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1948年夏天讲起，东北野战军围攻锦州的前夕。当时我在锦州城里一所小学读书，国文教员陈升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里有三户人家，老吴家，老陈家，老李家。老李家是我家，老陈家就是陈升老师家。这个院子不像通常的院子，或四合院或大杂院，这个院子是个糖葫芦院，老陈家临街，两间房子边是个走廊，通过走廊进第二家，也是两间房子，边上是走廊，我家就是这第二家。再通过走廊进第三家，第三家是三间房子，房子前边还有个不小的院落，可以栽花种菜藏些杂物。老吴家的老吴曾是个生意人，二十多岁时进关里做过生意，中年回来，置下了这个糖葫芦院。我家是从义县搬来的，我父亲靠行医在老吴手里买下了糖葫芦院中间的房子。陈升老师的房子是租住的，是这三家中最后搬进来的一家。

我上二年级时，陈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兼教国文。陈升老师的太太叫邱玫，是个绣工，不用上班的那种，在家拿着绣针刺绣，绣出成品送到一家叫“大家闺秀”的店铺。后来经考证，我才知晓邱玫的刺绣属于满绣，满绣指的是整幅作品均以绣线铺满，画面不留一点的空隙，很多部位由二到三层刺绣才能够完成，且每层的绣线色彩都不完全一致，这二到三层的绣线结合起来才能表现出满意的颜色效果。满绣也是满族刺绣，民间也叫“刺花”、“绣花”，我妈见了邱玫做活儿，就会探脑袋啧啧地赞叹，瞧这绣花呀，绣得太好看了，大妹子这双手真是太巧了，太巧了！邱玫一边绣花一边说，熟能生巧，李嫂你要是学刺绣，保准比我绣得好看呢！我妈笑道，大妹子真会说话，我脑子笨，可记不住那些绣样子。

绣样子指的是刺绣的底画，一般的绣工刺绣，要先把画样子画在底布上，然后用绣针来绣。邱玫大多时候不用绣样子，一般的绣样子，她只需瞄上几眼，就可以开始绣了，绣出来的成品绝不会走样。有人说她绣花太多了，一些绣样子已经了然于胸。也有人说她暗藏画功，一般的绣样子还没她画得好。还有人说是她的记性好，绣样子过了她的眼，也就过目不忘了，绣起来有没有绣样子都一样。不管哪种说法正确，邱玫的绣花水平都是杠杠的，没的说。记得我家墙上曾挂有邱玫的绣品，是幅双蝶图，针脚细腻，凸凹有致，有两只蝴蝶在花间嬉戏。花是大红大粉的杜鹃花，一只蝴蝶是镶着黄边的蓝色蝶，另一只蝴蝶是镶着蓝边的黄色蝶，花和蝴蝶都色彩鲜艳，十分抢眼。

一天下午，我爸塞给我几张钞票，叫我替他买瓶老白干。我去街上的一家店铺，买了酒拎瓶子出来，遇见了一个混混。混混斜我一眼，也不说话，伸手夺了我的酒瓶子就走。我往回夺，被他抓了手臂，随手一甩，我就跌在街心。混混哈哈地笑，继续走，迎面碰上从“大家闺秀”出来的邱玫，邱玫拦住混混，我见两个人撕扯在一起，邱玫占了上风，混混夺路而逃。邱玫把夺回的酒瓶塞给我，拉我一起回家。

我爸想感谢一下邱玫，拿了瓶医用消毒水，叫我妈给老陈家送去。我妈嫌东西少，又把自己腌制的小咸菜从罐里掏出一些，装一碗，一起送了过去。我爸冲我说，你也跟过去谢谢你陈婶。我就跟在我妈身后出来，进前边的老陈家。

敲开门，扑面一股焦糊味道。邱玫迎上来，手上抖着水珠说，嫂子呀，屋里坐，不好意思啊，满屋油烟，我把一锅大米粥熬糊了。我妈说，心扑在绣花上，把灶上的粥给忘了吧？邱玫笑道，就是呀，一心不可二用，想着绣花还想做饭，两头都做不好。我妈递过消毒水和咸菜，说，消毒水是他爸的，咸菜是我腌的，尝尝吧。邱玫说，太谢谢了，前段日子老陈重感冒，这屋子肯定还带着菌呢，正好消消毒，熬粥吃咸菜，省得我再费事做菜了。我妈说，说谢谢的该是我，我家小子挨混混欺负，是你帮他找公道呢！邱玫说，不算事，前后住着，谁见了都得管。我妈上下打量邱玫，问，没伤着你吧？我也抬眼看邱玫，想在她脸上或手臂上找到些伤，但不成功，她的脸和手臂都细腻光滑，没有一丝损伤的痕迹。

陈升老师也在屋里，我妈和邱玫说话时，他就坐在桌子边抬眼朝我们这边望。在他家放桌子的位置我家放的是一对皮箱，我家没有桌子，我爸拿箱子盖当桌面，处方签、笔，一些常用药摆在上面，我爸把凳子搁箱子前，就在箱盖上写字。陈升老师的桌子上堆放着课本和我们的作业本，我的字写得不好看，作业本上有陈升老师的批语，横要平竖要直，忌毛躁，静下心来一笔一划地写。我想凑过去看看自己的作业本，腿却始终没有迈开。

