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红久，出生于新疆博乐。先后在《中国作家》《当代》《诗刊》《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杂志发表作品一百五十多万字。出版有文学作品集《叩拜天山》等八部。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委会委员，新疆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新疆文联。

一

完婚第三天，父亲带着母亲从长沙出发，四天四夜的绿皮火车，等抵达乌鲁木齐，脚都肿了。

博乐县城还没通公共汽车，好不容易搭辆货车，尘土飞扬，坑洼遍地。又颠簸了三天，早已肝肠寸断，五官扭曲。一下车母亲就哭了，眼前几排低矮的平房，一条土路上跑着驴车。虚土盖过脚脖，四周遍布荒漠，与歌曲里的牧歌悠扬、瓜果飘香反差太大。父亲局促地搓着手，愧疚地说：“这里是县城，离咱们要去的兵团连队，还有六十多里呢！”

泪水很快就被粗粝的阳光和硬朗的漠风晒干吹干，母亲知道，自己水秀江南的运命，已被苍茫大漠所阻隔了。

母亲说，一九六七年初春，下了一场大雪。半夜时分，她肚子突然剧痛，有早产迹象。父亲赶忙叫了一辆马车，把她从六连送往十几公里外的团部医院。车夫姓马，是回族。母亲的呻吟催促他不停地扬起皮鞭。车轮在翻浆的沙包和泥淖间跳跃，颠簸考验着一个年轻母亲的承受力。在离医院还有一公里时，随着一次车轮的腾空，我迫不及待地从母体里冲了出来，并把第一声啼哭，匆忙而嘹亮地留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一个叫塔斯尔海的地方。

母亲也常常谈起她的家乡，一个湘江流过的地方。说外公是个船员，母亲的童年是在船上度过的。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六十年代初，她十八岁嫁到新疆的生活。谈住在地窝子里，冬天用红柳疙瘩取暖，第二天早晨醒来，屋里的水结一层薄冰。谈用镰刀收割麦子，右手打满血泡，就用左手割。谈亲手和泥打土块，在地面盖起的第一幢房子。谈把我生在马车上。谈八年一次探亲假。谈她死后要和父亲埋在一起，埋在新疆这片干燥的土地里。每每说到这儿，我的内心总会涌出许多感动来。我知道，母亲的很多往事已经被新疆的土地和新疆的时间收留了。她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六十多年，土地认识了她，她也和它们结成了亲戚。她的皮肤，这里的气温是熟悉的；她的胃口，这里的粮食是熟悉的；她的习惯，这里的环境是熟悉的；甚至她的风湿病，这里的阴雨天是熟悉的。外公外婆在世时，母亲回湖南探亲，待不了多久就会打电话来，不停抱怨已经不能适应的南方。要么是夏天无处可逃的闷热；要么是冬天没有暖气的阴冷；要么是人满为患的拥塞；要么是缺乏交流的无聊。她常常假期未满，就踏上返程的列车。

二

地下室走廊，光线幽深而昏暗。母亲的杂物间被一柄锈迹斑斑的老式锁头牢牢把守着，使得这个私人空间，渗漏出些许隐秘的内涵。我把黄铜钥匙艰涩地插入锁孔，有了一种进入往昔的错觉。费了些工夫，才启开，想必母亲也很久没有进来了。推开门就闻到一股久远的霉味，潮湿阴冷立即控制了嗅觉，而后，昏暗又将原本恍惚的视线，溶解在了小屋的混沌里。味道和光线让这间屋子弥散着历史的氤氲。在我看来，历史感一般都来自陌生和陈旧，当时间成为包裹事件的外衣，将我们的关注停滞在真相之外的时候，一些小小的物件，构成了零碎的记忆，成了解码生活的密钥。

母亲的风湿腿愈发严重了，这都是四十多年前埋下的病根。作为第一代兵团军垦，开荒造田，灌溉土地，她的双腿常年浸泡在冰冷的雪水里，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当成抵御严寒和高强度劳作的器皿，盛满了自豪与坚定。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青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当日子一层层剥离掉最初的盎然，只剩下弯曲的骨骼，勉力支撑着他们的老态，豢养成疾的恶犬终于苏醒过来，开始噬咬这些日渐衰败的躯体。

母亲六十岁时，第一次被推进手术室，腿部静脉曲张已经很严重了，扭曲的血管将表皮高高顶起，像雨后即将破土的蘑菇。锋利的手术刀将伴生她六十年的血管进行了裁剪，截弯取直后，又埋入肤内，再缜密地缝缀起来，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刀疤不会控诉，却以疼痛的方式向母亲发难。床头堆满的药瓶和慢慢滴入的液体，构筑起健康的全部内容。

我见过不少弓腰弯背的拄棍人，大都是我熟悉的邻居，曾经在童稚的仰视里，他们是一些多么伟岸的人啊！肩扛背负、挥汗如雨。如今，大都一寸寸地矮了下去，像被时间的大锤一点点揳进了土里。我不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没为自己留一口元气，来抵御后半生的艰难。耗干了精髓的肉身，让他们外表看上去就像凿空的树干，皲裂的表皮维持着锈空的肌体。

