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炫松，一九九四年生于吉林。于北京生活七年。现于比利时读博。

光明路与暗店街

刘炫松

1

我去养老院当了护工。我怀疑我被选中仅仅是因为力气大，因为这里有很多衰老的身体需要按时翻动、清洗和搬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院子需要照看。上班的第一天我看见有人在院子里背着手慢吞吞地散步，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又好像可以走到任何地方。那时候我正站在院长办公室里，听他跟我说最后几句话：记住动作要慢，力气要轻，老骨头经不起你折腾。这句话他肯定已经说了许多遍，像一块嚼了很久的口香糖。

护工除了我还有一位李阿姨，前几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跟着她，了解我要做的事情以及怎么去做，于是我看到她摆弄那些身体好像摆弄稻草人或者填了棉花的臃肿玩偶，熟练，冷静，令人敬佩。我负责所有的体力活，比如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早上横穿那个院子去丢掉多得可怕的垃圾。这活比看起来费劲，我每只手各拖着两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孤零零地走在沙地上。为了安慰自己，在停下休息的片刻我想象自己正在放牧几只温驯肥胖的黑色动物。这样的工作还包括一整个星期独自一人修理顶楼破旧的地板、墙面和天花板。星期三的下午，我在顶楼堆放水泥、沙子、油漆、大白粉和滑石粉的房间角落里找到一坨干燥变黑的大便。我猜想这里一度为某个突然腹痛但想要避免尴尬或隐藏秘密的人提供了庇护。除此之外，我还专门负责帮一个超过两百斤重的瘫痪老头翻身。从一侧抬起他的身体，一股汗味就会从潮湿的被褥和皮肤之间溢出来。我让他平躺着，侧躺着，有时候脸朝下躺着，我在想人可以这样坚持多久而不感到窒息，这时他神秘兮兮地努力转过头来，一只眼睛埋在枕头里，一只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说：李阿姨是个老处女。我把他翻回正面，他盯着我，目光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恶作剧反复得逞后的快感，以及屡次出卖同一秘密的残酷愉悦。接着他笑了，意思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又把他翻了过去，并且在他头顶放了一个枕头，他在我身后大声喊叫，说自己无法呼吸，叫我别走。

一天早上，走到院子中央时一个垃圾袋划破了，几片尿不湿滑落到地上。有一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走回养老院大楼拿新的垃圾袋之前，我在那几片尿不湿边上蹲了下来，也许只是在尽力推迟无聊的临时返程之旅，所以宁愿观察几片垃圾，也许冥冥中期待可以像从龟甲裂纹中读出未来一样，从尿不湿的褶痕和尿渍轮廓里看出什么东西，比如哪个老头会第一个死于消化不良或内脏衰竭。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第一次把这个地方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同一天下午，顶楼修理完毕，我跑去问院长打算拿顶楼做什么。他陷在他的黑色皮革海绵座椅里，最后说他也不知道。那时他正望着窗外砸向院子的雨水发呆。我感觉自己被耍了，跑到顶楼大厅中央踢翻了半罐油漆，接着靠着窗户抽烟，把烟头瞄准楼下的花盆丢下去。晚上，我把值班室的行军床搬到顶楼，打算一个人睡在那里，但两天后我又搬回值班室去睡，因为在上面我几乎夜夜失眠。

顶楼荒废后，无所事事的感觉越来越让人烦躁。我觉得自己不能一整天只待在房间里看一群老头下象棋，为他们一个个擦下巴上的口水，或透过窗户看着他们在大院里无限缓慢地散步，安抚有关拿错的假牙和被偷的核桃之类的大惊小怪，或者陪着被称为“画家”的老家伙偷偷在墙壁角落上或窗帘背面画裸体女人。他把女人的乳房画成深深的U形，这种画法小学时我的同学就曾为我神秘又热情地演示过，我画得比所有人都好。终于有一天，我在“画家”的女人旁边用同样的方法画了一个女人，这让他陷入了沉思。

我开始在休息日的时候在养老院周围闲逛，去网吧或者台球厅，偶尔光顾发廊或足疗店，和附近的小混混白天打架，晚上喝酒。

有一天我去了市中心一家很旧的博物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有几张多年没换过的四角脱落的褪色海报。一个小孩正在一旁放烟花，夜幕尚未降临，他皱着眉头注视着在自己手中那团白日之下暧昧不清的火花和暴躁的硝烟，然后把它丢在地上跑开了。我掏了一支烟，走过去捡起了还在哧哧燃烧的烟花棒凑近我的嘴巴。硫磺和硝石的味道肯定让我的表情难看。我让剩下的烟花在脚下的水泥台阶上慢慢熄灭。那个小孩回来了，躲在大理石柱后面看着我。我盯着他的眼睛，为他示范了抽烟的正确方法，接着伸直了胳膊，做出把烟递给他的手势。他立刻扭头跑开了。

2

那些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可我无法把这种朦胧的预感和周围世界一一对应起来。我仿佛一边在寻找，一边在两者之间的萋萋世界里周游。许多突如其来的念头和无可名状的情绪，就像鞋子里倒不出来的小石头。李阿姨也许觉出了我的变化，不时嗔怪我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连饭也不好好吃。我说我没有，只是在发呆。

星期四，下午，去了先前看到的博物馆。一个保安坐在入口处的椅子上，看起来绝对不超过三十岁，耳朵上挂着通讯设备，但正在打瞌睡。我很快就逛完了，在入口处毫无期待地翻着博物馆的留言册。内容很少，起初几页写着一些感受和鼓励的话。接下来是几页空白。在中间一个折页，有人在一张纸的两面分别画了隐私部位。我继续向后翻了几页，什么也没有了。

星期四，晚上，上顶楼时发现有人在那里。我站在楼梯台阶上，只露出半个脑袋，看到B在顶楼地板上做着俯卧撑。B的身体像一个生锈的弹簧玩具，屁股像筛糠一样发抖。他停下，不停地喘气，接着又做了几个，之后走到角落里，将手伸进裤子。但他硬不起来，最后，只奋力尿出几滴又浓又黄的尿。不久后我又发现B的行迹非常可疑。他的外出过于频繁，甚至夜不归宿，有时他在傍晚离开，第二天天亮才回来，像透明人一样无视养老院的规章制度和数道门锁。一星期后的早上，我在院子中央碰到了他。看到我，他在原地停了一下，接着继续往前走。在觉得我们靠得足够近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抽根烟。

我们坐在地上，把烟点着。我问他究竟在干什么。他什么也没说，我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听见我的话。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好奇。只是因为好奇所以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扔垃圾吗？今天起床早了，就想着早点干完活，仅此而已。

他把烟头垂向地面，好像用烟头轻轻烫着沙粒。我在想此时此刻降临于此的沉默明明不乏做作，可又非常真实，好像是超越真实的超级真实。B把胳膊架在了膝盖上，烟灰开始往下掉。

我在找人，他说。找谁？我孙女。你孙女怎么了？跟别人走了。你孙女愿意跟谁是她自己的事情啊。她才十七岁，肯定被别人骗了。我十六岁就已经出来干活了。我嘟囔着，但不想让他听见。有一阵，我们都没说话，他把没抽完的烟丢在地上踩灭，起身要走了。要不我帮你找孙女吧，我连忙对他说。你帮我？他瞪大了眼睛看我，接着笑了，你怎么帮我，而且，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按时倒垃圾，而且我一个人修好了顶楼。你是不是在耍我。我是认真的，我帮你找孙女，你又不吃亏，而我正好想找点事情做。难道你没别的事情可做了么？难道你还有别的事情做么？我跟你不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笑了，重新坐下后，我又给他一支烟，他把烟夹在手指之间，摆弄一会儿，接着三根手指一用力就把它折断了。你***，我把断了的烟捡起来。你去找吧，我只知道她跟一个有纹身的胖子走了。就这么点信息我上哪儿去找？那是你的事情。有没有照片之类的？他想了一下，然后说，等我有了再给你。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我看着他朝养老院大楼走去，想叫住他但没有这么做。天光越来越亮，有巨大的影子掠过院子一角。我拍了拍屁股，重新牵起我的黑色牲畜们，横穿院子还有半程。

