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柱中舞动的手掌

一位艺术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进步是艺术的敌人。当我们置身于信息化时代，回首艺术的历程，我们津津乐道的“发展”，并没有成为艺术进步的硬道理。进步，更多的只是我们物质生活的指征，而精神上依然无法跟“进步”接轨。

有天堂，就会有失落；或者，天堂总是要失落的。这似乎成了人类情感走向极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书本像一级级台阶，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轨迹，而一个人的影像记忆，也延伸在这条轨道上，成为一道时隐时现的亮光。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电影，不只是一次消遣，更是一场仪式。星光闪烁的夜空；道场上两根柱子撑起的银幕；被银幕吸附的熙攘的人群和喊叫声；在光柱中舞动的手掌；我们儿时最仰慕的人——被队长好酒好肉款待的神圣的放映员。这些构成了这个仪式背景的一部分。

这是全村人的狂欢。尽管放映的是那几部寥寥可数的看过无数遍的故事片，尽管我们对影片里面的台词，已经滚瓜烂熟，但是我们依然兴奋地坐在夜空下，或屏住呼吸，或不时喊叫。

在我的记忆里，全村只有两个人总是孤寂地留守在家里，一个是我爷爷，一个是邻居说书的盲人。盲人不看电影，情有可原；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当全村人，包括全村的狗，都潮水般涌到银幕下，而我的爷爷却枯坐在家里黑灯瞎火地抽着他的旱烟，或者早早入睡。他冥冥的精神世界好像被一面黑幕遮挡，让人看不到丁点的光亮。在我的追问下，他会闷闷地说一句：电影是鬼魅的影子，是骗人的把戏。他唯一的乐趣是到茶馆听书。到了我爷爷病逝的20世纪90年代初，村里遇到红白喜事，放场电影，已经成了非常时髦的最讲气派的事情。那时电影机已经随时可以到镇上租用。在爷爷的丧礼上，我的叔叔们也准备按照这一习惯放一场电影，用喜庆和热闹度过悲伤的夜晚。他们的建议，却被我父亲阻止了，后来请来了说书的道士，说唱了两整晚。父亲好像明白，只有说书，才会得到我爷爷在天之灵的恩准，让他享受人间最后一场听觉乐趣。我的爷爷无疑是视觉的盲者，他只靠他的听觉来打发他的孤寂。我爷爷这个固执的守旧者，就像对光电声的时代本能排斥、住在古堡里的某个艺术家。

当然这使得村里的后生们深感无趣。那时他们的电影情结，还没有被刚刚兴起的电视所淡化。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生活的小镇上就已经出现了两家影院。那是个位于湖南和湖北边界两端的小镇，一端各有一家影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影院，而是由院墙围起来的大会堂改造而成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一张电影票在我眼里自然就成了奢侈品。在那时，只有我的姐姐常常在家里收拾打扮一番，偷偷约同学看电影。她不带我去，是令我相当嫉恨的事情。我无法得到她手里那张诱人的电影票，只能和一帮同样无票的小孩在两家相距不远的影院之间，无理取闹，试图找准时机混进影院。但是这样的时机，是不容易捕捉的，影院检票的红脸胖子，早已注意到我们的企图。他的目光除了看紧大门，自然还不时监视着影院的院墙。那是点缀着碎玻璃碴的院墙，如果我们试图爬过去，就会伤痕累累。

这帮小屁孩自然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漫长的夜晚。有了边界，就会有战争。于是被唤作湖北佬和湖南佬的小孩们，在两家影院之外，毫无缘由地挑起“两湖战争”。战争最后导致谁也不敢跨越那条省域边界线。那时群殴成了最刺激的事情。我的同学为了去小镇另一端的湖北影院看一部新片，竟被人暗地里拍了一砖头。他爹带着血流满面的儿子，站在省界线一阵咒骂，似乎要骂痛一个省的流氓地痞。

第一次去影院看电影，还是在我父亲的带领下看的。那次是我父亲带我进县城治病，晚上路过人头攒动的电影院，父亲慷慨地买了两张电影票。在我越来越坏的记忆里，我记住了那晚看的是《渡江侦察记》。尽管我在露天也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在影院看的感觉依然是新奇的。看完电影，父亲在影院附近国营餐馆，买了两碗牛肉粉。我一边吃，一边怯怯地打量着从餐馆门口走过的时髦男女。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享受城里人的夜生活。电影，牛肉粉，父亲头上的黄军帽，还有那张彩色的电影票，构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情、最享受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上了大学。在大学里看的依然是露天电影。我似乎对露天电影情有独钟。有一年回老家，举国都在放映《少林寺》，在我停留的一个陌生城市，马路上贴着大幅的电影海报。离我入住的旅馆不远的公园里就在放映这部片子，我走进去，竟然在不清场的情况下，连看了两场。有个旅伴说，如果事先得知不清场，我们就可以看通宵电影，还省了住旅馆的钱。