端午节那天，老吴把我家和老陈家都请过去到他家吃饭。吴婶做了一桌菜，无非是白菜萝卜之类的家常菜，加了一碗猪肉和一条梭鱼，不算丰盛，在战乱期间也算不错了。用的是炕桌，桌子不小，挤一下能围坐七八个人。老吴家只有老吴上桌，吴婶忙来忙去地伺候，三个孩子在院子里玩，等客人吃完才能上桌。待客人坐定，老吴满一杯酒，说，这些年我老吴家没少得你们关照，也没做啥好吃的，就当个心情，我先敬你们两家了。一仰脖先干了杯中酒，我爸和陈升老师也干了杯中酒。陈升老师说，我一个教书匠，也帮不上啥，不像李大夫，人人都离不开他。老吴说，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我这几个孩子没少麻烦李大夫，陈老师你也别谦虚，我三小子是你的学生，这小子贪玩，不爱学习，没有你盯着，不会有现在的样子。陈升老师说，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我尽力，我尽力就是。吴婶端了盆热汤上桌，陈升伸手去接，不小心手指伸进汤里，烫得哎呦一声松了手，汤盆倾斜，溢出的汤水爬满他的手背，他又哎呦了一声。坐他身边的邱玫急忙出手，抓过陈升老师的这只手就往嘴里递，同时伸出舌头，像狗一样舔他的手背。一桌人看呆了，老吴训斥吴婶，咋有直眼没旁眼，看把陈老师烫了吧！陈升老师一叠声说，没事没事。我爸说，还是他陈婶有经验，紧急关头，唾液是最好的烫伤药。陈升从邱玫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

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上学，从家里出来穿过走廊，路过老陈家时看见邱玫在锁门，想必她要外出，陈升老师早就去学校了。我喊了一声陈婶，擦着她的屁股出去。门口，有一辆马车停着，车夫倚着车正在抽烟，他瞅我一眼，我也瞅他一眼，他的眼睛很亮，当时没觉出啥，后来回想，他的眼睛是那种警惕的亮，有点像警察的眼睛。在街上走了几步后回头看，看见邱玫出来，上了那辆车。赶车人朝空中甩了一鞭，车子朝与我相反的方向驶去了。

事情就出在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做了一盆芹菜根咸菜，她盛了一碗，叫我给老陈家送过去。我端碗在走廊里走，走到老陈家门口时，外边呼啦啦闯进一群军警，他们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我连退了好几步，才没被他们撞翻。我往回跑，端着的碗落地上，啪地一响，碎瓷片四溅，我全然不顾，跑回家，冲我爸我妈嚷，不好了，老陈家来了好多拿枪的人。

我爸我妈正要出去看个究竟，有军警已闯进我家，开始四处搜查，询问是否看见陈升老师。我爸我妈都摇头说没看见。也有军警闯进最后边的老吴家，搜了一阵没找到陈升老师，又都出去了。

军警撤了我们才知道，说是陈升老师杀了妻子邱玫，畏罪潜逃了。我们都难以相信，老陈家夫妻感情那么好，陈升老师咋就会杀了邱玫呢？我妈说，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他们搞错了。我爸说，人家说杀了，那就是杀了。我妈说，凭啥杀呀？我爸说，我还想问你呢。老吴说，我看了他家的屋，没有血迹，陈老师是用啥法子杀了老婆呢？周围的人都摇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周后，城外就传来枪炮声，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城。

若干年后，我成了一个作家，以老陈家夫妻为素材，写了篇小说《化蝶》。

《化蝶》节选：

女人从绣店回来，一进屋就被一团热气拥抱了，热气来自于厨房，有炒菜的香味裹在热气中在空气里弥漫。正是午后四五点钟光景，屋外的阳光依然热烈，从窗子投进来的光线经过折射失去了些许热度，暧昧、舒适、欢快地流淌着。女人朝厨房那边望，看见男人罩在团团热气中，正在锅碗瓢盆中忙碌。男人是个小学教师，却有一手厨艺，吃过男人做的菜的人都赞不绝口。男人是山东人，会做鲁菜，女人爱吃的却是他做的以鲁菜为主的融合菜，说得更具体一点，是东北融合菜。比如土豆烧牛肉，主料酱牛肉和土豆，配料是番茄、洋葱，起锅烧油，先将土豆块煎成金黄色捞出，再下大料、干辣椒、洋葱粒等辅料翻炒，再加主料牛肉和土豆块，加水煮熬，汤汁收得差不多就可出锅了。还比如火爆腰花，主料是猪腰子，辅料是木耳、冬笋、胡萝卜，起锅烧油，放入腰花，腰花变色后捞出，下葱段、蒜片、泡椒，炒出香味再下腰花、木耳、冬笋片、胡萝卜片，倒入料汁爆炒，收干汤汁就可出锅了。女人最爱吃的就是他这两道菜，也是她值得到外边和熟人炫耀的几个资本之一。