3

B，一九四八年生，轮胎厂下岗工人，户口地址，明桦街道黑鱼庙委二组，紧急联系人（认不出是什么字）及联系电话（打过去是空号，又打一遍，仍是空号）。在院长抽屉里找到了养老院在住人员资料簿，从上面了解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B下岗后，先在冷库做装卸工人，后来去林场做了一段时间的护林员，再后来开夜班出租车。一天晚上，一个人上了车，车开到城郊时，那人把水果刀架在他脖子上。B扭住了他的手腕把他拖出了车，几下打倒在地。报警之后，B坐在那人缩成一团的身体旁边抽了两支烟，连自己脸上在流血都没有发现，反倒是天上的星星有一阵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时候他不到五十岁。别打断我，咱们定几条规矩，第一条，安静听我说完再问问题。B把烟头在土地里按灭，决定以后不干这么危险的营生了。后来，他犯了点事蹲了几年牢，出狱后，开始在光明路上一家夜总会当保安，从晚上十点干到早上六点。有一段时间他混得很好，甚至觉得自己的状态变得比蹲监狱之前更好。他强硬，多疑，有手段，常常发呆，有时哭泣，吃牢饭的经历和沉默的性格帮他挡了很多麻烦。后来，B妻在一个雨天给冰箱插电源时触电去世。她平时推着炒冰机在街上卖冷饮。葬礼办得很简单。B和两个子女匆匆见了一面，他们很早之前就已经不跟对方说话，之后可以说话的理由又少了一个。接着B就消失了，彻底销声匿迹，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好像想销毁自己所有痕迹，不想被别人记得。我能理解，非常能理解，你真正在乎的人已经都不在了，你就也不想被任何其他人在乎。你搜过他的床铺和抽屉，别骗我，你肯定搜了，这里谁也骗不了我。你应该很清楚，他什么都没有，几乎什么都没留下（降压药、一团毛线和一管用掉一半的蓝色水彩颜料，拧开盖子，一些蓝色碎屑落下来，颜料已经结块变硬），或者他留下了什么但是从来没打算让别人知道。其实我们都一样，谁也留不下什么东西，你说是不是。不。没有。怎么可能，这些事情我当然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后来，B来了养老院，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在外面太孤单了才来这里。他笑了笑，到哪里不都一样孤单。我能说什么呢？最后我只是跟他说，咱们这儿不孤单。B的孙女？你打听这个干什么（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帮小混蛋成天想的是什么。别的我不知道，不过确实有一个女孩B不时提起，十六七岁，上高二，喜欢跳舞，还跟一个美术学院的肄业生学过几年美术。你找她干什么？不说就算了。行了，我累了，剩下的以后再说，现在按照约定，推我出去转一圈吧，天气这么好，咱们到外面，聊一会儿别的。

4

我买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把第一张照片用胶水粘在其中一页。照片上，一个女孩把一个蓝色气球抱在怀里，坐在草丛之中，下巴放在气球上，头歪向一边，眼睛透过垂下来遮住脸庞的蓝色头发看向镜头。一只手在草叶间从前面抱住气球，张开的手指轻微用力，让气球表面轻微凹陷，好像照片想拍的其实是那只手。我抚过照片表面，然后小心翼翼地合上笔记本，把它塞进了枕头里面。

我开始把日记也写在这个本子里，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把每日所做所见、零碎的记忆和瞬间的感受写在养老院来访登记簿的背面，被李阿姨忘在衣服口袋里的皱巴巴的购物清单上，或者撕下的旧日历纸和书架上那些四处倾倒的书的扉页、末页和随便哪一页有空白的地方。我不写日期，只写星期和天气，常常只简单写几句话。从前我觉得这些四处散落的只言片语帮我维系着仍在跟随岁月的脆弱感觉，但也许我只是被其他一些念头吸引也说不定，比如玩一种把生活的肖像偷偷画在生活背面的立体主义游戏，或者捉弄那些自以为是的清白整洁。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岁。

保安把博物馆留言簿给我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博物馆玄关前的椅子上晒着太阳。我找到那页纸，把它撕下来，夹到了日记本里，然后把日记本揣进衣服口袋，把留言簿还给保安。我上学的时候也写日记，保安说，老师让的，后来不写了。为什么不写了？因为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经历过的事情再写下来，而且也不知道写下来给谁看。我和保安成了朋友，并且开始迷恋这种掺杂了同谋意味的平淡下午。今天晚上有没有空？保安问我，我带你去玩。有点别的事得干。走吧，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明天再说。不行，我说，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星期一，傍晚，去了第四中学。两栋教学楼和一栋学生公寓伫立在空无一人的操场边上。我绕着栅栏和围墙走，不久就在后门斜对的一个浅胡同里，看到了一家名叫“水木源”的画室。牌匾很旧，卷帘门关着，门边上丢着几个灰扑扑的石膏头像，走近察看时，发现它们都被砸破了。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师外出学习，开课时间另行通知”。落款时间是一年前，后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敲了几下门，但没有回应。再回到学校正门，放学的学生正从校门走出来。之后，我先去一家文具店给养老院里一个靠做算数题对抗老年痴呆症的老头买算术练习本，然后找了一家便宜的饭店吃饭。饭店里除了我还有两个男人，他们在一个隔间里低声交谈着，看到我之后拉上了隔间的帘子。老板端菜上来之后坐在我对面点起烟和我说话，但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的注意力只在画室门前的石膏头像和隔间里窃窃私语的两人之间切换。我发现透过饭店的一扇窗户能看见画室的大门，就打断老板问他，那家画室最近开门吗？老板显得很吃惊，什么画室，我在这里这么多年了都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画室。他趴在窗户上向外望，脸几乎贴在玻璃上，但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晚饭后，回到画室附近，等到午夜。画室的窗户始终黑着。我随手用指尖敲了敲防盗窗栅栏，又试着向上拉了一下卷帘门。门被拉开了。我拉起半身的高度，弯腰钻了进去，灰尘和苦味立刻钻进鼻孔。我拉上门，开始沿着墙壁向临窗一侧走动，脚下不时踢到什么东西。直到拉开百叶窗，街灯楔入一小块黄光，我才在暗影的边缘隐隐辨认出挨近窗子的若干画架、椅子和颜料盒。一个颜料盒敞开着，里面的颜料已经凝固。在另一个画架前，颜料管胡乱躺在木匣里，我试着把它们一个一个排回去，但总是缺了几种颜色。靠墙的木架高处摆着几个石膏头像，它们凝固的表情加剧了房间里错乱的时间感。穿过一条走廊，在一个看起来是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在抽屉里找到了学员名册，前后翻了两遍，第二遍的时候找到了B的孙女的名字，名字前面的证件照被连着一层纸皮一起揭掉了。

房间尽头有楼梯通向二楼。二楼是由一条走廊连接的一排房间，房间的门都锁着，从门上的窗户可以看见被路灯微微照亮的床铺。按照学员名册上的编号找到了房间，门是锁着的，透过门上的玻璃，里面什么也看不清楚。走廊尽头有盥洗室和卫生间。我返回一楼的办公室，在一个之前没有注意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串钥匙，回到二楼后试着开门锁，几扇门被成功打开了，但是我想找的那枚钥匙不在其中。我又把所有钥匙试了一遍，的确没有。我回到一楼办公室，把钥匙串放回原处。贴在墙上的画室简介里，一个留长发戴眼镜的男人微笑着看着对面墙上的世界地图，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离开时，我朝四周看了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第二天傍晚学校放学时，我在校门口，想要向几个学生打听一下他们认不认识B的孙女。可是他们又警觉又恐惧地看着我，身体往一边躲开。两个保安仰着头朝我走过来，我只好离开。在学校旁边一家小卖店，我打了画室门上的电话号码。一个嗓音沙哑的女人懒懒地接了电话。我马上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再打过去。仍然是那个女人的声音。这次我问她是不是画室的老师。她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是不是“水木源”画室的老师？我听不见，你说话大点声。我喊了一声“喂”，小卖店老板抬头诧异地看着我。还是不行，我先挂了，你有事之后再打过来吧。我付了话费，在小卖店门口站着，看着操场上空飘过一块很大的云。几个孩子跑过来，其中一个落在后面正哭着，衣服脏兮兮的。半个小时后，我又打了那个电话，这次无人接听。

5

星期二，早上，我拖着五个黑色垃圾袋出了养老院大楼。一个袋子划破了，漏出来的垃圾里面有一个用过的避孕套。趁着打扫卫生的时机，我搜了所有的床铺、抽屉、衣柜、花瓶、帽子、衣服口袋，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有关这个避孕套的线索。我找到了打火机、身份证、纸团、泥土、昆虫尸体、指甲刀、撕碎的信纸、假牙、鸡蛋、电池、树叶和硬币等。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很多是之前老头们让我找过的。我忽然对这个房子藏匿事物的可怕能力感到沮丧，它偷窃行将就木者身上不断剥落的过往生活的碎片。我站在门口一边抽烟一边想这样下去我会一无所获，会不会我正被某些人、被时间、被在这栋建筑里厚厚堆积的丛林般的偶然性引入陷阱，会不会这和思考窗户夹缝里一只金龟子的死亡真相或者养老院黑色铁门上粉笔画的螺线和圆圈一样，是同一种危险。

我抬头看天上的云。它们白花花圆滚滚，正慢慢从我的头顶飘过。我的视线无所着落。这时，我发现一个老头把脑袋伸出了二楼窗户，朝下望着我，浑浊的眼睛表明他常年酗酒。我认得他，他每天下午都会一动不动地坐在二楼窗边的按摩椅上，无休止地望着窗外空无一物的院子，我问他你在看什么，他会说他在看眼睛里的虫子。什么虫子？那种不透明的游来游去的虫子。现在我仰头望着他，我们两个都面无表情，都决心面无表情下去，好像打赌斗气的小孩，谁先动谁输。我忍不住了，低头揉自己的脖子，走之前对他大喊你赢了。

