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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班车，往返于华南两个最大城市的城际列车，车厢里却只有三五人。太阳刚醒，昏沉沉散发着光线，还未强过车内荧荧的白炽灯。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缝隙里，那仅有的三五个乘客歪着头、抱着手睡着，也有像我这样醒着的，看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没有声音的干扰，色彩就做主，车厢内的白色——车体、灯光及空气中的白雾加重了静谧，整列车像剖开鱼肚后莹白的鱼鳔，安然滑行于轨道之上。 打破沉寂的是列车广播，离终点站还有半小时，广播里的女声提示乘客，需提前填好健康申报，又念出一连串英文夹杂中文的说辞，指示乘客怎么从手机上找到入口。 一个女声从我前几排的座位上传出。声音先是很低，重复问着什么，而后清晰、响亮起来。另一个声音开始回复她。 “在哪里呢？”“打开……打开哪里？”“填我的名字？”“这是什么？” 女声听起来还年轻，但语气有些慌张。 “哎呀，怎么不见了！”她轻声叫道。 安静了一会儿，一个有些苍老的女声说：“我帮你看看。” 她们的声音低下去，几乎听不清了。 “这样就好了？！一会儿就拿这个出站？谢谢啊！我不会弄这些。”是年轻的女声。 “没事没事，你要是到哪里不会弄，就找路边人帮忙。” “你真是太好了。” 短暂沉默。 打瞌睡的人醒了，胳膊从座位上方伸出来。我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想继续工作。 “腊月间，我不想出门的。男人说回不去，让我过来。娃娃也不回去。”年轻的女声说道。 年长的女声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孩子多大了？” “大的二十二，老二十九，在这边打工。” “你一个人在老家啊？” “家里老人病了。年前送走了。” “是你的……” “我爸走得早，走的是我妈。我男人那边两个老人都不在了。” “这样啊。”沉默几秒，年纪大的女声说道，“我家里老人也都走了。” “你这么小，父母应该都还年轻啊。” “我六十二了。” “六十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你肯定不是六十二。” “我真的六十二岁了。” “啊……不可能……不是……我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又一阵沉默。 “你孩子都大了吧？”年轻一点儿的女声再度开口。 “工作了。” “几个娃娃？” “就一个。” “一个啊。” “那时候都不让多生的。” “哦，你们是有单位的。有单位的不让生。” “不让生。” “我两个都是儿子娃娃。想要个姑娘，结果两个都不是。” “你是四川人吗？” “我是重庆的。” “我听你口音像。” “你呢？” “我父亲是四川的，但他来了广州，我们就在广州了。” 年轻女人声音高了几度，改用方言说道：“你过年回不回四川嘞？” 年长的继续说普通话：“我们好多年……好多年不回老家了。” “那你现在是去……” “看我儿子。他在深圳工作。结婚了。” “你看我带了这么多吃的，都是带给他们吃的。” 一阵窸窸窣窣，塑料袋翻动、摩擦的声音。 “这是什么？”年长的女声问。 “给两个娃娃一人打了一件毛衣。” “挺好看的。” “是不是？现在年纪大了，针脚扯不紧，你看，这袖口就没收好。老大说不要！说他不穿毛衣！我说你就是跑去天边也要过冬嘛，过冬不穿毛衣穿啥子？” “可以穿的。” “就是嘛！这毛线是纯羊毛的，我说你穿一件顶穿几件……” “这又是什么？” “哪个？” “这个盆里的。” “猪油！我提前请人把猪杀了。你闻，香得很哪！” “别打开别打开！你打开就弄脏了。” “哦对。空气里面有病毒。” 年长的女声没回应，年轻的女声又说道：“整这么一盆，够吃一年了吧？肯定够了。” “你可能要把油放在小瓶子里，让他们放在冰箱里。” “冰箱？” “这边热得快，四月份就要穿短袖了。” “他们好像没有冰箱。” “啊。” “没事，喊他们加油吃，天还没热起来就吃完了。” “别打开，别打开了。真的。” “不是，我给你看……香肠腊肉。分点给你？黑毛猪杀了，我自己装的，好吃得很。” “不用不用。我也有。” “拿两截，只拿两截嘛。” 两个女人的声音充塞了整个车厢。但我知道，不是因为人少声音大，我才仔细听她们说话的。 她们俩几乎跟我与她们俩之间一样陌生，但开口没多久，就已经谈到了自己、丈夫、父母和孩子，尤其孩子。女人间的谈话常常平淡、细碎，像是在许多环绕她们自己的星球表面滑动，也就不容易引人惊奇，但此刻我隔了些距离，反而发现了谈话的奥秘。一个女人倾向于向离她最近的另一个女人求助，而对方如果能力允许，总是会回应。她们之间会立马缔结一个小小的同盟，谈话里透露出的信息像颤动的橄榄枝般伸出，这些信息切身、无所保留，而如果对方能接住，几乎就可建立虽短暂但牢固的信任。