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允老师一直称我是她的同事。其实，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但在工作上我们并没有交集，不过，被黄允认作同事让我很高兴。

我记得非常清晰，我第一次与黄允正式交流是在1998年11月，那时我刚刚调到影视剧采访条线，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黄允。当时，由黄允编剧的电视剧《罪犯与女儿》开播在即，她带着片子去上海提篮桥监狱试映。得知消息后，我与她联系，她不但同意我和她一起去，还特意帮我向狱方提出采访剧中女主角原型的要求。为创作这部电视剧，黄允在提篮桥监狱下生活很长时间，经狱警介绍，结识了一个因诈骗罪而被判处死缓的女囚。

那时候，观众总是等着由黄允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播出，她编剧的电视剧没有一部不爆红的，所以被业界称作“只只响”。由她编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上海一家人》是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之作，1991年首播时可谓万人空巷，30多年来，电视台经常重播，剧本手稿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2017年，黄允被授予“电视剧四十年杰出贡献奖”，实至名归。

我第一次观看的黄允电视剧其实是她的第一部剧作，这让我震撼不已，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1979年6月，黄允读到张志新的事迹后，热血沸腾，一种不能遏制的写作冲动在心里涌动，她要把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烈士写出来。她立刻奔赴沈阳，当亲眼看到张志新用手纸做成、用刮下来的红色油漆染成的小红花时，她泪流满面。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之死》播出后，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来，黄允这样跟我说：“这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创作中的那一个个不眠之夜，我至今难忘。这是我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精神最解放的时候，有一种激情需要释放和喷涌。张志新固然是位英雄，但我想把她塑造得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她既是英雄，还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我以为，黄允以这样一部冲破思想樊笼、突破创作禁锢的剧作开始自己的电视剧创作，是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相吻合的。

黄允是位“老革命”，她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她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虽然年少，但看书读报使她眼界开阔，对时政也很关心，目睹当局的腐败，她思考着如何改变这个国家。正是这样一种动力，使她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黄允到南通新华广播电台工作，这一年她还未满17岁。后来，她随丈夫调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继而参与了上海电视台的筹建。

2009年，我接受上海文联的邀约，为黄允写人物传记《人生况味尽如剧》。她很信任我，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与她走得更近了。那时候，我也开始从事影视剧创作，所以，黄允跟我说：“现在我们真的是同事了。”

我与黄允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聊起文学创作，黄允说她上小学时就做起了作家梦，看到作文本上老师赞扬的评语，就知道自己爱上了写作。尽管她长年在电视台做编辑，却一直没有机会从事文学创作。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电视剧产量极少。改革开放后，中国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电视剧也迅速崛起，这给黄允带来了创作良机。她很诚恳地对我说：“我这一生能和自己热爱的电视剧结缘很幸运，可那时我已过不惑之年，所以只能更加勤奋。”凭着这样的精神，《你是共产党员吗？》《家事》《故土》《结婚一年间》《离婚前后》《亲属》《上海一家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黄允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由于扣准了时代脉搏，她的作品既获国家奖项，又获观众口碑，还创造了多项“第一”。

有一次，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因为你是同事，所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她拿出一沓打印稿，那是她在1999年写的电视剧剧本《忽然做了都市人》（又名《浦东一家人》）。她很坦诚地告诉我，在创作上她也有比较大的遗憾，那就是这部剧作一直没能投拍，“我受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巨大成就的鼓舞，开始撰写这个剧本，为了创作，我从1998年起就去浦东下生活。剧本通过浦东菜农蔡阿根一家人6年多的变化，勾勒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一个侧面，展现大变革时代的浦东风貌。剧本完成后，与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因经费问题迟迟未能拍摄，后来连这家公司都被撤销了。你现在也是制片人了，我想请你看看这个剧本，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我感到这是前辈对我这个小同事的庄重嘱托，我跟她说我会竭尽全力。黄允看着我说：“但有一点我得事先说明，在艺术上我是有坚守有追求的，如果让我在艺术上做出牺牲，那我宁愿不拍，虽然会有遗憾，但人生总有取舍。”

2020年春节，我去黄允家拜年，除了她喜欢的鲜花，还送了她一条鲜红的围巾，她兴高采烈地说：“真就是红红火火啦！”可几个月后，她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由于疫情，探视非常不易。那次，我特意做了连续两天的核酸检测后去“闯关”。黄允坐在轮椅上，候在病房，机警地听着病区门口的动静。见我终于进入了病房，她用剧作家的口吻笑道：“情节蛮生动的。”

去年，我听到有传言说黄允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才不信呢。因为还是进不了病房，我拨通了她护工的手机后与她通了话。她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还清楚地回答了我的一个个提问，如同先前为了写作她的传记，我与她的一问一答。在聊完她的病房生活和治疗方面的事情后，她忽然向我求证一个数据：“现在，中国电视剧的年产量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近200部？”我告知她：“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2021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194部6736集。”她听后感叹道：“这么多啊，真好！”一个90岁的老人思维如此清晰，哪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想以后自己得多与她交流，也算是让她多做“脑保健操”吧。

本来，我准备今年春节里再去医院看望黄允的，她远在法国的女儿也跟我说，打算今年夏天回国，好好陪陪母亲。黄允很开心，还说到时候一定要约上我一起聊天。可是，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2023年1月6日，黄允永远离开了人世。

我得知消息后，无语凝噎，独坐窗前，哀痛于心。

上海市文联决定在《上海采风》上重新刊登我与黄允在2009年所做的访谈。于是，我又重新回到那年仲夏，许多往事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幕幕地铺展开来。那次，我与黄允就她的人生与艺术进行的长谈很深入，她整理了她的过往和思考，而我则得以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我的这位师长、这位“同事”。其实，我们后来的聊天经常还是围绕这些话题——这真的是永恒的话题了，对于长长的人生，对于永无止境的艺术。

在那期杂志上，我写了一段引言：“编辑部将那次我与黄老师的长谈刊载于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她，怀念她，我觉得黄老师若九泉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那么，我们就一起开始聊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