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晴朗，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发生过什么我都忘记了，跟醒来后忘记梦的内容一样。星期五晚上，我只睡了一会儿就从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我打算到顶楼看看那晚的星空。穿过客厅时，我看见院长坐在花盆后的沙发里，在翻一本《世界热带雨林鸟类图鉴》，他的猫趴在他的双腿上打着盹。我在院长身边坐下，问他怎么这么晚都没睡。他说睡不着。我问他有没有想好顶楼用来做什么。他心不在焉地翻着手中的书，好像在从铜版纸上那些热带鸟类的漂亮羽毛纹理中寻找启发，然后说，还没有。我在他身旁的沙发中颓然陷下去。不知过了多久，他问我在这里工作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我说。如果你想走的话，就跟我说，他摘下眼镜揣在了胸前口袋里，开始用手一遍一遍梳理头发，脸上写着一丝疲倦，也许这实际上只是夜晚世界造成的迷茫。我问他要不要抽烟，心想这么问他可能会生气。他没有回答，也许是没有听见或者只是不想说话。我又问了一开始的问题，顶楼能用来干什么？我们会想到的，他说，接着开始翻另一本《世界海洋贝类图鉴》。

大概两个星期之后，一个老头死了，他在半夜把自己吊在了门把手上。养老院里漂浮着死鱼一样软塌塌黏糊糊的叹息，我很心烦，于是去找保安聊天。我问他，人为什么会死呢？他说你傻了么，人就是会死的啊。我知道，但是不明白。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我，你们养老院的所有人和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会死，都得死，这道理你从小就明白啊。你明白么？我明白啊。保安开始抽烟。过了一会儿，我问，你见过死人么？见过，他说，小时候老家发洪水，积水退去之后我在河岸的淤泥里发现了一个露在外面的屁股，我是说只有屁股，其他部分都埋在淤泥下面，那个屁股泡得雪白，我蹲在旁边远远看着，然后忍不住开始朝那两瓣屁股上丢石子，那些石子都朝四面八方弹开了。我见过我奶奶躺在殡仪馆的玻璃棺里，我说，我在远处看到她的颧骨很高，好像马上就要穿透脸上的皮肤露出来一样。后来我想把那个人挖出来，他继续说，但是挖到一半的时候我放弃了，因为我总是把铁锹戳在那人身上。我现在只记得玻璃棺和颧骨，我说。现在你有机会重新见识死人是怎么回事了，他说。我总觉得那好像不算死，不知道为什么。搞不懂你在想什么，保安把烟叼在嘴里。

暮光的潮汐从门口漫入，攀上我们的身体。我觉得时机刚好，于是告诉保安我正在找一个女孩。保安心不在焉地“噢”了一声，接着问我，长得好看吗？我看见他的脸和制服在夕阳下生出绒毛，好像他整个人在被金色的霉菌分解。不知道，好看吧，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哪有不好看的。这么说你不知道人家长什么样？不知道。那你找个屁。她被一个纹身胖子带走了，我想先找那个纹身胖子。我现在上街能给你找来一百个纹身胖子。我把自己的鞋尖探进一片光里。你说得对，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的姿势越来越蜷缩，像口渴的动物为了够到地面上正在退去的水一样的光芒。凉意开始从博物馆深处吹拂出来，保安伸了一个懒腰，坐直了身体，说，找吧，找到了我也想认识认识。

6

你去学校了？还找到了那间画室？不错，我就喜欢你这种实干派，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那时候咱们没有钱，很多事情想不明白，但咱们从来不缺冒险精神。你肯定明白那种感觉。时间多得不知道怎么用才对，身体怎么折腾都不会垮掉。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本来早就该明白，从来没有那么多东西供我挥霍，年轻的时候我仅凭本能就轻易僭越了这条真理。

你看我，一不小心又说了一大堆废话。别坐得离我那么远，跟我讲讲有什么发现，不说就算了。咱们继续咱们的事情。B蹲监狱期间，他的小儿子在南方打工时被人在工地谋杀，凶手一直没有抓到。等他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来接他的只有他的妻子，她给他带了两个鸡蛋，等他吃掉，两个人默默站了一会儿才一起离开，好像那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一样。不久后，B一个人悄悄潜去儿子被杀的南方城市，昏天黑地地过了两年。没人知道他去干什么了。回来的时候他更瘦了，像条狗一样，带回了一个小女孩和一笔钱。他用那笔钱买了一台炒冰机给妻子，自己去了光明路，夫妻两人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重新开始生活，好像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关于那个小女孩，更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别问我。我骗你干什么。这里所有人我最诚实，因为我最没有撒谎的理由。

刚来养老院的头几个星期，B有点不适应，这很正常，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这样，情绪失控很常见。B整夜整夜不睡觉，坐在床上，或者站在窗户边上，或者不发出声音地到处走动，下雨的晚上他经常出门把自己淋得像从河里捞出来一样。我和他住在一起，除了我，我这个无所不能的废人之外，没有人能和他一起住超过一星期。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配合默契的。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发现他在窗边抽烟，窗户打开了一条缝。我说赶紧把烟熄了，被发现你就会被赶出去。没有人会发现的。他头都没有回。这里全都是夜猫子，尤其是院长，我当然是在吓唬他。说不定他们也都在抽烟，不仅抽烟，还偷偷喝酒，B说。你是不是疯了啊。别说了，来尝尝，他打断我，接着就把烟往我嘴里塞，抽吧抽吧，吸一大口，吸一口就好受了。我拼命摇着头，骂他，后来狠狠咬了他的手指。我记得后来我哭了，没有发出声音，我只是瞪着眼睛，眼泪就流出来，也许是因为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也许恰恰是因为什么也想不起来了。B一声不吭，像石像一样僵硬，我们离得很近，但我看不见他的表情，甚至感觉不到他在呼吸。我们僵持着，直到他用手掰开了我的嘴。他起身把烟头丢到窗外，离开了房间。我很快就睡着了，什么梦也没有做，我觉得自己很久都没有睡过那种觉了。早上醒来时，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B第二天晚上才回来。之后想抽烟的时候他开始含棒棒糖。

含棒棒糖的方法是院长告诉B的，棒棒糖也是从院长那里拿的。院长这人的脑袋里和抽屉里装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总能在意料之外的地方派上用场。有些下午院长会来我这儿坐一会儿，我觉得那种时刻很奇妙，我们两个就像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他的话很少，如果不是念书给我听，就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好像语言是个讨人厌的东西，或者是远远被他甩在身后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他说那些话并不是因为他想说那些话，那些话只是在那时恰好属于他的温暖的沉思中自己孵化了自己。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些鸟类和松鼠秋天时会把收集来的植物种子储存起来，但是它们常常忘记其中的一些，于是这些种子就留在了地下，如果幸运，春天就会发芽生长，慢慢成为森林的一部分，慢慢结出新的种子被鸟和松鼠带走。我们就跟鸟和松鼠一样，他说，我们只是偶然知道自己是鸟和松鼠的鸟和松鼠。你去做鸟和松鼠吧，我说，我要做人。说完这句话，我就哭了起来。

7

院长的猫在马路上被卡车轧死了。最先发现的是一个老头，他站在街边背手盯着地面。我看见他的时候并没有多想，因为那是他们所有人常有的状态。后来他叫我过去“收拾”。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回房间之前，也许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他对我说这样被小孩看到不好。

猫被拦腰轧了过去，躯干完全压扁，紧紧贴在地面上，它的眼睛闭了一半，舌头软塌塌地从尖牙的缝隙里伸到外面。我整个中午都在那里，观察一只猫的死状。我蹲下，站起来，又蹲下，又站起来，最后去杂物间拿来铁锹。不是很好弄，尸体下面的血已经有些凝固，铲起来时黏着很多沙土。怎么会这样呢？我一直在想。我一边走，它的头和尾巴一边耷拉在铁锹边缘晃荡，怎么会这样呢？有几个小孩在附近转悠，试探着想要过来。我吼他们赶紧滚蛋。

下午，两个警察来了养老院，他们在院长办公室里谈话，关于那个自杀的老头。期间一个警察出来问我有没有茶，我说没有，他“嗯”了一声，就去门口抽烟。他张望着远处，但没有走远，院子里好像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傍晚时分他们带走了院长和李阿姨。直到第二天凌晨他们才回来，李阿姨什么也没说就回了房间。房间里不断传来她的抽泣声。院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用手指深深地犁了一下头发，接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摄影史上的百幅经典影像》。我在他旁边坐下，我们都不说话，好像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已不复存在。

星期日，我又打了画室门上的电话号码，女人一接起电话我就认出了那边的声音。我问她是不是画室的老师，我说我想找个人。孩子失踪了还是赶紧报警吧。她突然烦躁和警觉起来，总是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用啊。你别紧张，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我妹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接触什么可疑的人。我之前说过了，有个胳膊上和脖子上都有纹身的光头胖子，前一段时间常来接她，两个人看起来关系很好，小姑娘总挎着光头胳膊，我一开始还以为那是她爸爸。没有别的了？还有几次，有另一个人跟胖子一起来，那个人我见过，在荷塘月色夜总会当服务员。确定吗？确定，我在夜总会碰到过他，黄头发，特别瘦，有一点点瘸，左耳朵戴着耳钉。

