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收刚结束，乐拓到我家，说包头文联和师范专科学校组建一个“文学专修班”，面向内蒙古西部盟市，对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业余作者进行专门培养。

记得乐拓当时是包头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曾于七十年代初下乡到我村。在同甘共苦劳动中和我交了朋友，把我引上了文学道路。以后我们交往不断。常邀我参加一些业余创作和采风活动。结识了汪焰、许淇、李柳南和文联司机刘国臣（柳陆）等人。他们编辑的《包头文艺》（1980年1月号）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正当我对文学的追求强烈升温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专业进修“充电”的机遇，真是两全其美：一则可在文学上读书精进，二则从此可放下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未中的那颗耿耿于怀，怅然若失的心，实现多年的大学梦想。

我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生产大队任职，妻子当民办教师，两人同心大干养家糊口。可想而知，我去上学进修，她要加挑怎样的重担。至于大队领导职务窥视着众多，自然无须操心。经过一番苦磨硬泡，妻子口头总算同意了，脸上却愁云密布毫无喜色，我表面上一副为难神情，内里心花怒放。

当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儿在一宫下车后，立刻被秋风秋雨裹挟到城市的人流之中，周围一片雨雾茫茫。这种时刻也许就是柏拉图指出的意识模糊不清和神的启示状态。我满腔举子赶考情怀，借问学校何处有，路人遥指大白楼。急不择路，我径直穿越枯草、荒地和刚收完蔬菜的农田，又跳过一条大水渠，仿佛穿越个人历史的浓缩蒙昧隧道。记得那时的师专是搬迁不久的新址，只有孤伶伶一栋四层大楼，灰白色矩形建筑，上面挑出“包头师范专科学校”几个大字，后面一排红砖平房，四周全是农田荒地。与“第一工人文化宫”隔青―昆、青――东路呈西南东北相对遥望，

“文学专修班”编入中文系。我和巴盟、伊盟、石拐、东河的几位同住后面的平房宿舍。原来，他们都是文化宣传部门的干部，带薪进修，只有我一个是农民，离土不给挣工分，更没有误工补贴，学习生活十分清苦。我的穿着粗陋差次，吃最便宜的饭菜。同学们给我衣服，接济我食堂粗粮票，虽然买不起好菜或不买菜，但玉米面发糕、钢丝面、莜面、荞面等粗粮主食足可填饱肚子。特别是图书馆大量的听说未见的名著和同学之间的好书奇书可供阅读，是丰盛的精神大餐，弥补了物质的缺憾。

我和柳陆同桌坐在最后一排，他对包头和地方史志和民俗感兴趣。我主要集中精力攻读时光沉淀出来的中外名著，以解除“文革”期间无书可读的困惑。正如卡尔维诺所说：“通过阅读经典，我们感到它们远比传闻中所想象的更新鲜、更出乎意料、更不可思议”。

文学专修班开设十几门课程，每天上午听讲师教授讲课，下午是自修讨论，各人取其所好、所需，自由阅读、写作，有时也几人自发为组讨论一些问题。展现出不同经历对经典的不同诠释和多元互动的开放活泼气氛。我认为是很好的学习方式。

进校不久，包头市第三次文学艺术界联合代表大会召开，我被列为主席团成员。坐在台上深感汗颜，见那么多专家名人，深为教畏拘束。不料汪焰主席主动和我交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第二个月，文联就对我特别照顾，每月发25元助学金，并报销回家路费和课本费，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更加省吃俭用，余出钱来买书，刻苦研读。

我相信爱?生所说大学并不神秘，无非就是多读书的观点，以经典名著叩开自己的心扉。打开了“一扇扇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户”，把自己的视野从线性上升为立体，在知识与思考的冲撞中开启了潜伏的记忆，从而进行创造性的梳理。晚上，我们兴致勃勃地去一宫看解禁开放的电影，思考那些由名著改编的得失成败。星期天，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帮我回家干农活，体验托尔斯泰“提高脑力创造的质量，为脑力创作提供灵感”，“也感受到更多的乐趣”。

毕业后，很多同学写出了新作品，有的成名成家，我在报刊、电视上经常见到他们，如柳陆、朱丹林、马宝山、武翔等。回忆那段时光，真是百感交集，也鞭策我再接再励，不断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