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仗就是鞭炮，沟里人叫炮子，是对鞭炮的一贯叫法。快过年的时候，大人见了喜欢的娃儿，都会问一句，过年的炮子买了没有？是撩逗，也是亲密的关切。被逗撩的娃儿如果卖好了鞭炮，就会得意洋洋地回答，早买好了，卖了两挂，在火炉屋里炕着的。还没有买好鞭炮的娃儿，就会低下头，噘着嘴，不吭声。在家后，就会跟在娘的后面哼哼唧唧打转转，要炮子。家里条件好的，最终会拿出钱来，买上一挂两挂。也有的确拿不出钱来的家儿，被娃儿缠厌烦了，就会呵斥娃儿一通——那时候，沟里一个劳动日只合几分钱，能拿出钱来买鞭炮的家儿真是不多啊！

爱热闹是娃儿的天性，何况是过年呢，虽然没有钱买真正的鞭炮，小娃儿也自有小娃儿的办法。什么办法呢？炮子不就是要制造个响动吗？娃儿们在麻骨石上吐一泡口水，从灶洞眼里夹出通红的煳柴碳放在口水上，然后提了铁锤对着煳柴碳砸下去，“嘭”的一声，也会弄出个响来，偶尔一回，那响声也不会比炮子弱，当然这得看你夹的胡柴碳红不红，抡锤的力道够不够，锤落下的角度好不好，一切条件都凑齐了，那一声响才会响亮起来，才会有真正的炮子那么大的动静。我们那一群娃儿里，最会砸这种胡柴碳炮的是长儿。长儿是伯娘改嫁时带过来的娃儿，他长期干活，比我们有力气，而且身手敏捷，能一次砸十几炮，炮炮都响亮。

比砸胡柴碳炮高级一点是洋火枪。洋火是沟里人对火柴的叫法，当然这个叫法不是沟里人的独创，是从沟外传进去的，后来学堂的徐老师告诫我们要改过来，说不能叫洋火，叫洋火是卖国，应该叫火柴。我们改过来了，但用火柴打炮我们还是叫洋火炮。找一块硬木板，在上面用钉子——我们那时将钉子也叫洋钉——打一个眼，然后将火柴上红色的包头弄下来装进眼里，按紧了，再将钉子对着放了火柴头的眼打下去，“啪”声音出来了，随着声音出来的还有一股青烟，那青烟有很浓的硝烟的味道，很有炮子的意思。有一年过年，三姑的幺儿子拿了一把打火柴的枪，是自行车的链条和铁丝做成的，虽然它能用火柴打出响来，但离鞭炮的意思远了许多。那是一把枪，和年无关，不说也罢。

能砸着响的还有纸炮，我们也称火炮儿或火皮，它本是猎人们的用品，安放在撞火枪上做引发用的，一毛钱一张，一张上面有一百颗，小娃儿用它来当炮子玩，有一些奢侈，但也很实用，放几颗在石头上，用一块小石头也能敲的响，而且响声和真正的炮子一个样。说它奢侈，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娃儿都能买上一张，像我们兄弟多，大人省下钱来买一张，分到一个个人头上来，也就几十颗，过年那几天我们得节省着玩，有一年，幺兄弟舍不得玩分给他的纸炮，想将纸炮包了藏起来，包的时候太用力，结果纸炮自己燃了，“呼呼啦啦”几十颗纸炮瞬间化为一道青烟，差一点烧坏了他的手。幺兄弟捧着已化为灰烬的纸炮嚎啕大哭，伤心欲绝，最后是他侄子，喊他江爹的法儿把他的纸炮给了幺兄弟一张，才抚平幺兄弟悲痛的心情。

法儿的纸炮又是哪里来的呢？而且一给就是一张？法儿的纸炮是他爷爷买的，那时他爷爷在镇坪副食品公司工作，每年回家过年都会给他的长孙，也就是法儿，除了带回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总要带回来十张以上的纸炮，也因为如此，法儿在过年那几天，成了我们共同巴结的对象，他本是我们的晚辈，我们却都屈尊降辈，向他媚笑，奉承他，讨好他，以赢得他的开心，哄几颗纸炮玩。和我们年岁相近的法儿并不吝啬，每次只要我们腆着脸讨要，他都会大方地给上一些。现在想来，倒是我们被纸炮这个玩物丧失了志气，令人汗颜。

成人们过年也有玩炮的，但也不是鞭炮，是三眼炮。三眼炮其实是三个焊接在一起的火铳，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三眼铳。当然不是真正的火铳，比火铳短多了，虽然原理差不多，但目的不一样，火铳是为了射杀，三眼炮是为了发声。三眼炮大多是在沟里有重大的集体集会活动时响起，比如婚事，比如丧事，都有专门放三眼炮的人。过年团年时要放，正月初一的凌晨也会放，当然如果有足够的火药，也有足够好的心情，你也可以想放就放，比如陈德怀，他爹地主帽子摘掉的那一天，他就放了一通夜的三眼炮，把五斤火药用了个干干净净。

