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满族， 1963年冬月生于辽宁兴城，一级作家，现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锦西卫》《香炉山》和中短篇小说集《分裂的村庄》《平安稻谷》等十余部。在《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并多次入选各种年度文学选本。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地球上，天造地设一道线，北纬四十度。

这是地球上最具吸引力的横轴，自然地理神奇，人类文明神秘。围绕这一地球上陆路最长的横轴，各类地形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各种气候相互交叠、物产富饶，各种地质结构交汇、矿藏丰沛。游牧与农耕在这里混杂，族群与部落在这里争夺。冲突与交融，生存与挣扎，开拓与坚守，在这一纬度绵延几千年。

不提其他国度，就拿我国的万里长城来说，异乎寻常地与这一纬度重合，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往往与这一纬度相关，长城的本身，便是例证。

当然，今天要说的石峁，也在长城一线，却比秦长城还要早二千年。那时，中华文明尚属初始，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脉络，尚不清晰，还需探寻。

作家不是考古学家，不必循规蹈矩，但想象必须建立在考古学家发现的基础上，按照人类发展的规律，推测历史，虚构场景。历史如此漫长浩瀚，史前遗迹遍及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史前人类生活的复杂与丰富，作家的想象力再饱满，表达的也仅仅是沧海一粟。

为此，我在这一纬度的两侧，选择两个点，述说自己的困惑与思考。这两点，便是牛河梁与石峁。

我目前工作的地方，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不过十几公里。神木县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行程的时候，我正在牛河梁，站立在红山女神的雕像前冥思。

礼莫大于敬天法祖，牛河梁遗址各类祭祀冢，无不体现对天的崇拜。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祭祀冢，规模与恢宏程度，无异于现在的北京天坛、太庙，精确度极高，需要现代数学阐释。还有女神庙遗址，毫无争议地把六千年前的原始宗教、族群崇拜推到眼前。这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与神秘，我能破解几分？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一个事实，红山文化把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积累了两千多年的红山文化，已经形成了国家的雏形。然而，让我困惑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红山文化，在四千年前却戛然而止，再无考古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红山古人去了哪里？

来自神木的电话，把我拉回到现实。

文明的断层，需要不断地考古接续，红山文化是否为国家形态，始终被国际考古界质疑，主要原因不见文字记载、不见城邦遗址。而陕晋蒙相交的石峁文化，城邦却屡见不鲜，尤其是陕西神木高家堡的石峁遗址，用精美的城堡，证明了这是一座王城。红山文化消失于4000年前，而石峁文化却偏偏诞生于4300年前。碳-14将两者几乎无缝衔接，历史竟然有这样的巧合？

来自神木的电话，就是这般神奇，仿佛天赐良机，冥冥之中，让我穿越时光隧道，穿梭于牛河梁与石峁之间。

带着疑问，我踏上了旅途，应邀到千里之外的神木。我对神木的向往，不是因为神木上半年的GDP神奇般地超过了千亿，也不是因为神木地名的由来——三株唐代古松的神秘，而是探访中华文明的前夜，寻找人类的童年，弄清楚以北纬四十度为轴，史前文明的相互关系。换言之，我用文学的方式，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各种可能。

走在神木的大地上，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黄河的支流窟野河、秃尾河，极像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将广袤的原野切割成壁立千仞，从容不迫地携带着蒙古高原的泥沙，汇入主河道，奔流进渤海，积累出了黄河、辽河两个三角洲。

载着我们采风团的商务车，在游历了神木市的种种神奇之后，压轴的便是参观石峁遗址。这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商务车越过秃尾河，沿着盘山道，怒吼着向上攀爬，奔向位于险峻之地的石峁古城。峭壁上层层叠叠的岩石不见了，厚厚的黄土被洪水拉出了道道沟壑。山的结构，本该是石头，而与黄土高原相交的蒙古高原，同样有着一种奇特的地貌，山上为土，山下为石，土在石上，这便是峁。

峁是单个黄土丘陵，顶略显穹起，四周多为凸形坡，坡度较短。形象地说，就像个馒头山，这与辽西、蒙东地区关于梁的称谓如出一辙。所以，到了石峁遗址，我没有陌生感。牛河梁也是这样，河畔、梁顶、厚土，地形险要，视野开阔，亦耕亦渔亦牧，更易于安全与防守。起码从生存场所的选择上，两者的史前人类极其相似。

我是有备而来，之前也读过有关石峁遗址的考古资料，但走进现场，还是惊呆了。难怪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诗。我惊叹于4000年前人类的智慧，虽说遗址已经残破，但轮廓依然清晰，高耸的石墙扑面而来，古朴与庄重压迫着我，使我感到自己格外渺小。