女人换了衣服，凑到厨房，用嘴吹开扑面的热气，问，咋回得这么早？男人一手握炒勺一手举铲，扭过头在烟气里答，今儿个学生上半天学，下午没啥事就早回了。女人又问，不年不节的，咋做起好吃的了？男人说，啥年节的，兵荒马乱有今天没明天的，想吃就吃。女人笑道，你倒是想得开。

知道做了好吃的，饭菜摆上来时，女人还是惊讶了，眼睛瞪得好大。女人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尤其瞪得大时，圆圆的，黑眼仁多白眼仁少，一汪水呼之欲出，甚是动人。男人盯着女人发愣，手里的盘子有些抖，抖出了一些菜汁。还是女人接过盘子，稳稳地放到桌上。

摆上桌的有女人最爱吃的土豆烧牛肉、火爆腰花，还有一条红烧鲤鱼，一个凉拌拉皮。在即将兵临城下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的背景中，能做一桌这样的菜实属不易。女人看了桌上的菜，抬头疑惑地看男人。男人说，打起来是不远的事了，死活都难说就别说吃好的了，能吃一顿是一顿吧。女人释然，坐下。男人拿过一瓶白酒，先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盯住女人跟前的空杯子，手里端着酒瓶，默默发呆。女人的酒量不错，只要男人喝酒，她都会陪他喝。夫妻俩喝点酒，借酒劲儿吹吹牛，说点平时羞于说的话，是很有情调的。男人乐于享受这种情调，女人也就投其所好，见男人要喝就主动要酒。

女人盯住男人的脸，问，咋不给我斟酒？男人说，如果你不想喝，我不勉强。女人说，我哪次说不想喝了？男人停顿片刻，说，以前没问过你，这次我想问你了？女人说，你咋了，有话就直说，谁跟谁呀？男人说，没咋地，怕你累，才问你。女人说，那我不想喝呢？男人把举在空中的酒瓶放到桌上，手却没离开酒瓶，说，那我就不给你倒。女人说，你不给我倒我就喝你杯中的酒。男人说，那我还是给你倒上吧。

男人又举起酒瓶，把女人跟前的那个杯子斟满。然后放下酒瓶，把自己跟前的杯子端起，举向女人。女人拿起自己跟前的杯子，轻轻撞向男人的杯子，杯子与杯子相撞，发出轻柔的响声。这响声在女人听来没什么特别，在男人听来却如同锐器相撞，声音扎心，尖厉无比。

喝过这杯酒，女人缓缓倒下去，一双惊愕的眼睛盯住对面的男人。男人站起，掀开前边的桌子，杯盘落地，发出凌乱破碎的声响。男人奔过去，抱住倒地的女人，眼泪止不住滴到女人的脸上。

……

若干年后，我受领导委派，回故乡锦州寻访一个叫张富贵的战斗英雄。我采访过一些战斗英雄，有的是老红军战士，有的是老八路老新四军，也有的是解放军和志愿军。但寻访一个战斗英雄还是第一次，难在一个“寻”字上，因为这个战斗英雄在当年得到部队的奖章后，就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张富贵的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时，张富贵参加了一个著名的阻击战。张富贵时任某连副指导员，阻击战一共打了五天。第一天，敌军大举进攻，受到我军顽强抵抗，敌军损伤惨重，退却。第二天，敌军再次进攻，突进了一个叫土堡的阵地。我军组织反攻，很快又将敌军赶出土堡。在这天的战斗中，我军也付出巨大牺牲，张富贵所在连队的连长阵亡，指导员接替连长指挥作战。第三天，敌军集结重兵狂攻土堡，发起十余次进攻，均被击退。第四天，敌攻我守，连队的指导员阵亡，张富贵接替指导员指挥作战。第五天，敌我双方均伤亡巨大，张富贵所在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张富贵在腰上绑了一圈手榴弹，越出战壕，冲向敌群，吓得敌人掉头就跑。

更令人惊叹的事迹还在后边，张富贵没有回战壕，而是猫腰前行，向敌人阵地摸去。敌方的机枪朝他扫射，他躲到一个土丘后边，摘下帽子搁在土丘上，吸引了敌方火力，他则悄悄从另一边摸向敌军的一个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设在一个掩体里，里边有五六个人，张富贵跳进去，把这几个人吓呆了。张富贵瞪着眼睛就要拉弦，被对面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给叫住了，别拉，咱们好商量。有人用枪逼住他，他吼，都放下枪，不放咱们就同归于尽。敌军官赶紧说，都放下枪。那几个人放下枪。张富贵又吼，出去，喊你的弟兄投降，不然咱就同归于尽。敌军官说，我投降，可他们不见得听我的。张富贵吼，不投降，咱就同归于尽，说着又要拉弦。敌军官见他真是不要命的主儿，意志崩溃，出去喊来了几十人，一起放下武器投降了。

