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望，路途漫漫。

翻开海未平的《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滚滚历史翻越崇山峻岭，穿过戈壁沙漠，扑面而来。读毕发现，这片广袤的地域，几多风云，几多迷思，我们无比神往，却又知之甚微、知之甚少。

西安，古称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是中国最具盛名的古城之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地标。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自此出发一路向西，开启通往西域的“凿空之旅”，也开拓出中华文明远播西域、西域文明影响中国的通道。自此以后，从古丝绸之路上的“驼铃阵阵”，到如今在亚欧大陆奔驰不息的“钢铁驼队”，传承千年友谊，中国同中亚国家的交往合作，不断书写着新的传奇。

奈何岁月蹉跎。正当东方雄狮沉睡之际，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西方文明借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从19 世纪至今的余年里，西方的考古学家一直盘桓在长安以西的漫漫路途、广袤地域，发现了200一个又一个惊动世界的奇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扼腕顿足，恨我彼时国弱。在“丝绸之路”这一辉煌的历史大剧中，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却在学术研究中落后甚至缺席。

本质上说，历史学是一种阐释学，是构建文化认同、达到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载体。正如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所说的那样，“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国外学者几十年的挖掘沉淀，早已成就“一家之言”，掌握中亚历史阐释的先机。壁垒已成，圈子难破。阐释的话语权掌握在别人手里，中华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也就很难谈起。

正是面临这样的现实困境，为了突破西方历史话语逻辑，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团队长达二十余年致力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他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不畏艰险，沿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一直抵达中亚地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西方学术界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棋先一着，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成果，占有着话语权。世界丝绸之路研究为他们所主导，自然而然地带有西方视角，甚至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认知。如何为丝绸之路研究找到东方视角，纠正整个研究领域明显的偏见和缺陷，从而达到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全面性，这是王建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次意外的学术活动，让王建新找到了中亚这个着力点。中亚，何以重要？中亚地区往东，是东方的中华文明；往西，是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往南，是印度的恒河文明；往北，是草原地带的游牧文明。

中亚，就处在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二十多年来，王建新和他的团队从河西走廊和天山山脉的东端，横跨新疆和中亚各国，走到了天山山脉的西端。他和他的团队是国内第一支进入中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学术团体，开拓了我国考古学的视野，将中国考古学界的目光引向世界。

王建新教授团队在游牧文化考古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取得了国际学术话语权。他们进入中亚，开始用东方视角研究丝绸之路，用东方话语体系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在这一领域为中国争得了一席之地，发出了中国声音，彻底改变了世界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格局。他们参与世界历史的研究，面对疑难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挑战所谓的“定论”，展现出中国气派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回望中华文化，在文化比较中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塑造力、凝聚力、生命力、组织力和动员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以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联合考古实现了与中亚各国的人文交流合作，促使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读罢《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对西安以西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亚洲大陆腹地，受地理、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无数部落朝代在此更替，多种文明在此争锋交融，有太多“掠过大地的疾风”。繁荣与富庶，交融与衍替，文明与野蛮……这里埋藏着太多的谜底有待我们发掘、太多的传奇有待我们揭晓、太多的故事有待我们演绎续写。

想要采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述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故事，无疑是个宏大而浩瀚的工程，也是需要勇气与学识的壮举。要想写明这片地域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作者必须首先成为历史学家；要想说清一路向西的历史演变、风物掌故，作者必须努力成为积淀深厚的考古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厚重著作问世背后的故事。

2021年9月，《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敏锐地发现，王建新教授所开展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果响应和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如果能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述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所作所为，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有了海未平这些妙不可言的文章在《美文》杂志的连载，一年之后，这些沉甸甸的文字变成了沉甸甸的著作。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部由文学家作军师、考古学家作先锋、历史学家作史官的集团战役。

