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些日子打理博客，看到一位博友这样留言：“好亲切啊，原来博主竟是师兄，不知前辈是否记得《朝花》诗刊，至今还有影响呢？”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纯粹是几个怀揣诗人梦想之辈的涂鸭之作，想不到三十年后有人突然再次提及，我不得不打开记忆的闸门，让时光重又倒回到流连忘返的大学时代。

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底参加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从一个边远省份的乡下孩子，梦幻般成为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师范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我才发现原来知识浩如烟海、学习永无止境，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就无法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到头来“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前功尽弃，一事无成。

因为所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从第一堂课开始，我们就要接触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代表性作家，老师一开必读书目，往往都是林林总总一长串。时间一长，像唐宋八大家一些经典篇目，不但烂熟于心，还能背诵几段，至于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汉姆莱特》中的丹麦王子等，都是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观点相左，却言之有据。或许受到潜移默化影响，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突然对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诗人产生了极大兴趣，满脑子都是俄罗斯的“诗歌太阳”普希金、密西西比河的“船长”惠特曼和以《大堰河——我的保姆》载入史册的“火把”诗人艾青等。

不仅如此，我还从精读、抄录诗歌进而发展到自己进行创作，虽说还显稚嫩，却丝毫不影响我的创作激情。一时间，一首首小诗，仿佛刚刚出土的幼苗，开始在我的棕色笔记本上生长、开花，给我带了春的气息和芳馨。我记得1978年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以郭沫若先生所作的《科学的春天》讲话为标志，预示着我国科学文化的春天已经真正到来。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遍布大江南北。而在大学校园，更多的则是一些文学社团，课余之时，集写作、交流和朗诵为一体，进而创办民刊，提供园地、激扬文字，深受莘莘学子欢迎。

我们的《朝花》诗刊就这样应用而生。这是一本由我们几个诗歌爱好者共同创办的油印小册子，自己刻钢板，自己设计封面，尤其是封面还套了色，刊名“朝花”两个大字苍劲有力，因为套红，显得格外醒目。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是这本小册子的编辑之一，还有一组题为《春日偶得》诗歌刊载其中，当然了，生平第一次所画的一幅插图也被选中，后来我曾多次搬家，包括一些珍贵的书籍都先后丢了，唯独这本《朝花》完好无损，注定成为永久的记忆。

正是由于参加文学社团，写作水平才日渐提高，促使我开始斗胆投稿。工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处女诗作《草原情歌》，终于被《新疆文艺》第8期刊用，成为我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当同学们争相传阅这本散发油墨芳香的《新疆文艺》，并且一个个竖起大拇指向我表示祝贺的时候，我就好像母亲看到别人夸赞自己的孩子，那种幸福和自豪感难于言表。

而到了1980年，我的《把草原和牧民放在心上》一诗，再一次被已经更名的《新疆文学》第5期选中，被放在“习作园地”重点推出，并配发了一段短评。直到2009年一次文学聚会，我才知道这篇短评原来出自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陈柏中先生，当陈老亲口向我谈及当年的编后感言时，一种敬重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就是这首《把草原和牧民放在心上》，还有幸被评为自治区30年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80年暑假我原本打算在学校度过，有一天突然接到新疆作家协会的通知，告诉我获奖消息，并邀请我出席颁奖大会。于是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赶回乌鲁木齐，参加了那次隆重而又热烈的文学盛会，第一次零距离和久仰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等大诗人亲密接触。因为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前来祝贺，偏巧就住在我的隔壁，第二天早晨我又冒昧前去请求签名留念，玛拉沁夫先生不假思索，欣然给我写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题字，让我如获至宝，感激万分。

当时，由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民族文学》在北京创刊，随主编玛拉沁夫先生一同前来的，还有刊物编辑艾克拜尔·吾拉木，一个翻译和写作都颇见成效的年轻老师，正是由于他的组稿，我又开始在《民族文学》发表作品，从此让我的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有道是天道酬勤，这期间我不但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勤于思考，精心写作，而且再一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就在1981年，山东省大学生联合会组织全省大学生文学作品评奖活动，我的组诗《在春天的怀抱里》被学校推荐参选，最终得到一个三等奖，虽说只是小小的荣誉证书和区区30元钱，去让我在全校性大会上火了一把，于今想来血液似乎还在沸腾，那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鞭策啊。

后来大学毕业，我的创作热情并没有因为走上工作岗位而消褪，那些日子，我几乎夜间足不出户，即使周日也很少与人往来，很多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说我上大学上成了一个野人，不懂得人情世故，活脱脱一个书呆子。所以每每别人酣然入梦之际，正是我灯下孤独奋笔疾书之时。尤其是七月流火的炎炎夏日，蜗居在鸟笼似的办公室兼宿舍的狭小空间，门户紧闭，拉上窗帘，其闷热程度可想而知了。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身一身的流汗，从头到脚都黏乎乎的，甚至把稿纸也浸湿了。为了有助于思考，激发创作激情，我学着不少文学大师的样子，案头放着一包烟，思路稍有停顿，便点上一支烟，一边吸一边闭目思考。屋子本来就热，烟雾再一污染，空气就污浊透了，一夜熬下来，还真让人有点受不了。后来妻子经常开玩笑，说我那时候就像一根烧过的木头棍子，有一股烟熏火燎的味道。

虽说当时非常辛苦，可是苦尽甘来的喜悦也是他人难以体会的，仅以《新疆日报》为例，覆盖全疆，影响深远，尤其文学副刊，是多少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神圣殿堂，我不仅频频在那里亮相，而且从先前的一首首小诗，发展到后来的一篇篇散文。而到了《乌鲁木齐晚报》，甚至就是微型小说了，用亲戚朋友的话说：“这家伙‘海、陆、空’多面手，‘名’和‘利’双丰收啊！”

想想看，隔三差五有报刊被装在或大或小的牛皮信封里送到手上，紧接着又是一张张汇款单，虽说大抵7、8元，最多也就10来元，那也是一种额外收入，在别人看来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不羡慕才怪呢。而且还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几家报刊，远的还有北京《词刊》这样的著名刊物，即便首府，像《边塞》、《天山》、《新疆民族文学》（后来改为《民族作家》）、《雪莲》、《新疆青年》，抑或乌鲁木齐县的《菊花台》，都曾刊发过我的作品。到后来甚至包括喀什的《喀什噶尔》、昌吉的《新疆回族文学》和伊犁的《伊犁河》，也曾让我的名字变成铅字，可谓遍地开花，终结硕果啊。

年轻时梦想一顶诗人的“桂冠”，到头来发现诗越写越难，于是知天命时改弦易辙，似乎写写记叙性文字，才是我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