据说《少林寺》在那一年的票房就过了亿元。记得那时只有两角钱的票价，能达到如此高的票房，简直不可想象。一部电影，一本书，或者一部短篇小说，甚至一首诗，就能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这在当今，是很少见的。

电影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门可罗雀的，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一片。有人说，是电视冲击所致。这当然是可信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败坏人们的胃口的，很少有人这样去认识。我记得开始引进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时，电影院的人气猛然上升，再次看到了排队购票的场景，电影使人们的兴致和期待死灰复燃。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影像，一种高科技制造的震撼。有人说，影院的衰落，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所致。这也是可信的。但是为何在今天，美国的电影业依然创造着巨大的票房？

电影失落的是什么？这个曾经成为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天堂为何沦落？难道仅仅是因为信息时代的发展所致？在一条电视新闻里，一个曾经辉煌的放映员，道出了现实的酸涩，却没法说出另一种电影体制的现实。我们对现实的无奈，对电影的期待，竟然都只跟美好的记忆相关。我们就像一个躲在记忆里的人，只能靠回想言说电影是如何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兴奋剂。这样的回忆，其实也暗含着心酸。毫无疑问，那不是个电影辉煌的时代，而是人们在贫瘠、压抑的精神世界里，从缝隙里找到了新鲜的呼吸。

天堂的失落，是因为，我们只是拥有过一个虚幻的天堂。

我们的进步，没有挽留住从这个天堂里投射过来的那点精神亮光。我们被各种缤纷的精神产品所制造的幻光所罩住，失去了方向感。

有一年，我在病榻上躺了两个多月，只好用看电影来打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差不多看了300部电影。这比我几十年所看的电影的总和还要多。

那时，电影对我来说，已经跟影院无关。去影院看电影，成了奢侈的事情。我买了大量的DVD影碟。跟自己读书一样，安静或寡欢地打发时光。渐渐地，我对电影的趣味开始改变。我的电影趣味自然与那些具有艺术品位和思想品格的东西有关，只看那些除了看还能触发思考，在情感角落里被什么东西深深一击的片子，习惯把看电影当成另一种阅读。我的“偏食”和固执，在这一点上很难改变。我想每个人的趣味都无可厚非。

因为有了这种用心，我渐渐地有了收藏的癖好，多年来，几乎淘尽了我所生活的城市里所有的影碟店，以至于跟他们混成了熟人。有时为找一部片子，三番五次地去淘，类似于在垃圾里淘金；有时托外地的朋友帮我寻找。比如，为了找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和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等影片，可以说煞费了苦心，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于是我不知不觉地动起了笔，把笔触对准那些强烈触动自己情感的自认为可以称得上经典的电影，写了100部电影的随笔。我不是专业影评人，也不是电影发烧友，也无明确的艺术观点，只是凭自己的趣味和想法，随意写来。这样的写作相当轻松。

失落的天堂，似乎已经回来，然而，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狂欢。有时我会偶尔回到影院去看一场电影，我想找回的只是一种感觉，独自置身于黑暗中的感觉，但是我再也找不回昔日的愉悦。

也谈低成本生活

写此文时，韩东的一首诗，就在我眼前，“清贫，无传家之物……”一些诗句就好像自动从眼前跳了出来。接下来是：“只有这窗景/可寄托无限思念/可我们已将它售卖出去……”

60后这代人即将老去，退休酒，喝了几场，身在现代场景，而心还在对过去的追忆里。你会突然发现，谈论现实已经没有意思，可以寄托安慰的，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我们的珍藏似乎已被光阴出卖。

你说，你吃过苦头。无人响应。尤其身边的青年，更不清楚你们想表达啥，你们小时怎么过成那样。语境不同，自讨没趣。

现在有些词被包装，似乎还涂上了哲学的色彩。比如“低成本生活”。我们成长的时代，无一不是低成本生活。穷，有个凉凉的鼻尖，穷曾是一个时代的底色。我们被“低成本生活”的生活点滴，说起来如梦幻泡影，显得特别可笑，但又是多么真实。

如今谈论“低成本生活”，应该有两层意思：生活习惯使然；生活理念使然。穷过，可能导致后来的俭省、吝啬或心理的扭曲。如某些小时贫寒、爬上高位而落马的贪官，基本上是报复式的贪腐，而扭曲的心理导致要么极度节俭，要么奢侈无度。后者是一种生活理念的改变，如写《瓦尔登湖》的梭罗，干脆与困乏已久的现代生活决裂，以低成本的生活享受人生的自由。

