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仰望天空，是云在动；在云端俯视，是地在动。中学英语老师爱好文学，发表了几篇作品，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从此，他试着以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原来的环境，还有原来的自己。作家张运涛半自传性质的中篇小说《停云》，以一系列碎片化的个体体验，透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人情世故。改变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人生如是，世界亦如是。

停 云

文/张运涛

英语教师的创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隐约有两个愿望，低一点儿的是留到城市，再好一点儿是转行。为什么说隐约？两个愿望都不切实际，一个农村孩子，与城市没什么关系，想留城或转行，几同做梦。

我上高一那年恰逢第一个教师节，街上满眼的标语、集会、锣鼓。我听到老师们的嘀咕：“越是设立节日，越是说明地位低，比如护士节，怎么没有医生节、干部节？”但我觉得老师有点儿矫情，吃上商品粮了，还想怎样？

那时候，到处都缺英语教师，我们外语系的都留城了，除了我。我去拿派遣证，人事股的负责人告诉我，你的再等等，还得研究。我不明就里，一肚子怨言，还得再跑一趟，来回车费又得两块钱。进了沿淮一高我才知道，我要是不去，学校两个班的英语课就没人上。

我有个小叔（年龄比我小），我们在同一城市上了五年学——县城三年市里两年，来往多，关系像兄弟。他毕业分到乡政府，没两年就成了股长，过年回老家都是小车送，米面不用说，还有猪腿、羊、鸡……我妈讲起来，一脸的艳羡。也不光我妈，全村的人都艳羡。但没有谁愤愤不平，似乎那是公理，人家是官。

我的同学也有转行做行政的，后来做到乡长书记的都有，但也有还是县城局委一般工作人员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教师工资老是欠发，最多的积了半年，不断有教师应聘到南方。县城还好，但也有几个走的。我们学校打印室一个职工就转到了乡政府，十几年工夫，成了乡党委书记。都说这个打印室出人才，因为后来又出去过两个人，一个因为小舅子是某单位副局长，被调到县城一中，副主任、主任、副校长，一直升到校长；另一个借调到教育局，现在是副局长。他父亲倒腾烟，家里不差钱。

我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学校枯燥生活的一种补偿。有天晚上睡不着觉，心想，我总不能整天被圈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直到老吧？我不甘心。做生意？没钱。转行？没关系。好吧，我会写字，就写文章吧——这听起来有点儿像走投无路的良家妇女，只剩下卖身这条路。

第一篇就被《青年文摘》转载了，一千多字，稿费挣了一千多。那两年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发，报刊亭里的杂志我几乎都上过，每年能挣两三万块钱。后来我被吸收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多荣光啊，生活在小县城的我，是省作家协会会员。

有一天，一个编辑在QQ里问我，任老师，你既然文笔这么好，为什么不写小说？我说，不一直在写吗？她说，我说的是那种纯文学的东西。咱们现在做的这些，差远了。

我很震惊，之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反复琢磨那个编辑的话，还真对，我写的那些鸡汤、爱情故事，根本称不上文学，看完就扔了，谁记得住，更别提保存。

我开始转型。最大的挑战是时间。我教三个班英语，还当班主任。因为是个小领导，学校给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没课的时候我就钻进那个办公室，构思，写作，经常一坐就是一上午、一下午。

政协会

我特别想到外面看看。这个外面，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学校是座象牙塔，相对比较封闭，所以外界给了教师这个群体太多定义化的东西，寒酸、小气，似乎都与收入、地位有关；狭隘呢，跟视野有关，由不得教师自己。

有一次，我那个在乡政府工作的小叔拉我去参加一个饭局，认识了县里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副部长说：“作家也算成功人士，进政协吧，为全县的建设出点儿力。”

第一次去开会，老远就听到锣鼓喧天。近了，看清是县一小的学生军乐队。我有些惭愧，因为我们开会，他们不但不能上课，还得来为我们助兴表演。

县电视台的记者找到我，要采访。我说我是新委员，不会说，不知道该咋说。对方拿出一张纸，让我照上面说。我看了看，觉得太难为情，说不出口。旁边有人说，他是作家，让他自己说。晚上看本地电视新闻，果然有我的镜头，但只有第一句话：“作为一个新委员，参加这样的盛会确实很激动。”其余的，不合规矩，剪掉了。

选政协主席、秘书长，领导提前讲：“要保证全票当选。你也阻挡不了（这话倒是事实），何必惹人家不高兴呢？”

每排座位旁边站着工作人员，捧着精致的计票箱……选票发下来，等额选举，如果同意，只需要把选票原封不动地交上去即可；不同意，找工作人员要笔，划叉。结果当然是全票，报纸电台上说：“这是一次圆满、胜利的大会。”我笑，不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如果有几票反对，反而更像那么回事。

