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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乌鞘岭，便是一片开阔地。除南面的祁连山外，其余三面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平线。这是我的故乡甘肃凉州。我从小就听到村里人说，凉州是天下最好的地方，有肥沃的土地，有水井，不缺吃。我放学时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想看看天边。远方除了无边的田野和油菜花，便是天上的雄鹰，所以我经常遥望着远方而陷入空茫，陷入惆怅。等到能读书时，便知道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在汉唐时代非常繁华，北宋以来逐渐暗淡。

18岁那年，第一次坐上火车，向西而去。在孤寂的无边的远古遗民似的衰草里，我依稀辨认出古丝绸之路的车辙。我第一次登上祁连山，看见大雪山和大雪山上翱翔的雄鹰。我感到高古之风一下吹进了我的胸膛，一片冰凉落在了我的心上。后来，当我失眠时，我便想象那雪山、草原，立刻便能进入宁静。那一次，我接触到了天南海北来的同龄人，听到他们谈论理想和远方，突然感到了自己的狭隘，便决定向远方去。

1988年，在一个雨中的秋日，我来到了另一座古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兰州。在这里读书，开始写诗。我遇到了很多已在全国成名的诗人，我向他们请教天下与时势。于是，我便想去更远的地方，去南方。我常常一个人在黄河边漫步，内心遥望着深圳、广州或者上海。

2010年秋天，我终于到上海读博士。我梦想着从此在世界上行走，并且用现代思想影响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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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每个人都要问我，兰州怎么样？敦煌是不是在兰州的边上？甘肃人是怎么生活的？丝绸之路还在吗？面对这些疑问，无数个暗夜里，我回望古丝绸之路，看见黄沙、戈壁，荒原成为我对兰州和其以西的一种概括，但与此同时，我也慢慢地看见了昆仑、河源，那些远古的神祗如伏羲、女娲、黄帝、西王母……我还看见那里人影绰绰，牛羊如河，战马嘶鸣，一群人来了，又去了，玉石、彩陶、天马、狮子、丝绸、香料、粮食、僧侣、剑客、诗人、佛像、洋芋、西瓜……也来来往往。

古丝绸之路在我回答上海人之问的暗夜里活了过来，在我的笔下逐渐地生长、丰盈。直到2012年写《鸠摩罗什》和《敦煌之光》时，我就觉得自己的魂魄已经漂泊在这条旧大路上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是写作，在我个人的世界里复活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我的故乡，我被它召唤回了兰州。这些年，有很多大学不停向我抛出橄榄枝，我也常常动心，但最终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我也相信写作使我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古丝绸之路，想拔出是不容易的。我写作出版了关于丝绸之路的15部书，正在写的还有几部，计划写的有十几部，还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舞剧、大量的短视频，一生也做不完。2012年，当我在学院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是我们的学科方向时，很多师生还有些许疑惑。所以我当时一个人上路了。后来又有几位老师跟着做了起来。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后，更多的师生行动起来，一到暑期，纷纷涌向凉州、甘州、酒泉、敦煌。2019年，我的家乡凉州的人找我做短视频，传播五凉文化，我爽快地答应了，做了190集短视频《话说五凉》，播放量达到7亿人次。但是，文学圈和学术界的朋友们不能理解，一个那么严肃的作家、学者、大学的学院院长为什么要去做大众化的短视频。我一笑了之。新冠疫情期间，我又做了1200集短视频《小说敦煌》，从微小处讲敦煌的人和事，将它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支持的声音越来越多。有很多大学专门请我去讲《小说敦煌》。

