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环绕的山冈，拥抱着我的故乡；绕村而过的溪水，日夜在低吟浅唱。水田从山脚一直铺展到溪边，色彩随着四季变换；山地像长满青苔的台阶，由低到高地向山冈攀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社员家里，只有一口烟火熏黑了的灶头，一张岁月漆乌了的饭桌，几张薄板搁成的眠床。此外还有几条竹椅板櫈，几个坛坛罐罐。棉絮悬吊空中，衣服叠放箩筐。冬天三九严寒，印花粗布包着的黄旧棉絮，睡觉时硬得塞不拢被角，而身下那张常年不换的篾席，入睡时就像伏在冰上“煎烤”，躺下好一会才能捂暖。

生活艰辛，劳动更加艰苦。稻麦一年三熟，四季忙着收种。重担下一步步的拼命挣扎，开垦时一耙耙的狠命挖扒；冷雨中一场场的浇淋沐浴，夏日下一次次的炙烤桑拿。特别是夏季时的抢收抢种，割稻割来一轮红日，插秧插出满天星星。即使隆冬严寒，我们依旧赤脚穿双车胎做的草鞋，要么在飞雪中挑着大寨田，要么在寒风中担着瓦窑柴，两脚皲裂成张张鲶鱼嘴，腰背弯曲成把把弹花弓。

凄凉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医疗的落后，教育的缺失，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那时的乡亲们就多了点“特征”，少了份知识；多了些“个性”，少了点文明，于是各种绰号应运而生。大家劳动之余，讲几段荤话；忙碌时候，喊几声绰号。既缓解了劳累，又活跃了气氛。

绰号是在姓名之外的又一种称谓，那时村里男人几乎个个都有，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步孩童。它一般根据当事人的外貌、性格、特长、嗜好、生理特征、特殊经历等取号，大多带有戏谑、幽默、讽刺、喜爱等色彩。多少年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一个个带着绰号的乡亲，就会在脑海中鲜活起来：保钱龙王、丙阳和尚、保宁夜壶、正山壁陡、正明瞎狗、开林木陀、伯春矮子、伯良截手、善平白眼、月其喇叭、伯章大糊。有的干脆直呼其号，赖查头、三卵袋、小猢狲、绿豆雕、望天望地等等。这些绰号，这些乡亲，虽经岁月的烟熏火燎，反而更加清晰如昨，烙印在记忆深处，成为内心中最为柔软的一个部分，灵魂里不绝如缕的一份乡愁……

夜色中，伴着深巷间的阵阵犬吠，“哐……哐……”的锣声随之响起，接着就传来“各位社员大家注意……”的吆喝。敲锣人是对兄弟，兄叫“望天”，弟叫“望地”，年纪也就二三十岁。“望天”肤白脸方，眼内白多黑少，眼珠拼命上挤，头颅自然上仰，一幅抬头看天的模样；“望地”肤黑脸圆，长着对斗鸡眼，但眼珠集中下压，走路时弯腰低头，好像在寻觅着什么。大队没有喇叭以前，各种通知和注意事项，都由他俩敲锣通知。路灯下，巷弄间，锣声响起，喊声传来，什么卖粮交款、计划生育，什么“灶前弄清”、“柴火小心”等等。“望天”或“望地”，在黑暗里敲锣，在路灯下吆喝，一路仰首或低头的剪影。我们一群屁孩跟在后面，模仿他俩的口气，还不时扯上几句，什么“走路注意，望天望地”，什么“大家小心，三条光棍”。等到“望天”或“望地”转身呵斥我们，我们就轰地一声跑开，像群飞散的鸟雀。有一次我跑得慢，被“望地”一把抓住，他的眼睛似乎在看我，又像没有看我，样子非常无奈，口中嗫嚅着哀求，“我们生出就成这样，你还以为我们欢喜这样，以为我们喜欢做独铁（光棍）！”说完把我轻轻一推，接着长叹一声，转身向黑暗中走去，留下一路沧桑的锣声。我听懂了他话中的酸楚，从此再也没有跟着起哄。他兄弟俩视力不好，但热心公益事业，每家红白喜事或急难险困，都有他们奔波帮忙的身影。还有他俩的小弟纪红尾巴，也有人呼其鸡屙尾巴，平时讲话有点疙瘩，也和两哥一起打着光棍。三条光棍常常同时进出，排列由低到高，走成一道“风景”。虽然三人都是光棍，但他们都不自暴自弃，既不会偷鸡摸狗，更不去偷“腥”占“荤”。眼睛一眨过去半个世纪，睡梦中还能听到他俩的锣声和吆喝，浮现出他们望天望地的走路身影。