旁边的委员也笑，还给我讲了他们单位开会的事。两个新调来的副局长，一个姓牛，一个姓毛。主席台上左边靠近局长的不用说是老副局长了，右边呢？按惯例，谁先提拔，谁靠近局长。可是，牛和毛是同一个文件任命的。办公室主任请示局长，局长反问，股级也是同一年提的？主任醍醐灌顶，回去查档案，居然也是同一年同一批。不敢再劳烦局长，主任悄悄给组织部的哥们儿打电话，人家说，按惯例，以姓氏笔画。挂了电话，主任才想起牛和毛都是四画。主任也不傻，又数名字的第二个字，培和清，都是十一画。主任为难了，再次给组织部的哥们儿打电话。对方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找上一级组织部请教。很快反馈过来解决方案，哪个姓氏的笔画先拐弯，哪个排在后面。

这个故事我后来写成了讽刺小说《排位》——写作者视野的开阔多么重要。

县长

县里新来了一位县长。我不关心政治，县委书记、县长都离我很遥远。后来看县志，说他是本县多少任县长。但这个县长对文化特别关注，想编一本本县文学作品集。作协主席找到我，让我具体来做这项工作。

其间，忘了谁给了我一本新县长的书，《无限接近》。我礼貌地接过来，随手扔在办公室里。一个官僚，还不是附庸风雅？一次监考无聊，找不到书，顺手带了它，一翻，大吃一惊，还真没见过周围谁的文笔这么好过。其中一篇《回家》这样结尾：“我们一次次回家，是为了一次次出发。我们一次次出发，是为了一次次回家。”我找来县长的手机号，发了一条长短信，讲了我的阅读体会。

我那时候很虚荣，和县长的关系早传遍了学校。新校长要我创办校报，撺掇我请县长给校报起个名字。我其实已有想法，想叫《一高视界》，拗不过校长，去找县长，他说：“我们。”我不解其意，过了好久才明白：学生正青春，就应该任性一点儿、恣意一点儿。我们——舍我其谁？

和县长第一次见面因为大雨，县城严重水涝，县长带几个人下来查看。他后来跟我讲，当时没打通校长的电话，又不知道副校长，就打给了我。我傻乎乎的，竟然在办公室等他，连门都没出，更不用说到大门口迎接了。

后来县里步行街开业，我被老婆拉去逛过，里面有个小广场，以本地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人物命名。县长来上任之前就在百度上查过，那是本县唯一拿得出手的文化名人。

那一年，我的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受到省市文学界的关注。县长很直接地问过市作协主席：“任阳光和我，谁写得好？”

借调

暑假补课，我带两个复读班。儿子高考接近二本线，想复读，进了其中一个班。

宣传部打电话让我过去。副部长开门见山，说是领导想调我到文化局。我一惊，知道他说的“领导”肯定是县长。当然，更多的是喜。

传统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也是。以前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官职，后来又加了财富。惊喜组成一个词，喜是中心。但我毕竟四十岁了，不是二三十岁。见我犹豫，副部长劝我：“别傻了，你也知道，你们学校一个老师借到计生委多少年了关系还没转，领导说你来明天就转关系，文化局正好还有一个创作编。”我说我总得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吧，这是大事。

从县委楼上出来，我就给小叔打电话，语气里掩饰不住兴奋，说县长想调我到文化局，你觉得如何？说是征询意见，其实也有显摆的意思。

小叔很冷静，帮我分析：“你今年四十岁了，如果朝仕途上发展，没有年龄优势。况且，县里缺官员吗？人家看重你，是因为写作，不是想让你去文化局当官。还有工资，你好好算一下，你在学校里拿高级教师的工资，到了文化局，要少五六百块钱。”

小叔是我们这个户族里最聪明的，他的认知冷静、客观，我一向看中他的意见。比如，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从县委办公室下乡主持工作。小叔说他不适宜在基层主政，政策敏感度不高。果然，没过一年，就因为没有及时给群众发还退耕还林款被免职。我相信小叔的权衡，不同意调动，但可以借调。借调是脱离学校繁忙教学任务的一个机会，可以专心创作。

过了十几天，副部长才回复我，说领导同意我借调过来。县长短信骂我：“做不成大事！”

离开学校，我怕儿子不自律，没让他再复读，上了广州的一所三本院校。去大学报到也是他自己去的。按说我到了文化局，也没什么事儿，完全可以送他。但我一直希望儿子能独立，他是男生，如果我们现在放手，他吃的是小亏，等到他大了、离开我们了再放手，那时候吃亏就不是小亏了。

中县与沿淮

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县的基本情况。地处中原，农业县，人口八十万，总面积接近两千平方公里，下辖乡镇不到二十个。名字也贴切，沿淮，淮河岸边。

一步裙、影碟机、卡拉OK、传销、高楼、融资……外面大城市有的，小县城一样也不少，只不过要迟一些，像海潮，到岸边时力量减小了。

后来在网上看到《中县调查》，是一个北大博士在中原地区某县挂职后写的一篇论文，说是“披露了县乡政治生态，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中县调查》中说，县里的官员，说话、穿着、饭局等行为都有着约定俗成的规则。

“沿淮县也是中县，”小叔跟我说。他还告诫我，“任何一部官场小说也没有穷尽真正的官场。”

乒乓外交

以前我每天七点半前到学校，七点四十上课。第一天去文化局上班，我特意晚了一会儿，八点半才出发。路上碰到两个熟人，第一个问我，为什么要去文化局？话里的意思是文化局清汤寡水的，傻啊。第二个人问，学校多好啊，老师收入高，又安静，怎么想到文化局？

