特号”良种发给稻农。

妥善地分发完种子，处理完一些事务，杨守仁也该撤离长沙了，他带着两大箱单据，随着逃难的人流，赶往湘西的沅陵，交账的时候，改进所以推广人员全部遣散了为由，拒绝报销已发的工资。他没时间耗在沅陵，索性向别人借钱，全部由他一人赔付。逆着逃难的人流，他星夜赶往衡阳。

回到衡阳时，赶上了晚稻收割，正好验证他推广双季稻的成果，杨守仁没有急着解散稻场员工。此时，长沙会战正酣，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就是守住了西南各省的门户。

对于杨守仁来说，长沙打烂了，衡阳就是谷仓，收获的稻子，就是军粮，他要征集更多的粮食，支援抗日的将士。直到1939年底，他料理完善后，才遣散了最后的职工，只身赶往四川，给“出差”交上最终的答卷。

从长沙沿长江坐渡轮去四川，已经不可能了，到处都是战场，长江航道断了。他只好取道广西，经桂林、柳州，再折向贵阳，抵达重庆时，走了个大大的V字形。一路上，他风餐露宿，跋涉在险山恶水间，途经麻风病和瘟疫区，几次大难不死。好在与难民为伴，他才逃过劫难，千里之行让他备尝人民的颠沛流离之苦。

好不容易抵达重庆，找到设在北碚的中农所，向赵连芳报到。可此时的赵连芳却在成都的四川工作站，兼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杨守仁只好再次跋涉到了成都，见赵连芳之前，他把头发梳得非常得体，不能让主任看出他一路坎坷，满身风尘。赵连芳抱着杨守仁的肩头，失声痛哭，庆幸他的得力干将能平安无事。

到达成都，还没歇过脚，杨守仁马不停蹄地接受了新任务，奉命去川南，用衡阳稻场的经验，到川南继续进行稻作试验，推广双季稻。

川南春来早，过了1940年元旦，马上就要备耕了，再不抓紧，就错过了农时。杨守仁急着赶到了省稻麦场的泸县分场，即刻筹备种植“南特号”早籼稻。那时，整个四川还没有推广早晚连作稻，如果能在泸县试验成功，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杨守仁干脆把自己变成农民，从育秧开始，就蹲守在田里，按照他在湖南积累的笔记，逐日对照泸县与衡阳两地的气温和土壤等条件，摸索栽培经验。就这样日复一日，在泸县分场摸爬滚打了三个多月，眼见得“南特号”插秧入田、分蘖成长、抽穗扬花，肥硕的稻穗垂下来，一片金黄时，他总算放下心来，苍天眷顾四川，早稻丰收在望了。

接下来，播种晚稻品种“浙场9号”，收割了早稻，刚到芒种时节，晚稻又绿茵茵地长在了水田里，没过两个月，喜人的长势就追上了周边农户的一季稻，秋收时虽然晚了些，产量却实打实地相差无几。

早晚稻连作实验，一举成功，谁都能看得到，白赚了一季早稻。事实证明，四川也能种双季稻。杨守仁欢喜异常，用不了多久，四川紧张的粮食供应，就能得到缓解。

走江湖

每年多收一茬，摆在眼前，谁不羡慕。1941年“南特号”在四川迅速推广，夏天到来时，连作稻、间作稻、混作稻，第二季粮食又广泛地播种下来。杨守仁更忙碌了，他“三上梁山，四去桃源，漂八百里洞庭”，进行技术推广。

梁山不是《水浒》里的水泊梁山，是四川宜宾的梁山，这里不同于泸县，到处是山地，而水源却很充沛，正好研究水稻在山地的生长状况。桃源却真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桃源，在湖南常德，然而，那里已经不是世外桃源了。随着日军的逼近，随时有可能成为战场。

三上梁山，仅仅是辛苦，而四去桃源，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桃源与长沙已经很近了，国军主力与日军在那里犬牙交错，到处能看到爆炸后留下的惨状。杨守仁备尝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苦。漂八百里洞庭，很容易理解了，洞庭湖沿岸，是重要的水稻种植区。

越是国难当头，粮食越是珍贵，哪怕头上顶着日军的飞机，也阻挡不住杨守仁奔向桃源、奔向洞庭。毕竟稻农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了能让大家懂，他编写了两本实用的小册子，《如何栽〈两季〉谷》《旱年栽稻法纲要》，沿着长江，走到哪儿，发到哪儿。水稻技术人员从中看出的是学问，识字的农民看到的是方法。