解放战争胜利后，张富贵得到了“战斗英雄”称号，受了奖，光荣转业。就在等待上级分配工作的时候，他却不辞而别，一个人走了。后来，多次派人寻找，都没有找到他。

在锦州市文联，我找到了提供线索的杜涛，杜涛是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主席，当时有五十多岁，他为了收集整理民间艺术，常年游走在县里和乡镇。有一次他在某县城见到过一个老人，他认定这个老人就是英雄张富贵。当时他在县城那条最热闹的街上走，突见前边一阵喧哗，有几个穿城管制服的人正围住一个老人，老人身边有两筐白梨，一杆秤。双方在争吵，城管说，这里是你能摆摊的地方吗？赶紧走人！老人说，我要是不走呢？城管说，那就强制你走。老人说，就凭你几个？城管说，我一个就能让你走。老人说，别说你们几个，就是几十个拿枪的，我也不怕，我也有办法叫他投降。城管说，你这老头还挺能吹牛，我就要看看你有啥能耐。有个人弯腰抓秤，提了秤杆的一头就走，老人一把抓住秤杆的另一头，二人都往自己这一头拽，老头年老瘦削，城管膀大腰圆，在体重上老人就是劣势，只两下，老人被拽过去，扑倒在城管身上，可手里的秤杆却没松开。另一个城管见了，扑向一筐梨，提起就走，老人顾此失彼，撒开秤杆，又去追梨。杜涛见了，拦住提梨筐的城管，说，这位大爷也不容易，这梨还是还给他吧。城管说，还他可以，他必须离开这条街。杜涛说，好，这大爷归我劝，我保证让他离开这儿。老人梗着脖子说，好好地说我还可以离开，强拉抢夺我还真不离开了。一个城管嚷，那对不起，梨和秤我都要没收。老人也嚷，你要敢没收，我就去政府告你们，别说是你们领导，就是市里省里的领导也得给我面子。城管说，你以为你是谁？老人说，我是谁？我是战斗英雄，我打死过多少敌人你知道吗？城管说，吹牛！杜涛跟城管说，我敢跟你打赌，这大爷肯定是有来头的，你们还是走开吧。城管见杜涛气度不俗，也就顺水推舟，说，好，那你就负责让他离开。杜涛说，包在我身上。

杜涛劝离了老人，二人一同拐向一条胡同，在胡同的尽头有一个果蔬市场。杜涛陪着老人去了市场摆摊，帮老人卖完了两筐梨，又买了烧鸡、猪蹄和酒，随老人去了乡下的家。老人一个人居住，问他可否有老婆孩子，老人摇头，说终生未娶。再问叫什么名字，老人说叫钟爱军。又问，可否有其他名字？老人摇头。这之后，杜涛去过几次老人的家，多次聊天，老人只承认自己当过兵，却否认自己是战斗英雄张富贵。

我对杜涛说，他不叫张富贵，又自己否认自己不是张富贵，那很可能他就不是张富贵。杜涛说，他跟城管吵架时，说过自己是战斗英雄。我说，也可能是情急之下的逞英雄吧。杜涛摇头，叹口气说，不知为啥，我就是觉得他是英雄张富贵。我也不好再质疑，跟他打听老人的居住地。杜涛说，那个村叫白石沟，村后有一座山是石头山，满山白花花的石头，连一棵草都不生，村子以前挺穷，后来有人采山石做石品发了家，现在也不算是穷村子了，如果你想去，我明天可以陪你去。我连声道谢。

第二天，文联出了一辆车，载着我和杜涛向白石沟进发。有关白石沟村的情况我特意做了一些功课，知道那是个民风淳朴的地方，人们活得简单、豁达，生死看淡。添丁了不大喜，办丧事不大悲。路上，杜涛给我讲了一个白石沟村办丧事的故事，一家夫妻中年丧子，雇了鼓乐班子吹吹打打，悲凉的调子中竟然夹带着一种喜庆，守灵的，祭奠的，进进出出的人脸上并无大悲之色，有时，说谈间还会发出一些笑声。来白石沟采风的杜涛看不过眼，忍不住训斥那些笑谈的人，人家都这样子了，能不能顾及一些丧家的感受？你不哭可以，你笑就不可以了！谈笑者冲他撇撇嘴，不理论，躲开他。死者的父亲凑到他跟前说，死都死了，哭有啥用？他们说说笑笑的，也算是陪我儿子乐乐呵呵走最后一程，不要怪他们。杜涛惊诧地看他的脸，这是个五十多岁车轴汉子的脸，国字形的，黑黝黝中泛着紫红，说话间脸上是带着笑意的，杜涛紧紧盯住这丝笑意，还是很容易地从笑意中找到了悲伤。

我坐在后排座上说，把悲伤藏在笑容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坐副驾位置的杜涛扭过半个头说，不是勇气，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不是做出来的，是与生俱来的，不明就里的人看，以为是麻木、迟钝、冷漠之类的，其实不是，那是原始的旷达、透彻、明白。我说，看来没活明白的反而是我们。杜涛说，没错，经过人文的修饰，人们反而失掉了许多东西。

车子在颠簸中行进，车窗外的景致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由田野变成了山脉，起初是生有树木的山峦，渐渐的，绿色变淡，退却，直到完全变成了白色。白色的石头山出现了，白石沟也就快到了。