我走入地下室，完全是个偶然。中午在母亲家吃饭，她斜靠在沙发上，忽然谈起了我出生的连队。退休之后的母亲，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就像当年用一瓢瓢井水育活菜苗一样，如今用一天天闲置的时光，润活那些沉寂已久的往事。所以，许多我都模糊了的细节，她竟能描述得细致入微，其状态已十分接近业务娴熟的仓管员在清点积压的库存品。这让我常常觉得，我只是把她的身体接到了城市，而她的魂魄被更多的故事羁绊住了，滞留在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连队里。顺着母亲的回忆，我很快就能追上那些行将逃离的细节。母亲说，很多我童年的物件，都没舍得丢掉，即使搬家，她也不嫌其重，细心收藏好，存放在本就不宽的地下室。

打开顶灯，狭窄的地下室豁然通亮，拥挤的杂物清晰可辨。尽管有不少物品堆叠遮挡，但依然轻易就看见了那些拥挤在墙角的童年证据：旧纸箱里的连环画书、一柄锈迹斑斑的斧子、绛红色的小饭桌、烤饼子的小平锅……它们看上去既忍辱负重又恪尽职守。尤其是紧靠墙边的蓝木箱，铁锁紧扣，像极了四十年前的冷酷表情。还有被磨钝的柳木把铁锹，斜靠在门后，像劳累休憩的老农。甚至那只拾麦穗用的破柳筐，也没舍得丢弃。抚摸这些熟悉的物件，感受到童年的温度，轻易就能啄破时光堆砌的厚壳，抽丝剥茧，抵近真相。我期望再一次读懂它们，这些宝贝曾经是多么地豪言壮语啊！如今喑哑在了这幽谧之中，像失宠的嫔妃，堕入冷宫。

光线很快就揭露了它们的本质——陈旧、破败、藏垢纳污，甚至还有些猥琐。我很惊诧与它们这样对视，让我想起那些佝偻着的老邻居。按照岁月的安排，它们把自身的价值提炼出之后，便成了一堆熬剩的药渣，丑陋地蜗居在这几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原以为早就落魄到旧货市场了，或被某个拾荒者捡走，直至龙骨散架、魂体背离，成为炉膛的回光。

是母亲用原始的情愫，挽救了这些旧物，让走远的时光，有了依靠的载体。

三

打记事起，就一直居住在用土块垒起的平房内。斑驳的墙壁，顶棚上耷拉下来的芦苇，皲裂的木质门窗，都被梭梭柴的青烟熏成了黧黑色。这种形象的注解，让我们艰苦的生活有了怀旧的深刻。

这些屋子，是父亲和他的军垦战友们，一桶水一锹泥，亲手在沙尘肆虐的荒漠中建造出来的。在我孩提的印象里，这土屋天生就如此破败，像沧桑的奶奶，仿佛从来没有年轻过。好在屋子的旧陋并不影响童年的快乐，邻居间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成为快乐的重要元素。一个个被我熟记了几十年的名字，就像种在心里总也不能收割的庄稼，枝繁叶茂又遥不可及。

家都靠在一起，积木一样摆放成了连队西南侧的第一排平房。

父辈们用青春、血汗、十几年的光阴和一堆锈烂的锄头，将戈壁荒滩改造成了万亩良田。一幢幢土屋好似一群累倒的汉子，直挺挺横卧在田边。每幢有十间房，两两相通，能住五户人家。白杨树林将连队四方四正地分割成几个居民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操着各式的口音杂居在一起，就像一块田地里生长的多种作物，虽神态各异，却相互依存。

在邻居中与我最要好的当数建中，他家刚好居住在这幢屋子的中间。之所以要好，是因为我可以随意地在他们家吃饭或者睡觉，尽管两家相隔不足五十米。这个有四个男孩的家长姓董，因为个头高大，大家都叫他大董，整个连队的人都这么称呼。和其他人一样，很多年之后，直到我离开那里，除了外号，我一直叫不上他具体的原名。作为甘肃人，他有着极爱吃醋的嗜好。晚饭时分，整幢房子的人家，都会走出屋子，蹲在门口，边吃饭边聊天。孩子们总是最快活的，端着和脑袋差不多大的海碗，来回穿梭，相互品尝各家的风味，极像现代意义的鸡尾酒会。由于毫无二致的贫困，一般情况下，每家的菜碗里，都发现不了荤腥。这时，谁的碗里能增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佐料，就足以引起我们十分的好奇。董建中的父亲就是往碗里加醋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他将小半瓶醋倒进了盛着大半碗玉米糊糊的瓷碗里，使得原本淡黄色的玉米粥，泛出了咖啡色的光鲜，与红烧肉的颜色极为相近，让我的味觉，产生了好奇的冲动。我坚定地认为，肯定好吃，便迅速腾空自己的碗，要了小半碗大董叔正喝的“佳肴”并一饮而尽。猝不及防的醋酸，很快就汹涌起来，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将我才诞生出来的美好轻易击溃。胃液被烧得不断蒸腾，却还要强力压住。每餐只有这么多粮食，舍不得吐出来，怕挨饿。当时的酸味，甚至浸透了岁月，直到现在，依然锈蚀牙根。只那一次，使我终身惧醋。