三年的时间，杨守仁主持了西南五省的水稻良种的区域试验，重点放在长江流域。从宜宾到重庆再入湘北，沿着长江一线，他马不停蹄，边育种，边推广，直至夏季到来时，长江两岸的水田，不再是一片青翠，而是金黄片片。

最年轻的杨守仁，用最大的付出，贡献了最多的稻米，努力让前线的将士吃饱。

1943年秋，常德保卫战即将打响，赵连芳害怕他的爱将杨守仁陷于战火，才把他召回重庆的北碚。到了中农所工作了六年，杨守仁总算有了稳定的生活，可以坐下来搞研究了。

有人问他，搞栽培推广，耽误了研究学问。他很有意思地回答，想要搞育种，必须要有良好的栽培基础，优良的栽培方法和技术对育种十分重要，水稻是三分种七分培，所以要搞好栽培才能谈育种，搞栽培要先“走江湖”。杨守仁是确确实实的走江湖，水稻的种植地，就在江湖的旁边，不“走江湖”，怎能懂得水稻？

从此，“走江湖”，成了杨守仁研究水稻的别称，并成为他一生坚持的方向，时刻教导着他的学生。

回到北碚，杨守仁埋头研究，写出了《我国两季稻的种类及分布》等著作，对以后近三十年我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大规模扩种双季稻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措施，这些实实在在的可靠经验，就是他早年“走江湖”的结晶。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的局势已经明朗，最终战胜日军，没有了悬念。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台湾，已经是大势所趋，如何接收，需要先行办班培训。当然，农业接收也是其中之一。

杨守仁被选中，参加了“中央训练团”的“台湾班”，推荐他的是浙大导师卢守耕。卢守耕考察过台湾农业，编印了《台湾之农业》一书。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割去，两岸相隔，整整五十年了，很多大陆人士，并不了解台湾的农业。所以，接收台湾的农业机构，卢守耕是最佳人选，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负责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杨守仁开始了新旅程，跟随导师卢守耕，乘上重庆的轮船，顺着长江，一路东下，紧锣密鼓地赶往台湾，协助卢守耕先生接管台湾的糖业试验所。卢先生到任台湾，第一个要做的是恢复台湾农业的多样性，恢复从前的甘蔗种植。

等到卢先生的工作按部就班了，就把杨守仁放出去，独立开展工作，兼任台湾农业试验所嘉义支所的所长。

嘉义县位于台湾的中南部，西临台湾海峡，东接阿里山，北回归线横穿而过。境内的嘉南平原，是台湾最大的平原，土地也最为肥沃，是著名的稻米之乡。导师真是善解人意，放弃自己所擅长的稻作，转为对糖业的研究和推广，而让他的得意门生杨守仁继续发挥特长，潜心研究水稻。

站在这条太阳光直射在地球最北的界线上，四季已经不再分明，全年的大部分时间，要忍受着暑热和太阳的炙烤。杨守仁戴着斗笠，每天都守在稻田里，观察着水稻的叶片，哪怕有些许的不同，他都会仔细地研究一番，直至弄明白原因。

侵略台湾的日本人不喜欢吃松散的籼米，更偏爱黏糯的粳米，可台湾偏偏不产粳稻。日本人引种本土的粳稻，然而台湾是热带，与日本自然环境不同，连续开发十几年，竟毫无收获。

后来有位日本农学家，在嘉义县用日本稻与台湾稻的混种与采种，培育出了新型粳稻，命名为“蓬莱稻”，口感超过了日本本土，称为御用贡米，只供日本皇族食用。在嘉义杨守仁认识了这位不肯遣返回日本，留在台湾，继续他的水稻事业的农学家。

杨守仁一直研究的是籼稻，中国的粳稻，主要在东北，由于被日本占领，他没有机会接触。与日本农学家交流，得到不少启发，从此，对粳稻的研究便一发而不可收。

这个太阳能垂直照射的地方，阴影会在正午消失，杨守仁一扫战争给他带来的阴霾，迎来了自己生命中最灿烂的阳光。事业上，他有了籼粳稻对比的研究；情感上，他有了归属，一位漂亮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个微胖白净的姑娘名叫荆荷珍，生着大眼睛，双眼皮，鹅蛋圆的脸，一说话就露出笑容，一排雪白牙，更透露出她的干净，两个人一见面，就觉得有夫妻相，感情也像嘉义热带地区，迅速升温。

