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小区毗邻一块打围多年却迟迟没有开工的荒地，地就在我家生活阳台对面。在这块荒地上，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除隆冬，一年三季，接力不断。从立夏早玉米点下，到秋分晚玉米收获，布谷鸟的叫声一直是荒地中孤单的独唱——大概只有一只。“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它叫得有些凄凉，有些旁若无人；七八只画眉鸟在密林里扑腾，翅膀扇出的风声四下流淌；麻雀最是闹腾，叽叽喳喳，呼啦啦站满一根黄叶半落的树的所有枝丫，呆不住，又惊乍乍飞离，在空中扯开一张灰的大网；蛐蛐儿金口一开，就仿佛被永动机控制了声带，金属的光芒颤颤闪烁；连微芥秋蚊也发出机群战斗时的嗡嗡声，攻击、驱逐我这个外来入侵者——这里是布谷鸟、画眉、麻雀、蚊子的领地，它们用声音昭示它们对这块荒地的主权。

有一天，挖掘机拖着隆隆隆隆的低吼来了，履带哐当哐当。附近种菜的人闻讯赶来，立即手忙脚乱抢收蔬菜。一片嘈杂的抢收声夹杂钢铁机器霸气侧漏的轰隆声和鸟儿从荒地密林中弹出奔逃的啾啾声，声音的战场血光冲天。荒地被挖掘机的大铁螯刨了无数遍，又被运渣车的轮胎碾了无数遍。那夜，往日声音缤纷的荒地终于隐入尘烟，一片静默。

腾寂之间，我如何才能与城市驳音和解？

我听到的第一声电音来自我家墙壁上的小喇叭——一个巴掌大的圆粑粑。它黑乎乎的，材料似乎非纸亦非塑料，“黑粑粑”下吊着一根电线，极细，埋到地下，通向邈远幽深的远方。四十多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它发出的第一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那年我三岁，农村土地刚刚包产到户。慢慢地，我又听到“黑粑粑”里更多的声音。诸如“马上开村民大会”“快来领取化肥”“分过年猪肉啰”……通知是我爹在村广播室喊的。我爹是村长，他的声音从“黑粑粑”里吼出来，还是那么干焦焦、急吼吼的，一点也不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般圆润。上学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普通话”，自然明白不了为何有人能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几个字念得如此字正腔圆，声如洪钟。我只觉得那些声音与我们村每个人嘴巴里说出来的都不同，如天空的雀音和地上的鸡叫，可我那时尚不知“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类的词语，当然也就不知用更美的比喻类比它们。及至今日，我才想到那种圆润与庄重，仿佛来自古老的皇宫，像宣读掷地有声的圣旨。那些声音除了一丝丝不易觉察的自豪，不带更多喜怒哀乐的情绪。不是李寡妇与张二婶为一只下落不明的鸡相互问候祖宗十八代的尖利，不是我堂哥被他爹揍得杀猪般惊叫的撕心裂肺，它们怎么就能做到居高临下而云淡风轻呢？我一直搞不明白。

更为神奇的是，“黑粑粑”还会变声！变成种种不同的腔调——“滴答滴，滴答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时，“黑粑粑”变成了一个稚气未脱的的大孩子，像一只顽皮的猴子在林间蹿跳，跳出一个个“大闹天宫”“大战红孩儿”“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故事；有时，“黑粑粑”又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在树梢歌唱，唱出“红星闪闪放光芒……”“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歌曲，那音儿比我上初中的堂姐唱的还甜。

“黑粑粑”何以能源源不断牵扯出如蛛丝般连绵不断的声音？我惊讶。我踩在高凳上仔细观察它。每有声音发出，它都微微震动，像水波微漾，一凸一缩。上了学，物理课本告诉我，那叫“纸盆振动”。

不管怎样，那些声音似乎将我带入了一个水波潋滟的池塘，带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花园，让我荒芜到干涸、苍白的童年生活丰盈起来、缤纷起来。我开始憧憬那些声音所描绘的村外那个未知的、广阔的、流动的世界。

我上小学后，乡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们乡的榨油厂整天机器轰鸣。工作两班倒，生产如火如荼，只歇工人不歇机器。我父亲在榨油厂做出纳的活儿，买进卖出，收购村民挑来的棉籽，也卖掉棉籽油和油枯。父亲在厂里有间小宿舍。那天下大雨，父亲到乡中心小学接到我，让我不要回家。那一夜，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夜晚不只有蝉的鸣唱、蛐蛐儿的低语和间或入耳的狗吠，还有一种宏大到与胸腔共鸣的声音，带着铁的刚硬与敦实，一声声撞击在棉籽和大地上。那声音，把夜的岑静、夜的漆黑击碎，驱赶得无影无踪。那声音，改变了荒寂到可怖的乡村夜晚给我的固有印象，变幻出另外一种、另外无数种可能——是否那些铁器、那些声音就是去过县城的父亲口中的城市生活的一种？那声音开启了我对城市生活最初的向往，以至后来，当我成功从农村走出，成为都市里的一员后，那些被都市人切切愤恨的汽车喇叭声、小贩吆喝声和小区里流浪猫的思春声都没能影响我的睡眠质量之丝毫。

