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大娘终于死了。“终于”不是对她老人家的诅咒，而是祝福。

仁大娘粒米不进已经两个多月，这对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来说有点太残酷，我不想让老人家在最后的日子里承受太多煎熬和折磨。

接到仁大娘去世的电话，我当时就流了泪，匆匆地赶过去吊丧，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跪在仁大娘灵前嚎啕恸哭。我哭仁大娘是因为心有伤悲，因为心有愧疚，因为心有不舍，因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她。

我与仁大娘的渊源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年秋季开学，我进入欢口中学读初中。因为年龄小，离家远，父母不放心我住宿舍大通铺，让我寄寓在欢口街北头仁大娘家。仁大娘家离学校很近，出门向北过丰谷公路就到，相距也就二三百米的样子。

我读初中的时候，哥哥已读了一年高中，也寄宿在仁大娘家。从此，仁大娘家就成了我们兄弟两个的又一个家。一早，我跟着哥哥从仁大娘家出门上学，晚上下了夜自习再跟着哥哥回到仁大娘家休息，感觉比在自家家门口上学还要方便许多。

父亲的义兄，我的仁大爷是个买卖人，当时尽管已是花甲之年却几乎每天五更不到就起床，骑着大金鹿到四十里路外的鱼台贩豆油回来卖，一年四季风雪无阻，买卖不大却是相当辛苦。花甲之年的仁大娘也做买卖，仁大娘的买卖更小，逢集上集，只卖些针头线脑、铅笔橡皮之类的小玩意儿。所以，仁大娘家的经济并不宽裕，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土墙院落，三间低矮堂屋，两间窄小西屋，一间更其窄小的东屋，都是土墙屋子。

我和哥哥就住在仁大娘家的小东屋里，屋子实在窄小的可怜，靠后墙一张小木床，靠窗一张小木床，床头再放一张小木桌，再没有能够插脚的地方。但就这么一间小屋子却住了我们三个人，另一个便是仁大娘家的小儿子，我称之为四哥。四哥也在读初中，但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他读的是欢口小学的带帽初中。

我们兄弟三个都上晚自习，每天都很晚才放学回家，仁大娘就每天都要等到很晚才吃晚饭。仁大娘主要是等四哥，四哥晚自习回家后才吃晚饭，我和哥哥则是每天都在学校吃过了晚饭的。但是，不怎么宽裕的仁大娘总是多烧些稀饭让我和哥哥再喝一些，特别冬天，仁大娘说喝碗稀饭再上床，身上暖和，能睡得更安稳。

仁大娘知道我和哥哥喜欢什么，要么绿豆稀饭，要么扁豆稀饭，要么豆扁子稀饭。有时候晚自习放学晚了，仁大娘就特意给我们留着，等我们回来了再拿到炉子上温热了给我们喝；甚至用碗盛了亲自端到小东屋里，看着我们喝完了才满意地拿了空碗离开。

仁大娘的热情开始几次曾令我颇感为难，听她话把稀饭喝了担心肚子受不了，直言不饿推拒了又担心辜负了她，何况稀饭散发出的诱人豆香也实在难以抗拒。所以，我就等待哥哥看他怎么做，他喝我就喝，哥哥呢，总是犹豫一下之后看看我，然后乖乖地接过碗呼呼地把稀饭喝了。我们的“软弱”肯定助长了仁大娘的气焰，导致后来仁大娘再要我们喝稀饭我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正应了“马无夜草不肥”这句老话，原本单薄瘦弱的我到初三毕业时候竟长成了个胖墩儿。

哥哥读大学后我接着在欢口中学读高中，继续住在仁大娘家，仁大娘一如既往地烧稀饭给我喝，不巧家里改善伙食还提前给我打招呼要我到她家里吃饭，我不去吃的话留到晚上也要看着我吃了才作罢。

从初中到高中，我在仁大娘家住了六年。六年时间里我根本记不清到底喝了仁大娘为我烧的多少碗稀饭，仁大娘也从来没有因为我给她带来那么多麻烦对我使过脸色，甚至正被自己的子孙惹得心烦看见我到了也立刻换了脸孔，和颜悦色地招呼我“我儿回来了”，令我私下里许多次都心生怀疑仁大娘是不是太偏爱我。

仁大娘有四个儿子，会不会对我这个“仁侄”偏爱有加我说不准确，但有一点我还是能说准确的，那就是仁大娘从来没有慢待过我，没有拿我当过外人。仁大娘呼我从来只有两个字——我儿，这让我特别感到温暖，特别感到有归属感，从没产生过寄人篱下之感。

应该是喝得实在太多的缘故，三十多年过去，仁大娘烧的稀饭的浓郁豆香味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遗憾的是稀饭豆香味犹在仁大娘人却已经作古，更遗憾的是自己惨淡大半生虽也很想好好报答仁大娘却总是做不到，不免遗憾之外又增几多愧怍了。

“一饭之恩死也知”，这是《红楼梦》中咏韩信《淮阴怀古》诗的最后一句。漂母的一饭之恩韩信尚且至死不忘，仁大娘的一饭之恩不更值得我永远铭记、一生感恩吗？

仁大娘是我的亲人，是好人，愿好人仁大娘永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