舍弃才会有自由。这跟现在的“躺平”不一样，一种是哲学层面悟透了生死，一种是被现实所逼。日本“失去的30年”致使一代人躺平。一个社会高度文明发达，躺平或是悠闲，或是陷阱；而贫且乏，没有方向感的躺平，是一种惰性与无奈。

我们正在这种危机之中。无欲无求的“低成本生活”，能够使他们走出精神的困境也罢，但大多数人，其实已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我曾把我小时的故事说给后辈，感觉他们以为我们是“茹毛饮血”过来的。其实，就像我父辈跟我说他们是怎么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我曾无知地问我母亲，不是有土地吗？现在城里在阳台都能种点吃的，你们怎么就那么苦，那么难？那时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她的营养和给我的营养竟来自野菜。

现在我母亲的消费观，不是什么低成本似的生活方式，消费起来比我们随意洒脱，地摊买菜，从不问价，要吃进口药，要有大衣柜，穿着要体面。她过着自己有能力拥有的生活，有子女的供养，她无须低成本生活。而我父亲，则很会选择过一种他认为“不吃亏”的生活，买任何物品，都比我们便宜。其实他的不吃亏，也仅仅是为小利，偶尔会吃更大的亏。

还是谈谈梭罗的低成本生活。当人们努力买房买车，在灯红酒绿中放纵，但欲望却得不到满足时，梭罗却独自走在瓦尔登湖边，看云起云落，看湖水在曦光下波动，看萤火虫围绕自身飞舞。他坐在一颗南瓜上，比坐在天鹅绒地毯上还要舒坦。他说，太阳的每次升起，我都在场。

梭罗的低成本生活，换来两个独立：人身的独立，思想的独立。

在时代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富有中，为何我们更加欲壑难填？文明之问，时代之问，只有身不由己，没有确定答案。我们努力地付出，却被“高成本生活”，一套房就会套住你一生。

因此，哲学家说，现在我们只有物质的欲望，如果仅仅通过欲望实现物质的梦想，在粗糙而麻木的精神背景下，再大的财富也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幸福。时代的列车，如果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多么可怕。

梭罗走向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最低的生活物资，在天地之间成就人世的无用之用，让自己的精神生活，过得清简、素净。他的所选不是大众所能做到的生活方式，而是提供了一种生活理念，低成本生活、舍弃然后获得的理念。《瓦尔登湖》也不仅仅是一本独立成篇的优美散文集，而是一本人与大自然相处的哲学。这也是时间使其成为经典的原因。

曾有人逃离北上广，去云南大理或其他边陲地方，过一种低成本的生活。很多人无法实现精神上的自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你得先成功，实现财务自由后，你才有过这种“断舍离”生活的资格，你的人格和精神才会得以提升。成功这个词，就是模糊的励志的标杆，也是捆绑你的价值观的绳索。后来不少人享受不了那样的“清贫”，又返回了“高成本”的生活。“996”的泥潭，就如西西弗斯的巨石，你在一种努力成功的怪圈中，疲惫地生活一辈子。

在孩子陷在高考焦虑中的时候，我想放松他紧绷的神经，曾对他说，如果你考不上大学，我们就去山里养马，建一个巨大的马场，过一种天然自在的生活。话一出口，孩子的眼睛就亮了，连连称许。但是，很显然，我们不会这么干，我们得沿着世俗和社会的规范去走一条所谓正常的现实的宽道。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理想就是另一种陷阱。

有个朋友，舍弃一切，包括工作、家庭，隐居山里，过着一种无依无靠，在众人眼里显得穷困的低调生活，自然也是一种低成本生活。他的选择，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他这些年的思考维度，远远超越了某些专家学者。当你担忧他物质贫乏时，估计他会嘲讽你的日子过得太傻。当然他没写出《瓦尔登湖》似的思考，只是“打油”了一下个体在尘世的孤苦，那些打油诗，也仿佛含有杜甫的意象和境界。

他的那种低成本生活，是独辟蹊径的人生窄路，你若仿效，在大众的眼里或许就是背叛，也没有意义。你想获得人身的自由，你选择低成本生活也是可行的；你若想获得精神的自由，你还得过一种低调而高品格的生活吧。

整理手稿时，曾意外发现了自己的几页账单，里面记载了我当年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生活收支流水。现在这几页纸，我还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第一个月收入64元，但我的消费丰富：5元，请朋友下馆子喝了一顿，6元，买了6本书，最多支出是花14元买了一件上海产西服。剩下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开支。那时总觉得紧紧巴巴，但是如今收入虽然增长100多倍，物价自然也跟着递进。虽然物质生活比过去提升了N个档次，但你感觉比过去过得轻松吗？

