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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中秋，我参与编导的《世间有她》在北京首映。两周前我回国的航班被熔断，前天才飞回来，自然是赶不上了。深夜走进这间喷了消毒水的客房，恍惚似曾相识——我已经第五次来这里隔离了。倒时差无法入睡时，我想起拍《世间有她》最早的冲动，感到潸然——时隔两年，我对导演电影这件事已经没有了原来的热忱。干脆起身喝杯茶，回味一下两年前创作中的点点滴滴。 二〇二〇年春节期间，我发信给美术指导朴若木：“Pan，你好吗？在北京吗？最近的一切是那么令人一言难尽。我昨晚在一间极棒的放映厅重看了我们的《非典情人》。大家都非常喜欢，赞不绝口。我尤其高兴的是，小女儿头一次看，说她特别欣赏这部电影的视觉质感。虽然作品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但这么多年后看，尤其是在眼下的形势下，这部二十一分钟的电影仍然是很好看的。” 他回信说：“如果《英格力士》能放就好了，这电影的取向是前瞻的，我一直反复地看，虽然没有我预期的高度，但仍然是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合乎当下社会审美和价值观，如果能放映，必然会得到很大的回响。我请了些行内人看《英格力士》，都称是部杰作。” 我写：“我特别想回来在空街上拍一部电影……这也许是不合实际的梦想而已，但这样令人震撼的空城，一辈子只有这一次吧，至少希望是。” 他给我发来一组超现实画作，是一位艺术家十五年前画的哥本哈根。在各种自然且诡异的光线下，原本亲切家常的街道因为没有了人群而变得异样、令人不安。当城市因封锁而荒芜时，这组题名为《预言》的作品，突然真实得令人窒息。相比网上流传的空街照片，这组画是形而上的，它们是艺术品，其意义远比“新闻”更为深长、久远。 朴若木说：“眼下我在北京，这个世界，我觉得应先去感受它，往后把这种感受升华放在作品里，更有意义。” 二〇二〇年三月，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夺走六百六十万人的性命。也没有人预料到，它至今仍在变异作祟，并将永远与人类共存。 上星期三彼得从旧金山飞去凤凰城打高尔夫球，那是他几个月前就跟朋友约好的事。走之前我试探了一下说，你还是去吗？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开始严重了。他自信地笑笑说，不要参与到人群的恐慌里去，我会小心，没事的。我送他和朋友去机场，塞给他一包消毒纸巾。 那时大女儿就读的哈佛大学已经决定改上网课，她正在紧张地整理行李，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了，我们曾经那么期待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星期四蓝天白云，空气透彻清爽，我打开窗户，边吃坚果边阅读。我的Kindle里有一本叫The Ghost Map的纪实书，它描写了一百六十年前伦敦的一场举世尽知的瘟疫。这场由霍乱引起的悲剧延伸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撞击，理智的声音和固有的观念发生斗争，而真理和先知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忽略、被否定。 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描写了两个默默无闻而充满人格力量的普通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牧师，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冒着生命危险，不弃不舍地寻找到疾病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勇气和执著，他们之间起初的冲突和最终的理解与深厚友情，在眼下的情形下读起来，尤其让我感动。那位医生画的传染地图，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偶尔，我抬眼看看窗外，远处海湾上开过几艘货轮、几条游艇，窗下街上零星看到一些跑步、逛街的人。这是我十分钟意的独处时光——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人。天色渐暗，一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突然发现这种“自我隔离”其实是我的常态。到了晚上，我觉得有些害怕，记忆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在这栋房子里过夜。彼得之所以会约了去外地打球，是因为原来我是计划这个时候回上海探望父母的，这一行程因疫情一拖再拖，不知道要延迟到什么时候。 