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a你应该去看场棒球赛。不管喜不喜欢，懂不懂规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棒球和可乐、烧烤、房车一样，也代表着我们美国文化。”回到洛杉矶不久，玛丽安和她先生布鲁斯邀请我去他们家共度美国国庆日。和所有美国家庭一样，这雷打不动的国庆项目不过是在后院吃烧烤，看政府放烟花。布鲁斯在他家后院那不大的游泳池来回游了几圈，听我的室友杰伊和玛丽安在商量订棒球赛的票，趴在池沿上一边歇气一边大声游说我，水珠在白色的胡茬上闪着亮光。

他们家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小城东南面的山顶上，后院铁栏杆外面就是深深浅浅的山谷。由于干旱和早先两场野火，山坡上没什么植被。最好的景观除了远处高速公路上那来来往往的车流，就是很少爽约的夕阳。在我影响下也下载了微信的玛丽安发过几张落日景观照给我，那从不重复的色彩与构图，确实既柔美又壮观。

我蹲在游池边，用手机拍着那水面不断变幻形状的栏杆倒影，笑着说我会考虑一下。

对于棒球赛，我其实并不感兴趣，虽然我知道美国人对棒球的热爱就像中国人对乒乓球一样，是一项全民运动，尤其是在洛杉矶。作为Dodgers(道奇队)的主场，印着交叠LA字母的棒球帽似乎是最受欢迎的帽子，无论老少，都喜欢戴上一顶。那帽子似乎是心照不宣的暗号，意味着共同属于某个令人骄傲的团体。不论走在街头或坐在餐馆，亦或相遇在海边沙滩或远足的小径上，甚至，只是散步经过某家大门敞开着的man’s cave（直译为“男人的洞穴”。美国许多家庭的车库并不用来停车，宽敞的可停放两到三辆汽车的室内，除了满墙满架齐全到可以开个修理店的各种工具，往往还有一张客厅淘汰的旧沙发，一台二手电视和冰箱，让其成为了男人喝着啤酒看球赛的绝好天地，所以叫男人的洞穴），正独自看球不过瘾的男人，抬眼看到路人头顶上那熟悉的帽子，立即会热情地打招呼，对方如果问一句比分，两人立即会你来我往，像妇女们聊到孩子一样没有句号地聊下去。

我早年曾有去健身房的习惯，发现美国所有健身房墙上都有24小时静音播放的电视，也都是总也播放不完的棒球赛事。我不明白用一根木头棒子猛击那小球为何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惹得上万人花钱买票跑去看现场不说，围在家里或酒吧看电视转播的人们也同样痴狂，为一个跑垒的成败大呼小叫如醉如痴，有些球迷对非球迷或其他队的球迷某句不敬之语相当敏感，轻则反唇相讥，重则大打出手甚至拔枪相向。

十年前我刚到洛杉矶工作，有一位朋友送了两张棒球赛的票，我送给一位男同事，请他带我儿子前往。结果两人看了不到三局就回来了，我那同事在国内是篮球高手，苦笑着对我说“节奏太慢，没意思”。

后来我倒是看过一部关于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棒球球员Jackie Robinson的电影《42号传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种族隔离制度仍然盛行，只能在黑人球队打球的Robinson承受着侮辱与压力，靠自己的独有天份和不屈抗争，不仅成就了梦想，还为打破种族制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票订好了。半个月之后的星期天，我们可以开车到布鲁斯家，搭他们的车一起去，停车费我已经和票一起网购了，油钱我就不付他了。”某天杰伊下班回来一边咕嘟嘟的灌着冰水一边对我说。

“可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坐在那儿五六个小时看一场球赛，多枯燥。天气这么热，而且德尔塔病毒那么凶险……”我还在犹豫不决。