且不说遗址的恢宏，就细节而言，石与石的缝隙仿佛浑然天成，即便有些缝隙，依然可见纴木插过的痕迹。石墙的阳角，直如垂线，即使是现在的八级瓦工，也难以与之匹敌。

我们是从外城东门进入的石峁古城，走过外瓮城，走进内瓮城，抬眼望向城上，总觉得有披头散发、身穿兽皮的史前人类，手持弓箭，警惕地俯视我们。南北墩台控制着门塾，两侧相辅着角台、马面，即使晚于它两千年，包括长城在内的城防体系，也不一定比那一时代高超多少。难怪考古界称其为“中华第一门”。

最让人称奇的是皇城台，大体位于内城的中心位置，四面包砌着护坡石墙。道道石墙，堆砌得严丝合缝，呈收缩状上去，极像埃及的金字塔。不同的是，金字塔封成了尖顶，埋葬的是古法老，黄城台是阔顶，面积达8万平方米，台顶距离均匀地分布着平整的巨石，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巨大柱子的基石。由此可以推断，台上是巨大的宫殿，而宫殿的主人，无可争议地为至高无上的王。

翻开资料，沿着黄河南下的蒙晋陕边界，从内蒙古老虎山的遗址群，到山西的乔家湾和窑子坡，石峁文化的城邦与部落的遗址比比皆是，尤其是石峁遗址，王城的气象已无可争辩。红山文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城邦，却在石峁找到了归宿。

我将两个史前文化放在一起对比，不是心血来潮。石峁古城的砌筑方式与牛河梁的祭坛如出一辙，陕北的峁也好，辽西蒙东的梁也罢，皆为厚土，本无石。这些经过挑选的石头，如此海量，是怎样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从山下运到山上的？尤其是重以吨计的大石块。很多时候，我们猜测，史前人类的劳动，应该是手搬肩扛，那些小的石块，倒也不难，但巨石上山，仅仅借助工具和畜力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国家形态，哪能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牛河梁与石峁皆是如此。解开这一块块巨石上山的谜团，也就是解开了华夏文明的曙光。

发现红山文化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黄河几字弯西侧的石头城堡、石头祭祀台、烧制的白灰敷墙等考古发现，证明了古国文明的存在。

石峁遗址考古队工作人员介绍道，皇城台大台基有七十多件石雕，包括人面、神兽、动物等形象，它们都是皇城台的保护神。他们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西南角的圆弧形转角的基护墙上，新发掘出两个相邻的人面浮雕，神态庄严肃穆，均戴有耳珰，呈现双目略突出、阔嘴龇牙的表情，其中西侧人面头戴冠饰，足有半平方米，是石峁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单体图像，猜测其应是石峁先民王的形象。石峁人希望以王及贵族的形象，护佑最高等级的宫殿区域牢固安稳。

由此，我联想到了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都是平脸、凸眼、阔鼻、敞嘴，两者宛如一奶同胞。若说他们毫无关联，打死我也不信。不同的是，牛河梁是母系氏族的晚期，而石峁则是父权社会的开端。

说完石头，该说玉了。

玉是石头的精灵，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最早的例证便是两种玉龙的发现。红山文化中的碧玉C形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而通体牙白、首尾相衔、肥首大耳、卷曲成团的，被称为玉猪龙。两者从“观物取象”到“象以尽意”，进而追求“得意忘象”乃至“大象无形”，最终达到以器载道的境界，规范了龙的构型理念。

上到王巫的祭祀，下到古代先民的佩戴、窖藏、墓葬，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从未间断。玉具有除祟辟邪祈福的作用，世代先民皆把玉奉为圭臬。

虽说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而闻名天下，而玉文化，则在石峁，石峁出土的玉，种类多得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不见王巫祭天的玉猪龙，前两者的玉璋、玉璜、玉人、玉玦、玉镯，石峁遗址应有尽有。更令人称奇的是，磨制难度极高的玉针，精美极致的玉璇玑，这些玉制品，对于今天的工艺师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在石峁，却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和人们把玩的艺术品，可见史前人类有怎样智慧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

除了礼器和审美，石峁玉器中更多的是生产工具和战争兵器，比如玉刀、玉铲、玉斧、玉镰、玉钺。甚至，城墙墙体和夯土层中，藏有数不胜数的玉器，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玉本是贵族阶层的奢侈品，在石峁却是随处可见，这本身就彰显了王城的气派，更佐证了春秋时《绝越书》所言：“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这些共同指向，石峁乃黄帝之都，黄帝陵在陕北，也就理所当然了。

玉教是华夏民族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国教”，玉石的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石峁玉器的丰富性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既然玉为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又是通神的法器，我猜想，邦国进贡、战争掠夺、易货贸易皆有可能。

从距今4300年前后，到距今3800年前后，石峁古城存续的时间仅仅为500年，留下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还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去考古发掘，可见古人留给后代的遗产该有多么丰饶。相信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会还原出更加绚丽的石峁文化，用更多的出土文物证明，这里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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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