星期五早上，我看到冰箱里的牛奶快喝完了。彼得每天的早饭都吃牛奶煮麦片，里面加上新鲜的蓝莓、香蕉和烘烤过的核桃仁。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孩子们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在周末做些特别的松饼之类换换口味，孩子们住学校后，我就变得很懒，很少在早饭上动脑筋。但是如果早上没有牛奶麦片，彼得会一整天都莫名地不适。我开车去Costco，那里带乳糖酶的有机牛奶又高质又便宜。开到停车场后，我发现虽然商店刚开门不久，已经挤满了车辆，根本找不到停车位。我看到有些早到的顾客，已经推着大车大车的干粮、罐头食品、手纸、消毒纸巾、洗手液之类从店里出来。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情形，便决定马上离开，可转了半小时才终于开到出口。丈夫说，这是大众的歇斯底里，羊群式思维，你不用担心。我也想，反正他星期天晚上才回家，只要够周一早餐就行了，我下星期再去买。睡前接到他的电话，他们去了一家极其美味的意大利餐馆，平时很难订到位子。他还这么轻松快乐，我真服了。 到了周六，新闻里看到疫情开始失控，超市的货架也被抢购空了。大女儿决定跟男友一起飞去他在南方的家，小女儿给我发了很多条焦灼的信息，问为什么她的学校还没有停课。我安慰她说，学校在密切观察，一定会做出最合适的决定，只要不停课，她还是应该继续上课。 星期天一醒来，我马上查看疫情，形势的确越来越严峻。小女儿学校的校长发来的邮件说，虽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师生演习网上授课，但是眼下还没有决定停课。大女儿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再让文姗去学校上课了，你疯了吗？这个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还没有明显症状，却在疯狂传播的时候。我说，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确诊，学校还在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再等等吧。她急了，几秒钟给我发了一连串信息，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通。就在这时，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说，政府在考虑全美禁飞的政策。本来文姗是春假回家，如果禁飞，她可怎么办？我决定给她改签机票，让她立刻回来。 星期一，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离，关闭一切非必要的生意。丈夫一早回医院上班，医院已经取消所有非紧急病人的约诊，院方建议他从外州飞回来后在家休息两周。晚上我们去机场接文姗，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很薄的口罩，戴在脸上。美国政府传染病防御中心的建议是，病毒不是空气传染，而是飞沫传染，病人和医护人员应该戴口罩，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没有什么用。文姗说，姐姐叮嘱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回家路上，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买些东西，我也正好买牛奶。晚上十点，商店里没什么人，但是冷藏柜里已经没有牛奶。 今天我六点多就醒了，本来想在床上赖一会儿，但是想到牛奶不够了，就起床去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超市。天边刚刚泛起一点点发红的亮光，映照在海湾上，波浪轻轻拍打着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宇宙无动于衷地运行着，黎明总是会在黑夜后到达。 超市停车场已经相当满，不过我还是马上找到了停车位，边上的一辆车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我俩惺惺相惜互望一眼，笑了。她说你没见过这里在这个钟点停满了车吧。我说是啊，我还是头一次这个钟点来。 买到牛奶回家后，我开始煮麦片，灶头开着小火，手轻轻搅拌。天亮了，窗外的梧桐树满是嫩绿的新叶，有几个邻居在街上遛狗，花园里的柠檬树今年开了密密麻麻的花，枝头沉甸甸地挂着鲜黄的柠檬，蜜蜂和蜂鸟在树上周旋，一片花香鸟语。自然将季节的礼物呈现给我，提醒我，我和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都是星尘…… 到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国已有几百万人因疫情丧生。