车子从公路上拐下来，走一段只能过一辆车的小道，进入了白石沟村。在村子的土道上开，开到车子进不去的窄道口停车，下车。杜涛熟门熟路，带我来到一个院子前。

院子不小，但与其他村民家的院子比，却算是小的。院墙是石头砌的，正常成年人戳墙边能露出脑袋，院门是木条扎起来的，推一下摇摇晃晃，踢一脚能倒，也就是个象征。杜涛探头喊，大爷！大爷！我是杜涛呀！喊了几声，有人从屋子里出来，是个瘦老头，头发全白了，两腮塌陷，面皮都是皱褶，走路却也硬朗，稳稳地朝院门这边走来。开院门，杜涛把我介绍给老头，老头自报家门道，钟爱军。出于礼貌，我叫了声钟老，和老人握手。

钟爱军老人转身带我们进屋。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的侧脸给了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心头一动，那真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哪里见过他呢？跟他身后进屋，边走边努力地想，在哪儿见过呢？屋是两间，开间要比城里的房子宽敞，地上摆了柜子和桌子还有空余，柜子是半人高的那种长柜，破旧得随处掉漆，花紫斑驳，桌子是一米多长的那种老写字桌，也破旧得随处掉漆，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一些书。乡下人家有写字桌就算是稀少的了，居然还有书！我好奇地走过去看那些书，有几本是纪实作品，还有几本小说，是《吕梁英雄传》、《苦菜花》和《红日》。再看钟爱军老人，就多了几分亲近感。

我问，您还读小说？老人说，消磨时光呗。短短几个字的回答，令我立马认定老人是有一定文化的。我又问，您以前是做啥的？老人说，农民。我说，您识文断字呀！老人说，读过几年书罢了。从老人说话的口型和语气里我又捕捉到了熟悉的气息。我盯住老人的脸，仔细地辨认，透过尘封的粗糙面皮和岁月印记，我成功地找到了一份令我惊愕无比的认定。我脱口道，你是陈升老师？老人也愣住了，盯着我的脸脱口道，你是谁？我连忙报自己的名字，他愣愣地看我，我又说，我是李大夫的儿子，糖葫芦院，我家住中间。老人这次哦了一声，说，想不到能见到你呀！这句话等于他承认自己是陈升了，我说，陈升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咋就成了老农了？老人的表情肌动了动，没回答。一旁的杜涛看看老人，又看看我说，敢情你俩认识，大爷咋就变成陈升老师了呢？我说，是呀，陈老师，你咋就变成了钟爱军呢？老人表情肌又动了动，还是没回答。

我和杜涛不请自坐，准备与老人长谈。杜涛抢先说，大爷，我知道你就是张富贵，你就讲讲，你是咋从张富贵变成了钟爱军的？我把老人拉到我身边，坐下，说，陈老师，我更想听你是咋从陈升老师变成了钟爱军的。老人还是不回答，一脸凝重。杜涛叹口气说，咱们都是实在人，你咋就不能告诉我们呢，莫非你有难言之隐？老人终于开口，说，都是实在人，就不该强人所难。杜涛朝我望，撇撇嘴，一脸无奈。

我的目光越过老人沟沟壑壑的脸，落到墙上，墙用报纸糊过，看过去满眼都是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字，初看有些令人眼花。我视线平移，从墙这边看到墙那边，在密密麻麻的字中看见一幅并不显眼的布画，有些老旧，起初我没在意，目光习惯性地划过去，当意识到什么时又划回来，让目光定格在那幅画上。这是一幅满绣，满绣呀！我站起，走过去，眼睛亮了。

这的确是一幅满绣，画面我十分熟悉，是两只蝴蝶在花间嬉戏，花是大红大粉的杜鹃花，一只蝴蝶是镶着黄边的蓝色蝶，另一只蝴蝶是镶着蓝边的黄色蝶，居然和我妈家的那幅绣品一模一样。只是因为年久的缘故掉色严重，原本鲜艳的颜色变得有些发暗模糊，几乎与满墙汉字融为一体。想必这就是邱玫的作品吧，看来这绣样子当年她绣了不是一幅两幅。我心头一动，回到老人跟前，坐下，说，那幅绣是陈婶留下的吧？我家也有一幅，一模一样的。老人问，一模一样？我说，是一模一样。老人叹口气说，家里那么多，我留下的也只有这一幅了。我问，为啥只有一幅呢？老人唉了一声，说，走得仓促，随手只拿了一幅。

我觉得可以谈下去了，就试探着说，陈老师，当年旧军警的说法是你谋杀了妻子，你们感情那么好，就是一个小孩也看得出来，能是你杀了陈婶？老人低头沉吟片刻，说，是我。我问，为啥？老人说，我本不想再提这件事，但话说到这了，你又是半个知情人，我就实话实说吧，邱玫她是个特务。我说，国民党特务？老人说，是。我说，当时锦州还在国民党守军手里，国民党特务有必要潜伏在民间吗？老人说，邱玫有点特殊，她是联络员，专门负责与潜入我军的特务联系，传递情报，常常出城执行任务，为了掩人耳目，减少暴露的机会，她才受命潜伏。我问，那你是什么人？老人说，我是地下组织的人。