我们开心而粗犷地徜徉在七十年代的阳光里，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拯救了我们多彩的童年，还是童年有幸遇到了那么快乐的土壤，总之，许多欢乐的细节，一直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成为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最有力的精神器械。淡化了各类作业，淡化了健康卫生，淡化了家庭界限，甚至淡化了个人隐私，所有的家门都是敞开的，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推开邻居的家门比推开自己的家门更觉坦然。没有谁家会拒绝开门，就像没有谁家会拒绝让我们吃一顿饭一样。因此，到邻居家吃饭或者邻居的孩子到我们家吃饭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就像男人间的递香烟，自然而随意。所以，到了吃饭的关口，父母只站在自家的门口，冲着东、南、西三个方向，双手做喇叭状，高喊几声乳名，没见回应便不再顾及，径自晚饭了。

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被砖窑烧坏的砖头，随意丢在窑外，没人在乎。一次我去连队同学胜辉家住了三天，回来后，以为父亲会问一些情况的，却只见他背着药箱，随意扫了我一眼，出门而去，就像我只离开了几分钟似的，把我想讲的重大话题，淤积在了空空荡荡的房间里。

正是这样放养，反而使得我们自生了许多抗体，既抵御了疾病的侵蚀，也提高了智能的开创。感冒、发烧，到连队的卫生室讨几片阿司匹林，几天便愈。没有玩具，自己动手，用木头雕刻，用旧报纸折叠，用铁丝编制，都能创造出五花八门的玩物。比如一柄木制的刀剑或者铁丝弯制的弹力枪，谁拥有了设计的技巧和制造的材料，地位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并有可能成为引领整个连队的孩子王。这种境遇有点像现在的某项实用专利被认可和推广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身份认证。

在这样的竞争之下，谁能亮出最新的玩具，谁就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建中把家里自行车气门芯软管偷了出来，装备了四五个弹弓，使得他的号召力开始攀升。我感受到了邻居的威胁，身边队伍里人数不断减少，威信逐渐消退。费尽周折，我终于从床下木箱里发现一条新的自行车内胎。父亲将它藏得很深，并用一个盒子包好。我毫不犹豫地一剪刀将气门芯铁嘴剪掉，制作了一支可以发射火柴棍的火药枪，交给身边的同学们轮流玩耍，啪的一声，所有的威信和尊严都重归故里。而建中，则在几天后鼻青脸肿地出现了，即刻有属下通报：偷气门芯东窗事发，被那个没有文化爱喝醋的爹，狠狠地揍了。我和队员们都发出了轻蔑而开心的欢笑。

享此殊荣一周后，父亲车胎爆裂，更换新胎。翻箱倒柜了半天，只找到半条被裁剪得面目全非的废品。怒发冲冠的父亲，将我掐着脖子提回屋里。众人面前，我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大义凛然。我确信那群手下一定会尾随在父亲身后，并会趴在窗台上，充满同情地窥视我。被父亲撸光了碎叶的红柳条，太具爆发力了，这些在荒漠中饱经风霜和干旱的植物，经过了一冬的积淀，在春风的抚慰下，身姿柔软，韧性十足。落在身上，疾如飞沙走石，狠如饿狼撕肉，柳枝与身体接触的瞬间，竟能发出清脆的声响，像两只手在用力鼓掌。它们替代了父亲暴怒的语言，一口一口咬在十二岁的娇嫩有余老练不足的皮肤上，很快就涌出了一群蚯蚓般的象形文字。只几个回合，我就如实招供了，更何况手里的火药枪早就泄露了真相。木已成舟，赤脚医生的父亲，擦完淋漓大汗，只能背着药箱，徒步出门了。

此后的半个多月，父亲每天都步行十余里，给农工看病。事后才知，那条内胎的价值，足顶我家五口人一周的口粮，还要凭票才能买上。怪不得父亲如此歇斯底里，那是我记忆里被收拾得最惨烈的几次重要教训之一。但因此赢得了伙伴的信任，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执政地位。当时的我，一边摸屁股上蠕动的蚯蚓，一边安慰自己，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由于家里三个孩子中，只有我一个男孩，就非常羡慕建中家有四个兄弟，以至于竟幻想，自己如果是他家的孩子该有多好，我常常借故住在他家，身体似乎提前找到了归依的感觉。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全家对醋瓶的趋之若鹜，才决然放弃成为一家人的想法。对醋的恐惧，让我回到了自己家里。

最后一次在建中家住，是一个冬天。那时父亲已经调到打井队，很快就要搬家了，我们都预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有好几天，我都和建中挤在一起。五个孩子混在一张硕大的由芦苇捆扎起来的床上，玩耍疲惫之后，依次睡去，我挤在了最里边。半夜被尿憋醒，我用手一摸，床外几条熟睡的身体阻挡了下床的路径，而窗外呼啸的寒风将去户外解手的想法吹回身体里。膀胱越来越鼓胀，原以为凭着意志力可以坚持到天亮的，但不断加大的压力，增强了大江东去的悲凉。意志的天平，正在慢慢倾斜。最终，生理成了胜者。无奈之下，只好把床沿和墙面中间窄窄两厘米间距，当成了卫生间。起初还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试探性地浅尝辄止，稍一松懈，就摧枯拉朽、喷薄而出了。作案之后，身体轻松了，精神却陡然沉重。怕无耻勾当被发觉，一直没敢睡死。天稍亮，在所有人起床之前，我悄悄坐起，匆匆着装，衣冠不整地逃离现场。连续两天猫在家里装作做功课，没敢再去建中家打探虚实。第三天，就举家搬迁，离开了六连。

