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翠湖，被看做是昆明这座高原城市的眼睛。如此比喻的是汪曾祺，他曾就读西南联大。联大的校址离翠湖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穿过几条老街旧巷就到，因而昆明五华山西侧的翠湖，当年便是联大师生课余时常去的地方。八十多年前的昆明，翠湖边宁静的茶肆，反射着亚光的青石板路，黄昏时分泛着柔和金光的水面，曾让多少联大师生流连忘返。离开昆明多年以后，汪曾祺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光，写下了《翠湖心影》一文。他在文章中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并说这眼睛善意、明澈、充满温情。

在我看来，翠湖也许更像昆明柔软的心脏。不仅是形状像人的心脏，更重要的是，散布在翠湖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存，几乎可以代表昆明这座城市文武兼修的品格。清代道光年间，云南都督阮元模仿苏东坡在杭州西湖修建“苏堤”，也在翠湖的南北向修了一条可以步行的堤坝：阮堤。这条堤坝将翠湖一分为二，就像是人的左心房和右心房。到了民国初年，主政云南的唐继尧也不甘落后，在翠湖的东西向修了“唐堤”。围绕翠湖，他们都想写点“文章”，留下名垂千古的东西。外地人来到昆明，时间允许的话，大体是要去看看翠湖的。就像人们到了杭州看西湖，到了武汉看东湖一样。城市中的湖泊，水的停顿，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异样的安抚。翠湖虽小，但到了昆明不去看看，就等同于没有来过昆明，或者说是白来了。今天中国的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到处是彼此克隆的高楼，相互模仿的大街以及毫无个性的公园，像翠湖这样作为一座城市重要标志的地点越来越少。来到翠湖，环着湖边的步道绕上一圈，再从阮堤或唐堤上走一走，看一看翠湖周边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立即会发现昆明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仅博物馆性质的建筑，围绕着翠湖就有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起义纪念馆、聂耳故居纪念馆、抗战胜利纪念堂、西南联大旧址、朱德旧居等十数个之多，所以有“一池翠湖水，半部昆明史”的说法。说到底，翠湖就是昆明的灵魂所在，只要它在着，心脏一样跳动着，昆明便生动而明丽。

翠湖的形成，与滇池有关。有好奇的地质学家考证，滇池已有340万年的历史，水面最阔大的时候，几近一千平方公里，那应该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浩荡。后来便一路萎缩，渐渐露出东南岸的大片丘陵和平地。滇池让出的空间，孕育了云南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古滇国”。到了清初，滇池的水面还有数百平方公里，当时的云南文士孙髯面对滇池浩淼的水面，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而翠湖，是滇池逐渐向西南方退缩后，遗留下来的一块水面，它像是一支军队撤退后最终没能够跟上大部队的殿后人马，也像一段乐曲演奏结束后的余音。后来修建的昆明城，设计者以五华山为高点，将翠湖囊括在内。渐渐地，位于昆明老城西北部的翠湖周边，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汇聚之地。

在昆明，重要的文化单位和学校似乎都集中在城市的西北部：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昆明医科大学、冶金专科学校……其校址都在昆明老城的西北，它们离翠湖都不远。最近的是云南大学，可谓近在咫尺，正门就在翠湖的北面，只隔着一条马路。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其址是过去的云南贡院，那是明、清两代云南乡试的考场。三年一次的乡试，决定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云南各地怀抱梦想的考生千里迢迢赶来，住在翠湖周边的客栈，等待着人生春暖花开。贡院下面的一条街，因住了大量学子，便取名为青云街，意为祝福他们的人生能够由此青云直上。从明清到民国，一些达官显贵和文化名人，也看中了翠湖这块风水宝地，依山傍水，他们将宅第建在了翠湖周边，其中就有曾主政云南的卢汉，有民国元老、云南大学筹建时的名誉校长王九龄以及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