1945年底，是嘉义最舒适的季节，清爽宜人，33岁的杨守仁结束了大龄单身的日子，和美丽温柔而又善良的姑娘荆荷珍结婚了。从此三十多年，夫妻情深，相濡以沫，渡过了生命中的一道道坎坷。

新婚后，善解人意的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杨守仁腾出全部精力，一心一意地投入嘉义的粳稻研究。嘉义不像台北，没有冬季，但水稻需要两个月的休耕期，杨守仁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边进行水稻考种，边撰写文章。

时间飞逝，很快到了1946年的早稻插秧时节。“蓬莱稻”虽然口感好，但有个致命的缺欠，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越容易引发稻瘟病，日本农学家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解决稻瘟病的问题，每年或轻或重，均有发生，损失至巨。

杨守仁接收嘉义支所后，眼睛就盯在了稻瘟病方面，查找病因，寻找和发现能够抵抗稻瘟病的植株。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遍布稻瘟病“蓬莱稻”中，找到了没被感染的植株。通过日日夜夜的仔细观察，经验丰富的杨守仁，很快弄明白了其中的奥秘，这些植株，在自然状态下，偶然与台湾本地的籼稻杂交，而产生的植株，抗病性来源于台湾本地籼稻的遗传基因。

这可是天大的发现，杨守仁像呵护自己的孩子，精心地培育这些植株，让它们成为新一代的种子。

第二年早稻播种的季节，杨守仁小心翼翼地将培育出的种子播下，从发芽到出苗，从插秧到分蘖，他像只孵蛋的母鸡，呵护在稻田旁，兢兢业业，时刻不离。直至稻秧抽穗结出黄灿灿的稻粒，他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从最初的秧苗，到最终结出沉甸甸的稻穗，稻瘟病居然秋毫无犯。而与试验田近在咫尺的“台中65号”，竟由于严重感病，一片一片的稻田，整株整株地烂掉。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稻作栽培的历史上，高温高湿的海岛上，不见稻瘟病，这是水稻栽培史上的首例，杨守仁兴奋异常。

导师卢守耕亲赴嘉义，肯定了杨守仁研究成果，称经人工杂交，合成的新品种，对稻瘟病具有显著的抵抗性，亲笔写下了鉴定书：“在同一试验中，其相邻之‘台中65号’发病甚烈，而该品种之穗依然呈美丽之金黄，毫无病瑕。鄙人于六月亲眼目观，叹为奇迹，愿为书而志证。”

这是台湾光复后，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培育出的新稻种，为中国人长了志气，特别有意义，被命名为“光复1号”，以此纪念台湾重归中国的领土，也是对杨守仁在抗战期间历经八年的颠沛、矢志不渝爱国情怀的褒扬。

在美国穿中山装

194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要派一批留美公费生，任农林部技监的赵连芳想到了培育出“光复1号”的杨守仁，让他到上海参加考试。

杨守仁最不怕的就是考试，他知识扎实，学问广博，研究成果又格外显著，很难遇到难倒他的试题，最难得的是他的英语基本功，读浙大时打得格外扎实，不存在语言障碍，顺利地通过了公派美国考试。

赵连芳特别高兴，他决定，送杨守仁到自己美国的母校。

回到台湾，等到了年底，入学通知到达了，杨守仁带着妻子、岳母、刚一岁的女儿，一起启程，远赴大洋彼岸，到达了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出发时，台湾的嘉义微风和煦，凉爽宜人，而威斯康星正是隆冬季节，气温零下十几度。

杨守仁没离开过温暖的江南，几乎没怎么见过雪，这是他有生以来35年中，从未经历过的寒冷，不过，他心里很温暖，毕竟，他完成与世界接轨的旅程。

在威斯康星大学，杨守仁师从生物学家J.H.Torrie教授，导师特别喜欢他的聪明与勤奋，也是悉心辅导，师生之间交流得特别畅快。仅用一年时间，学完了全部硕士课程，所学课程全部为A（92分以上），获得了这座世界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这在他们建校史中，也不多见。而奇迹偏偏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中，杨守仁和推荐他上威斯康星大学的赵连芳一样，都是一年修完两年的课程。

那时，中国留学生普遍学业优秀，归根到底出自民族自尊心，被人欺凌久了，中国人的形象大大受损，作为学生，唯一能为中国人争气的方式，就是优异的成绩。

杨守仁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他的衣着打扮，尽管喝着洋墨水了，杨守仁始终有一个坚守，不是迫不得已的特殊要求，绝不穿西装。所以，他一生中穿西装的照片，少得可怜，除非是办理出国护照等特殊情况，要求必须穿西装，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那三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园，有个活动的奇特风景，便是穿中山装的杨守仁。