纽约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放不下的尸体，只好放进运输鱼肉的冷冻车里，停在街上。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电话，她的两位朋友抢救无效，在医院去世了。虽然我不认识她的朋友，但还是感到震惊，新闻里的数据不再抽象。几百万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厨房、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远留在那里…… 我想，幸福跟灾难怎么平衡？一边是几粒麦穗，另一边是无际苦难。然而，它们是平衡的，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样。那几粒麦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每一片日落，每一份滋养你的美丽，每一个值得你的渴望。然而，今天你在天平的一边，明天你也许在天平的另一边，不需要太多理由。我们唯有珍惜。 五月中旬，《世间有她》的制片人给我发信，邀请我参与执导五位女性电影人共同拍摄的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我跟朴若木说，“对于我参与这部电影你如何想？”他回，“带着使命感去拍电影，最终出来的结果都不会坏的。” 如果参与，我应该拍什么？十五分钟的银幕时间最适合的又是什么形式？我开始寻找。 一天，我边听着杰奎琳·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协奏曲《殇》，边在电脑上搜索。我的目光被一面朱红色窗帘吸引住，它从敞开着的窗户里飘出来，在寒风和雪花中飞舞。网友说，严冬中邻居的窗户一直开着，不知那家的人怎样了。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天空，这面触目惊心的窗帘在《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飘扬，即时的生活仿佛骤然成为了一种祭奠。那个礼拜，我每天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面充满悬念的窗帘，在又一个不同的天色中纷飞，想象它的主人去了哪里。 朴若木看了窗帘的视频后，跟我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生活里的事，“我的楼下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头，常年孤身守着小店。他沉默寡言，不识字。每次他帮我代收快递，我都会跟他买一条香烟，因此他努力认住801是我的门号，总把我的快递保存在店里等我取。平时他晚上架一块木板当小床，睡在店里。过年应该是回老家了吧，至今都没有再看见他，店也一直关着，我老想他发生了什么事……很伤感。” 我说，“这也感人的，淡淡的，人性的关怀。” 他说，“拍个疫情时期的《后窗》怎样？” 《后窗》是一部我极其喜欢的悬疑片，男主角因为腿断了，每天在窗前看对面楼里的人生百态，无意中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也许我可以从一个人物的窗户拍隔离中每家每户的状态，没有台词，只有埃尔加的大提琴乐，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上每天传播出令人震撼、悲愤或者感动的画面，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形式能超越那些纪实影像的力量。《后窗》的想法很快搁浅了。 朴若木说，“你找到最感动你的，自会有最动人的表达形式。《后窗》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接着，一个外卖小哥骑摩托车送上下班护士的事迹，让我产生了兴趣。一开始他只是被人哀求，看人哭，看人无助，勉强帮了一次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更多的人来求他，他就渐渐发挥出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组织起其他外卖小哥一起帮助别人。人类的尊严来自于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个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我从这个外卖小哥的身上，看到了个人人性的唤醒以及光芒。 后来这个故事被各电视台、网站反复报道，而我又没有找到它属于大银幕的特殊元素，就放弃了。 最终，一个被放逐两地的恋人的故事触动了我。女孩（小鹿）春节回北京看望父母，从此没能再见到封锁在武汉的男友（昭华）。