晚上八点，荷塘月色夜总会门前，一个穿西服的保安在门前晃来晃去。我走过去时他向前迈了一步，我以为他要拦我，脚步停了一下，但他为我打开镶了金边的玻璃门。巨大的音乐声从脚下隆隆升起。起初，我以为柜台里没有人，走近些才发现一个烫了一头卷发的矮个子在柜台后面低头读着什么。他看起来不到二十岁。我问他在读什么。《唐·吉诃德》，他说。我问他好看么。他没有回答我。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书。他说有，然后掏出一本《荒野侦探》，一本《夏加尔的新娘》，一本《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和一本《伯格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我绕到柜台后面，在他身边的高脚椅上坐下，问他为什么看这些玩意儿。我觉得他没有听见我的话，或者他回答了但我根本没有留意。我没有等他说完就又起身开始往里面走，穿过大堂，下两段楼梯，两侧墙壁上的镜子映出我水银样融化的身形，楼梯下面，一条走廊开始向深处延伸。

如果有人问我，我就假装自己是走错房间的客人、询问续费的服务员或者来找夜不归宿的中学生弟弟的哥哥，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推开那些镶着菱形反光板的厚重房门。房门后面是一群群在锋利的碎光里痉挛的肉体，没有一张脸能看清。很奇怪，越是往前走，走廊就越显得狭小。有时候我感到自己正在海底世界般的幽闭恐惧中溶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手脚并用才能在其中穿行。一个服务员从前面走了过来，我们撞到了一起。也许我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一边不停地向我道歉，一边把另一只手也扶在立着高高低低酒瓶的不锈钢托盘上。我看他的头发、耳朵和腿，我看所有人的头发、耳朵和腿，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条完全不同的走廊。

走廊两侧隔音很差的房间中传来风扇、音乐、谈话和呻吟的声音。我试着推动那些隔间的门，都从里面锁着。有一扇门打开一条缝隙。我把门轻轻推开了一些，一位保洁阿姨正拿着拖把清洗房间中的圆形浴缸，她抬头看到了我，有几秒钟，我们就那样互相看着对方。我心里奇怪地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要安排她在这个时间打扫房间啊。我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转头走开，不知不觉疾步走到了走廊尽头。我回头，正看到那个保洁阿姨走到房间门口，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找谁啊。我没有说话，连忙扣上了连帽衫的帽子，低头快走。她又问我，你找谁啊。她拖把提在手上，戴着蓝色的橡胶手套。

当我坐在夜总会前台后面，和矮个子男孩一起看书时，我把一半的注意力都用来从过往的客人中寻找我其实根本没有见过的面孔。那些肉体疲倦衣衫落寞的客人和女孩鱼贯而出的时候，让人有一种自己正在衰老的感觉，一种一切行将结束的抽象预感。这些款款摆动的肉体后面，大堂内侧，吹着海螺的金色雕像正朝黑色大理石水池里吐水。后来我问男孩，这里有没有一个黄头发瘸着腿戴耳钉的服务员。男孩想了一下，说，有，但是那人早就不干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么？不知道。再后来，男孩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干点活。我想都没想就说好。我们出了夜总会，做梦一样穿过了几条人影少见的街，进了客运站旁边一家宾馆，他对前台点了点头，那人正咬着烟头在纸上写写画画，没有抬头看我们。我们穿过大堂，走中间楼梯到顶楼，在楼梯口分开，我朝左边他朝右边，把那些印着女人照片的小卡片从门缝下面塞进去。

8

B给了我第二张照片。拍摄的地方是书房或图书馆，光线很暗，时间应该是秋天或者冬天。女孩戴着紫色毛线帽，背靠书架坐在地上，膝盖弯起靠在胸前，膝盖上面摊开了一本书。膝盖和书挡住了女孩脸庞的下半部，只有她的眼睛从书的上方望着你，那种让你觉得自己一定做错了事情的目光。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又找到一张照片，他说，过来给你。上次为什么没有一起给我？我说了我才找到这张，上次怎么给你？最好你能告诉我是在哪儿找到的。这跟你没有关系，B嘲弄地看着我。是不是过几天你又会跟我说你又找到了一张照片啊。我说了那跟你没有关系，你到底要还是不要？

我又搜了一遍B的床位和抽屉。和上次一样，没有太多东西，只有降压药和一把生锈的钥匙，我拿走了那枚钥匙。晚上，我把照片粘在了日记本的下一页，之后去一家火锅店与博物馆保安和前台男孩见面。我给他们看了照片。相似的浓重颗粒感，都看不全整张面孔。保安把日记本递给前台男孩，往后靠在椅背上，说，我们的护工兄弟可能真的是疯了吧。这个女孩挺好看的，前台男孩说，有种让人无所适从的感觉。可是你都看不全她长什么样子，保安说。那不影响。前台男孩把日记本摊开放在了餐桌中间，我们一起看着照片，为了离得近一点，保安把胳膊架在桌子上。直到服务员端来一锅热汤，三人才从突然降临的片刻沉默中出来。我们吃完饭沿着街道散步，一直走到光明路，前台男孩准备去上班，保安说要回家睡觉，我打算在附近随便转转。我们约好下次见面的地方，就朝三个方向散开了。

第二天，晚上放学的时间，我给学校保安递了根烟，聊了几句，然后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孩子失踪了？失踪，什么失踪，别说得那么吓人。就是没来上课。那不就是逃课么，还失踪。我的意思是人不见了，好几天都没来。有人一个学期都不来几次，你去台球厅、网吧、歌厅、小旅馆，一抓一大把，那玩意儿比上学有意思。其实也挺没意思。其实我也觉得没啥意思，但是他们还不懂啊。这边就你们几个保安么？什么意思？他的眼神警觉起来，你是学生家长？不是。不是家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前几天在门口对学生动手动脚的是不是你？我应付几句连忙逃开了。确认没人追过来，我又去了画室。卷帘门上的通知被撕掉了，我试着拉卷帘门，发现已经锁了起来。百叶窗被拉上了。门口的石膏头像还在那儿，数量似乎更多了，好像一场古代战争褪色的残骸。我蹲下来，随手拨着碎片，一颗青年头颅出乎意料地保存完好。它比别的头颅体积更小，只在右脸上有几道划痕，我从一旁的垃圾桶里扯出一个袋子，把它包起来带走了。

回到养老院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李阿姨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我没被她发现，悄悄回到值班室，隐约觉得这里有别人进来过，那种说不清的物品被移动引发的异样感丝丝缕缕地飘浮在空气里。我摸摸枕头下面，日记本还在，那么其他都无所谓。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在玻璃巨人腹中奔跑。

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没有什么收获。养老院的工作变多了，垃圾成倍增加，一天早上我要跑两个往返，算术题不再需要了，剩下的那些被我自己做完了，需要用尿不湿的人又多了两个，院长开始每天晚上用毯子盖住膝盖。有时我觉得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原本不该发生这么多事情，生活原来是常常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往前的么？我尽力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好，其他时间用来搜索、思考、闲逛和发呆，把误入房间的昆虫关在窗户夹层之间，或者在养老院大门上用粉笔画新的图案。这些词句说的其实都是同一种状态。

我、保安和前台男孩常常约在网吧见面，一边上网，一边谈论各自新的发现。起初，我总是第一个到，后来我到时就会看见保安在和网管女孩聊天。保安冲我抬一抬下巴，女孩偏头望了我一眼，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有一天，我看见两人一起趴在柜台上吃泡面，女孩从自己碗里把面夹给保安。另一天，他们晚上一起离开。接连有几天，网管女孩不来上班了。网吧老板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他被保安问烦了，不停用右手中指敲键盘上的空格键。我见保安马上就要发作，连忙拉着他出去了，保安踢翻了路边一个垃圾桶，一脸沮丧地问我要烟。

三人依然频繁见面，常常在网吧，但换成了另一家，但有时仍然回来，因为这里的红色沙发椅比别处的窟窿少；有时去看电影，之后随便找一家便宜的餐馆吃饭，轮着请客；有时从街道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从街道对面返回。有一天，路过光明路附近的小广场时，我从一个卖气球的奶奶那里买了一个蓝色的气球，把它系在手腕上。晚霞降下的时候，我把气球牵在手里，我记得我慢慢松开了手，我记得也许是我想象出的塑料绳拂过手掌时转瞬即逝的触感，我记得有小孩叫了起来，我们看着那颗气球慢慢升上了天空。保安和前台男孩在前面停下来回头看我，暮光让他们一瞬间像神话中的人物。