在美国学习期间，杨守仁虽然善于学习，勤奋钻研，但不是书呆子。国内十年的奔波，他在增长学问与经验的同时，也学会了与人打交道，在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科学家中，他属于活跃分子。

比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专程到麻省理工学院拜访过钱学森教授，两个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留美三年间，杨守仁的学习范围不再局限于考试，而拓展学习宽度和深度。他边学习、边思考，还在课余反复实践。毕竟，他在国内“走江湖”跑了十年，有过大量的田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出真知，他敢于质疑，也不迷信于权威，向世界生物统计学界的鼻祖威耶茨的计算公式发出了挑战。

他认为，威耶茨的近代“田间试验设计随机区组设计所得”的计算公式过于烦琐，存在记忆难度大，对照品种与其他品种之间比较不够精确，计算容易出错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杨守仁研究出了“田间试验缺区估算的新方法”，新公式简而易行，比威耶茨的传统公式易记易算，提高了对照品种与其他品种间试验精确度。

新公式耳目一新，得到了他的导师J.H.Torrie博士的赞赏，立即聘杨守仁为生物统计学的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并邀请他在农艺系作专门学术报告，还将他的公式命名为“杨氏公式”（Yang’s formula），纳入该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新内容。

杨守仁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刚刚读过的教材，就有了修订本，选入了他的公式。自然，他也成为新一届研究生的指导老师，理所当然地讲授起自己发明的公式。

三十年过后，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在讲授生物统计学时，用的还是“杨氏公式”，有些中国留学生，熟练地运用着公式，还不知道发明人是中国人。对于知识大爆炸的20世纪中后期，一条公式三十年不变，难能可贵。哪怕是计算机广泛使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师生编写了程序，用现代计算机来研究，也不如“杨氏公式”简便。

1951年1月，已近不惑之年的杨守仁，获得了博士学位。恩师J.H.Torrie教授给杨守仁提供优渥的学术环境，开出了优厚的待遇，恳请他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回国的决心。

杨守仁给恩师讲了一个故事，说中国汉代时有个大文人司马相如，不留恋当时梁孝王刘武奢侈之极的梁园，发自肺腑地说出了“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的道理。J.H.Torrie教授终于明白了学生的志向，虽说是人才难得，百般留恋，却不再强求。

科学可以无国界，“杨氏公式”可以是人类的财富，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杨守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祖国大陆。

那时，中美之间不但没有外交关系，还处于战争状态，杨守仁回国之途的艰难，可想而知。更何况，二战之后，美国的战略是在全世界收拢人才，据为己有，不能为别国所用，尤其是敌对的国家。钱学森就是因为想回到祖国大陆，被美国官员拦在港口，投进了监狱。

杨守仁的名气仅限于农学界，没有钱学森那样有影响。然而，他毕竟获得了博士学位，属于美国政府严控的范畴。机灵的杨守仁没有刻板地说回中国大陆，而是绕道前往香港，暗自曲线回国，所以，才顺利地登上了轮船。

告别威斯康星州时，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结上了厚厚的冰，杨守仁百感交集，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中国不是饱受战争的创伤，粮食供应像美国一样充裕，他或许就选择留下。毕竟，这里的大学，学术氛围特别好，科研条件也特别优越，后来，威斯康星大学出现了二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百废待兴的祖国更需要他。

经过近一个月的航程，1951年2月，轮船抵达了中国海域。杨守仁早已脱下了厚厚的棉衣，站在甲板上，享受着舒适而又温暖的海风，他感受到了久违了的亲切，毕竟他就要抵达祖国的怀抱了。

在香港码头靠岸时，杨守仁一家人收拾行囊，正准备下船，看到了码头上飘扬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打出了长长的条幅，欢迎回来的留学生和华侨。他带着全家，立刻从甲板返回客舱，拒绝上岸，留在了船上。他担心上了岸，就身不由己了，被绑架到台湾，就有违了初衷。

轮船在香港的公海滞留了三天，杨守仁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随着轮船返回美国，再经别的渠道，返回祖国。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他看到了挂有五星红旗的小船。小船越过重重封锁，驶到公海，来接海外华侨。穿了三年中山装的杨守仁，顿时热泪盈眶，祖国终于派人来接他们了，他马上就要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