这本身就不可思议。 “你爸爸就到广州了吗？” 年轻女人似乎对身边这位半个同乡的年长女性充满好奇，又或者，她只是天性活泼，说个没完。 “是，他读了大学，后来……后来就到广州了。” “那个时候，读高中的都少……你爸爸……有文化的人。” 年长的女人不作声。 “我没读过书。没读书不行啊，手机都整不成。”年轻女人说。 “娃娃读书没有？” “读，两个都读不下去……我给你看照片！这个是老大……这个是老二……” “老二……咋回事呢？” “哎。” “这张也……” “脾气大。你喊东他往西。” “跟他这只手有关系吧？” “唉。” “是受过伤还是……” “喊他爹少喝点酒，不听。喊他喝了酒就不要碰我，不听。” “看过没有？” “啊？” “找医生看过没有？” “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在是左手。” “好在脑筋是好的。” “眼睛一看就聪明。” “是不是？娃娃真的，生下来就不一样。老大吧，就不灵活。老二呢，追着你问，妈妈这是啥子，这又是啥子，为什么为什么？” 年长的女声笑了。 “一只手那个样子，带他比带老大累，好在聪明啊。” “好在聪明。” “好在不是女娃娃。” “好在……” 两人声音渐渐低下去。 又过了几分钟，手机铃声响了，鸟鸣声。 年长的女声接电话：“我一会儿就到了。琳琳在家吗？我打车过去，打到小区门口，给琳琳电话。妈妈带了很多菜啊，都是现成的……你不用管我……要加班吗？没事我自己打车……菜怎么能扔掉？放冰箱啊……” 静了一会儿。 这次是年长的女声先开口：“我也带香肠腊肉就好了。” “为啥？” “香肠腊肉嘛，带去就放冰箱里。也不会坏。” “哎呀，他嘴上说不吃，你摆桌子上，他一口气干掉三碗饭。” “是吧？” “从小到大就好这一口，嘴巴上说不吃，他管得住肚子不吃吗？！哎，他要是改口了，不吃，不爱吃吃不下了，那更好哇，以后你都不用做了！猪不吃猪草了，要吃猪饲料……” “你性格真好。” “性格？” “你人真好。” “没得文化。”年轻女人咯咯笑了。 年长的女人也笑了。 我合上笔记本电脑，看向窗外。列车减速，越来越密集的楼宇掠过，那些玻璃外墙反射着阳光，反射、折射了不知多少回合的阳光透过车窗打在我脸上。蓦地，车驶入隧道，窗外黑了，我看见玻璃上一个自己正看着车内的自己。跟她俩一样，这个我看得出来是女性，生育状况则不能判定，但无论如何这个我总有个母亲，也许跟她俩一样。 这不是重点。固然她俩一直在谈论别人，但绕来绕去，我这个旁观者看到的只是她们自己。她们吐丝、结茧，包裹起自己脆弱的肌体，恪守微妙的、安全的社交距离。在这样的空间和距离中，茧又根本不能成为掩体。好在她们都是女人。好在她们能听懂彼此。好在…… 列车停稳前晃动了几下，不妨碍，乘客们陆续从座位上起身，往车厢两端的门口走去。犹豫几秒，我站起来，望向前几排。 一个灰扑扑的女人朝我这边走来。灰是她头发的颜色，长发过半是白色，随意扎成马尾束在脑后。灰也是眼睛，暗淡，有些疲惫。甚至她身上的衣裳，也是洗太多次后发灰的黑棉服。在南方暖湿但艳色的冬天里，这旧棉服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那位有文化的女性吧，我暗想。六十二岁。 她身后没多远，一个雀鸟般灵活娇小的红衣女士跟上来。头发做过，一个一个的发卷很精致，染成棕红色。她皮肤很白，细腻。看上去可以是四十五岁。 我站在座位上不动，看她俩依次从我身边经过。 灰女士把一个行李袋往背上甩，半背半扛，回头望红女士一眼，似要说什么，嘴半张开又闭上。 红女士上前拉住拖车车把，说：“我来帮你。”是那个苍老些的声音。 灰女士开口说“哎”，声音清脆而响亮，年轻的质感震醒了我。这声音像是困在她体内，或者，像钟表精妙无误的内胆，被嵌在磨损过度的表盘之中。 我错认了她们。灰女士四十五岁。红女士六十二岁。 我再看灰女士一眼。行李袋压弯了她的背，她像码头扛包的男人一样，撇着腿站，才能支撑行李的重量。 没有预兆地，红女士转身走向另一侧车门。红远离了灰。她提着一个纸袋，鞋底在地板上叩出嗒嗒嗒的响声。 不知为何，我瞥了一眼自己的行李，一个蓝色的双肩背包，用了好几年，有些旧了，我喜爱它。我把笔记本电脑塞进去，走向灰女士那侧的车门。 车厢门开了。灰女士在月台上迈开步子往前走，走了好一会儿，又回头望了望红女士。她想抬胳膊挥挥手，行李袋和拖车缚住了她，于是她继续往前走去了。 人流迅速往出口聚合，又迅速消失。很快，灰和红都不见了。 我独自站在月台。我熟悉红，更了解红，但我快步走向出站口，跟上灰。 【作者简介：郭爽，女，1984年生于贵州。作品发表于《收获》《作家》《山花》《钟山》《西湖》等。出版《月球》《我愿意学习发抖》《正午时踏进光焰》。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新人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山花双年奖·新人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