那一天两人带来的消息——

这一带新来的妹妹里面没有我们要找的人，我很确定，更别说跟纹身光头胖子有来往的妹妹。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另外一个妈妈告诉我，不久前有别人也找她打听过同一件事，她记不得那人的样貌，只记得那人穿黑夹克戴鸭舌帽，阴沉沉的。我觉得可能是B。看来B也找错地方了，我们都找错地方了。

关于黄毛的去向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回老家务农去了，有人说去外地打工了，有人说他去外地其实是因为捅了人，还有人说他虽然捅了人但没走只是在某个地方藏着。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并不关心黄毛去哪儿了，只是想着要说点什么。不过我打听到另一件事，黄毛他爸在水产市场打更，就住在市场里。

我去蹲过两天，黄毛没有出现过。

9

星期五，晚上，我点了一支烟，烟丝在火焰中仿佛瞬间闪亮的金缕，又仿佛刹那枯萎的红绸。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雨。最后几个客人拎着东西从铁皮穹顶下走出来。一个穿着胶靴的人出来拖地，从一侧慢腾腾移动到另一侧。我想象前台男孩瘦小的身影在这里徘徊的样子，想象他手里拿了一本书随便翻着或者那本书自己翻着而男孩跟随着舞动手指。拖地的人不见了。夜幕落下来。市场里潮湿的大灯熄灭后，我从还没上锁的两扇铁门之间侧身进去。浑浊的脚步回声标示出人工制造的空旷。一扇窗子在远处透出一小片亮光。我敲门的同时推开了一条缝隙，他手里的烟正好卷了一半。

你找谁？我说我找黄毛。你是他什么人？他眯起眼睛打量我，同时两只手把烟卷卷完了。朋友。朋友？嗯，朋友，玩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兔崽子不在这儿。那你知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他是不是闯了什么祸啊？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最近找不到他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他接着问，是他告诉你我这里的？对，他说我可以到这里来找他。找个屁，他想去哪里我也管不了，找我有什么用。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你包里装的什么？突然他问。石头。搞不懂你们天天都在想什么。我朝窗外望了一眼，雨下大了。坐会儿等雨停了再走吧，他说，跟我讲讲，那臭小子之前都在干什么。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接过他推过来的椅子坐下。关于黄毛我一无所知，于是我把保安和前台男孩的事情揉在一起讲，搪塞他。他没有什么反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出去一下，你在这里等我。

他离开后，我重新听到市场铁棚屋顶上雨和铁的轰鸣，我想刚刚我们说话时一定很大声，但并没有因此比平时听得更清楚。我打量整间屋子，向下凹陷的天花板矮得没法向上伸直胳膊，靠窗放着一张写字桌（一个抽屉里有一把手电筒和一本登记簿，另外两个抽屉锁着，没有找到钥匙，我敲了敲抽屉，又晃了晃，感觉里面是空的，可是既然是空的，为什么要上锁呢？），还有两把椅子、一个小锅炉、一张床，床下有一只皮箱。衣柜上面放了一台电视机，遥控器上的灰尘说明电视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我打开了电视，把声音关掉，挨个换台。只有一个台有信号，两个戴眼镜的男人在交谈着，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把电视关了，拿了手电筒出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市场里面走去。我只是想知道他平时工作时是什么感觉。一片黑暗。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升起，就像重重地扑进厚厚的虚空。我放轻脚步，吞了一口口水，最后还是没有走到市场尽头就返回了。我站在市场的门口，这里是外面的大雨和内部的黑暗的交界。我把手电筒晃来晃去，直到照见他从雨幕中慢慢浮现的披着雨衣的身影，他问我有没有睡一会儿，我说我睡不着。那我们喝点吧。我看见他的手里拎了一打啤酒。

最开始的紧张气氛消退了，很奇怪，也许是出于某种默契又或许只是巧合，我们没聊黄毛，也许关于他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或者现在他不重要。我问他每天晚上巡逻几次。两次，他伸出两根粗粗的手指。你一个人不害怕么？害怕？有什么可怕的，他笑了一声，又不是三岁小孩。这么大地方晚上连个灯都没有。咱们有手电筒就够了。他说着伸手关掉了灯，把手电筒不断地按亮又按灭。就是这样，他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灯重新打开。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他问。在养老院当护工，我说。养老院？他每一思索就会眯起眼睛，伺候老同志吃喝拉撒呗？我心头不悦，但没有说话。之后呢？什么意思？离开养老院之后啊，你总不能一直在那儿干吧。我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一阵沉默。跟我一起去转一圈吧，他突然提议，没有看我。我想了一下说，好。

他的脚步很轻。一道光柱从他手中擎起，缓慢描过铁皮棚顶的轮廓。突然，手电筒灭了，他的身影随之消失，我立刻停下脚步，屏住呼吸，想知道他究竟在哪里。没有声音，浑然一片的黑暗。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他从后面突然挎上我肩膀的胳膊让我一阵战栗。我的身体下意识地想甩开他，但他用力搂住了我的脖子。孩子，我觉得你不是来找麻烦的，他凑在我耳边说，但是别找了，你找不到他的，就算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用力挣脱他，往前抢了两步，意识到其实是他松了胳膊。这时他把手电筒打开了，直直地照着我，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僵在那里，满目黑与金。走吧，回去喝酒，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的身体有一种虚脱感，这让我有些焦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出于某种类似饥饿的渴望，不停往肚子里灌酒。后来，我从屋子里踉跄到大雨边上呕吐。吐过之后我清醒了，这时轮到他醉得不省人事。我把他弄到床上，关掉了灯，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他跟喝酒前判若两人。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脆弱联结在大雨声中轻易地消散了，他的身体像一个醒着的天真而迷茫的婴儿在胡乱动弹。

我蹲在床边，看着他的身体不断扭动和翻滚，突然想起了养老院里那些睡着的衰老身体，那些与死亡仅仅隔着一缕微弱呼吸的过于平静的睡态；想到一具具肉体在按摩椅里像一袋袋豆腐在抖动，彻底松懈，丧失所有警觉，按摩椅停了，还在上面忘记下来；想到每天搬瘫痪老头到轮椅上，推他到院子里晒太阳，还要帮他翻身，让其受热均匀。

后来，我从床底抽出了那只皮箱，因为雨和酒精，丝毫不担心箱底剐蹭地面发出的粗粝的摩擦音割伤了整个房间。锁头上积了灰尘。皮箱里有一套西服和一些其他衣服，一只手表、一捆白色线手套、一本很薄的相册，还有一捆纸卷，打开之后是一叠学生奖状。没有凶器、财宝、带血的衣服，没有任何犯罪证据或者黑暗秘密。总之，没有关于男孩或者女孩去向的任何线索。我只是突然想这样做，于是把包里的石膏头像拿了出来，端详了一下，接着放进了他的皮箱，用来交换那捆线手套。我到房间外面抽烟。雨已经停了。看不到月亮。

10

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我以前可是运动员的体格加上诗人的脑袋。你不要笑，我没有骗你（他自己笑得更厉害了）。可我没法向你证明我原来是什么样，我们从前也不认识，我从前认识的人可能早就不记得我了。我不怪他们，我谁也不怪。过了这么久，那已经没有意义。现在只是偶尔，非常偶尔的时候，才有那种特别难熬的晚上。你肯定不懂，你还这么年轻肯定连失眠都很少。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有预感晚上我会很难受，但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整个人渐渐燃烧起来，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不停大口喘气，窒息的感觉从胸口一直堆积到额头。我以为这次没救了。这时B走了过来，把一根棒棒糖塞进我嘴里。我跟他说我不喜欢草莓味。他又把一支巧克力味的塞到我嘴里，但没把草莓的那个拿走。我含着两根棒棒糖在嘴里，像是含了两个带甜味的钢球，说不出话来。他坐在窗户边上，朝外面看着，不知道在看什么。有时候我以为他要说话了，但是他没有。

棒棒糖慢慢融化，我感觉好了些，于是就像过去那样，探听他在南方那几年都干什么了。没什么好说的，他还是这么回答。过了很长时间，他从窗边回来坐在床上。好像我们刚才的话仍飘在空中悬而未决，我要做的就是轻轻把它们吹向他。我问他，看到大海了么？看到了。怎么样？还想再看一回吧，他想了想说，然后就倒头睡觉了。

我以为一切都会这样继续下去，可我想得太简单了，原来我从来没改过天真。不久后，B扭伤了脚踝，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还不能下地。他整个人消沉到了极点，变成一头晦暗不明的黑色动物。我跟他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扭了脚又不是死了人。他一言不发，直到有一天，他自己敲碎了石膏，强行开始走路，最后从楼梯上直接摔了下去。接着是漫长的休养，康复时他有点恍惚。有一天他拿了一本棋谱，跟我说他想过过真正的老年人生活。什么是真正的老年人生活啊，我问他。就是可以从早到晚下象棋的生活。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少放屁，你不是那种人，过不了那种生活。他马上收回了之前假装出来的良善表情，又变得硬邦邦冷冰冰。但是他变了，我和他都知道他变了，也许变得不明显，但是确实变了。

