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不但是个军事家政治家，更是一代勤政廉洁的名相，而且非常忠贞。他感激刘备知遇之恩，追随刘备征战天下而无怨无悔，刘备死后，他又受刘备之托辅佐刘备的儿子阿斗，没有二心，他的忠贞天地可鉴，他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得到后代人的尊崇。因而，在他死后，凡是他到过的地方，私祭和官祭诸葛亮的纪念性建筑物很快在他生活和作战过的地方建立起来。如四川人在成都建的武侯祠，河南人在南阳卧龙岗建的武侯祠，甘肃人在礼县祁山建设的武侯祠，陕西人在勉县建的武侯祠，湖北襄阳人更是在隆中为他修建了一套纪念性建筑物，包括武侯祠在内的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场景，而南阳则为诸葛亮建立了一座闻名遐迩存德念功又名武侯祠的南阳诸葛庐。然而纪念性的建筑物太多，经过历史朝代的更替，也就让后人难以分辨真假。从古到今，到底为哪里是诸葛亮正宗纪念地而发生过不少争议，其中以湖北襄阳古隆中和河南南阳卧龙岗两地谁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最为有名。为诸葛亮建立纪念建筑，本来是对诸葛亮的怀念，无可厚非，但由于史书《三国志》有关记载诸葛亮与刘备对话的记录，即所谓的《隆中对》言其居隆中，还有诸葛亮请求北伐上疏蜀汉后主的表，即《出师表》，中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样的言辞，于是就让后来的南阳人与襄阳人为诸葛亮到底是在南阳躬耕还是在襄阳躬耕发生了争执。诸葛亮居隆中，而隆中又在襄阳，《出师表》中又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样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均出现在《三国志》里，《三国志》却没有地理志，这就让后来人不知当时的隆中、南阳属何地域，也就让后来的南阳人与襄阳人之间，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笔墨之争。

襄阳人与南阳人各自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自己域内。襄阳派举出《三国志》，认为《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中有《隆中对》可以证实，因为隆中就在湖北省襄阳市郊。而南阳派也举出《三国志》，认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诸葛亮的《出师表》，《出师表》中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而南阳在河南省。而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有关文物，南阳派、襄阳派双方不但搬出史书，也还都举出了“例子”，南阳派方面举出：南阳的诸葛亮躬耕地有武侯寺及其后的茅庐、古柏亭、野云庵、躬耕亭、伴月台、小虹桥、梁父岩、抱膝石、老龙洞、躬耕田，都是根据诸葛亮“躬耕”时的生活起居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襄阳派方面也举出：襄阳的诸葛亮躬耕地在古隆中，其中也有武侯祠，还有草庐亭、躬耕田、三顾堂、小虹桥、六角井、半月溪、老龙洞、梁父岩、抱膝石等，也都是根据诸葛亮“躬耕”时的生活起居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而晋朝初年的镇南参军李兴曾游隆中诸葛亮的的故宅，写出了《诸葛亮故宅铭》。

对于这些争论，也有人提出，诸葛亮躬耕地和诸葛亮故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阳可能是诸葛亮曾经隐居的地方，而襄阳隆中可能是诸葛亮曾经居住的地方。而对于这个问题，清朝一个出生在襄阳在南阳做知府叫顾家衡的人曾经针对这种争论写了一幅对联表达自己的观点，其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而今人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则认为，诸葛亮居住的这个地方当时是属于南阳的，所以，可以叫做南阳诸葛庐。但是，地理位置离襄阳非常近，只有20里路。所以襄阳人说隆中是襄阳的也说得通。对于易中天的这个说法，南阳派就很不高兴。

就这些争论，世人确实很难分辨，因为各地的一些有关纪念诸葛亮的建筑都是修建后经过朝代的更替多次损毁又重新建立的，没有原始文物能加以证实，而按照《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与刘备对话即《隆中对》所言“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时先主屯新野”等文字，这里只讲到诸葛亮亲自耕田，没有讲到“躬耕陇亩”的具体位置，而《三国志》记述刘备拜访诸葛亮当时驻扎在新野，而翻开地图也可以发现，新野位于南阳和襄阳之间，因而刘备从新野到南阳或者到襄阳拜访诸葛亮都有可能，因为《三国志》中没有地理志，也就使得有关诸葛亮隐居躬耕的地方没有说得很清楚，于是这个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的问题至今似乎仍无定论，还将争论下去，除非有文物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