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一九六一年生，小说家、诗人，“第三代诗歌”标志性人物，“新状态小说”代表。著有诗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随笔言论集等四十余本，导演电影、话剧各一部。

乡村音乐（节选）

韩 东

每年我都会去玉山村，在诗人棉子开的民宿“牛棚”小住，闭关写点儿东西。如果没有灵感，那就四处转转，搜集一些将来可用的素材。

今年来得不巧，正逢棉子母子筹办玉山音乐节，牛棚的房间都预订出去了，于是棉子介绍我去了“工小社”。这也是一家民宿，但位于村子里，是由当年的供销社改建的。房子是当年的老房子，后面有一个院子，前店后宅的格局。前面的门市除了门头上的“玉山供销社”换成了“玉山工小社”就再无变化，甚至门市里高大粗笨的橱窗也是当年的——重新刷了淡绿色的漆，重装了玻璃。柜台当然一概换成了玻璃的，在里面安装了雪亮的射灯。所售商品也不同以往，不再是油盐酱醋、胶鞋、手电筒，而是一些造型特别、做工精良的“艺术品”，瓷器、衣服、坤包、首饰等。艺术家景老师和新加坡的一家设计公司合作，开了这家商店。他把后面的院子包括房子也一起租下了，改造成民宿，大概有十来个房间。

景老师不在玉山，他和魏姐打了招呼（棉子和景老师打招呼，景老师又和魏姐打招呼），后者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当地妇女，负责做饭。魏姐在工小社里资格最老，又掌管着最重要的部门（厨房），深得景老师的信任，因此不是领导也是领导了。

对我的到来魏姐非常热情，让前台给我开了最好的房间，打了最大的折扣，并且每天晚上都陪我喝酒吃饭。

住宿的客人一天三顿都可以在店里吃，但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客人，特地为我做饭，本人还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晚饭，门市的三个女孩都下班回家了，后院的四个阿姨也走了三个——她们都是玉山村的人，魏姐本来也可以回村，让我自己下面条解决，可她还是留下了。为我做饭，陪我吃饭，还一起聊天。当然，孤男寡女的，魏姐在这方面也很注意，每次她都会叫上自己的儿子。魏姐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在县里的机关上班，言语不多，吃饭飞快，每回我和魏姐还在餐厅里喝酒呢，他已经搬了把竹椅坐在门口玩手机了。魏姐的儿子戴了耳机，绝不外放，表现得相当文明。我不禁夸赞说：“你这儿子真不错，工作好，还那么孝顺。”没想到魏姐抹起了眼泪，说：“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

魏姐年轻的时候，玉山还没有搞旅游，一个普通的徽南小山村而已。按照惯例，魏姐很早就结婚嫁人了，婚后一年生了儿子，儿子刚断奶便交给公婆，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在广东的一家玩具厂，他们一干就是三年。开始是计件工资，魏姐说她手快，至少比她老公快多了。后来才有定额，魏姐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定额，完了还要帮老公干。“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两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魏姐喝了一大口泡酒说，“从早干到晚，根本歇不下来，深更半夜才捞到给家里打电话，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儿子早睡着了。”

说着魏姐遥指了一下那个身着干部装、梳着背头正玩游戏的儿子。所谓的“遥指”是一种姿势（指法），我仿佛看见小伙子急速变小，不仅距离被拉远，关键是体积也在变，门口的大小伙子瞬间变成了一个婴儿。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吧。

也就是说魏姐三年没有见过儿子，也几乎没有听过他的声音。

“三年后，我们第一次回玉山过年。”魏姐说，“他已经长那么大了。”又是一指。这一指使儿子来到近前，不再是一个婴儿，已经长成了现在的模样。一米八几，弓身屈背，坐得那把小竹椅嘎吱作响。

“后来呢？”我问。

“后来不就搞旅游了嘛。”魏姐说，“最先火起来的是乾村……”

这我知道。乾村也在这一带，风光山色和玉山差不太多，可能多了几间老祠堂，还有几座两三百年的老宅子。现在去乾村旅游要收门票了，当年起步阶段游客随便进出，魏姐和她老公也可以随便进。他们用打工攒的钱在乾村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小餐馆。

由于和玉山很近，二十多公里，旅游淡季魏姐和老公就有时间回家看儿子了。旺季仍然是忙得四脚朝天，为了省钱，他们一个工人也没雇，老公掌勺、炒菜，魏姐跑堂、拉客。所谓的旺季是旅游旺季，不见得是他们那家小餐馆的旺季，每回魏姐都要跑到停车场去，打着手电举着牌子亲自拉人。那会儿魏姐年轻，经常被游客误会，还以为她是不正经的女人呢。“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拉回餐馆再说。吃饱喝足老板会问，‘下面怎么说？’我说，‘下面买单啊，一共二十一块零五毛，零头不要了，你就给二十。’‘没有别的服务了？’‘没有了。’哈哈哈哈。”