你看我都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今天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能把想说的事情说出来，结果每一次我都发现这只是我的幻想。我其实是想说，你什么也不要去问B，连我都问不出来的事，你更问不出来。如果故事的主人想让它们通通烂在肚子里，那么它们合该如此，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用围绕黑暗之心的其他世界拼出它的轮廓。我是想说，常有这种事对吧，没来由地，不知为什么，你就想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好像非如此不可，比如有一天我躺着，突然就想试试能把口水吐得多高，能不能碰到天花板。好像一瞬间的精神失常，说到底哪有什么失常，只是比较少见而已。我不知道口水最高到了哪里，只知道它们最后落回来砸到我脸上，我央求李阿姨帮我擦脸时，她说我能不能别老干三岁小孩才干的事。

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这样看着我。你以前不是这么看人的。

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恶心对么？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装了这么久，其实你跟那帮胆小鬼老恶棍一样。除了B和上吊的那个老头，一个不知道是傻还是倔总之不肯认命，一个诚实又勇敢地选择了自己死掉的方式，其他所有人都一样。你别得意，一转眼你就会变得跟我们一样，你下面那根小东西会变得跟我们的一样没用，你也得穿尿不湿，让别人擦屁股。我一点也不羡慕你们，我永远活在你们前面。我再说一遍，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

对不起，我刚刚太激动了。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我不是想给你讲什么大道理，但你确实还不明白这些。你得见到擦鼻涕的小孩开始染头发、骂人和打架，见到一张年轻的脸开始长皱纹，年轻的腰腿开始拄拐。不是想象，不是推理，不是复述，是见到，真正的见到，只能用等长的岁月来交换的“见到”。除此之外什么都没用。我总是觉得，没有人能靠回忆和想象弄明白只能经历的事情，因为它除了生活本身什么都不是，你观察和思考，你被迫这样做时你的生活就结束了，你想要思考的对象也一并消泯。

对不起，我又想哭了。我不怕别人笑话。现在我知道自己刚才是怎么回事了。有时候你只是看到一张面孔或者一个眼神就想哭。有时候你甚至不认识他和她，也不知道他和她是好人是坏人，不知道他和她是在高兴还是在悲伤。你只是忽然就明白，原来人是可以这样无辜的，原来人是容许这样困惑和惊慌的。你一边忍不住想要靠近，可是又远远地躲开那人，避免和这个人说话或引起这个人的注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你害怕那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因为你讨厌自己啊。

好久没有人听我说这么多话了。院长不算，他像无底洞一样把你倒给他的东西通通吞了下去，一点回音都没有。李阿姨最会假装听不见。B？我跟他在一块儿时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想跟他说话。你比他们对我更好，唉，我怎么先说起这么肉麻的话来了。

你今年有二十岁了么？最多二十二岁吧。

如果有时候我骗了你，别怪我。

你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走吧走吧，你们这些注定要背井离乡的小混蛋。

11

B在前厅等着我。我有些不知所措，但并不感到惊讶。他朝我走过来。那时我在想，如果他想要回照片，我就说照片弄丢了。如果不得不打一架，我也不打算手下留情。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揪住我的衣领，他朝我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放了什么东西，然后就要走了。喂！我叫住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半转过身子看着我，没有说话，在黑暗中做了一个看不见的表情。我没有再问。B走了。有一瞬间，我想把口袋中的东西丢掉，后来我站在门口，在踏进院子前，借着身后最后的灯光看第三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在室内逆光拍摄，一个女孩在镜头中央留下了她的剪影，十一岁或者十二岁，光线给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不真实的金边。

我离开了养老院，没有事先跟院长说明让我觉得愧疚，但是那种感觉并未持续太久。整个夏天我都和小混混们待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仿佛把过去的事情彻底忘掉了。偶尔，我会问我的小兄弟们知不知道一个有纹身的胖男人或者一个染黄毛的瘸子，有一次一个染了黄头发的小胖子立刻凑过来，低头露出自己的脖子给我看，肥肉上面缩着一条歪歪扭扭的龙，我踢了他一脚，让他赶紧滚蛋。

快要到冬天时，我花光了身上的钱，决定先找一份工作。保安带我去了一家朝鲜饭店，牌匾上的“鲜”字只剩下“羊”还亮着，窗户玻璃上用红色胶布贴着“狗肉”两个字。房间里面闹哄哄的全是人，一个显眼的光头胖男人把纸牌很响地摔在桌面上，然后站起身大笑着从其他人身前拿走大把的纸币。女掌柜坐在柜台后面饶有兴味地看着我们走进来，一条大黄狗趴在她脚边。她风姿绰约地朝我们笑了一下，让人非常难忘。这里是长途卡车司机的据点，这些人在不需要出车或者刚刚返回的寒冬夜，跑到这里来一碗狗肉炖豆腐，喝高度白酒，待在这个女人居于中央的温暖屋子里。

我开始跟着他们跑大车，先是跟车，然后自己开。靠装满热水的保温杯、劣质的香烟和歇斯底里的摇滚乐，我一晚上能跑几百公里，赶在天亮之前把一整车盖在棉被和稻草下的绿色蔬菜送进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不出车的晚上我把车停在市场里，就在车里过夜，睡觉前跟大多数司机一样去朝鲜饭店吃饭和闲聊。我窝在车里写日记，在某个仅仅一闪而过的念头里发觉自己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我常常只写星期和天气，没有内容，比如大雪的星期日冷的星期日刮了一晚上风的星期日，因为太累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事物开始像我的大车一样不停迁徙。

十二月的某天晚上我做了长长的噩梦，醒来之后我感到非常疲倦，下意识地检查了一下车窗玻璃，接着漫无目的地扫视周围房子黑洞洞的窗户，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下车，走去附近还在营业的小卖店买了一罐啤酒和一袋香肠，从小卖店出来的时候已经在下雪了。我点了一支烟，朝驾驶室走去，这时我听见从附近某处传来尖细的叫声。第一次我以为是我的错觉，就像所有睡眠不好的夜晚经常发生的那样，感官和精神的微小失控。第二次我发觉并非如此，那声音真切地存在着，游丝一般在雪片中飘浮。我围着车转了一圈，又走向旁边的一辆车，蹲下身，发现它躲在车底茫然地望向四周。察觉到我的出现，它不叫了，退在轮胎后面。我伸手去够，第一次只摸到它毛茸茸的耳朵，它开始往更深的地方退去。于是我脱了外套，爬进了车底，抓住了它的后颈，它马上变乖了，身体微微蜷缩。我用衣服裹紧了它，抱进驾驶室，放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然后装了一瓶热水，靠着它放着。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那只小猫已经死了，屁股后面留下一摊稀便。

夏天时黄毛的父亲介绍我在水产市场里帮忙。我每天从早上五点工作到晚上八点，之后去光明路和去年夏天分别过一次的伙伴重聚。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我们掰手腕、拼酒、打架，露出汗津津的额头和肱二头肌，互相炫耀肢体的眩晕和意识的颤抖，只要不掀翻桌椅砸烂碗碟，只要付钱，大排档的老板就任由我们把一小段夜晚一小片街道变成演唱会和斗兽场。

聚会常常持续到凌晨，离开的客人们勾肩搭背在四面街道的阴影里融化。我不想回去，因为除了睡觉无事可做。我让老板再做一些吃的，一碗馄饨或者一盘蒸饺，有什么就做什么。女服务员轻轻皱着眉头，擦桌子的胳膊有力地挥动着，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擦进泔水桶。起初我在一旁看着她工作，后来我动手和她一起收拾起来。她连忙说不用，但我坚持这样做。她像小狗一样轻轻喘着气，脸色发红，在出汗，我提着泔水桶跟在她身旁，心脏和肌肉都阵阵发紧。从街道的另一头，夜总会的霓虹灯投来不断变换的光线，在我们身上，像一团团摇摇晃晃的彩色泡沫。

我把装满的泔水桶搬到角落，接过老板递来的饭盒，离开时，我看到女服务员站在空荡的红色阳伞下，冲我微笑了一下。我朝她挥了挥手，然后就走了。我去了荷塘月色，叫前台男孩出来吃夜宵。他很开心，我们明明常常见面，但每一次见面都像是隔了很久，都像永远怀着对某些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无定形的忧愁。我问他最近在看什么书。他说他在看《鳄鱼街》和《我是猫》。你从哪弄到这些书的？动物园。他说。

那些夏天我几乎不睡觉，但从不感到疲惫，或者那种疲惫被我有意忽略了。白天我拼命干活，晚上就在大排档待到凌晨，然后留下帮忙打扫。我不给你工钱，这是你自愿干的。老板咬着烟从店里出来，嘴里哼哼着，把打包好的剩菜放在桌子上就往回走。我离开，朝着对我微笑的女服务员挥手，她在阳伞下，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围裙，露出半截瘦削的小臂。我倒退着慢慢走远，手臂一直在天上挥舞，长长的影子连接到她脚下，有一天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弯了腰，接着也朝我挥起手来。