放三眼炮也是有技术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放得响。我就曾亲眼见过三眼炮死活放不响的情景。那是阴坡上陈登科当兵入伍的时候，大队上组织了人欢送他，放三眼炮的是六队的李从和。从大队部出发的时候，李从和就开始放三眼炮，可是从大队部走到阴坡，又从阴坡走回到大队部，李从和放了总有几十炮，一炮也没有放响。有人说一定是有人施了法术，回了大队部就喊来了李从和的父亲李道学。李道学是个老猎人，常打火枪，他那天从儿子手上接了三眼铳，亲自装满了药，点燃引线后，只见他念念有词地飞快将三眼铳在自己的胯下绕了三圈，紧接着三眼炮就发出了“咚咚咚”的三声巨响。从那以后，李从和再放，响了！将陈登科送往区上的路上，李从和又放了几十回，回回都响，无一哑炮。这事过去了好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是何缘由。

在沟里，三眼炮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比方说我们坪里就只有一个，听父辈们说，是祖上从湖北老家带过来的，我们知事的时候，那门三眼炮就一直藏在二伯家的楼上，要用的时候，得向二伯借，当然我们娃儿借不来它，就是借来了，我们也不敢放它，三眼炮的声音还是很有威慑力的，毕竟和火铳差不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很少打三眼炮的主意，过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期盼能够有一挂真正的鞭炮。

最先自己拥有一挂鞭炮的是二伯的幺儿子治勇。二伯会木匠活，那一年，区上建房子，二伯在区上做了一年的木活，除了上交队上，个人收入肯定也不菲，过年的时候，他主动给治勇买了一挂两百响的红鞭炮。治勇的得意和喜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鞭炮受潮，他将这挂鞭炮用报纸包裹了，挂在火炉屋的楼枕上。从那天始，他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瞅一眼挂在楼枕上的鞭炮，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瞅一瞅方才睡觉。就这样瞅了半个月，终于等到了除夕那一天。一大早，治勇就爬到楼枕上去，打算将鞭炮取下来，准备着燃放，可是不知怎的，鞭炮从楼枕上掉落下来，直直落到了地炉子上，等到治勇大呼小叫，从楼梯上连滚带爬地下到火炉屋地上时，鞭炮已经“哔哔啪啪”响成了一片……

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不但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鞭炮，还拥有了冲天炮和摔炮，以及几个花筒子，那是我在县上剧团当学员的兄弟第一次回家过年带给我的礼物，他们已经两年没有在家过年了，这次回来父母高兴，我也更加高兴，他们不但带回了花花绿绿的各式各样的炮子，还带回来一些我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的吃食。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炮子，我对他们带回来的这一些炮仗看了又看，数了又数，有喜悦，更有好奇和想象。为了在除夕燃放的时候不会有潮而影响效果，我在中午的时候，将它们都拿出来在太阳低下晒了一会儿——记忆中大年三十是很少出太阳的，但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太阳它就出来了。我守着炮子晒，太阳一落，我就赶紧将其收起来，将它们放回到火炉屋的的窗台上搁着。快傍晚的时候，团年饭快好了，我捡拾准备团年时放的鞭炮，打开装炮子的袋子，马上感觉到了异常，炮子少了！我急忙将兄弟伙喊来查看，最后证实，炮子的确缺少了！我们面面相觑，通过回忆，最后一直认定，这缺少的炮子肯定是长儿拿了，因为炮子放到窗台上后，只有他到我们家来过。我们弟兄伙商量，得将炮子要回来。怎么要呢？直接到他家去恐怕不好办，因为我们并没有谁亲眼看见了是他拿的，他要是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了，最后还是我出主意，先将长儿哄到了我们家，我们弟兄伙将他围在火炉屋，你一句我一句的逼问，最后甚至威胁说要搜他的身子，在我们残忍的威逼下，长儿苍白了脸，颤抖地掏出了还藏在他怀里的炮子，他低着头，哆嗦地将炮子放在桌子上，大滴大滴的眼泪也随之掉落下来，落在桌子上，也落在花花绿绿的炮子上……后来在灶屋一直忙着的母亲偶然出来，发现了蹊跷，母亲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立即呵斥了我们，说那炮子是她让长儿拿的，就是长儿不来拿，也是要送去的。母亲痛惜地帮长儿擦了眼泪，又试图将那一些炮子装回到长儿的荷包里去，可是长儿挣脱了母亲的手，哭着跑走了。母亲望着我们说，你们啊，太不懂事了，他是你们兄弟啊，能分你我嘛？过年拿几颗炮子玩，就至于这样啊？母亲的话说得十分痛心，让我们愧悔不已。那一个春节，我虽然第一次有了那么多的炮子可玩，可是燃放时我们并不开心。

一眨眼功夫，几十年过去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也越来越富裕，过年不但有了鞭炮，还有了礼炮。鞭炮燃放时不再是几百响，而动不动就是上万响，礼炮也不是论发放，而是论箱论车的放。我在这些炮声中一年一年长大，又一年一年成熟，但永远不能忘的还是儿时的炮子声，以及炮子声后面那些让人含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