我和杜涛都瞪大眼睛，想不到会遇到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没有理由不刨根问底了。老人说，是组织上给我下达的命令，让我务必在那天晚上除掉邱玫。我问，为啥这么急？老人摇摇头，不说话。杜涛也问，难道就不能采取别的办法，比如教化，让她弃暗投明，拉她到咱们的阵营中来。老人阴了脸说，我只能回答这些了，对不起。我和杜涛也觉得这件事对老人来说过于残酷，也就不好意思再问了。

我想起读过的一篇外国小说，是哪国哪个作家写的我忘记了，只记得大概的内容。好像是女主人公爱上了敌国的一个小伙子，也就是男主人公。二人结婚，婚后男主人对她恩爱有加，为人也朴实善良。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和职业，当国家命令他去征讨女主人公的国家时，他毫不犹豫，坚决执行任务。这时，女主人公国家的人给她送来了命令，叫她设法除掉男主人公。女主人公陷于两难的选择，为了爱情，她不能除掉他，为了国家，她又必须除掉他。显然当年陈升老师也陷入这样的两难选择，不同的是，外国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来自于两个敌对的国家。

沉默一会儿，我想起了寻访英雄张富贵的任务，只能又开口了，陈老师，对不起，我还是得跟你求证，你是张富贵吗？老人说，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我说，这对我很重要，这是我目前的工作，这对历史也很重要，我们谁都没权力埋没一个英雄。老人笑道，啥英雄呀，都是逼的，是那种情境逼的，要是你，你也会那么干。我说，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张富贵了？老人自觉失言，闭上嘴不说话了。杜涛在一旁说，这不是不光彩的事，这是光彩的事，光荣的事，告诉你吧，英雄可不是轻易就能认定的，就是你本人承认自己是张富贵，也得拿出有力的证据才行，不然就是冒名顶替，弄虚作假。杜涛的这番话起到了激将的作用，老人腾地站起，冲杜涛瞪大眼睛，说，老子还用弄虚作假吗？他掀开柜盖，拿开几件老旧的衣服，从里边掏出了一个布包，布是那种黄色调的，年头久了掉色严重，说是块旧白布也可以。老人打开包裹，我和杜涛的眼睛都亮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枚军功章和一张纸质的奖状，奖状上写得很清楚，授予张富贵同志战斗英雄称号。我和杜涛都很兴奋，杜涛还向老人行了一个军礼。

《化蝶》节选：

热中带着潮气，这是一个湿润的下午。这座城市离海不远，却偏干燥，秋天、冬天、春天都是干燥的，手碰在铁器上会啪啪地触出电花来，小臂、小腿起皮，刺痒，伸手挠抓，越抓越痒。女人的处理方式是抹雪花膏，小腿和手臂都抹上一层雪花膏，天天坚持，也就光滑不痒了。女人也叫男人抹雪花膏，男人笑道，我没那么娇贵。女人说，不是娇贵不娇贵的事，抹了不刺痒，才是真事。男人说，雪花膏是女人抹的，我还是抹甘油吧。男人去药店买了瓶开塞露，挤出涂在小腿上。

只有夏天这个城市才不是干燥的，走在街上，汗水能湿透汗衫。男人一边走一边东瞧西顾，眼神中满是警惕。走进绣店所在的那条小街时，他看见有个女人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看报纸，女人穿一条洗得掉色了的淡蓝色旗袍，大波浪的发型，一张脸有点像他的女人，他心头一动，直直望过去，女人似乎察觉到有人看她，眼睛从报纸上拔出来，也朝他这边望。这个女人和他的女人年龄相仿，但细看这个女人没有他的女人中看，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有点生涩，不像他的女人那般五官柔顺，看着舒服。

男人率先避开眼神，朝前走，与那女人有一种咔嚓一声擦身而过的感觉。这种感觉还没完全散尽时，绣店的牌子已经抢入眼帘。他奔过去，去的不是绣店，而是绣店边上的药铺。他进药铺时习惯性地朝绣店的门里望了望，那是女人常去的地方，他看见穿长衫的店主正在和一个女人说着什么，店主比比划划，女人很平静的样子。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女人。

进药铺，跟绣店掌柜穿戴差不多的掌柜正在和一个买药者说话，掌柜说，你的方子是止泻方，我冒昧问一下，您是咋个症状？买药者说，就是爱拉肚子，着凉了拉肚子，吃辣的凉的也拉肚子，吃几条西瓜也拉肚子。掌柜说，是不是早起第一件事就去拉？买药者说，是呀是呀，有时天不亮就起来拉，拉的也是稀的，好像挺长时间不见成形的屎了。掌柜笑了，说，这是闹五更，我们的说法就是脾肾阳虚，需要补，你的这个方子是止泻药，虽见效快，止泻了，可过一天还是照旧。买药者说，是呀是呀，你说的没错，这可咋整？掌柜说，我给你换一方，不是止泻，是治泄，是调理，疏肝行气，理脾运湿，吃上半个月保你见效。买药者千恩万谢，等抓好了药，拎了药包从男人身边擦过，走出去。

