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晃晃的阳光，肆无忌惮，惹烦了知了，羞煞了清风。

一个盛夏的午后，我陪父亲回老家。青山绿水依旧在，旧日的瓦房茅屋多被外表光鲜的两三层小楼取代。“如果我没有离开的话，也该修楼房了吧!”老父的感慨，有几丝失落，但我知道，更多的是一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依恋。是的，离开这片生于斯养于斯劳作于斯的热土快二十年了，难得回来，即使回来也只是匆匆一瞥，那醉人而碎心的浮光掠影，一影一像都牵动着他的爱恨!

杨婶门口是车道的尽头，一条小路无奈地向前蜿蜒，像儿时完成使命后被弃之不用的草绳，破损而安静。

父亲下车，正遇准备出门的杨婶。在她家门前竹林傲然洒下的遮蔽天日的绿荫下，父亲和她攀谈开来。久别的老友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气氛也热烈得像这让人几欲发狂的天气，我只有等待，任汗水顺着背脊欢快流淌。

父亲对杨婶是很同情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她丈夫是同学，更因为她家的境遇。

杨婶两夫妻算是“婚不逢时”，他们的大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我是我家三兄弟中最小的，也是实施计划生育以来的第一批“罚款儿”(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才知道这罚款的书面称呼叫缴纳社会抚养费)。所以，他们如果还想要小孩，社会抚养费，就会是横亘在他们“前进”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鸿沟不是天堑，更何况，即使是天堑也会有变通途的时候。杨婶夫妻俩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对小孩的喜欢，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儿子的渴望，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在生育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终于，第五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的到来，让他们有时间停下来看看人生的风景。这年，他们不再困惑，半缘儿子的到来，半缘他们均迈过了四十岁的门槛。

生活不会像我的回忆这么平静，也不应该像今天两位闲谈的老人一样恬淡。我很清楚地记得，从生下第一个孩子到拥有第五个孩子的过程中，杨婶一家经受的磨难。

生第二个孩子，他家还有钱缴纳罚款;生第三个孩子时，他们一贫如洗;再后来，他们是“洗”了又“洗”，直至无法再“洗”。第四个孩子出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寂的夜往往会被猛然响起的几声犬吠撕裂，那犬，是杨婶家的。在她家那只瘦得皮包骨的黄狗带动下，此起彼伏的犬吠声便成了喧嚣人声的伴奏，不知多少人围住她家，要寻她去流产，寻她的他去结扎。“高手”永远属于民间，他们俩和这些人打起了“游击战”、“持久战”，而且战术运用合理而有效，尽管老四、老五都是在猪圈上方由几根木梁架成的不能算楼却被我们当地称为楼的堆柴草的地方出生的，但是，他们还是在人前昂首，流露出如打仗大获全胜般的喜悦。

赤贫如洗的家庭要养活五个孩子，得经历多少的苦与痛才能熬到头?看着她家不挡风难避雨的茅草房，看着孩子们补了又补的衣衫和衣衫包裹的瘦小身板，以及瘦小身板支撑着的明显营养不良的苍白面孔，不知多少人这样感叹。那些年，在我们这样的穷山村，大部分人家都刚刚越过温饱线，能给他们支持的，除了精神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再后来，我外出读书，杨婶家情况便不再像电影一般一帧一帧的在我脑海烙下印记。现在回想，印象颇深的，仍然还有两件事。一次是父亲在杨婶家外面的古井旁“洗红薯粉”(自制红薯芡粉的一个过程)，到了晚饭时间，杨婶来请他去共进晚餐，恰好我也去告诉他晚饭已然做好，可以回家吃饭了。父亲推辞，杨婶说，别嫌弃嘛，老三(也就是我)一起在这里吃，今天晚上我们打牙祭。诚恳的言语间，很有些强调菜品的意味。父亲怎么回答的，我已忘记，只是他领着我迈出回家的几步之后，我们听见一个尖锐的女声吼到，五娃，啷个你又去拈(夹)了一块!还有一次，是父亲教我刻印章，是帮杨婶刻的。她来拿时，硬要给钱，父亲不要，她颇为自豪地说，我拿这印章就是去取大女儿从广东寄回来的钱的，我有!

明晃晃的阳光照在杨婶家的楼房上，反射的光像针，扎得人眼睛生痛。父亲和她的谈话在互道珍重与祝福中渐渐进入尾声，她家老五也快有第二个小孩了，父亲连声道着恭喜!杨婶脸上，是满足的笑，笑得满脸的皱褶很中国，深邃而辽远。

夕阳用灿烂的笔肆意挥洒自己的天性，暑气亦有所收敛，返程中，父亲讲述着杨婶一家的过去与现在，而我，却不敢试着问问她家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