石圪小学比我高上一级，初中留级到我们年级，恰巧与我成了同桌。石圪平时不见得有多少顽劣，一有举动确会石破天惊，一些恶作剧我不便写出。上课不吵闹已给老师天大面子，小动作老师根本不管不顾，害得我学习江河日下。一位新来的女老师，对他又是责骂又是罚站，一次这位老师就站在我们桌边讲课，石圪悄悄拿出一枚刮胡刀片，准备去割老师的裤子。我一阵急咳才引来老师转身，老师还以为我在调皮捣蛋，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次试卷改后发了下来，我错那道石圪也错那道，他看后怒不可遏给我一拳，骂着“真笨，题目都会做错”。他学习像根虫，玩时成条龙。爬起树来像只猴子，嗖嗖几下就淹没在翠绿丛中；蹭上竹竿像只鸟儿，吱扭吱扭地就升到半空。所以我和他割兔草拾干柴，总会有意外的收获。夏天时他会爬上人家的果树，裤管一捆扎成布袋，摘桃偷梨满载而归。冬夜他会搬来梯子去掏鸟窝，一次掏出了几只麻雀，不管鸟儿喳喳拼命扑腾。石圪把麻雀用烂泥一糊，丢进灰堆煨上半个时辰，取出后两手一掰，封泥带毛全部脱落，剩下煨熟了的麻雕肉，香得我们吃时不吐骨头。后来我出来参加了工作，他去了舟山海岛种菜，两人从此很少见面。

兴侬原名兴土，因为家中最小，称侬以示宠爱。我和他同个小队，从小就玩在一起，玩得最多的是打乒乓球。学校的乒乓桌，放学后别人早就占着；那副漂亮球拍，平时也难得摸到。好在新侬家的门板可以脱卸，搁两条长櫈就成球桌。居中两边放两块砖，然后搁把扫帚就成球网。没有球拍自己做，把碗倒扣在一块木板上，用铅笔依样画个圈，然后用钢丝锯绕着锯，最后留个尾巴做柄就成。买球钱也是我俩自己挣，推一车麦秆上西山岭，一趟就能挣五分钱，凑在一起就能买个球。等到乒乓响起，我俩心花怒放，引得伙伴们羡慕。但新侬父母不会纵容，长期打球哪能不去干活，就没收了我们的球拍。等到大人转身离开，我们又把球桌搭起，没有球拍就脱下布鞋，鞋底击球虽然软塌，照样打得劈哩啪啦，直到***把乒乓球也收走，我们只好悻悻地去割兔草。后来兴侬和他大哥一样，一直打着光棍。两兄弟那么勤劳善良，却得不到女人的青睐。有几次路遇，想与他聊聊。兴侬只是木讷地看了看我，翕动着嘴角却不说话，很快地从我身边走过，仿佛我俩隔了条鸿沟。自从家乡因水库搬迁后，兴侬你像鸟儿一样迁往何方？至今是否还是孤身一人？真希望你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后来参加了队里劳动，队里男人个个都是有名有号，仿佛梁山上的所有好汉。和尚原名梁守信，是兄；赖查头原名梁守礼，是弟。队里总是“和尚”“赖查”地叫，从不喊他们的真名。和尚圆头大耳，皮泛青光；目光如炬，声若洪钟，活脱脱一个花和尚模样。嘴里常衔根玉嘴铜斗的竹烟竿。一次挑担中他脱下衣服，贴身戴着个红肚兜，肚兜上还绣了对金鸳鸯，大伙不由得一阵惊叹，那种岁月还如此浪漫？他瞪了我们一眼说，“有什么好笑的？笑！”，嘴角却笑成了一朵花。和尚有七个子女，前面五个是女，名字最后都带“妃”字。我一直尊称他为和尚大伯，对赖查头开始称叔，后来也直呼其号。与他哥不同，赖查是个独铁。他头小人瘦，眼睛贼亮，牙齿乌黑，像个烟鬼。他爱抽纸烟，那时香烟稀缺，都要凭票购买，但他义气大方，凡是到他家玩，都能赏口烟抽，有的还给整根。正是在他家里，我抽到了第一口香烟，第一次听到了两性。正因为他有这两手，年轻人趋之若鹜，他家热闹非凡。后来父母禁止我去，怕我跟他学坏。但我们仍在一个队里劳动，仍看见他提着把茶壶来水圳提水，听他走路时哼哼唧唧的歌声。