掌柜这才接待男人，说，先生来了，上次我给你开的药效果咋样呀？男人说，好是好了一些，就是低头久了或站久了还头晕。掌柜说，你这是阴阳两虚，长期亏虚所致，治疗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补亏虚，第二步，调阴阳，跟我到里屋来，我给你开调阴阳的方子。男人左右看看，随掌柜进了里屋。

里屋不大，只有一扇小窗，大热的天窗户没开。男人坐下，掌柜立马换一副面孔，整张脸像一块铁板。掌柜铁着脸说，局面到了最严峻的时候，也到了考验你的时候，我代表组织问你，你能经得住考验吗？男人说，请组织相信我，我能。掌柜说，好，我现在下达上级的命令，命令你务必在今天除掉一个特务。男人问，谁？掌柜说，你的女人。男人脑袋里轰地一响，顿时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

男人已经知道自己的女人是潜伏于民间的国民党特务，可让他除掉她，他还是惊讶得不得了，一时难以接受。他问，为啥？掌柜说，组织上从潜入敌军内部的同志那儿得到情报，藏在我军内部的敌特窃取了我军的一份重要军事文件，今早你女人出城，到解放军控制区域与内鬼接头，预计晚饭前能返回城里。男人说，抓住她，夺回文件不行吗？掌柜说，从那边返回，一路上布满了我们的哨卡，如果她把文件毁了呢？你也知道，她的记忆力出奇地好，那么繁复的绣样子她都能记得住，一份文件的内容她不会记不住吧。他说，如果她没毁掉文件呢？掌柜说，就算她没毁掉文件，只要她活着，文件的内容一定会记在她脑子里。男人顿时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从药铺出来后，男人一直被一种眩晕感罩着，走路几乎有些踉跄。一些他与女人恩恩爱爱的场景不停地往脑袋里挤，至少有那么一个时刻，他有不想执行命令的冲动，他还后悔曾把女人记忆力超群的事汇报给上级。还有一些场景和一些话也不停地往脑袋里挤，其中就有掌柜的一句话，掌柜说，你不忍心对她下手，保住她的脑袋，她手里的文件就会帮着敌军要了我们许多同志的脑袋，这些脑袋有可能是几十几百，有可能成千上万也说不定。

男人沿着街边走，出一身透汗，好在空气闷热潮湿，才使他挂满汗珠的脸不显得突兀。有熟人路遇，冲他打招呼，他回了一句，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啥。他一路走下去，没有回家，去的是北城口。掌柜告诉他，女人是从北城口出城的，去的是北边，也一定从北边回来。他要在北城口拦住她，阻止她先把文件传出去，设法带她回家。女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如果想突破他的阻拦不是难事，但他有信心能把她接回家，他相信女人对他的感情，如果他硬拉她回家，即使她身怀任务，也不会忍心拒绝他。

北城口很快到了，男人坐到一棵老槐树下，用手拢一把额头的汗水，使劲地眨巴眼睛。一路上，不断有汗水淌进眼睛，辣得他眼睛生疼。北城口是城北进城的必经之路，城北边是守军重点防御地区，遍布壕沟和地堡，只有这个关口是敞开的，人们从北边出城进城，这儿是必经之路。关口有拦路的绑满铁刺的篱栅，里里外外布有兵丁把守。那些兵丁全副武装，严严实实的军装外绑着弹夹和手榴弹，如穿了一身厚厚的盔甲，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个个像发黑的即将烂掉的香蕉。

男人坐了一会儿，有卖报纸的小孩经过，他要了一份报纸，用看报纸做掩护，眼睛盯的却是城口。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洒在他头上、身上、报纸上，给他一种到处都是斑点的感觉。要命的是，每一个斑点里都有他的女人，目光炯炯地同他对视。自打知道她是国民党特务后，他就多次自问过自己，如果尽全力，是否能把她争取过来？有时答案是肯定不能，有时答案是也许能，但需要时间。而所有的答案都是在他能够拥有的时间内，是不能的。这令他沮丧，绝望。他从不怀疑她对他的爱是真心的，他也知道，她同样相信他对她的爱也是真心的。是民族的前途和大义把他和她的爱情逼向了一个死胡同，基本无解。他强压躁动的心绪，无声地发出叹息。

不知坐了多久，男人看见城外一辆马车疾驰而来。男人心头一颤，忽地站起。有士兵拦住马车，男人看得真真切切。除了赶车人，马车上还坐着一个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女人。士兵放行，就在男人朝女人奔过去的同时，有另一个戴礼帽穿黑衣的男人也朝马车奔过去。