许多人第一次来到昆明，会觉得这座城市既柔软又温情。数十年前，昆明的城区面积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大量的老式建筑，铺着青石板的老街，宁静、安祥的城市还没有形成热岛效应，夏天最高气温只有28度，人的皮肤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的存在。有一个地理学概念叫“昆明静止锋”，它是云贵高原冬天的一个奇特现象。静止锋的西面，阳光灿烂，而静止锋的东面，则阴雨绵绵。昆明恰好就在静止锋的西面，与贵阳在地理位置上背道而驰，气候也大相径庭。所以这儿的冬天有长达半年的旱季，天空蔚蓝，中午的气温18度左右，早晚气温要低一些，但也只是让人稍微感觉到有些冷凉。昆明人在这样的气候襁褓里生活的时间久了，都不愿意离开，甘愿成为“家乡宝”。二十多年前的夏天，昆明夏天气温因城市的扩张和汽车尾气的无节制排放，温度突破了三十度，满城人大惊失色，报纸作为重要消息刊登。所以外地人到了昆明，就像是进入了春天的怀抱，这座城市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林木葱郁，好像是谁在这儿按下了春天的暂停健。尤其是到了翠湖周边，沿湖有高大的树木，湖中的阮堤、唐堤常年是花的走廊。更为重要的是，翠湖附近还有不少保留着昆明城市记忆的老街区，光听街巷的名字，你就知道它们“包过浆”。府甬道、钱局街、文林街、青云街、先生坡、文化巷、染布巷……从这些街巷名中，能够体会到昆明缓慢、柔软的一面。

我最初到昆明的时候，中国大规模的造城运动还没有开始，昆明还在按以往的节奏按部就班生活。那时的滇池，湖水尚清，大地上的洁净镜面，反射着蔚蓝色的苍穹。盘龙江穿城而过，昆明人的母亲河，流水不腐，浇灌着两岸的庄稼。白天人们在河中淘米洗菜，夜里枕着这条清澈的大河进入梦乡。那时的昆明是大地上的床榻，从来没听说谁患上了失眠症或者抑郁症，唯一的缺点，也许是它缺少季节更替的明显特征，缺少冬天的萧瑟与夏天的狂热，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云贵高原，山中的平地被称为坝子，而昆明就落户在云南面积第二大的坝子里。高山之坝，群山共同抬起的山中平地，土地肥沃，是离天空最近的粮仓。这个坝子河道纵横，像浓缩版的江南水乡。除了穿城而过的盘龙江外，还有二十多条河流带着从天空接纳的雨水，注入滇池，形成大自然吐故纳新的生态系统。佴家湾、潘家湾、董家湾、螺蛳湾，从这座城市留下的一些地名中，隐约还能看到滇池曾经留下过的水痕迹。四百年前，徐霞客到昆明时，螺蛳湾还只是滇池边一处沙鸥翔集、螺蛳遍地的小渔村。可今天，它已是中国昼夜运转，辐射东南亚最重要的商贸城。我曾经在路过环城南路时，看到一幢高耸的建筑上，写着如此霸道的广告语：“昆明的螺蛳湾，世界的商贸城！”

可以说，千百年来，至柔之水浸孕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也塑造着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性格。再加上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这座城市阳光灿烂，气温宜人，昆明人的性格也因此多了几分温润和柔情。甚至昆明人说话的语气，也带有几分吴侬软语的味道。但这只是昆明人性格容易被人注意到的一面。其实，昆明人也因为长久生活在阳光下，就会有不堪阴霾长久笼罩产生的愤懑、决绝与反抗。每年的夏末秋初，昆明会有一个延续二三十天的雨季，那时的昆明人会因秋雨的缠绵变得沉默和若有所思。他们渴望雨季过去，期盼久违的阳光再次君临。

所以，真正了解昆明的人会发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虽然包容、隐忍，但他们绝不是软弱和退缩，他们只是骨头深裹在肉里，不到万不得已，你触摸不到它的硬度。可当有人触及到昆明人的原则和底线，一向柔软的他们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并且不妥协、不畏惧，成为令人意外的孤勇者。

二

滇池湖水向昆明坝子的西南方退缩后，翠湖仍有一条河道与滇池相连，就像婴儿与母体的脐带，彼此虽然分离，却有着血浓于水的持久相连。元末明初，朱元璋派傅友德和沐英三十万明军入滇，平定云南之后，留下来主政的沐英，常在这河道中清洗自己的战马，这条河便被昆明人称为洗马河。马，总是让人联想到军人的阳刚与豪迈。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马革裹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翠湖以西，洗马河以北，是一片宽阔肥沃的土地。戎马一生的沐英，主政云南之后，便仿效西汉大将周亚夫屯兵种柳，在这块土地上设置兵营，操练部队，人们称之为“柳营”，开启了昆明讲武练兵的历史。“柳营初试马，虎帐夜谈兵。”明代的部队采用的是卫所制，且军籍世袭，并可携带家眷。今天的许多昆明人，如果要追溯家族的源头，是有可能追寻到翠湖边的“柳营”去的。因此也可以说，昆明其实有不少人是古代士卒的后代。祖先已然远去，他们继承了先辈强悍的基因，虽然生活在一座春光明媚的城市，内心从容而安详，但血管里毕竟“回荡着马蹄的声音”，性格中有着不为人知的铁血一面。