读初中时，我们的歌声从学校只有铁栏杆没有玻璃挡风的窗户飘出，几乎在上课钟声敲响的同时，十多间教室传来两三曲相同或不同的旋律，歌词同样相同或不同——“成长的……成长的……岁月……岁月……让我不再……让我不再……有遗憾……有遗憾……的感觉……的感觉……”开课前三分钟，整个校园是合唱、二重唱、三重甚至四重唱的大舞台。我怀念那个歌声飞扬的舞台。1999年，我在乡下教了书，2003年我又进了省城学校。城里的学校，再也听不到满校园歌声飘飘了。隔音设施一流的音乐教室钳制住歌声外溢，孩子们的欢唱只能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以规定的音量额定输出，像一个个自由鲜活的儿童，被绑缚住了渴望奔跑的双腿。如今的孩子们依然只能如当年的少年鲁迅一样，在仅望得见“四角天空”的“三味书屋”中乏味读书，永远听不到“百草园”里油蛉的低唱、蟋蟀的琴声和斑蝥喷出烟雾时的那一声“啪”。

前不久，歌手李健在网上开演唱会。“阿拉亚山谷音乐厅”坐落在北京郊区的峡谷中，穹顶露天。李健干净透明的声音与星空、清风融为一体，更有一种飘逸的空灵。不禁感慨，一个听不见歌声此起彼伏的校园，规整、安静，却总让人感觉有一种如置身废弃工厂的木然与惶恐。

在父亲上班的榨油厂的那一夜，决定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任何嘈杂的环境中都能酣然入梦。甚至，如果没有一些声音伴随，我还睡得不安稳。某一天，我恍悟：我曾把噪音当音乐一样迷醉，当梦想一样追寻。事隔多年，我的初心已固化为生命里的一种习惯、一种执念、一种永恒。

近些年，尽管我的睡眠质量一向不差，夜晚的我还是会被一声声炮响炸醒。送殡的车队，专门鸣炮开路的炮车，火化制度已推行了好几年，省城郊县的送殡的仪式却没有丝毫简化。电子炮砰砰，仿佛是亡灵离家上路，通往冥界途中最后的呐喊。我想起我过世已十余年的岳父。那年，岳父在省城医院做脑溢血手术，因为送医不及时，手术宣告失败。妻子的幺爸拿主意赶快把岳父往老家拉——按医院流程，如果岳父在医院落气，就由不得我们了，只能送到殡仪馆火化。岳父一动不动躺在老家的床上，四下死一般的静，只有氧气吸入器湿化瓶里的水汹涌翻滚，发出咕噜的声音。那声音被房间里的冷寂放大，似乎冷与热、黑与明、隐没与飞升正在进行一场拉锯。慢慢地，咕噜声渐趋于无，我感到那声音在沉沉下坠而岳父的身体却越来越飘，轻得如一片被幽风吹起的白羽。突然，一股闷气从他的鼻孔艰难涌出，像是一声沉入深渊的叹息……

楼下挖掘机进场后，我每天都忧戚地从我家阳台望过去——光秃秃的荒地，已覆盖上了防尘网——像是施工者施舍给褴褛大地的最廉价的遮羞布。那块荒地被四条柏油路环绕，一辆辆汽车正在加速冲锋，汽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像是流动的王水，直朝我耳朵里涌。从那以后，我开始失眠，开始纠结于各种声音应不应该在彼时彼地出现，我甚至拨打了市长热线，投诉噪音扰民。我的耳朵里似乎一直有声音在低频共振，我的眼睛有些恍惚。失去各种虫鸟声的抵挡与调和，那些声音流动成一个钢铁的、火焰的、水泥的漩涡，将我捶打又熔化，熔化又凝结。在荒地中央，几台打桩机正拼命工作，它们的哐哐声随同被它们驱离的那些虫鸟的声音，也正沦陷于那个巨大的漩涡……

据说，这块荒地上，将拔起一所公立小学，今年九月就将招生。已持续打桩好几天，因为抢工期，周末的清晨也不例外。坠落——曾经在这块荒地上鲜活多态存在的声音的坠落已成定局；升起——很快将有成百上千小学生活泼泼的声音从这里升起。一时间，我说不出我该为那些坠落悲伤，还是该为那些升起欣喜。

回头想想，这么多年来，我从单调寂静的乡村出发，朝着炫彩、丰富、庞杂的城市，我以为我会陶醉于我追寻的声音世界。年近天命，我才明白自己的无知。可是，诸多“事后明白”，都必须用经历去验证才能深刻体会。这一遭，我走得并不荒唐。假如让我重来一次选择，我也依然只能背负父辈的和我的“脱下农皮”的梦想，飞蛾蹈火般扑向眼前这个众声腾喧、万物鼎沸的城市。那粉身碎骨化为灰烬前的光明、盛大、温暖值得黑暗中的一只蛾为之无悔一跃。

常常怀疑，我是否背弃了自己当年逐音的初心？我新近出现的对城市种种声音的挑剔，是否如我曾经鄙夷的城市原住民一般矫情？在那些声音的背后，是多少个不得不靠制造并不悦耳的噪音方能赚得钢筋工钱、泥水匠钱、木工装修钱、货物运送钱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和我一样，我们有同样的出身，同样的乡村。

在声音的世界，我像声音一样撕裂。

宋扬，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文学报》《散文》《飞天》《野草》《延河》《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广西文学》《中国铁路文艺》等，出版散文集《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