四

那时候，能拥有一本新画书，是孩童最值得自豪的事。大都不在乎连环画的内容，因为没几个孩子知道自己想要看什么。那是一个有什么新东西都喜欢看的年代。一本小人书，只要是新出的，就足以产生轰动效应。谁持有一册，都能聚集一大批孩子，国王般被拥戴，可以颐指气使，率领子民拥围在老榆树下，或者团坐在麦草垛上，极具形式感地庄严阅看。

我们这一群连队的孩子，大多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生育的高峰期，每家少则三四个，多达六七个，连队里最不缺的就是孩子。上学时，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在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岁月，借助画书，既满足了众星捧月的虚荣心，又巩固了说一不二的统帅权。

即使没有任何通信工具，消息依然很灵通。谁拥有一本新的连环画书，不出一天，全连队的孩子都会知道。不用约定，大家蜂拥而至，期待一睹。而连环画主人，平时再邋遢平凡，此时，在大家的眼里，也光鲜照人。他会故意用手紧紧捂住口袋，生怕有人不知道装着画书似的，并傲气地大喊，排好队，排好队！几个平时关系亲密的伙伴，被拉到前列。而后，小心翼翼地掏出画册，提醒大家，轻一点翻，不要把纸页弄皱了。一本薄薄的小书，霎时就提升了一个人的价值。

我很享受被尊崇的过程，更享受连环画带来的思想变化。雷锋、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所承载的精神力量，都是从连环画上感受到的。《三国演义》《水浒》《铁道游击队》，这些经典名著和抗日故事，也是从画册中得到的教益。那时候，为了买齐一整套《三国演义》，几个同学每天都要徒步四五公里，赶到团部唯一的新华书店，踮起脚尖，迫切地询问售货员阿姨，下一集的连环画啥时候到？现在想来都感慨，当时的连环画书，都是单集销售的，没有成套的合订本，每集之间，至少间隔一两个月，既考验了童稚的耐心，又吊高了品读的胃口，兴趣被长时间锁定在新华书店。凑齐全套的《水浒》，耗去了近两年时间，也磨砺出了不急不躁的品性。逛书店成为每周一歌，一旦错过销售时间，就要留下大面积的缺憾。按序排列的画册，就像整齐的牙齿，如果缺一颗，就成为心里的病灶，总得想办法补上。

由于在同一个班，我经常伏在建中家昏黄的灯光下完成作业。其实也没多少功课，课外图书也少。如果谁的口袋里装一本连环画，后面会跟很多人的，这时候，书的主人就可以提出要求，用别人最好的东西来换阅。其实当时的连环画书也很便宜，厚的一毛多钱，薄的只有几分钱。但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连环画相当于奢侈品。因为读书的课本是不掏钱的，也没有学费。

作为天津支边青年后代，苏鹏就有许多画书，是他远在天津的爷爷奶奶寄给他的。这让我对从未谋面的苏鹏的爷爷奶奶，充满了好感，也让我对天津这个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城市，生出了无限的倾慕。一个生产连环画书的城市，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地方啊！这让我时常追问父亲——我的爷爷奶奶在做什么？他们生活的城市有没有画书？父亲总是哑口无言，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似乎想把我的问题从头脑里抹掉。这让我更加确信，不是哪里都能出画书的。这种结论会让持书在手的苏鹏，愈发趾高气扬。要命的是他总能拿出成套的连环画书，让你无法不为了后面的故事情节而屈从于他。为了能借阅《隋唐演义》或者《三国演义》的某一册，我只好遵从苏鹏的要求，用自己精心制作的一把弹弓，换得了三个小时的阅览权。直到团部的新华书店里也开始销售连环画书了，我寻遍连队四处的角落，企望发现一截铁丝或者一颗螺丝钉，至少捡拾几块牛骨、羊头，卖给回收站，换得一些汗津油皱的角票，从书店里购回自己心仪已久的画书。

按照生活的常态，我是不应该和比我小五岁的小牛成为伙伴的，这种年龄的差异，让我对他始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小视感。从六连搬到打井队后，我常常想念建中他们。但十几公里的距离，把这种想念变成了虚妄。我只好放低眼光和心态，发现一些新的，能让我的生活充满色彩的人物和事物。小牛的出现，毫无疑问是物理距离的产物，因为我们两家共用一堵墙，是最近的邻居。在没有熟悉的朋友和小牛天天来找我的双重作用下，我与他出现了若即若离的状态。这种交流，看上去更像是无奈的选择。伙伴的缺失和地域的陌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六连的美好时光，十分怀念。