一个人，只有柔软的肉身是支撑不起来的，它还需要坚硬的骨骼。小到一个地区，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历的1899年，那是二十世纪到来的前夜，清政府因甲午海战失败，决心重整军备，云南便于过去“柳营”的所在地，设立了陆军武备学堂。八年后，为轮训在职军官，清政府要求“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时任云南总督锡良，便将武备学堂改办为“云南陆军讲武堂”。那个时候，包括创办者本身，都没有意识到，这座建于翠湖西岸的讲武堂，会在未来深深介入中国的历史，并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走向。

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西风东渐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各种外来思想涌入，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相互融合与碰撞。新开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吸纳了大批留学海外的军校毕业生作为教官，他们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担任教官之后，既向学员传授军事知识，也传授思想。那时的讲武堂，不仅培训在职军官，还面向社会招考知识青年，因此云南讲武堂一建立，就已是一所正规的军校，源源不断从这所军校毕业的新式军人，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一幕幕大戏埋下了伏笔。

今天来昆明观光的人，只要到了翠湖，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个绕不开的去处。四幢长120米、宽10米和高10米的长楼，合围出一块可供操练的空地。黄颜色的墙体、石砌的墙角、木质的楼梯与楼板，中西合壁的建筑样式，置身其间，你会隐约听到回荡着的兵戈之声。如今的讲武堂旧址虽然在四周高耸的现代建筑中显得低矮，但这座云南最大的“走马转角楼”仍旧透出一股不凡的气息，它是昆明这座城市在精神上的地标建筑，它的历史，它创造的功绩，曾让二十世纪初期的云南容光焕发。

熟悉云南近现代史的人都清楚，1910年前后，云南多地爆发反清起义，而这些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多是云南讲武堂的师生。尽管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在客观上起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宣传效果，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满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因此，当湖北武昌发生武装暴动，云南虽然地处偏远，却是中国这块土地最早呼应的省区之一。武昌起义仅半月，云南极边之地腾冲随即爆发了腾越起义，滇西一带光复。三天之后的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昆明爆发重九起义。起义部队南北夹击，城内讲武堂的师生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仅只一夜，满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便宣告终结。

从某个角度看，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开办，有如一块巨大的石头落入水中，持续不断地向四周辐射思想和观念的涟漪。而重九起义的成功，则是讲武堂开办之后的巨大回响，这响声像大风一样朝周边吹拂，消息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那些苦大清久矣的人们不再沉默与观望。很快，相邻的贵州和四川也宣布独立，西南中国倾斜多年的江山得以复位。

满清既灭，中国向何处去？二十世纪初叶，一个多难的民族又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可皇权思想在许多人心中仍然难以清除，像寄生的藤壶那样顽固。在那段纷繁杂乱的时光中，历史的河道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陡滩，而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及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众多学生，在帝制复辟的关键时刻，成为了那个时代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

三

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第一个水电站会建在昆明郊外的石龙坝。重九起义不久，当石龙坝的电输送到城内，云南的军政府在翠湖海心亭挂了几个五百瓦的电灯泡。听说有一种比蜡烛、灯笼亮百倍的稀奇玩艺儿在海心亭展出，昆明城里的人争相赶来，等待着黑夜的降临。当灯泡点亮，那巨大的光源让他们又惊又喜，人们奔走相告，曾经蒙昧的高原之城，被现代工业文明的光辉照亮。

二十世纪初的云南，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1901年，随着我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的开建，云南成为中国开放之前沿。时光的大雾弥漫，淹没了历史曾经的喧哗与骚动。如今，太多的云南人不知道自己的第一个海关、第一个邮局建在远离昆明的蒙自，而云南第一张白话报纸，会在1906年出现在丽江。尤其是1910年，当滇越铁路全线贯通，这条铁路线便成为思想传输的重要渠道，在云南群峰而立的高原，民主共和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一代青年共同的价值选择。因而当1915年底袁世凯发布复辟告示，云南立即有了强烈反应。

作为云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昆明，听到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消息，其掩藏在春光下刚毅的城市品质迅速被激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群情激愤，誓与袁贼不两立，除了被历史用黑体字大写的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外，还有一群人的名字，在1915年冬天中国黑暗的天幕上，闪耀着各自的星光：殷承谳、李曰垓、戴戡、黄毓成、叶荃、杨杰、赵又新、张子贞、刘祖武、张开儒、董鸿勋、杨蓁、邓泰中……这些反袁骨干，几乎都出身于讲武堂。