这个爱、失去与放逐的旋律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也因疫情无法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我跟朴若木分享了这个故事，他也振奋起来，回信说，“不管战争、瘟疫、天灾、人祸，不管你是权贵还是平头百姓，人对死亡最深的切身之痛，莫过于失去挚爱。十五分钟，一个女孩，一部手机，我相信这是个足够直指人心的故事。” 我想到一首格丽克的诗歌—— 世界 曾经是完整的，因为 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 我们才知道她原来的样子。 …… 什么样的画面和声音才能承载这个意境和思想？我的男女主角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从不同框。怎样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人相信那个曾经完整的世界？ 重温维姆·文德斯导演的《柏林苍穹下》时，我得到了一个启示。影片里天使看到的人间是黑白色的。有一天，一位叫达米尔的天使懂得了人间的欲望，感到了人身的体温，他眼中马戏团秋千上飞人的女演员，突然有了饱满的色彩。惊鸿一瞥，令人陶醉。 对被封锁在两个城市的恋人来说，手机屏幕是引起他们无限渴望的、比现实生活更有温度的东西。如果我们用黑白拍现实，用彩色拍手机里的世界，观众会把目光聚焦在画面的彩色部分，把感情倾注到屏幕中的恋人身上。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与手机的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人与人的交往，对世界的认识，都来自手机。人性的矛盾冲突，也都来自人们对网上消息的不同解读。我们似乎都是生活在手机里的一座座孤岛，屏幕中那个更吸引人的“现实”，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为“真实”。 我找到了一个令我兴奋的视觉方向和电影语言。一星期后，我按这个感觉拉出一个剧本大纲，发给了朴若木。他开始每天给我发参考视频、文字和画面，帮助我丰富故事和人物的生活质感。 比方一条在嘈杂拥挤的医院里的视频：一个女人跟护士要水喝，护士转身取水，递过去时女人已经死了，死的寂静仿佛突然淹没四周的噪音。发给我视频的时候，朴若木说，“她勾起我小时候最爱的一篇古文：静卧而起，久病调适，见日光斜入帐中，如二指许，转眼即逝，因念光阴瞬息如此，人一刻不读书，一刻不进德……” 另有一条视频中，儿子去医院门口取母亲的遗物，一位护士走过去把一只手机和一根项链交给他。他转身要走，又回身问，“我妈妈留了什么话吗？”护士摇头。 为了这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我们看了海量的资料。每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它们都巩固了我的初衷和表达方式。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疫情的视频、日记、照片、博文中提炼出来的。剧本从这些具象的资料延伸到抽象的意义和思想，又从抽象回到具象的生活细节。意象虚幻，但真情实意。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修改了二十几稿，而且越写容量越大。幸亏原来的五名导演，有两个来不了了，我便有了三十分钟的银幕时间。 创作给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过程中的成长弧度。从认识朴若木那天起，他就成了我学习电影审美的老师。回看我们两年前的几千条微信交流，我十分感慨。 在《世间有她》的某一稿剧本中我写了： 8.内小鹿父母家-卧室日 摄影机从窗外看着小鹿在窗前打电话。雨水落在玻璃窗上，再滑下来…… 朴若木读后给我发了一张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北京的天气，说，这天是晴天。 我回，“我看了你发给我的照片，觉得好看，用雨滴营造一下孤寂的气氛。” 他说，“反正像拍纪录片，该什么天就怎么拍，有底气什么天气都有意境。秋风黄叶不孤寂，是人赋予它孤寂。我们的剧有真情实意的底气，不用戏剧化处理。这故事拍得生活自然不造作，就已经成功一半。不管你拍哪座城市、哪条街道、哪家超市、哪辆地铁，我都会参照当日的监控录像还原当天实况。” 这只是一个极小的例子。他总是这样，教我摒弃平庸、偷懒或者肤浅的选择，教我除去外相，直指人心。 我们还分享了许多自己生活中的感受，我很少跟其他人这样既轻松又深入地聊爱人、父母、遗憾和向往……天马行空但永远回归到作品，就像江河汇入大海。他还常用些特别简单的话，道出审美的真理，比方“所谓生活感，就是对生活处处留心”，或者“美是一种状态，女孩在家只穿T恤短裤是生活状态，跟色情无关”，或者“演员气质是一个环境最大的因素”等等。 …… 二〇二〇年八月下旬，我终于办妥了回国的手续，从旧金山飞回上海隔离。