感觉小牛家生活水平很高，是在我连续几次看见他吃白面烤饼之后。当时我和小牛同坐树荫下，我咀嚼着定量供给的干涩粗糙的高粱面窝头，而他却耀武扬威地啖食烤得焦黄的白面饼子，鲜明的质量反差直接击伤了我垂涎三尺的饥肠，所有的矜持在白面饼前土崩瓦解。我曾试图用窝头与之交换，小牛当场拒绝，还十分老成地说：高粱面太难吃了！

知道自己已深陷对白面饼的无限神往之中，如何吃到小牛手里的白面饼，成为当时亟待实现的阶段性目标。

小牛最喜欢听我讲连环画书里的故事，以此作为筹码，来获取食物，是当下唯一的选择，这招果然奏效了。为了不让大人看见，每到黄昏时分，我俩躲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摊开一本连环画，添油加醋，娓娓道来。每到惊险和关键处，我会突然停顿下来，说自己饿了，看不清楚后面的字了。小牛总会不出所料地回家，掰一块白面饼子，换取后面的详情。我边吃边为自己的才智暗自得意。为了能获取更多细粮，我不得不在较长的时间里，翻看更多的连环画书和借阅更多的书籍，以拓展知识结构，达到对等交换之目的。一年后，粮店增加了白面的供应，我不需要再为半块饼折腰了，但读书的爱好，却因此养成。这让我一直觉得，白面饼子才是我文学的起点，虽显低微，却真切实在。饥饿养不活“高尚”一词，胃，只对粮食负责。对小牛，我是心存感激的，直到高中毕业，上大学离开连队，小牛都恪守着不能外泄的承诺，这个秘密就像酒曲，被岁月酿成了老窖。

五

当连队的一些同学睡觉有木床，吃饭有木桌的时候，我对自己还睡在芦苇铺就的床，吃饭时手捧大碗蹲在地上的生存状态，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母亲也说她需要一个大木箱存放家里的物品，还需要一只橱柜摆放碗筷。这让赤脚医生的父亲，认识到了改善民生的重要。他开始围着长势最好的几棵白杨树转悠，一定透过树皮，看到了餐桌、木床或者木箱的形状，这让他十分兴奋，漏风的齿间常常吹着跑调的口哨。我仿佛已经感受到了睡在木床上的美好生活，将告别由土墩搭建的铺着芦苇的“床”了——因为它实在不能称之为床，既无床的样子，又少床的舒适，稍作翻动，就会吱呀作响。从我紧跟父亲身后，及时向他讨好这一举动，就能判断出我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憧憬。终于有一天，父亲垂头丧气从连部回来，告诉母亲，不让伐树！连长说树虽然是自己种的，但长在这片国有的土地上，具有防风固沙的作用，就超越了私有的意义。只要树活着，就绝对不能砍伐，除非枯死的树木，才可以留用。望着郁郁葱葱的大树和家徒四壁的土屋，母亲怔怔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这让她对自己这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一下子有了付诸东流的感觉，就像含辛茹苦喂大的孩子，忽然被判定是别人的而被亲娘接走，留给自己的，除了伤痛，什么也没有。

在母亲悲伤情绪持续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个孩子成了替罪羊，常常遭到莫名的棒喝，以至于引起不小的争执，这让我们对一直以来以慈祥著称的母亲产生了不小的怨愤。父亲会及时地把我们拉到一边小声劝慰，说，没事，一切都会好的。

有一阵子，我发现父亲的行踪有些诡秘。平时家里起夜的便桶，都是天亮后由我们几个孩子轮流倒出的。那几天，天刚亮，桶就被父亲提出去了。有一次，我发现他用这桶提回了满满两大桶酱色污水。天黑透了，父母二人挑着污水，悄悄出门。我忍不住好奇，尾随身后。看见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家门前那棵最粗的杨树，而后在树根处挖一个小坑，将污水慢慢倒入，两桶水渗漏完之后，再用干土将小坑埋好抚平。我十分奇怪，他们为何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浇灌树木。翌日，父亲傍黑再挑污水时，我弄清了来源——是连队用于洗濯棉种的硫酸水。我以为这水一定富于营养，兴奋地询问，想确认自己的想法，却恫坏了母亲。我被迅速拉进屋，父母轮番叮嘱：绝不可乱说，否则不但无床可睡，大人还会有灭顶之灾。看到他们战战兢兢的样子，我一下有了被重视的幸福感，与父母同守一个秘密，还有新木床可睡，这些条件足以让我三缄其口。这以后，我替代母亲，成为父亲浇灌时的守望者，对能亲自参与其中，我充满了劳动者的自豪，同时对父亲的聪明才智满怀崇敬。我曾提议，将此项劳作放在白天，被父亲断然喝住，才懵懂——这或许是些不可昭天的行为。有天夜里，听到屋后有走动的声响，我压低嗓音通知父亲，他紧张得趴在地上，待一只狗跑过之后，才惴惴起身。回到屋里才发现，桶里的硫酸水浸落在了衣服上，烧穿了几个洞。当时，父亲这种畏畏缩缩的态度，让我觉得很不伟岸。