中国文化中有一灵兽叫麒麟，它嫉恶如仇，既是人们的保护神，又是坏人的恶梦，在云南近代史上，讲武堂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源源不断从这所讲武堂毕业的学生，让云南尤其是昆明多了几分硬朗与无畏，全国各地反抗帝制的人纷纷涌入，一时间，昆明成了全国反抗帝制的堡垒。可以说，在袁世凯复辟的危急时刻，以讲武堂师生为班底的滇军，成为了西南中国的擎天一柱，支撑起即将倾覆的共和大厦。

1915年12月23日，一束从昆明穿过大半个中国抵达北京的电波，亮明了云南人的态度。我想象过，志得意满的袁世凯在看到这束电波传送的电文时，是怎样惊诧而又不屑的表情。在那则电文上，云南明确北京政府取消帝制。面对来自边疆一省的反抗，袁世凯虽有不爽，但并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懒得回复电文。于是两天之后的12月25日，那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时间。晚上七点，得不到北京政府回复的铁血军人，聚集到了云南都督府所在地五华山，他们在城市的制高点上歃血为盟，大家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群情激愤，各自刺破自己的指头，用鲜血签上自己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名字。今天，当想起百余年前的那个下午，仍然有一股热血在我胸中激荡，我仿佛看到一群与帝制势不两立的军人，在历史的前方将性命交付给了共和。

那是一次实力不成比例的决裂。随即，云南宣布独立，发布了讨袁檄文。

在云南发给各省军政长官的电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但有进死，更无退生 ，非达还我共和民国之目的不止……”

让我们看看当年那些热血男儿的表态吧！唐继尧说“无论困苦艰难，非达倒袁目的不止”，并表示“如有战败，唯有全军战死”！而跟随蔡锷第一军出征的参谋长罗佩金说：“护国不成功而活着回云南，必尽杀之！”决死之心让人动容。1916年元旦，在北京，袁世凯登基的闹剧正在上演，而在数千里外的云南昆明，数万军民齐集北教场，誓师讨袁。那一天的昆明一改往日温润与柔和，变得勇敢与决绝。一大早，临街的店铺就挂出无数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标语与口号：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探戈燕地，重建共和；眼看金马腾空日，坐待黄龙痛饮时。富滇银行前，昆明人纷纷解囊，捐款助军，而云南妇女会发动妇女绣有“护国军万岁”字样的手帕，正一块块送到即将出征的护国军将士手中。

随即蔡锷便率第一军出征四川，他们一路北上，由温暖的昆明抵达阴冷的四川。在途中，蔡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

位于四川泸州与纳溪县之间的棉花坡，在护国战争爆发前，只是川南大地上一块寻常的山坡，它位于纳溪县城东部，是泸州通往纳溪县城的要冲。1916年2月16日，元宵节的前夜，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斗在此打响。这场战斗，关系到是帝制复辟成功还是共和再造。当时，护国军控制了棉花坡一带的高地，而北洋军则占据了泸州与棉花坡相对的朝阳观与菱角塘，他们凭借人数的优势，正面强攻纳溪。当时的情形是，失掉棉花坡，纳溪便无险可守，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就有被歼灭在江门峡一带的危险。

情况危急，率部在永宁的朱德接到蔡锷急增棉花坡的电文，他们日夜兼程急行二百余里，于元宵节的清晨赶到了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两三千护国军，在此接受了两万北洋军一次次的攻击。

坚守棉花坡的护国军，当他们从昆明出征的时候，已抱决死之信念。因此，即使是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他们也毫无畏惧，即使他们全部战死，他们也不愿后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信念，才让朱德率领的护国军，以决死的心死顶着北洋军两万多人一次又一次进攻。那场左右中国命运的战役历时二十多个日夜，最终朱德率部守住了棉花坡，守住了棉花坡后面的纳溪城，也守住了再造共和的希望。战役结束后，面对硝烟尚未散尽的山野，朱德感慨万千，写下了“滇南壮士集云溪，听铁马声中，三渠洪水开天地；冀北胸襟环纳带，看朱坪阵上，万里烽烟动古今”的热血楹联。