那时摄影师张子乐也刚从香港飞到北京隔离。子乐是在波兰电影学院留学回来的，当时还没有主拍过什么大片，但是我从他发来的片段和广告中，看到他对都市有敏感、独特的感受和审美，看到他令人兴奋的活力和潜力。子乐读完剧本后，给我写了一封长达三四页的邮件，描述了他对剧本的理解和建议，对疫情的体验和思考，对创作的激情与设想。我们每天在各自的隔离酒店视频会议，我很快建立了对他的信任。 黑白电影中呈现彩色的手机屏幕，说来容易做到难。为了能使黑白和彩色天衣无缝地融合，子乐首先搜集了不同年代的底片，把颗粒逐一扫描出来测试，最终发现Ilford Delta 100的颗粒非常细腻，反差也十分时尚，很适合我们的电影。黑白部分定调后，子乐继续做彩色搭配的测试。开拍前一周他到实景中拍摄素材，再到调色室比较每一种颜色搭配，直至找到每一场戏的不同搭配和整部电影的统一性。接着，他测试了十一款镜头，每款各做了黑白和彩色的肤色测试，最后选了三款用于戏中不同的场景和气氛。 子乐在回忆创作心路历程时写道，“Leitz Summicron镜头完美呈现了北京的家庭和亲情的温度。Cooke的老变形宽银幕微距镜头是拍摄大特写很棒的选择，它的反差和 Leitz 很搭配。令我们惊喜的是 Cooke 的大光圈超三十五毫米镜头，在黑白的灰度里像一把刀子般锐利和冷漠，令人不安，与昭华家的密闭空间和孤独感非常搭配。北京室外戏发生在夕阳时分，它充满了对老北京的回忆。Super Baltar 镜头是六十年代的产品，因为被摄影师 Gordon Willis在一九七〇年拿来拍过《教父》而闻名于世。国内只有一套，它的镜片非常的老，边缘开始虚化，玻璃也开始发黄。测试后我们发现所有的瑕疵都不再是瑕疵，反而有机地带出了老北京的气味。它成为室外场景的不二之选……” 电影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这个摄影部门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前期准备紧张而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但是眼看就要开拍了，男女主角还悬而未定。 …… 尘埃落定，摄制组的每一名演员和主创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只差了一个关键元素——音乐。我把剧本给了日本作曲梅林茂，并与他开了几次视频会议。 梅林茂先生： 很高兴昨日能跟您聊天，也仔细考虑了您的意见。您是对的，人物和人物关系的鲜明和丰富至关重要。 我觉得短片更像诗歌，而不是小说。诗歌里的人与事，只有寥寥几笔，但诗情画意引人入胜，令人遐想连篇。 在选角的过程中，我经常把演一家人的演员拉在一起喝下午茶聊天，用他们的人生经历来丰富他们饰演的角色，也让他们感觉真的是一家人。其实，演父母的是夫妻俩，演同学们的也是真的发小。我希望摄影机像拍纪录片那样来呈现这群人的生活状态，平凡人的亲情、友情和日常生活。那时他们没有想到，死亡离得那么近。 虽然他们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人，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物都给观众留下印象。比方说小鹿的母亲是初中老师，所以叫人都用全名，连自家的丈夫和女儿也用全名。父亲的角色更小，但还是有生活质感的。在超市车库看到他开着一辆锃亮的汽车，好像个有钱人，开到街上才看到和听到滴滴打车的呼叫，原来他是个滴滴驾驶员。这一家人，妈妈曾是女儿小鹿和她同学们的老师，爸爸辞去原来的工作开滴滴，小鹿在外地瞒着家里人订了婚。 小鹿独自一人的时候总是在想心事、在思念、在做白日梦。小鹿的对象昭华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在跟小鹿通视频的时候，他经常在桌前学习雅思课本，或GMAT课本，他俩的猫坐在他的膝盖上。他努力存钱，为了在武汉买一个小小的公寓，好娶妻生子。然而，这场席卷而来的疫情，突然让一切中断了。 我们十月十四日才开拍，所以还没有戏中的影像可以发给您。但是有些照片和视频给我带来了创作灵感，我整理了一些给您发过去，希望它们也会引起您的想象。 您提到中国的巨变，这也是我所想呈现的。我希望通过几代人的不同台词和态度，小鹿和同学们的怀旧感，还有不同年代的建筑物叠在一起，给人光阴流逝、时代变迁的印象和感叹。 我十分喜欢您的音乐，尤其是在给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里的音乐，我经常听。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在听Jacqueline Mary du Pré拉的Elgar E小调，和A Mass for Peace大提琴演奏等等。 期待与您进一步的交流，期待与您合作。 陈冲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一日 …… （节选，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