自此，父亲和我像植物学家，天天仰视树杈，观察每天的变化，一个多月的时间，见证了杨树从枝繁叶茂到枯萎凋落的过程，粗壮的树干也开始发乌，尿酸和硫酸彻底改变了树的生存状态，在我的期待里，它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一种状态的结束，预示着另一种状态的开始。

连长围着这棵枯干的树走了好几圈，嘴里嘟嘟哝哝——怎么会死呢？这么粗壮的树，怎么会死呢？一米之外的其他树木，都长得神采奕奕，斗志昂扬。连长考究死因的时候，父亲端茶缸的手竟有些颤抖，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连长看到父亲的表现，以为是他对自己没能照顾好这棵树的愧疚，但一棵树死掉的现实是无法改变的，它已失去了抗风的效用，连长只好无奈地挥挥手，同意由我们自行处理。

树的成功取得，是父亲智慧结出的硕果。多年之后，即使父亲离开了我们，每每一想到这个过程，都会从弥漫的辛酸里，浸泡出一缕崇敬来。这是一个时代所赐予的聪颖，它让人们的思想，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内，寻找游刃的空间。

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见证了一个在连队赤脚医生和木匠间相互转换的父亲。许多工具——锯子、刨子、木凿、长凳，让木匠的形象更逼真。但同时，药箱、听诊器、针灸、注射器又让他极快地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这让我时常想到电影《佐罗》的剧情，男主人公的面目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相互更迭。只不过父亲的转换是没有悬念的，是日常化的，是完全按照生活的逻辑来调度的。他手中经常会倒换两本书，穿着白大褂却在仔细阅读《农村木匠手册》，或者右耳夹着木板画线笔却翻看《赤脚医生杂志》。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一样地全神贯注，就像在哺乳两个不同性别的孩子。

存放零碎的小屋成了车间，常常会有断断续续的口哨声传出，夹杂着锯齿和锤子的交响，它们都成为鼓噪我振奋的理由。这种感觉就像家里刚登临贵客，我的嗅觉已提前抵达虚幻的肉香了。我们的父亲正用他的才智，开辟着全家的新纪元。

一定是蹲着吃饭的尴尬和不雅，敦促着父亲加速生产出了我们家的第一件家具——小饭桌。方形，四腿活动，可以自如安装。当成品终于走出车间，停放在土屋中央，房屋空间的狭小更突显出了作品的伟大。父亲左手端着缺口的瓷碗，右手攥紧排刷，把蘸饱的红漆顺着碗边轻轻刮落，再小心翼翼地移至桌面，沿着木质纹理，刷出第一道红线，就像我在小学课本上写出第一个字的第一笔画。很快红色就连成了一片，将最初的纹理全部掩盖了，从此，木质再也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几十年来，红色成了它的代言，成了我们就餐时必须重复阅读的唯一科目。即使这样，仍抵消不了我们的兴奋，围着杰作来回逡巡，这种鲜红，从不同的角度冲撞着我对色彩的敏感，仿佛四壁黧黑的土墙也在它的辉映下充满了光鲜。透过发亮的桌面，我看到了空气中悬浮的微尘和游弋的光线。当然，也映照出我们欢悦的心情和富足的笑容。

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在父亲的精心打磨下，我家拥有了第一张酱紫色的床，属于我们三个孩子的，按照出生排序轮睡，父亲规定一人一个星期，可小妹坚决反对，只好按照小妹的意见，一人睡一天。直到一年后，我们三个孩子，都拥有了自己的木床，才结束了轮睡制。拥有的第三个家具是一只天蓝色的木箱子，所有权当然归母亲，她咬牙买了一把狮子牌大铁锁，向我们宣示主权。第四个家具是碗橱，从此我们的剩菜和饼子，再不会蝇虫萦绕了。

六

新年对于童年而言，是埋在一年中那个最闪亮的日子，它是嗅觉、味觉和听觉联袂的盛宴。一场场降雪，就是一步步走向年关的台阶，它引导着欢悦的心情，在冰天雪地，春暖花开。

一想到过年，就想到连队的冬天，想到那十几粒水果糖。围绕着甜味，总有挥之不散的记忆。

甜味似乎是小时候永不知疲倦的追求。在缺滋少味的岁月里，我们会走进玉米地，拔起一根根被称为“甜秆”的外形酷似甘蔗的玉米秆，总会有几根出类拔萃，从中能嚼出些许糖的韵味，唤醒被粗茶淡饭挫钝的味蕾，也因此毁坏了不少庄稼。我们也会走向荒野，从荆棘丛中采摘一些鲜艳的浆果，再一枚枚仔细品尝，也总能寻找到几粒酸甜可口的惊喜。但这些都不足以与真正的糖果抗衡。所以，当接到通知，每家派人到连部办公室领取过年配给的水果糖时，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一下就被甜味抓走了。

我坚决追随在母亲身后，用心昭然若揭。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竟丝毫未觉出寒意。连部外面排着长队，每家大人身后都跟着几个孩子，每一张笑脸，都养活着一个春天。