12

三人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是没有中断。我发现前台男孩长高了，下巴上有了胡茬，眼神介于清澈的困惑和没有对象的愤怒之间。你们都有一点不一样了。保安若有所思地在烟幕后露出一丝微笑，说，你变得强壮也变得沉默了，而他刚刚变成看不出来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就是那一天，保安告诉我们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你找到她了，对吗？我们问。快了，保安回答。晚上，我们在饭店请他吃饭，点了那家店里既不是最贵也不是最便宜的菜。老板娘额外送了我们一大锅排骨汤，我想那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会是最后离开的客人。

告别时我和保安拥抱了一下，前台男孩只是在一旁笑着。保安说了一声走了，然后就离开了，他的背影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有点驼，是那种自愿的轻微佝偻，脚步从来都很轻快。有一瞬间，我觉得他走得太快了。

我在那个岔路口徘徊了一会儿，接着朝大排档的方向走。夜风里能闻到剩菜剩饭翻滚的轻微馊味和夏末过盛的草木味。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些晚上，干净，无辜，因为太干净太无辜连记忆也因此变得脆弱。那些晚上院长坐在桌子后面，戴着眼镜，在一盏黄色小台灯下，用硫酸纸描地图集上陆地与海洋的轮廓。他的猫趴在他的腿上，偶尔下地拨弄窗帘下摇荡的流苏。那一定是夏夜，因为我记得我在顶楼抽烟时常常从黑暗中一起吸入微茫的植物气息，就好像夜晚是一块吸满夏日气息的巨大海绵。我记得院长几乎从来不画完他的地图就起身离开，有的时候，我会替他补全尚未闭合的大地轮廓，把那些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没听过名字的城市和连接它们的铁路也都画下来。但最后院长把这些纸全都团成一团丢进垃圾桶，那时我以为他是讨厌别人碰他的东西，而我这样做有一半的理由是为了惹他讨厌，现在我觉得他也许只是想要一个纯粹的轮廓。

大排档的红色阳伞在远处出现时已经过了午夜。几个人从我身旁经过时跟我打了招呼。我看到她在那里，趴在一张空桌子上，枕着自己的手臂，正在摆弄一张餐巾纸。季节，夜晚，我所知晓的先前发生的事情的总和，突然被往事袭击后飘摇如潮的情绪让我有些精神恍惚。我在她身边坐下，她把方形餐巾纸折成八分之一三角形用指尖推到我手边。我问她今天很累么。她说有一点，但没有看我。我把那张餐巾纸打开，复原时多折了一折，但十六分之一无法稳定存在。这时她抬起眼睛，远处霓虹灯的微缩图案漂浮在她的眼中。

老板端了一大盘冒着热气的花蛤撂在桌子上，坐在我身旁，对我说，别客气，吃完了再泡我的服务员。你赶紧滚开吧，她笑着打了他一下。我走，我走就行了吧。他笑着回店里去了。很快桌子上堆满了蛤蜊壳。

你在找一个女孩吗？她问。起初，我很惊讶她知道这件事，但马上想到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准确说明。她是谁？那张餐巾纸在她手里又乖巧又叛逆。我不认识，我说，我是帮别人找。那你找到什么了吗？没有，我说。所以，你会走么，她把餐巾纸丢掉了，过了一会儿说，跟别人一样，秋天一过就走？我不走，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我会待在这儿。这样说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卡车，想起我朝它走过去的时候，它在雪夜中像一只蜷缩的甲虫。可我要走了，她说。去哪里？不知道，可能回家吧。为什么不留下来？冬天没什么工作。那夏天的时候还会回来么？可能吧，她说，你想让我回来么？我没有回答，起身去拿了两瓶啤酒，还拿了两个杯子，她起开瓶盖，把一瓶放在我身前，把杯子拿开了。

很快，我们都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身体和我一样对这个动作刹那间的庄严感感到茫然。老板从厨房里看了我一眼。我伸了一个懒腰，晨曦让我的身体起了一阵寒颤，这阵寒颤让我蓦然想起了那个怀抱蓝色气球、在书架下戴着紫色毛线帽、浸没在阳光中的女孩。那个在日记中占了三页，但整本日记都因为她才存在的失踪者。我把手伸向晨曦，张开手指，想象和感受气球表面的凹陷。

我们各吃了一碗白面条。老板问我酒醒了没有。我说我没醉。别吹牛逼，是不是忘了自己昨天晚上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你一直在哭啊。我不明白。什么？不明白有什么可哭的。你这是在说谁啊。我把面条汤也喝光了。我在想要不要等她醒来，但觉得那毫无意义。跟老板道别后，我去了荷塘夜色，问前台男孩可不可以给我找个地方睡觉，我觉得自己要死了。他领我下了台阶，走到那条之前我闯进去的走廊，我随便推开一间门，倒在门口的沙发上就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有节奏的摩擦声将我唤醒，我睁开眼睛，隔着一道帘幕看到保洁阿姨正用拖把清洗房间中央的圆形浴缸。她的动作就像在擦拭婴儿的肚脐。我从沙发上坐起，一件旧女式外套从我身上滑了下去。

13

有一天，夏季突然就结束了，我从水产市场走到光明路时，阳伞、桌椅和灯牌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眼前。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来过，有一瞬间以为自己弄错了地点。几个人不知所措地站在冷冷清清的街边空地上，我想他们属于从未相信昨晚原来真的是最后一晚的人。一个卖烤地瓜的小贩推着他的炉子朝这边越走越近，几个人连忙凑过去，像得救了一般围成一团。

夏季结束时，B死了。那天晚上，目击者看到B在光明路和两个小混混打成一团。也许他以为自己还是那个一只手就能把别人拖出驾驶室的工人司机，或者是那个地下世界的把门凶神。他丝毫没有退却，在倒下前，甚至用拳头打中了其中一人的鼻子。凌晨时分报案的女孩向警察证实，B介入了她和其他两人的争执，她坚持认为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错，而且她根本不认识B，她说B肯定是喝多了或者有病，不然不会莫名其妙地冲过来大骂那两人。她越说越激动，最后哭了起来。她说她和那两个人也没什么关系，三人晚上在歌厅才刚刚认识，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想拉她去别处再玩玩，她不想去于是三人拉扯在一起。B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冲过来的。那两个小混混不知所踪。我托朋友打听两人的消息，并没有想好这么做是为什么。毫无音讯。

夏季结束时，前台男孩也离开了。他在养老院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走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院长把纸条递给我时说，他很有礼貌。他也很喜欢看书，我说。我知道，我想送两本给他，他坚持要和我换。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我抬头在书架上看到了那本《我是猫》，书脊上有猫抓一样的划痕。我想知道他用《我是猫》换了什么，但我想不起来书架上原来有什么书。李阿姨给我们端了一壶茶，坐下来，拉着我问我过得好不好，告诉我一个人别太辛苦。

我把那张纸条小心地揣进口袋。离开前，在养老院里四处转了转，发现通往顶楼的楼梯上了锁，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没有听见上面的声音。我没有去看瘫痪老头，但去了B从前住过的房间。那里现在空着。抽屉，衣柜，床垫下面，然后是床栏杆四角顶端的空腔。在其中一个空腔里，有一张卷起的一百元纸币。另一个里，有一把钥匙和一张弯成弧形的一寸照片：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女孩微笑着，照片背面中心有一小块胶水的痕迹。

我去荷塘月色打听前台男孩的去向，他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说他去哪里又有什么关系。恰恰是这样的答案让我觉得世界仍在正常运行。我拆掉了日记本上的锁，只是为了防止纸页散开，在本子上套了一根橡皮筋。

第一场雪来得很早，那时还不是冬天，也许已经是冬天了只是我还不觉得。那一天，我站在远处看我的卡车，它像头顶覆了薄雪奄奄一息的昆虫。夜晚慢慢连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界限被渐渐抹去。我依然用手电筒照着在驾驶室里写日记，有时忘记装热水，有时抽光了烟，有时音乐播放器坏掉或者突然对音乐生出怨恨。如果夜里在下雪，我会把车开得很慢，上瘾一般地看着雪片从茫茫黑暗中突然出现，扑进车窗和被车灯照亮的锥形空间。李阿姨有时候会联系我，我以为她有事情找我，但事实上我们只是东拉西扯。

星期二，再冷一点就会下雪的那种天气。我用李阿姨给我的钥匙打开通向顶楼的楼梯门，上楼，接着走进其中一个铺着红色地毯的昏暗隔间。一个女人正懒懒地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她看到我，吞下一大口面，剩下的放在一边，请我进来坐，转身整理床铺时，她嘴里还叼着塑料叉。我问她李阿姨是不是处女。她先是一愣，接着笑了出来，你疯了么？我没有回答她，又问她知不知道一个有纹身的胖子。她看着我像看着一个白痴，你在说什么啊，有纹身的胖子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表示从一开始我就明白，她“扑哧”一声笑了，说，我知道有一个刚回来的，带了一群小弟，正到处抢地盘呢，最近常去朝鲜饭店。他很危险，之前躲在外地，她补充道，你不是要去找他吧？我不找，我说。