我那时痴迷写作，真的不是为了钱，我甚至连自己的工资有多少都不清楚。花钱也不多，不喝酒不抽烟，应酬也少。我跟老婆开玩笑说，我很好养活，每月花费五百左右，成本低，比养一头猪强。后来才明白过来，人家的意思是学校是一片净土，无忧无虑的，多好。

所谓县委，其实只是一栋四层的办公小楼，坐北朝南。院子很小，几辆公车就停得满满当当。楼上有县委、人大、政协、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纪检委、文化局，出入都是体面人，穿着得体，气宇轩昂，任谁都不敢小觑。老实说，其中几个人甚至决定着全县的大情小事。我呢，出进之间腰板也硬了许多。

文化局在四楼，四楼多是群团组织，工会、团委、妇联、党史办，另一个就是跟文化局差不多地位的机要局……我后来去过几个别的县的县委大楼，布局大同小异，一楼政协人大，二楼县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县委办主任也都在这一层，三楼是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政法委。

文化局两间办公室，一大一小都在北面，终年不见太阳。据说原来有一间是向阳的，被工会要走了。文化局主持文化馆工作的是一位姓武的副职，没有正馆长。武副馆长也已经退居二线，因为没有科级干部愿意来这里，二线的武副馆长仍然代管。办公室主任姓欧，不到五十岁，好酒好茶。禁酒令严时，他将酒倒进茶杯里，馋了就抿一口。文化局没人来，他不顾忌。茶也喜酽，大半杯都是茶叶。

武副馆长说，你写作得有台电脑，过两天打个报告。还没见俞局长吧？第一天来，不能漫领导的门槛。

武副馆长也是好心，怕我怠慢了局领导。俞局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后来才明白，这其实只是领导礼节性的问候，表示对下属的关心——我竟然当了真，说缺台电脑。俞局长说：“恐怕难，现在要求各单位都紧缩开支……”

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书，县长打电话给我：“在干吗？”

我说：“没事，看闲书。”

“你过来陪我打乒乓球，我记得你说过你也会打的。”

财政局一间大办公室中间搁了一张球案，就我们俩。我先拿出买电脑的报告，县长看都没看，刷刷签了同意。开打。

打了四局，每局我都没超过三分，根本不是县长的对手。他又打电话，叫来几个球友。夏末秋初，很快就大汗淋漓，县长干脆甩了上衣，赤膊上阵。

一局结束，竟然有人拿着热毛巾上去给县长擦背。我大骇，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去给另一个男人擦背啊？不是他爹他大爷，更不是在澡堂子里。

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学校，老师们可能也会巴结校长，但绝不会以这种直接得让旁人无法直视的方式。我观察了一会儿，似乎每一局下来都有人上去给县长擦汗。在场的人应该早习惯了。除了我。

按说我最应该上去——调到文化局岂是小事？再说刚签给我电脑。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去给一个同龄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擦汗。

后来县里有乒乓球赛，我是个闲人，被请去做裁判。快结束时，县长也过去了，想跟冠军比试比试。县长有个球明显出案了，其他人却都说好球，县长转向我：“擦边了吗？”

我正想再次确认出案，看客一齐喊：“擦边擦边！”

一场友谊赛，至于吗？

听说各单位都陆续添置了乒乓球案，吸引县长过去打球。有的单位甚至还在乒乓球室旁边搞了间沐浴室，方便县长运动后洗澡。

有人戏称这叫“乒乓外交”。我格局小，没能联想到中美外交，倒是记起上学时老师讲过的法国国王的肛瘘与英国国歌之间的关系。当时法国对肛瘘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患者们因为与国王得了同样的病而自豪，志愿让医生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治疗试验。最后，外科医生荣幸地解除了国王的痛苦，名利双收。肛瘘一时成了时髦病，每个人都认为或者希望自己得这种病，有些大臣竟然自告奋勇地去挨一刀，渴望因此引起国王的注意，被召去询问动手术时的情况。国王病愈后，法国举国欢庆，修女们高声唱出赞美歌。赞美歌由修道院院长作词，宫廷作曲家谱曲，曲调低沉柔和，传到英国，英国国王也很喜欢，成了国歌。

文化馆和文化局

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文化馆是做什么的，不说普通市民知道得少，我们学校好多老师都不清楚。问的人多了，我就说，文化局知道不？文化局下属的一个部门。

其实还是没有讲清。又有多少人知道文化局呢？文化馆没设账户，账挂在局里。我答文化局也是拉虎皮扯大旗，一是怕人家不明白，二也怀有虚荣心。潜意识里，我还是很享受身处行政序列的优越感的。

有趣的是，老家的亲朋好友与我不谋而合，他们到处传我不当教师了，调到了县委——也没错，文化局在县委楼上——当官了。母亲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骄傲，有一次坐公共汽车，人家问她上城干啥，她说看我儿。人家还没问她儿在哪儿呢，县委两个字就从她嘴里蹦出来了。

......

(未完待续，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啄木鸟》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