终于轮到母亲了，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姐姐领着小妹也早已等在了旁边，一边跺着脚，一边伸长脖颈盯紧母亲。从队伍里挤出来，母亲攥紧的花手绢里，包裹的不是糖，而是我们兄妹三人等盼了几个世纪的愿望。每家十五粒，全年的甜蜜都被母亲揣在了怀里。在我和姐姐的再三央求以及小妹的动情哭喊下，母亲终于松动了大年三十才发糖的决定。她再三掂量，从手绢里选出一颗，发给小妹，又挑出一颗，剥开糖纸，用牙齿将糖一分为二，分放进我和姐姐的嘴里，然后自己咂咂舌头，将遗留口腔的渣屑品味干净。甜蜜很快就消弭了我和姐姐认为不公的抱怨，并让自己很快回到现实之中。离年三十还有些时日，当然不能一下就消费掉得之不易的珍品。我要回了母亲手里的糖纸，将融化了小半的糖果吐出，望着这个酱紫色、半透明、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就像望着一颗钻石。先慎重地包裹起来，再小心地放回兜里。隔一会儿再掏出，打开，舌尖舔一舔，反复操演，延展了甜味的长度，也拓宽了快乐的空间。

大年三十晚上，终于领到了一粒完整的糖果，它躺在我的手心里，被拳头紧紧攥着，仿佛松开就会松鼠般蹿出野外。以至于睡觉时，都会将那一粒牵肠挂肚的甜蜜压在枕头底下，不时用手触摸，直到入梦，第二天醒来，迅速抓在手中。

长大后，胃开始拒绝甜味，不等吃完一粒糖就开始泛酸，这或许是小时候求之不得而造成的物极必反的结果。所以，对甜蜜的回忆，总是搁浅在童年里。

过了初五，除去被我们消费掉的，应该还剩七粒糖，锁在母亲床边那只硕大的天蓝色的木箱里。铁锁上的狮子头，冷酷无情地阻断了我美好的奢望。但箱子里面的内容，却像火山的岩浆一样，翻滚着我孜孜以求的决心。那时的锁子，质量真好啊！我用尽了几十把收集的旧钥匙，甚至借用了邻居伙伴的几串钥匙，都无法打开。只好将目光回归到母亲身上，她兜里的钥匙，是幸福的源泉。

此后，我看过不少反特的电影或电视剧，总会涉及盗取保险柜钥匙的情节，每当看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四十多年前，我智开大木箱，巧取水果糖的细节，狡黠而大胆。至今想起来，都坚定地认为，人的才智，其实都是被坚定的信念逼出来的。

好几次都故意将房门钥匙落在家里，然后索取母亲的钥匙，她总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好像识破了诡计，或者亲自回家开门，或者从钥匙链上取下房门的那枚，其余的又放回袋中，使我的企图一次次流产。苦思冥想之后，我认为自己必须另辟蹊径。几经观察，终于发现奶奶帆布箱上的锁头，与母亲大木箱上的品牌、大小、颜色都极为相近，这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终于酝酿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对奶奶而言，骗她的锁头玩几天，是毫不费力的，接下来便是耐心等待。对我来说，大木箱子充满了神秘。个子不高的母亲，每次取东西，都会将大半个身子栽进木箱里。一些好吃、好穿的东西，都会被她一一掏出来。母亲开箱从不让我们围拢，这愈发增强了我的好奇。

终于等盼到母亲开箱了，我掩饰住狂乱心跳，若无其事的样子，靠近放锁的床边，用身体挡住母亲的视线，在她将我轰走之前，迅速将两把锁头进行调换。而后，喜不自禁看着母亲用我刚换下的奶奶的锁头，将那只大木箱子锁好，还用力拽了拽，确保安全。待母亲走出家门，我立即将门反插，打开奶奶的锁头。原以为藏着许多宝贝的木箱，其实只存放着一些稍稍值当的物品，比如肥皂、过季的旧衣物、一块准备做棉鞋的黑条绒布、几斤做棉裤的棉花等。我的手迅捷伸进箱子搜索，摸到一只新做的棉鞋，从中掏出几斤粮票、几尺布票，这些于我无用，快速还原。又去探寻另一只棉鞋，一下就触摸到那几粒熟悉的形状，浑身战栗不已，全部掏出，数了数，一共六粒，只剩六粒啦？心里做着算数，却对不上眼前的答案。一定是多分给小妹了。此时，已没有时间抱怨，虽然一把糖都攥在手里，却不敢多拿，怕被母亲发觉。只取了一粒，投石问路，其余的忍痛放回。有了这次成功的盗取，我想，只要不被觉察，那些糖果早晚都是我的。而后，再掏出刚才偷换了的母亲的锁头，将木箱锁好，没有任何破绽，猎物已收入囊中。

几天之后，母亲将我们兄妹三人叫到一起，问谁动过箱子，这让我十分惊愕。我们都矢口否认，此案之精密，肯定无从侦破，但家长却用了更为有效的防范手段——换了一把更大的永固牌锁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童年的智慧，成了绝版。

多年之后，我做了警察，笑谈中问过母亲，她是如何发现木箱被动过了？母亲惶惑着摇摇头，什么换锁？什么糖果？记不起来了。

七

享受着冬日里暖气和阳光的我，总会想起那间墙壁斑驳的老屋，以及土块垒起的火墙和被煤炭烧红的铁皮炉子。整个连队里，只有很少的家庭才有一两件能被称为家具的物件，贫困像是被克隆出来似的，绝大部分人家都一贫如洗，但是冬日里用于取暖的铁皮炉子，却是户户不可或缺的家什，它用弱小之躯与强悍的冬季抗衡，将严寒驱逐在门外，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冬天。