为护国，太多从昆明出征的热血青年骨埋异乡，其惨烈让人泪目。当时，第一军秘书张华澜含泪写下：“世间义烈哪有此？世间义烈竟有此！战死余生甘饿毙，饿毙余生仍战死！”为了再造共和，讲武堂师生，用他们的血与命，书写了昆明这座春天城市二十世纪初叶的铁血荣光。昆明，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为阳刚的城市。彼时的云南，蜿蜒的巍峨群山，也像一道道坚固的防波堤一样，对抗着历史的复辟逆潮。

四

四十年前我到昆明读书，安顿好后的第二天，立即去了翠湖边的讲武堂。黄昏时分的讲武堂安静、空旷，像这座城市里一位因年迈而一言不发的老祖父。那是1983年秋天，我来到外祖父五十年前读书的讲武堂，站在游人稀少的院中空地，我想象他当初在这儿就读时住的房间，想象他们当时的操练，想象无数热血男儿青春与热血激荡的场面。外祖父告诉我，当时教他们刺枪术的，是来自山西的教官，功夫了得。外祖父也许是得到了他的真传，因此在谈到与日本人拼刺刀时的体验，他说对付一两个日本兵根本不在话下，但对付三个日本兵，就有些忙不过来。面对死亡，这个讲武堂的学员说得云淡风轻。

我外祖父年少时家境优渥，妥妥的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期间，连酱菜都要从老家寄去。后来因家中变故，他回国并进入讲武堂学习，整个人从此脱胎换骨。抗战开始后，他将从龙的名字改为从戎上了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在内的一系列会战。在南阳城外，他手下的一位连长被日军的炮弹拦腰截断，自己右手也被弹片击伤。那时候，云南白药之父曲焕章在他们出征时赠送的白药已消耗怠尽，为了避免伤口发炎，只好用电来灼烧，强健的右臂因此卷缩，丧失功能，终年冰冷。每到天气变化，骨头就会隐隐作痛，但我从来没有听他哼过一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汽车撞翻，大腿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伤口，卧在床上下不来。我父亲每天去给他换药时，要揭开纱布，红肿的伤口血肉模糊。但他一声不吭，仿佛是一个丧失痛觉的人。

八年抗战，滇军虽然处于相对安全的大后方，却派出三个军到了抗日前线，前后补充的兵员多达42万人，仅徐州会战期间，滇军就在台儿庄牺牲了近两万子弟兵。我的外祖父，是幸运而平凡的一员，在那场与日本人的生死搏杀中存活下来。我的故乡昭通，城中心建有一块“共赴国难纪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各县牺牲将士的名字，数千人之多。

抗战期间，以讲武堂毕业生为骨干的滇军转战山东、江苏、江西、湖北等近十个省区，参加了包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在内的二十来次重大战役，死伤无数。听听滇军六十军的军歌吧：“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了抗敌的战场。兄弟们，用血肉争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离昆明百里之遥的云南江川烈士陵园内，有一座墓，其碑文上刻有“抗日英烈陆军上将唐淮源之墓”字样。这是一个曾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抗日名将，曾与朱德为同学，参加过讲武堂存续期间的一切战争。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秋天，作为军长的唐淮源率第三军进入山西中条山。第二年，他的母亲在离昆明百里之遥的云南江川病逝，回家为母亲奔丧的唐淮源重返回部队时说：“吾向以老母在，故有所虑，今大事已了，此身当为国有，誓与中条山共存亡！”1941年，中条山战役爆发，战斗极为惨烈，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第三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一人后退，无一人投降，几乎全军战死。

从讲武堂里走出，将名字刻在抗战英烈录上的将军，除了唐淮源外，还有陆军少将陈钟书，有与日本人白刃对杀身中32刀牺牲的79军军长王甲本，有在中条山以身殉国的寸性奇，有率远征军为收复腾冲牺牲的覃子斌……整个抗战期间，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中，担任军师长以上的将领多达70多人，旅团长更是多达数百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和叶剑英。他们率部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与日本人进行殊死的搏杀，用鲜血乃至生命的付出，为云南陆军讲武堂赢得了无尚荣光。

今天，讲武堂中心操场的东北角，还摆放着一门古老的火炮，铁铸的炮管在阳光的照射上，反射着金属的光芒，它应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看上去沉默、威严，仿佛一位对往事沉思的勇者。这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百年缩影，是昆明这座春光永驻的城市硬朗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讲武堂，昆明这座城市才有了柔软中的硬度，包容中的坚持，平和中的刚毅，有了支撑这座城市精神的坚硬骨骼。

胡性能，1965年生。现为云南省作协驻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系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云岭文化名家。获《十月》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小说选刊》年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