“你会喜欢上棒球的，我今天就开始教你基本规则……“说着他已用遥控打开了电视，那一如既往的热烈解说声已经潮水般漫了过来。

94美元一张球票，不去也不能退。再说，我也很喜欢和细致周到的布鲁斯、玛丽安夫妇一起出行。他们俩是相差十五岁的老夫少妻，曾供职于同一家保险公司，太太是行政主管，丈夫是电脑技术员。两年前公司被收购，收入高的玛丽安率先被离职，布鲁斯退休在即，出于人道继续留任。后来玛丽安一边自修了硕士学历一边上网求职，谋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Bigger office bigger check（大办公室大工资条）。”我还在中国时她就兴奋地跟我报喜，“咱们中国人以勤奋能干著称，我对得起这个职位。”玛丽安的父亲来自香港母亲是菲律宾人，她幼年时全家先是移居关岛然后再到美国大陆，有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和细瘦身材的玛丽安不会说一句中文，却非常以自己的中国血统自豪。我喜欢她不仅因为她那张看着亲切的同胞脸，还因为她坚强的性格——十来岁时母亲抛家与人私奔，父亲靠在餐馆打工养活她和弟弟。每次我们出去吃饭，玛丽安都会多塞给服务员小费，“我父亲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也曾当bus boy（餐馆负责清理桌子的小工），很辛苦。”一家三口日子刚好过一点，去大学就读了刚两周的弟弟出车祸身亡。父亲闻知噩耗全身冰凉失去知觉，十八岁的玛丽安跟着警察去五百英里外的亚利桑那州认尸，带回家火化入土。大学毕业后嫁人生子，丈夫不正干，她选择离婚。单身多年直到嫁了下属布鲁斯。她又像中国最传统娴惠的女子，对病痛不断的老丈夫照顾且宽容。布鲁斯喜欢热闹爱开party，自小素食的她每次都笑吟吟地在后院摆满鸡腿牛排热狗等最地道的烧烤和酒水，各类有趣的游戏从不重样儿，让每一个来客都痛快地尽兴到最high。

我有点小激动，毕竟生平第一次要去看棒球赛。

布鲁斯夫妇是标准的道奇粉丝打扮，除了棒球帽和一模一样的在前胸印着大大的Dodgers的蓝色夹克衫，一头白发的布鲁斯腰间还挂着一只棕色的棒球手套。“你这是手套还是熊掌？”听我跟他开玩笑，他咧嘴开心地笑了，露出一口细小白牙和粉色牙床，“亲爱的我真高兴你决定去看比赛，I love you to death(我爱死你了）。这手套已经跟了我十五年啦！”人老了凡事总往坏处想吗？担心堵车，怕没有了好车位，明明一点钟才开赛，布鲁斯建议我们十一点钟就出发。一路高速飞奔，不到一小时，顺利到达体育馆停车场。因为布鲁斯不久前动过膝关节更换手术，他有一张残障人士停车证，可以把车开到离入口最近的停车区。

看到四面八方赶来的球迷们，几乎没有人穿自己的衣服，那后背上印着不同球员名字的运动T恤让我恍惚感觉人人都是球星。受现场气氛的感染，我也兴冲冲地跟着走去安检，没想到我们四个人有一半未被通过。先是布鲁斯，他的黑色帆布腰包“尺寸过大”。“我上次来就带着这个腰包进去的，怎么这次就不行了？”看他一脸不解，一位个子敦实的男安检员拿出一张A4纸，再次比量着他腰包的尺寸。“凡是超过这张纸的包都不行，除非透明的塑料材料的。”一向爱抬杠的布鲁斯并未纠缠，返身听话地往车场走去。知道他腿脚不好，我们仨也跟在他后面。“那位女士，你的包也不合格，虽然是透明的PV材料，可是太大了，尺寸不能超过12乘12英寸哦。”我回身才醒悟原来说的是我，顿时颇为意外和郁闷。几天前接到玛丽安的信息说一定要背透明的包，否则不能过安检。于是我特意上亚马逊订购了一款，上面还写明“体育馆专用“，居然超标！

我们都回到车前，把精简后必带的几样东西都放进玛丽安那个小包。一串香蕉也成了烫手山芋，本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本来已经过了安检，可一位安保模样的男子突然走上前，说香蕉可以拿进去，但塑料袋不够透明，只能放弃。

因为不打算吃体育馆的快餐，除了一顿尽量丰盛的早餐，我打算一旦饿了就和东京奥运会上的运动员一样吃香蕉，既补充体力又没罪恶感，还不用清洗。结果谁料想得用手捧着这串香蕉走在四处都有人拍照的体育馆！惟一开心的可能是美国著名的香蕉公司DOLE，因为那串香蕉上的每一根都贴着那带Logo的小标签。我非常窘迫，便陪着笑脸问一向助人为乐的杰伊是否可以替我拿着。“我可不想拿串香蕉满世界走，要不你干脆现在就吃了它。”好说话的人显然也有说NO的时候。于是，在我的带领下，他和玛丽安做好事一般立在一个人少的地方，每人也剥开一根香蕉吃着，“祝贺你，终于找到了两只垃圾筒。”杰伊语速极快地揶揄了我一句。他俩那面无表情、味同嚼蜡地尽义务的表情让我哭笑不得。布鲁斯拒绝吃，先有点看热闹似地微笑望着我们，然后打趣说，“那么健康的东西，我怎么能吃？”嗜糖如命的他有美国人典型的Sweet tooth（糖牙齿，意为爱吃甜食），他的名言是“我从不把糖放在食物上，我只不过把食物放在糖上。”