魏姐说得幽默，乘兴我们又喝了半壶泡酒。魏姐起身去厨房，端过来一盘油炸花生米、一小碟插着牙签的豆腐干。

“我喜欢喝点儿就是开餐馆的时候落下的习惯。”魏姐说，“做菜也是那会儿学的，否则也捞不到这么好的工作。”

魏姐“务工”的第三阶段就是回到玉山，在工小社的厨房里做饭。而在这之前、乾村开餐馆之后，她还在附近的竹木制品厂干过，也曾受雇给人摘过棉花，由于收入不稳定，这些都不算数。

继乾村旅游热以后，这一带的乡村都搞起了旅游，玉山村也渐渐有了游客。棉子、景老师都是最早到玉山开店的，棉子租了村外的牛棚，改造成了民宿，景老师则租了供销社的房子，打造了工小社。由于第一批投资者不是诗人就是艺术家，使得作为旅游地的玉山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比较文艺，或者说比较小众，平时游客不多。这也是我喜欢来玉山的重要原因。

魏姐回到家乡讨生活，正逢景老师改造供销社，她报名应聘，去给工程队做三顿饭，自然也是给景老师做饭、给新加坡的设计师做饭。当时按天算，做一天拿一天的钱，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两千多。之后工小社开张，就按月拿钱了。一个月三千，魏姐嫌少，景老师二话不说就把工资加到了三千六。因为那会儿景老师已经离不开魏姐了。

景老师喜欢吃魏姐做的饭，魏姐也认真琢磨厨艺。比如这一带的口味偏咸，做菜会放很多油，魏姐就减了盐，也少放油。她从来不用味精或者鸡精，用白糖提鲜，因此魏姐做的菜比较清淡，有一股甜丝丝的回味。景老师最爱吃她做的茶干炒青椒了，可惜景老师尿酸高又不敢多吃。至于那个新加坡设计师，就爱吃魏姐下的面条。“外国人没吃过什么好东西，”魏姐说，“一碗面条也就打发了。不过，我下的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下得了的！”

所有人都爱吃魏姐做的饭。后来厨房里又找了几个阿姨，负责买菜、洗菜、备菜，魏姐当仁不让成了主厨。除了满足工小社的员工和住宿的客人所需，他们还开了对外营业的餐厅，魏姐能做出一桌桌酒席那样的菜肴。

魏姐越干越高兴，干活儿时哼着山歌或“卡拉OK”，清闲下来也会想着布置一下餐厅，比如摘几朵野花插在空酒瓶里。这样的插花每张餐桌上都有，花儿也品相各异，不带重样的。

魏姐让儿子打开餐厅里所有的灯，让我看五张餐桌上的“花瓶”，果然，有的是酒瓶，有的是土罐，甚至还有笔筒，里面插的花高矮胖瘦、颜色都不相同，却与“花瓶”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也就是说，不同的花换一个“花瓶”就不那么好看了。

我感到惭愧，魏姐的用心和审美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尤其是她的审美，真令我刮目相看。我为自己的忽略表示歉意，魏姐谦虚道：“我也是跟景老师他们学的，近朱者赤嘛。”她说了一个成语，估计也是学来的。

“玉山村的客人不像乾村的，老板、社会上的人少，来的文化人多，对人客气，就是喜欢臭美。哈哈哈。”

魏姐很感激景老师给了她一份这样的工作，干着舒心。当然最感激的还是景老师从不拖欠她们工资，就算是过年、国庆放长假，景老师也会提前预支工资。疫情期间，工小社几乎没有客人，景老师也一样工资照发。

“现在呢？”

“现在我已经能拿到四千了。”

“你老公现在干什么？”我问。魏姐的眼神立刻就暗淡下去了。她让儿子关掉餐厅里多余的灯，像是在配合脸上阴沉的表情。“要不是他有病，我们也不会回玉山。”魏姐说，“要不是他身体垮了，来给景老师做饭的也不会是我。”

“你老公生的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怕是好不了了，也死不了，那几年在乾村累惨了。”

魏姐语焉不详，或者不愿意多谈，我们又开始喝酒。这会儿——我和魏姐聊了两天之后，即使什么都不谈我们也不会觉得尴尬，因为彼此已经很熟——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像哥们儿一样，相对无言，喝着闷酒。魏姐甚至向我讨了一支烟，边抽边咳，但并没有掐掉。我知道如何才能转换魏姐的心情，于是像她那样“遥指”了一下餐厅门口，“你儿子……”

果然魏姐来了精神，接过话茬，“幸亏他争气，喜欢读书，也会读书，这不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去南边找工作。现在的工作难找啊，收入还都不怎么样。后来听了景老师的话，回家乡考公务员，还真让他考上了。几千人里才录一个，真是太不容易了。”

“的确很不容易。”我说，“来，为你儿子干一个！”

工小社门市前面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九月，桂花飘香，下面的水泥坪上老乡晒了一地金黄的玉米。我在想，用这些玉米磨成面，做成饼吃起来肯定也会有一股桂花香。

去村外转了一圈回来，离很远就看见一个人影在向工小社方向移动，等我走到桂花树下，那人还没有踏上门市台阶。她走得慢极了，定睛一看就像站着没动。是一位很老的老太，驼着背，拄一根拐，鞋底蹭着地面，一阵风都能把她刮倒。老太有九十岁了吧——后来才知道虚龄已经九十三了。