日头被冬季的寒冷早早就驱赶到山背后，屋子里，天刚暗下来，我们兄妹三个就会拥围在炉边，期待着父母亲能像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带回来一些瓜子或者黄豆之类的欢喜。我们兴奋地观望，大人们会在炉子上放置一块四方铁皮，然后将瓜子平摊其上，用小火慢慢烘烤，父亲一边翻动瓜子一边讲着故事，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惹得我们刨根问底。长大后才意识到，父亲编讲的故事既不曲折又不精彩，但当时却足以让我们痴迷其中，更垂涎三尺的还有火炉之上那慢慢焦黄的作物，许多时候，炒作的程序刚进行不久，我和妹妹就急不可耐地伸手了，父母亲只是喊着：不熟！不熟！并不强阻我们的馋性，所以烘熟之后的内容，往往有一小半已提前被我们解读得支离破碎了。现在想起来我都无法猜透，到底是故事还是零食更加吸引我们，使得我们对被昏暗的煤油灯点着的夜晚，充满了最迫切的渴望。

只要父亲在家，每次他都会将炉火捅得很旺，炉膛的火焰会被烟囱抽得呼呼作响，那种声音听上去既温暖又振奋，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燃烧，冬天似乎马上就会被烤化了那般。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全家人都围在一起，用故事和欢笑抵御寒冷更让人惬意的事了。共同的贫困使得每家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没有对比，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苦。没见过收音机，更没听说过电视机，仅有的几本小人书，也早已被传阅得残败不全，所以，晚上烤炉火和听故事，就成了我们十分神往的一件事。但这也是经常不能实现的愿望，在那个年代，父母亲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去连队大礼堂参加学习，我们的夜晚，只得交给既没文化又讲一口地道湘语的奶奶。实在无聊，我们也会逼着奶奶讲故事，看着她磕磕巴巴的神态，我们得意地模仿她费力调整的半土方言，而后发出恶作剧式的坏笑，反应过来的奶奶，用她的小脚，将我们追得满屋子都是欢乐。这一切的景象，即使我闭上眼睛，也会像采蜜的蜂群，蜂拥爬满我盛开的记忆。

相对于物质而言，精神层面的温暖，似乎要更深刻一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邻居任叔叔家买了全连队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像过年一样，都去他家串门。手指轻轻触摸屏幕，眼眶里有装不下的羡慕。我们这群孩子，晚饭还没吃干净，就抵挡不住《排球女将》的主题曲，匆匆挤进任家大院——屋里已经坐不下啦，电视机放在窗台上，满院子人呈扇形，盯着一台十二寸的小电视。有时候去晚了，侧面已看不到图像，就搬几块砖，站在后排，离得太远，甚至看不清楚演员的相貌，却依然津津有味。几周之后，电视机屏幕前，摆放了一块大玻璃，是电视放大镜，荧屏果然扩大了一倍，但透过玻璃传递过来的人物表情，不够连贯，也有些怪异，有时候人走远了，影子还留在玻璃上。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内心的欢悦。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所有的人都一直会看到“晚安”出现，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连队里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自黄老师家，他是上海知青，住在我家前排，有两个小孩，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二十四寸的超大屏幕，清晰的彩色人物，只看了一次，我就魂不守舍了。父亲则义正词严地说，马上要考初中了，你现在需要好好复习。等考完了，再去看彩电。说完和母亲一起，搀扶着奶奶，享受美好生活去了。临出门，不忘安排一把铁将军，锁住我们的欲望。即使隔着几幢房子，我依然能被《霍元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粤语歌曲抓挠得心乱如麻。被锁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以我和妹妹两票同意，姐姐一票弃权的结果，形成决议：我带着上二年级的妹妹——妹妹威胁说，不带上她，就要向大人举报——翻窗出门，去看彩色电视剧。我们先从后窗翻进菜园子，再从篱笆间隙中爬出去，直奔黄老师家。小院子早已人满为患，我和妹妹只能偷偷躲在围墙外，一边要提防被发现，一边还不忘看电视。同时还要选好时机，判断节目结束的时间节点，赶在大人回屋之前，拽着妹妹翻山越岭，钻回小屋，再屏声静气地趴在作业本前，像个三好学生。这个举动居然瞒了家长很长时间，从初秋一直看到入冬。那个冬天，由于被彩电照耀，觉得十分温暖。

直到一天，连队有人急病，赤脚医生急匆匆回家取药箱，才发现家里后窗洞开，只有很老实的大女儿在勤奋学习，其结果……作为主谋，红柳条又在我臀部上写满了象形文字，注解着不当行为。更让人绝望的是，此后，父亲用拇指般粗的钢筋，封住了窗子，也封住了我为数不多的快乐，只留了一条出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有人路过窗前，会时常看到一个十岁的男孩，双手抠住钢筋，从铁窗里朝外张望。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自由，是何其宝贵的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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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