因为是中午时分，许多人怕堵车，便空着肚子赶来，原先还生意冷清的几个快餐亭子前都排起了长队。“我得先买点吃的去。”布鲁斯自言自语一般说了这话就兀自走开了，也不客气一下问其他人是否需要什么。刚走了几步，又回转身确认了一下我们所在的看台号。

杰伊确实是心细之人，订票时仔细勘查了方位。我们的看台在西南侧，虽然露天，上面一层伸出的看台正好为我们遮住了阳光。

“价格是有点离谱，一听啤酒要7美元。一份热狗20块。”虽然嘴里嘟囔着，布鲁斯不一会儿仍然端回来一餐盘吃食。除了他说的两样，还有一袋带壳的炒花生。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所有吃东西的人居然都把垃圾直接扔在自己的座椅下面的水泥地上。“就是这样的，因为座椅密集，没有地方安放垃圾桶。比赛结束后球场工作人员再打扫。你知道，许多人来这里不光冲着比赛，还可以名正言顺的吃热狗吃花生。”玛丽安好心地解释给我听，我脑海里立即想起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儿子看球时也一人举着一个热狗大嚼的画面。

看到一排排的环形看台上稀稀拉拉地坐着些人，我暗自高兴，至少不用太担心病毒了。可很快就发现我高兴得太早了，不到半小时，陆续到来的球迷们就填满了几乎每一张座椅。球场上有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给沙地喷水以保持湿度。几位穿白靴和迷你裙的女拉拉队员立在球员们休息的Dugout区域，她们被称为“道奇女孩”，个个都高挑漂亮像模特儿。除了鼓舞士气，她们也负责与观众合影。布鲁斯就趁我们吃香蕉的时候跑去跟两个美女咧嘴笑着合了影。

大屏幕上滚动的广告和音乐停了。观众席上不时发出喝彩声和口哨声，原来是队员开始入场了。

随着广播里宣布比赛马上开始，所有人起立，无论童叟都脱帽肃立，国歌声起。不是奏国歌，而是唱国歌。一位女歌手立在球场一角声情并茂地演唱，所有人把手放在左胸心脏处，跟着哼唱这在美利坚大地上整整回荡了九十年的歌曲。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噢，你可看见，在晨曦初现时的第一束光）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在最后一道黄昏之光中欢呼）Whose broad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是谁的星条穿越枪林弹雨激昂飘扬）……

曲调达到高昂动情处，掌声和口哨声又响起。这就是美国的爱国主义风格吧，朴实、真实。

“每场比赛赛前都唱吗？”我悄声问。

“对啊！”杰伊自豪地回答。

我看得出那真不只是唱国歌，人人都似乎被使命感与自豪感鼓舞着。至少，那一刻如此。

坐定后我问杰伊与道奇对抗的是哪个球队，他说是纽约麦茨队（Mets）。似乎没几个回合，客场的麦茨就在第一局拿到了三分！我左前方的两个年轻男子大声喝彩，其中一位还吹了个极响的口哨。感受到周围道奇队众多的球迷们的侧目，那个略微年长一点的男子立即从脖子红到了脸，笑着说“抱歉啊我太激动了忘了这是在洛杉矶，道奇的主场啊！我不会再吹了。”看他这么说，豪爽的洛杉矶人反倒不好意思了，其中一位金发女士冲他友好地挥手说“您没事，真的没事。”

除了球队得分令人兴奋，球被击飞落入观众席似乎也叫人期待，至少那意味着有可能捡到球。“如果球被击往咱们这个方向，你也要争取帮我抢好不好？”杰伊陪着笑问我。

“那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上面又没有球星签名。”我不以为然地说。

“那也有意义，比如现在这个球，是Justin Turner击过的呀！”那位一脸络腮红胡子的Turner大叔就像当年的明星赛车手舒马赫、网球帅哥阿加西一样，是许多球迷的最爱。我留意到许多观众的衣服上都是他的名字和他穿的10号。杰伊儿时最爱的运动就是棒球，中学时打的是二垒。我可以理解成年后的他对棒球的钟爱，有不少成份是对青春岁月的缅怀，就像我们那天聊到去迪斯尼，我说我不理解那个适合孩子的乐园如何吸引他这样的成年人每年都去一趟，“没错，迪斯尼确实适合陪小孩子去。你和我不一样，我打小就经常去迪斯尼，总是和父母姥姥一大家子。那个地方是我儿时记忆。”