购买地摊书时，我收藏过一份“公社社员”的收支账单，里面只有物质收支的记载，仿佛那是个没有货币的年代，账单显示的是分了多少粮食，一家几口吃了多少，向邻居借了多少……这是“低成本”生活吗？显然这只是贫寒地活着。

活着与活下去，是不同的态度和境界。一种是放下，一种是意志。

低成本生活，不是大众的方向，就当是个话题。

“断舍离”提倡的也不是低成本生活，而是一种简洁而不简单的生活方式。

我们把什么东西丢掉了，售卖出去的是什么？试图想留下什么呢？读韩东的诗歌，让我有片刻的思考与放松。

一个人的写作课

曾看过一本美国心理学家的书，谈的是用写作治愈人的心理问题。她指的写作非文学意义的。给你一支笔，请你随时写下你想说的话，不管语法与思路，不管文辞是否规范优美，随心所欲地写，真实记录内心的想法即可。这是一种心理活动的书面训练，心理学家可以从中找出你内心的蛛丝马迹。比如有个人，在纸上写满了他内心混乱而矛盾的想法，语言跳跃、凌乱。有趣的是若把那些思绪杂乱的文字排成行，竟貌似一首超现实主义的现代诗。另一个女人每天写下对老公的愤怒，文字的发泄竟然使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文字有一种隐形的控制力。还有人因不断地写，厘清了思路，还是一种逻辑思维的锻炼。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抚。文字比口语的表达，似乎更有一种陌生化的跨越。这样的写作课，是内心的治愈。

我记得我小时的写作，就是这样从胡言乱语开始的，即是从一种自发的带有隐秘的表达欲望开始的。

而有文学意味的写作，自然始于诗歌。我觉得诗歌的语言已经不自觉地把我带向了一种陌生的语言的迷幻之境，哪怕我的思想还没有成熟或成型。青春时，诗意的东西高于清晰的、实在而真实的表达。因此早年的写作，浅显、泛滥，而又具有吸纳性、可塑性。在一个文学启蒙的年代，精神生活是高于物质欲念的。当你一夜之间读了艾略特或某本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你可能第二天就会写出一篇模仿性东西。写作的天灵盖一旦打开，有天赋有悟性的写作者，会迅速跨越到另一个高度。正如莫言读了马尔克斯，他一下子就被文学的多重维度形成的旋涡吸走了。

散文是一个人进行文学写作锻炼的根基。如记日记、写书信，包括现在写一条微博，都是一种文字锻炼。但是为何有的人，落笔困难，成文便假？

我想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问题，因“作”而乱，总在搜肠刮肚，结果一无所获，只剩一些干巴巴的，或看起来漂亮的字词句，在支撑起一个空洞的“我”。这个“我”没有灵魂。散文不是作文，作文是有套路的，是一种考试训练的结果，跟文学没有什么关系。落笔困难好解决，中小学老师自有一套方法。最不堪的是成文便假，假便俗；而解决俗，难度太大。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始终还是俗的。只是他的俗，他自己看不清。他认为文章修辞美，语言美，貌似有大义，有思想，就认为文章已成。但旁观者清楚，他只是在做文章，字里行间充满某些不好的气息，比如说教，比如充满一些拾人牙慧的句子，实际上文章只有个漂亮的壳。有人说，这是“鸡汤文”。其实好的“鸡汤文”，还是可以读下去的，满足一些普通读者的需求，就怕鸡汤是鸡精所为，败坏胃口。因此，写散文，真诚是基本的前提。小学生大多从小在一种假的训练下，“观察”事物和人，结果大家千篇一律，如有“出轨”便被扼杀。这就是现实。

所以，我们想摆脱学校教育带来的对写作的认知，唯有大量阅读经典，提升眼界和观念。丰富的感知和得体的表达，必定来自经典给予的营养。在这一点上，相信时间的力量。

一个写作者认知的提升，靠经历和阅读，以及不断地写作训练得来，见识也是如此。另外，一个好的写作者，定会有过大量的阅读。过去有初生牛犊，妄言不读书即可写作，等到眼界打开，才发现自己必须恶补。有一种误解，以为小孩没什么阅历，写不了散文。其实天性和悟性没有得到破坏的小孩，他们有想象就够了。文章可以老辣，但不可世故。一个老谋深算的写作者，写到最后，无非是想找回失去的东西，比如童真，比如天性，只是大多一生过得如浑浊流淌之水，在人生之途，企图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