马车上的女人同时看见朝她奔来的两个男人。这一个瞬间，对于她来说，这两个男人有着不同的寓意，一个是党国，一个是爱情。它们在这个特定的年代变成了两只锐器，直插她的心口。男人对女人说，我等你好久了，跟我回家吧。黑衣男人也对女人说，你不能回家，你得跟我走。女人看看黑衣男人，目光转向自己的男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得先跟他走一趟，你回家等我，我完事就回家。男人说，不行，我就让你跟我回家。女人说，我有事。男人说，有事明天再去办，今晚你必须跟我回家。女人说，我要是不回呢？男人说，我相信你，你能跟我回家。黑衣男人不耐烦了，掏出手枪指向男人，说，让开，她得跟我走。男人直直地看女人，女人低头沉吟片刻，抬起头对黑衣男人说，我先回家。黑衣男人说，不行，必须跟我走。女人也掏出手枪，对准黑衣男人说，对不起，你只能按我说的办。说罢，女人让自己的男人上了马车，赶车人朝空中啪啪甩了两鞭，马儿奋力朝街里跑去。

为了撰写有关英雄的文章，我曾三去白石沟采访陈升老师，不，应该叫他真名张富贵了。可出于小时候的习惯，见了面，我还是叫他陈老师。张富贵老人不反对，我就这样一直叫下去。

第二次去时，我把我妈家的那幅双蝶满绣带上，送给了张富贵老人。老人边看边抹脸，眼睛有些潮湿，似乎在抚摸一段记忆深刻又不堪回首的历史。老人喃喃道，一模一样。我接茬儿道，是呀，一模一样。

待老人情绪平稳一些，我说，陈老师，讲讲你参军后的故事吧。张富贵说，也没啥好讲的，当年的陈升杀妻后逃出锦州城，与城外的党组织汇合，把名字改回了张富贵。之后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加入野战军，成为某连队的副指导员。仅仅两天后，就参加了著名的阻击战。张富贵说到这停顿一下，抬眼看了看墙上那幅满绣，又低头看了看手头这幅满绣，接着说，说真的，打上战场那一刻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来，我跳入战壕，抱定的是必死的决心，我腰上绑满手榴弹冲向敌军指挥部，也是抱定必死的决心，后来又参加了好多战斗，我抱定的都是必死的决心，可我的命大，轻伤重伤都受过，就是没有死。

我说，抱定必死的决心，是为了殉情吗？张富贵苦笑道，我不信那个。我又问，你立功受奖后，为啥要偷偷溜掉隐姓埋名当个农民呢？张富贵说，不为啥，就是想当农民。我说，你有文化，当个教员也成嘛。张富贵还是说，不为啥，就是想当个农民。任凭我怎么问，他都是这句话。

我很快完成了一篇题为《一个隐姓埋名的战斗英雄》的报告文学，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许多媒体去白石沟采访张富贵老人，一些团体和个人也去老人的家寻访慰问，当地政府也给老人办理了一些相关的福利待遇。张富贵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

《化蝶》节选：

到家，进屋。男人和女人相对坐下，都一副坦荡之态。事已至此，事情已无说谎的必要。男人说，你能跟我回家，说明你还爱我。女人说，你明白就好。男人说，你爱我，就听我一回，跟我走吧。女人说，你爱我的话，也听我一回，跟我走吧。男人说，东北野战军即将围城，你要看清形势。女人说，你还在城里，你就危在旦夕，你也该看清形势。男人说，你身上的东西太重要了，它会使成百上千的人牺牲。女人说，是你们的人牺牲吧，如果我把它交给你，我们的人也会多死成百上千。男人说，咱们没时间磨牙了，赶紧跟我走吧。女人说，不可能，我还要带你走呢。男人说，如果你爱我，就听我的。女人说，我爱你一点假都没有，不然我不会跟你回家，可我回家是为了说服你，跟我走。男人说，一会你们的人就得赶来，快把东西给我。女人说，我不给。男人起身扑向女人，往她的身上摸，被女人推开了。女人说，我是受过训练的，真动起手来你不见得能打过我。男人说，把东西给我。女人说，我身上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不信你就翻吧。女人双手平伸，让男人里里外外搜了一遍，果然没搜出任何有用的东西。

女人说，看见了吧，我身上啥都没有。男人说，你记在心里了。女人说，还是你了解我。男人说，现在只有一条路了，你跟我走。女人说，不可能。男人说，我是为你好，跟我走才有你的活路。女人笑了，说，你错了，因为我爱你，才会给你活路。

外边传来汽车的引擎声，停车的声音，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男人冲女人吼，不跟我走，你只有死路一条。女人说，我倒要看看我咋个死路一条！男人从长衫里掏出手枪，对准了女人，女人并不紧张，笑呵呵说，我跟你打赌，你不能朝我开枪，我要是没有这个信心，也不会跟你回家。男人说，我求你跟我走吧！女人说，不，你还是跟我走的好。男人吼一声，枪响了，女人中弹，女人惊讶地看男人，她死了也不相信，这个深爱她的男人真对她开了枪。

男人扔掉手枪，脱掉长衫，露出腰间捆绑的一圈手榴弹，破门而出。他咆哮一声，冲进迎面扑来的军警群中。一声爆炸，火光四绽，犹如盛开的血色杜鹃花，花丛中，隐隐有一对鲜艳的蝴蝶飘出来，翩翩飞走了。

李铁，六十年代出生，辽宁锦州人。在文学期刊发表大量小说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冰雪荔枝》《乔师傅的手艺》，长篇小说《锦绣》等。作品多次被转载，多次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曾获《青年文学》创作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上海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