小忠傻子其实不傻，只是看起来老实相。我和他的交情从偷瓜开始，一天晚上我去溪里洗澡，后面跟来了小忠。我们都脱得一丝不挂，任凭月华的亲昵，溪水的拥抱。小忠抹把脸悄悄问我，想不想吃瓜。我点了点头，他向我招招手，两人爬上对岸，登上了沙坝。坝边就是瓜田，大的黑的是西瓜，小的白的是香瓜，在月光下泛着诱人的光芒。小忠先学了几声鸟叫，瓜棚没有动静；再学几声犬吠，瓜棚仍没响声。于是他用嘴凑到我的耳根，如此这般地吩咐了几句。我连忙光着屁股，走到不远的下游，守在哗哗的溪中。不一会，一个个玉白的，青黑的瓜，从上游顺流而下，滚滚而来，被我一个个捞起。接着我俩坐在柳荫里，用拳一击，敲开瓜儿，狂啃滥嚼起来。后来我俩作案了几次，直到西瓜摘完落市。

男人都有绰号，女人不大听到。“绿豆雕”却是个例外，我们队里叫，她的家人叫，以致忘了她的本名叫月秋，甚至把“雕”也省掉，直呼“绿豆”。我想大家叫她“绿豆”，一是她的个子小，二是她的手脚快：插起秧来似鸡啄米，挑起柴来像麻雕飞。但她绝不像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安静得像只兔子。有几次到数十里外的里山挑柴，我被大伙远远甩在后面。这时绿豆就会出现在我的身边，钻进我的担下推着我前进。说也奇怪，在她的推搡之下，我的步履变得轻快，很快就赶上了大家，及时到马路边装车。如果赶不上趟，我得多挑十多里路。所以对“绿豆”，至今都心存感激。

有的绰号难听，人却很好，譬如善平白眼。我们是同个小队，因为他生理上的缺陷，大家都看他不起，也娶不到老婆。一次我腿伤回家休养，当时雨大风狂，正愁没法过桥。恰巧善平路过，看见我暖暖地叫声“哥”后，在我前面蹲下身摆开步，意思是让他背我过桥。我想再等等表兄，他回头眯着多白的眼睛说，“我背你过桥一样的！”我就趴在他的背上。因我人高马大，他背得有些吃力，狂风缠裹着他的双腿，雨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不得不一步步往对岸挪。好不容易背过了桥，善平早已湿漉漉一身，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背到家他像从水里捞起，我想送点东西表表谢意，他千推万辞毫厘不取。第二天还抱来个大西瓜，说没啥慰劳送个自家种的。

现在想想当年那些有趣的外号，真是一幕幕甜美的回忆，那是我们最有创意的精神产物，最值得留存的宝贵财富。即使这个绰号当时不够文雅，甚至带点侮辱，但显得形象生动，很接地气，经过岁月的淘洗冲刷，现在听来竟然那么亲切！

每一个绰号，都连接着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情；每一位乡亲，都寄托着一份已断若续的乡愁。如今乡亲有的还健在有的已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连同那些生动的绰号，都将陪伴着我的岁月，温暖着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