所幸作者海未平出身历史专业，学养深厚，读完《长安西望：丝绸之路考古纪事》全书，掩卷那刻不由得深深慨叹：作者不负所望。全书讲述以王建新教授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投身中亚考古的故事，有理想萌芽的铺陈，也有考古过程艰难的记述，更有耀眼学术成就的展现。丰富而多变的文化，广远地域上的悠久历史，像诗歌一般从作者笔端汩汩流出，“种群大熔炉”的“文化万花筒”徐徐铺展在世人面前。

丰富的知识呈现，并非简单地罗列，文学的技法点缀期间，更加引人入胜。学者个人的学术转向，时常受个人兴趣点变换的影响。王建新教授的学术转向，受到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一次报告提问——“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诸君知道吗？”——的影响。乍一听，似乎有传奇、轻率的印象，读过全书，发现作者用心之处也正体现于此。作者用大篇幅介绍了樋口隆康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在争议问题上的执着坚守，让读者不仅对樋口隆康肃然起敬，敬佩其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也让王建新教授的学术转向更为合情合理、顺畅自然。

书中时常可见作者这种看似闲庭信步，实则别具匠心的走笔，不仅丰富了全书的知识内容，也拓展了全书的思想厚度。

作者试图讲述中亚历史上发生过的六次较大规模的文化融合与衍替，却先抛出一个令人感伤的结论：“中亚真的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都是过客。”正因为如此，它几乎集成了欧亚大陆各大文明的要素，它的多样性正是丝绸之路多样性的集中体现。

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展现，往往容易陷入“好人好事”的宣传和说教中。作者有意避开甚至升华此类写法，不只是叙述王建新教授团队的故事，也记述他们的工作内容，记录他们的学术成就，其间融汇着对王建新教授学术历程乃至丝绸之路考古的思索。

王建新教授团队勇做中亚考古的先行者、开拓者与奋斗者，勇于突破西方学术壁垒，努力打破西方学者控制的话语权。毫无疑问，王建新教授团队续写的事业，是具有突出政治贡献和政治意义的。作者在写作中，更是努力真实叙述王建新团队的卓越贡献，不勉强、不喊口号，也不生硬拔高，而是注重用事实进行呈现，平实可信，流畅准确。

那一年，王建新教授63岁，正带领团队在撒马尔罕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彼时，中亚考古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大月氏研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时间上——这时距离王建新教授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已经过去了17年，距离西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已经过去了60年，距离西北大学开展考古研究已经过去了80年，距离前辈黄文弼先生开创丝绸之路考古已经过去了90年。

海未平用近乎白描的笔法描述了王建新的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读之无法不为之动容：“王建新教授63岁了。他的头发被风吹成了大漠戈壁的颜色，长而浓密的眉毛表露着刚毅和坚定，沉静的眼神闪烁着阅历和智慧积淀出来的通透。他脸膛上的皱纹如同岩石上的刻痕，这不仅仅是岁月的刀功，也是执着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印记。他的背已经微微驼了，因为谦逊，也因为常年奔波操劳。”

大漠戈壁的颜色，这何尝不是王建新和他的团队的颜色？又何尝不是海未平这部作品的颜色？曾几何时，金戈铁马踏碎琵琶语，葡萄美酒盛满夜光杯。而今，目之所见，黄沙漫漫、烽烟袅袅、戈壁茫茫，可是有心的人会在荒凉的土地里看得到时间的涟漪。

恰如作者海未平所言：曾经，丝绸之路的历史状貌任由他人以自己的喜恶和偏好，大言不惭地描绘和“还原”，至今，中国及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仍然没有回归其实际位置。想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以及人类文明的贡献，犹待像王建新教授这样的更多后来者。

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向王建新教授团队所做的贡献致敬，向矢志于探古求源、激扬中华文化自信的考古学家们致敬。我们也应该向海未平这样优秀的记述者学习、致敬，让更多华夏儿女的优秀故事保留在璀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中。

李舫，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出版著作多种，代表作品有《纸上乾坤》《魔鬼的契约》《在响雷中炸响》《自带独行》。主编作品有《见证》《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散文卷（14本)》《观天下·新世纪散文精品文存》《共和国年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