“天哪，这次又是那个方向，已经连续五次有球落下了，下次咱们订那个区域的票。”瘦小安静的玛丽安也睁大眼睛羡慕地望向刚得到了空中飞球的男子。在大家祝贺的掌声中，那人立起来举着球开心地向大家展示了一下，很快他又向前探出身子似乎在确定什么，在大家的注视下，他把那球递给了前排一个只有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掌声再度响起，为他的慷慨之举。

“其实和看足球一样，在家看电视转播角度更好。”我说。我们的看台位置不错，可仍是不够清晰过瘾。

“可是在家你就感受不到这样浓烈的氛围了。你听。”杰伊说。

“Let’s go dodgers（让我们去看道奇队）！”大屏幕上不时闪现这人尽皆知的道奇口号，刺激得观众席上所有人都加入这呼喊的声浪，此起彼伏的应和声和带有节奏感的击掌声从未中断过。“Get loud（再大声点）！”于是那呼喊声加大了分贝。

让我意外的是，在屏幕上隆重闪现的除了出场队员的名字和照片，还有一个片断是Military hero of the game（赛场上的军队英雄），把画面给了坐在观众席上几位穿军装的男女，画外音还介绍着他们的英雄事迹，都是在不同战场服役过的受勋英雄。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们起身敬礼。谁要说美国人不讲意识形态，真应该看看这一幕和开始的全场齐唱国歌。就像我一位对好莱坞大片如数家珍的影迷朋友，他的经典评论语之一就是，“美国其实非常讲主旋律，看看《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再看看《雨人》《肖申克的救赎》！只不过人家巧妙地把一切都归结到人性之真与善的追求。伸张正义，牺牲性命，都不是由于政治或国家机器的需求，而是人类共同命运的诉求，是正义与邪恶、小我与大我的较量，所以不管哪个族裔的人看了都会跟着热血沸腾。你可以说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洗脑’。”

谁说不是呢？我曾经去看过美国空军的Air Show（飞行表演），各式战机在蓝色的天空上精彩的飞翔表演，迅捷如闪电，优美似舞蹈，与其说是在秀肌肉显示国力，更不如说是给观众席上的老百姓一个交待：你们纳税人的钱真没有白花。同时，地面上，一些退役战机还专门让人们入内参观，如果有耐心排队等候，谁都可以坐进驾驶室，亲手触摸一下各个神秘的部件。那不是一架架空无一人的飞机，现场都有身条笔直、戴着太阳镜、穿着神气制服的飞行员，他们耐心地解答问题，他们把小孩子抱进直升机驾驶舱，他们亲热地与每一个人合影，他们让你感觉与其追好莱坞明星还不如追这有血肉之躯的钢铁侠。

我忽然发现美国文化极擅长把沉重严肃甚至残酷的概念消解，举重若轻地涂抹上一笔不经意的温情。比如现在停靠在洛杉矶San Pedro港湾成了一个纪念馆的“Iowa”(爱荷华号)，这当年二战期间惟一进入大西洋战区的美军战舰，其昵称是“Big Stick“（大棒子），因为形状狭长像一根木棒。就连那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都被他们取令人意想不到的名字：little boy（小男孩）和fat man（胖子）。当然其根本意图是为了保密，但这样人性化的称谓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三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对我来说），比赛结束了。道奇队2:7惨败。

“麦茨队打得不错啊。客场，还赢了七分。”我一边左右晃着酸痛的肩背一边就事论事地说，注意到杰伊并不以为然，非但没有他一贯客气的微笑，还面有不悦地说“至少我记不得他们什么时候赢过总冠军。”玛丽安也用不解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似乎在说“你这立场咋不坚定啊，我出门前明明送了你一顶道奇棒球帽！”

随着人流往外走，我突然想起8年前去南加大（USC）看过惟一的一场美式足球赛（中国叫橄榄球），ND（圣母大学，我儿子所在的学校）对抗USC，一向强势的冠军队ND也输了。

如果我告诉杰伊和布鲁斯这也许纯属巧合的同一结局，那么，这是否将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们来看球赛？

坐在回程的车里，看他们那一张张沉默的脸，我想张口又闭住了。道奇输了，可我真觉得不怪我啊。

无论如何，以后再听到“let's go dodgers”这样的呼声，我相信自己会微笑着在心底附和，像《小王子》中的小狐狸看到了麦田，就温柔地联想到小王子头发的颜色。因为既然established tie(建立了联系），就已经给生命涂抹上了一层新的色彩，不管有多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