14

我每个晚上都待在朝鲜饭店。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保安坐在饭店大堂的角落里，正在和女掌柜聊天，女掌柜怀里抱着小婴儿。我远远看了他们一会儿，小婴儿被保安的大手逗得咯咯笑起来。后来，我走过去，坐在他们身旁。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既觉得他没怎么变，又觉得他确实不一样了，离得越近这种感觉就越明显。你看，他来了，女掌柜这时笑着说，你们快说说话吧，我先去把小祖宗哄睡了。

女掌柜起身离开，起初几秒钟，保安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小婴儿身上。之后他才对我说，你果然在这儿。我还能去哪儿，我说。又问，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他说。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又说，你看，外面在下雪。所以你找到她了么？我问。找到了，他非常简短地回答道。我对他说前台男孩在他离开后不久也走了。我知道，我们见到了。你们见到了，我问，在哪里？很神奇是吧，他说，在沈阳火车站，我等火车往回走，他应该是正要南下。可是他很早就走了，不可能刚到沈阳。他已经兜了一圈回来了，保安若有所思，所以这应该是他第二次南下了。他到底在干什么？不知道，他提到之前在北京和人一起拍电影，后来去了福州，再后来去到南宁和人做生意。福州是哪儿？福州在福建，离这里很远。南宁呢？在广西，更远。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么？没有。我们看着窗外，那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呢？他问。什么？你找到她了么？没有，但是我觉得快了。我还以为你早就把这件事忘了呢。你不是也没忘，我继续说，但与其说我在找，不如说我在等待。我还听说B已经死了。是的。

几天后，一帮小混混来朝鲜饭店闹事，打头的男人正是一个光头胖子，他戴了一条金链子，敞开了胸前的衣服，纹身从衣服下面钻出来爬上了脖子，他不停地挠自己的脖子和头。后面几个喽啰站成了一排，都是一副中学生的样子。引人注目的是带头男人身旁跟着的一个年轻女孩，下身穿着有破洞的牛仔裤，黑色长筒靴，上身是牛仔短上衣，头发染成蓝色。我感到整个身体都绷紧了一下，我明白这种感觉危险，并不可信，但它如此强烈如此奇妙，让人忍不住被它吸引，就像一个明亮的星点。

两边对峙着，客人们站在女掌柜身后，有人暗暗抄起了板凳的肋条。女掌柜一人挡在前面。这时，黄狗朝前走过去，掌柜叫它回来但它没有听见。它走到年轻女孩的脚边轻轻嗅着，没想到自己会被女孩厌恶地用鞋尖一脚踢开，它发出一声呜咽，退到暗处。胖男人连忙呵斥了一声，可是太晚了，人们身体僵硬地目视着掌柜款款走到女孩前面，打量她，接着扬起手，一个耳光打了她一个趔趄。女孩想要扑回去，但被后面两个人拉住了。掌柜靠近胖男人，凑在他耳边，但所有人都能听见她的声音：最近新来的孩子脾气好像都很大啊。胖男人比先前更频繁地挠头，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最后说要跟女掌柜单独聊一会儿。他让女孩和手下一起出去了，而饭店里原来的人都留在饭店里，不出声地打牌，吃花生米，保安在一旁细心地剪手指甲。

半个小时后我悄悄离开了饭店。我循着足迹、暗影和直觉往前找，在路上先捡了一块有棱角的石头，后来换了一根更趁手的棍子。卖烤地瓜的小贩和几个在附近喝酒的年轻人提供了模糊的线索。很快，在一家夜总会门前的雪地上，我看到一个男人扯着女孩向前走，另有一个男人在一旁抽烟跟着。女孩反抗着用力朝后坐，几乎要蹲下。他们都喝了酒，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像孩子一样互相拉扯。这时，男人猛然松手，女孩一个趔趄向后摔倒了，她费力地想要站起来，男人跟上打了她一个耳光，她倒了下去，不再尝试起身。我捏了捏手里的木棍，仿佛提前感受到了击打头骨的分量，然后直直地朝那个男人走过去。男人想要坐在女孩身上，在他身子下沉前，我的棍子抡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向前扑倒了，软软地哼了一声，挣扎着想要支撑自己。一旁抽烟的男人愣在原地，接着马上跌跌撞撞朝我冲来。我躲开了他的拳头，但发现自己的双腿被人抱住。第二拳重重打在了我的肋骨上。我顿时觉得呼吸困难，朝前跪倒，木棍掉在了地上。一个人骑在了我身上，就在这时，有人从斜刺里冲出来扑倒了我身上的家伙，我扭头看见两人滚到远处，接着扭打在一起，雪屑在翻腾。保安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赶紧走，这里我一个人就行了！我蹬开缠住我双脚的手，看到女孩在雪地上蜷缩如同婴孩，仿佛可以放入一枚鸡蛋。我把女孩背起来，往养老院的方向快速走去。我想问保安你怎么会在这里但我没有。在我身后，越来越小的两人在雪地中扭成一团。

这不是我想象的冬季结尾，它只是这样到来而已。一条狗从后面渐渐追上了我，减慢速度跟在我身旁，它后背的毛发里杂着雪花，一条腿是瘸的。我感到后背上的她温暖、柔软、沉甸甸。冷空气涌进咽喉，我一边喘息一边问她或者问我自己，所以你是谁呢？你不是她，你年纪不太像，你太高了，你的眼角还有一颗痣，很漂亮。回应我的只有朝我侧脸呼出的昏热的酒气。狗加速向前，在它即将消失的视线远端，一面广告墙立在茫茫黑暗中，一个黑影在广告墙下蠕动。那狗发出一声悲凉的吠叫，躲开一个飞向它的酒瓶，转眼就在昏朦的光线中不见了。我慢慢走近，广告墙上巨大的穿着比基尼的侧卧女人形象渐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看清楚了一个男人靠在广告墙上，一只手里拿着一支烟，另一只手在墙上摩挲，接着开始用猩红的烟头烫女人的胸部。他慢慢地移动烟头，沿着胸部的轮廓，很快烧出一整个黑色的洞。左边，然后是右边，然后是内裤。我想起广告墙后面是被拆掉的电影院的砖石废墟。

雪越下越大，但是越来越温柔，我往前走，很快又折回来，仿佛在等保安赶上来，或者觉得女孩应该和我一同经历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那条狗也回来了，它身上落了更多的雪，安静地站在我身旁。我没有东西给你吃，我对它嘟囔。那个男人已经不在了，有可能在某个不远的角落躲避风雪。这里始终只有我们。我站了一会儿，从卖烤地瓜的小贩那里要来了火，他好像知道我要做什么，没有过问。我走近广告墙，点燃了它，三人看着火苗从广告上女人胸部燃起，蔓延到她的脖子、鼻子和眉毛，到肚脐、大腿、脚踝和趾尖，最后是全部。火焰熄灭，电影院的废墟突然朝我们涌来，一股寒风不受阻碍地倾泻到大街上。我们站在那里，背对着寒风，我给了小贩几个硬币，买了一个烤地瓜揣进女孩的衣服口袋里。小贩又送了我一个，然后自己也拿起一个。我们的动作是同时进行的：我们掰开地瓜，里面是滚烫的熔岩的颜色。

又是夏季的尾声。一个早早显出异样的下午，去市场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用玩具步枪远远地瞄准我，我停下来，站在原地和他对视，可我只看到他紧闭的一只眼睛和带着瞄准镜的枪管。我又在对视的比赛中败下阵来，我无法看着别人的眼睛不感到忧伤或者恐惧，我把连帽衫的帽子扣在脑袋上，低头加快脚步一直走到市场大门前，在那里，另一群小孩站在一起，在我经过他们身边的某一时刻，一个孩子出乎意料地开始尖叫，紧接着所有孩子都跟着尖叫了起来。比试、恶作剧、同时大声尖叫的意义不明的单纯的快乐，或者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另一个自己已经叫了起来，除了跟着尖叫没有别的选择。几分钟后，我戴着沾满血的围裙，站在案板后面划开鱼腹，一团内脏滑了出来，鱼轻轻张了一下嘴，好像发出了一声叹息，好像忍耐很久的痛苦得到了安慰。我突然有了主意。我捞出另一条鱼，轻松地划开肚子，轻松得让我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会非常顺利。我提着开膛的鱼，不让内脏洒出来，走过去把它猛地丢到那堆小孩中间，我看见那条鱼划过一道弧线，在地面“啪”地炸出一摊内脏，紧接着在地面上狼狈而绝望地跳动了几下。溅到血污的小孩子们尖叫着逃跑了。我的老板冲到我的背后，一把抓住我，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赔你一条鱼嘛，他更加用力地钳住我，不停地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那天晚上，我在博物馆门前，又遇到了之前在这里遇到的小孩。很奇妙，他依然拿着烟花，就像一切都在重演，不同的是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用我的烟给他点了烟花。我们在业已关门的博物馆门前，夜幕下，一片黑暗中。我在想院长会把我们形容为萤火虫还是鮟鱇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