当我带领学生们做地方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时，有学者朋友说，这是低层次的学术活动，作家和学者应当为形而上的问题思考和写作。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恰恰是在我进行这些地方文化的研究时，我发现了历史中的诸多疑问。比如，《史记·大宛列传》里明确写着汉武帝在张骞出使西域回来汇报昆仑山、河源、西王母的情况后，又数次派人去勘探地理和传说，确定今天的新疆于田南山是传说中的昆仑山，其河流乃至葱岭一带的河流流到盐泽（罗布泊），泽水潜行地下，向南向东流去，在积石山一带渗出，流经中国，这便是黄河。即使如此，司马迁仍然没有把西北纳入到华夏的范畴之中，也不用《山海经》等一类神话传说的材料。《史记》其实也讲过，在尧、舜、禹之时，华夏在西北的地理已到昆仑和葱岭一带，月氏、匈奴等族乃华夏后裔，但为何又将华夏之疆域缩小到渭水以东呢？难道这也是孔子所讲的“吾从周”而形成的历史局限？这就导致我们考古一直停留在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阶段。这些年的考古慢慢向西挖掘，三星堆终于面世了。人们惊呼它是外来文明，其实在大禹的九州里，它乃梁之地，而西北之雍州一直是个谜。所以我写了《补天：雍州正传》，试图恢复大禹时的天下格局。

也因为这些原因，我曾无数次去甘肃天水的大地湾、伏羲庙、女娲庙和河南、山东一带考察，去甘肃庆阳的子午岭和南佐遗址观看，我开始对孔子的《周易》有了兴趣，继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产生了追问，对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文字的来源进行研究，学习天文学、地理学、冰川学、气候学等，对昆仑、伏羲、黄帝、大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补天：雍州正传》即是对伏羲和大禹的文化有所解读，将伏羲的八卦解释为一套科学体系。我还在不停地往西走，未来想到世界各地去考察，把丝绸之路变成一条传播中华文明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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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和2014年，我们和上海社科院在上海连续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的学术讨论会。我们代表的是陆地文明，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上海代表的是海洋文明，是海上丝绸之路。我在发言中谈到，从丝绸之路这个陆地文明的交流带出发，可以重新看世界，可以重新看中国。

2014年和2015年间，我们请了全国一些学者来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影视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丝绸之路是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路径，因为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自身，而是开放的人类文明。

2014年至今，我们举办了若干期“外国青年看中国”活动，把从世界各地来的大学教师和学生与我们的师生组队，让他们来看甘肃，看丝绸之路。当外国青年听到丝绸之路上那些伟大的故事时，被震撼了，他们用摄像机拍摄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一系列非遗文化和历史遗存，将它们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被更多的人看到、听到。我想，随着更多目光聚集到丝绸之路，人们会重新看世界看中国。

也是2014年冬天，我接待了从香港来兰州然后去河西走廊游学的30多位师生，他们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其中的老师大多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我向他们讲述了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伟大精神和动人故事，也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我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治疗今天人类发展中诸多痼疾的良方。他们起初听了不以为然。但是，当他们用7天时间走完河西走廊时，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们被敦煌与河西走廊的文化征服，赞同我说的观点：敦煌与河西走廊是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地方，不来河西走廊，不去新疆，就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就不知道中国之大之广之深。

2017年，我的长篇传记体小说《鸠摩罗什》出版，我被邀请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22所大学去讲丝绸之路与鸠摩罗什，我发现，鸠摩罗什一生所走过的路和他后世所影响的主要地区，与“一带一路”几乎重合，我称其为“一个人的‘一带一路’”。鸠摩罗什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去年，关于鸠摩罗什的电影在深圳开拍，我在开机仪式上讲到，那时，鸠摩罗什带来的西方文化面对的是中国文化和汉语世界，而今天，重新发现和塑造鸠摩罗什面对的已经是西方文化和多语种世界。鸠摩罗什不再是从西方来中国，而是从中国走向世界。

在我讲述的过程中，我逐渐找到了重新梳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方法，也通过《西行悟道》《补天：雍州正传》《斯文凉州》著作和《小说敦煌》短视频以及纪录片《鸠摩罗什》重新讲述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史。“一带一路”在我心里有了一个学理上的根本性建设，有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