“大娘，您这是要进去？”

老太不答，应该没有听见。她提起拐棍去戳门市的塑料门帘。我招呼了一个在树下玩耍的半大男孩，俩人一边一个将老太扶上台阶。

进门后，将老太扶到一把竹椅上坐下。前台的女孩从咖啡机后面冒出脑袋，惊呼道：“哎呀，她怎么进来的呀！”

我说是我们扶进来的。女孩说：“可不能让她进来，这人一碰就碎，谁负责啊！”

于是我就不敢再碰老太了，在一边守着。前台女孩一边拨电话，一边告诉我，老太就是这村上的，平时家里人也不管，她能花一个上午，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

魏姐终于出现，她二话不说就过去抱老太，一抱就抱了起来，也不管是不是一碰就碎。魏姐像抱着一个孩子似的，老太横躺在魏姐的臂弯里，她们噔噔噔地就出门下了台阶。魏姐回头招呼我，“拿上拐棍。”我拿了拐棍跟出去，空身一人竟跟不上魏姐的脚步。

魏姐一直把老太抱到村口，能看见老太家的房子了，这才放下。老太站了一会儿，站稳了，正好我赶到。魏姐接过我手里的拐棍，塞到老太手上，稍稍移动老太，使其对着家的方向。她在老太耳边大声喊：“吃饭了，要吃饭了！顺着路走就到家了，就有饭吃了！”老太异常顺从，睁开耷拉着的眼皮看了一眼，就颤颤巍巍地又开始挪了。

“你不怕碰着她？”

“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的人胆子也太小了。”显然，魏姐是在批评前台的女孩。

“老太喜欢我送她回家，喜欢我抱她。”走回工小社的路上魏姐说，“也不重，人老到那份儿上也就六十多斤。有一次在我们店里，她把屎拉到裤子里了，还不是我帮她洗澡、洗裤子，等裤子晒干了换上，这才把她送走。”

魏姐说得轻描淡写，我不禁肃然起敬。

突然，魏姐想到了什么，对我说：“你可别嫌弃哦，帮老太洗裤子一年也就一两回。就算不帮她洗裤子，做饭以前我也要洗十几遍手，用肥皂洗、洗衣粉搓……”

原来她怕我有所忌讳。

在那棵桂花树下，我们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太仍然在村道上挪呢，就像没有移动过一样，仍然那么远或者那么近。

我转悠到牛棚，没看见棉子，音乐节在即，她忙得不可开交。牛棚外面的停车场已经改造成了演出场地，工人们正在搭建舞台、安装灯架。有不少看热闹的村民，棉子请的“保安”也是村子里的人，此刻已经戴着袖标上岗。当然这会儿还不需要他们，在停车场门前来回走动也算是彩排吧。

围墙上贴了一长溜一模一样的海报，上面写着“音乐与稻田相拥，啤酒与市集碰撞”。棉子忙里偷闲过来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告诉我，音乐节是她儿子所在的公司冠名赞助的，该公司主营特色啤酒和“青春饮料”。

“下午还有集市，”棉子说，“村子里的人过来摆摊卖东西，手工艺品、土特产什么的。还安排了当地小吃，桂花酒酿、烤豆腐之类。”

她让我一定要来，体验一下。我说我肯定去，已经在网上抢了早鸟票。棉子说：“怎么能让你买票？村上的人都不用买票，你已经是玉山村的人了。”

“就算我对你的支持吧。”

“真不好意思。”棉子说，“这样吧，等忙完这一阵我请你吃饭，你也可以搬过来住，免费。”

我正要推辞，棉子的儿子跑过来叫她，说乐队的人已经到了，于是棉子又一溜烟地走了。

夜幕降临，天完全黑透之后，果然听见村外传来乐队彩排的音乐声。我和魏姐在她儿子的守护下又喝了两壶泡酒，其间不时有音乐声飘过来。说来奇怪，玉山村的鸡会随着音乐声啼叫，音乐一起它们就叫，一结束它们马上沉寂。彩排试音不免断断续续，于是玉山村的鸡就叫了又叫。我问魏姐：“你们不养狗吗？”

“养啊，我家就养了一条大黄狗。”

“那为什么狗不叫？”

“这……”魏姐答不上来，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狗不叫，反倒是鸡叫？”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你真是一个作家，观察得这么仔细……”

“也许……”我说，“正因为鸡叫了，所以狗才不叫。”

“文化人真有意思。”

“不是我有意思，是玉山的鸡或者狗有意思。”

我们喝嗨了。直到魏姐的儿子用电动摩托带魏姐回家，我躺下睡觉，仍然听见鸡在叫，也就是说彩排还在进行。第二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我被雄鸡报晓的啼鸣声吵醒，却感觉有些不对劲，原来工小社里养的那只公鸡已经变哑了——仍然劲头十足，不忘值守，发出的竟是一种尖厉刺耳的摩擦声，就像有人在拼命咯痰。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