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现当代教研室主任

段惠芳，马烽之女，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

杨占平，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刘媛媛，太原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崔昕平，太原师范学院教授，评论家

杜娟：马烽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今年6月18日是马烽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因此，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太原学院文化与旅游系和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共同策划主办了此次“百年马烽——纪念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对谈”活动。我们将从多个方面来解读马烽，研究马烽。

马烽先生在八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以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普通人物，书写了社会主潮，彰显了时代精神，他的作品总量大约有近四百万字，包括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纪实文学、散文，评论以及民间故事等。20世纪40年代的《张初元的故事》《吕梁英雄传》《金宝娘》《村仇》，50年代的《一架弹花机》《韩梅梅》《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60年代的《杨家女将》《刘胡兰传》，新时期以后的《新来的县委书记》（《泪痕》）《结婚现场会》《伍二四十五纪要》《咱们的退伍兵》《葫芦沟今昔》《玉龙村纪事》等等，横贯20世纪的整个后半期。这些作品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留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记忆里，体现了时代性、历史性，具有鲜明的典范意义。解读马烽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心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我们先从一张照片来切入。这张照片是马烽老师和同样是作家的夫人段杏绵老师的结婚照，能看出伉俪情深、携手同心的坚定。我想问问段老师，这张照片您是否有印象？

段惠芳：这是我父母刚结婚时候的照片，我妈还留着长长的辫子。我父亲是个农民的儿子，抗战爆发后参加了革命队伍，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成了作家。1949年我父亲奉命从晋绥根据地到了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全国青年代表会等几个会，被选上全国文协委员，就留在了中国作协工作。当时他已经27岁，却还是未婚青年，因为有作品《吕梁英雄传》，挺受人欢迎的，有不少女青年追求他。他觉得该成家了，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相亲认识的。我妈当时在河北保定文工团当创作员兼演员，主要写剧本，也是文学工作者。我爸对我妈挺满意的，觉得两人许多想法都一致；当然，我妈长得还挺漂亮的。之后，我爸就开始追我妈，从北京跑保定，来来回回谈了有半年时间，1950年7月份，他们结婚了，从此共同走过了五十多年。

杜娟：通过段老师的讲述，我们对这张照片有了更深的理解。段老师刚才提到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农民”这个字眼。在研究马烽老师的作品当中，其实农民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主题词，我近期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杨占平老师发表在《山西文学》上三万字的《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马烽》。在这篇作品中，杨老师系统地介绍了马老的人品、文品、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解读。我们请杨老师谈谈感受。

杨占平：马烽老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和创作道路上，靠自己的人品和文品赢得了读者，也赢得了社会各方的赞美。可以说，马烽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他给我们留下的做人的榜样力量，都是后辈永远应该继承学习的。我个人是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课余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尤其重点研究“山药蛋派”作家，1980年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研究马烽创作的论文。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了省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年，1985年省作家协会创办文学评论杂志《批评家》，被马烽老师他们调过去做编辑，跟马烽老师就成为一个单位的同事。在《批评家》杂志期间，我除了完成日常工作，继续跟踪研究“山药蛋派”的作者、作品，写过不少评论。到了90年代，马烽老师要编辑出版文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们一起编辑成八卷本三百万字的《马烽文集》；后来还编辑过五卷本的《马烽研究丛书》，我自己写了《马烽评传》。所以说，我对马烽老师是非常熟悉的，对他的作品有一定的研究。

杜娟：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但在马烽老师他们这一代作家身上，我们更多感觉到的是相互提携，尤其是对年轻后辈的支持。在杨老师的这篇文章当中，我还特别注意到马烽老师创作的“三条原则”，请您具体谈一下。

杨占平：具体谈到马烽老师的创作，我给他总结了三条原则，就是：以责任感创作，坚持深入生活的路子，选择农民朋友为自己的目标读者。从他一开始写作，到他最后的作品，整个过程都是围绕这三条原则来进行的。他自己也非常认同，他说他一辈子的文学路也基本就是按这三条走过来的。

首先说第一条原则，马烽老师是用一种责任感写作。我们大家都知道，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要靠作品来影响读者的，或者说是用作品表达他对社会的看法的。其实，马烽老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不是刻意的或者说是专门要写作的，是和他的工作紧密相关的。20世纪40年代，他以一个战士身份走向抗日战争洪流中间，由于读过高小，还有画画的才能，被选为宣传队的战士。他觉得不光要喊口号、演角色，还要靠写作来表达对抗战的态度，所以，1942年在延安学习的时候，他就尝试着写出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目的就是要唤起民众，要号召人民抗日，要改变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马烽老师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自己有责任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变化的进程，作品一定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种进程的记录，作品里面所写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时代形象化表现。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说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写的作品，都是表达人民群众怎么样抗击入侵，怎么样获得新生；那么到了50年代，他更多的是表现翻身解放的农民怎么样争取过上幸福的生活；到了新时期以后，他更多的思考是怎么样让农民富裕起来，比如《咱们的退伍兵》就是表达这个意思。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作家身上的一种闪光的因素。当然，作为作家来说，马烽老师自己认定的路，是绝不会改变的，但他也是非常宽容的，对别的作家怎么写、写什么，是完全认同的。我想起了1987年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你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表达，都是根据个人情况确定的，不应该强制一体化。就像街上的小吃，卖麻叶也好，卖老豆腐也好，卖什么面也好，都行，但是你得有两个原则，一是要卫生，二是要有营养。文学作品只要能够给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你如何写都可以。

第二条原则就是认定深入生活。马烽老师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到生活原型。比如他的成名作，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吕梁英雄传》，就是在抗战时候，他天天下乡，和老百姓相处在一起，发现了很多民兵英雄的故事，意识到有责任把这些民兵英雄写出来，于是他和西戎就一个一个地写故事，题材全部是来自一线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比如《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大家都读过，这些作品都是他在深入生活中，从具体的人和事的素材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他说，作家如果天天关在书房里，看着资料就要写出好作品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多少年坚持深入生活这条原则，尽管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但是要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而他是一辈子都在坚持。

第三条原则是让农民读者喜欢。就像刚才杜娟说到马烽老师是个农民的儿子，和农民有特殊的感情，他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作家，对农民的感情真的是很真诚的。他认为，不管小说也好，电影也好，一定要让农民读者和观众喜欢。他有一句名言：我的作品就是要让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读，觉得还能读下去我就满意了。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记者采访马烽老师，他就特别强调，我的读者一定是农民，只要农民读者喜欢我就满足。他一直就这么写。我们看他的作品，不管是人物也好，故事也好，特别是一些对话，都是农民式的，农民读者看着特别亲切，其实许多非农民读者读了也觉得很有新鲜感。

杜娟：通过杨老师刚才的讲述，我更加觉得马烽老师这数百万字的创作量是弥足珍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文字像沙里淘金一样，都来自最深厚的、变动最大的中国农村，来自马老的亲身体验，当然还有他的思考。同时，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一直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马烽老师的作品贴近时代、与时俱进，情系百姓、为民众表达心声的特点。

我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是马老和农民群众在一起吃饭，整个画面亲切温馨。文学来自现实，承载现实，但更多的也是要培育现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马老让农民喜欢也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马老在和农民的关系中，在反映农民的问题上，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可以称之为楷模。我想问段老师，马老在生活当中，在待人接物中，有没有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段惠芳：说老实话，父亲的作品我小时候读的不是很多，因为他是为农民写的，而我生活在城市，还没能理解他的作品。在生活中，我觉得父亲就是一个普通人，作家是他的一个职业，就像我的职业是一个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他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既严格又宽容：你不管干什么，都要成才，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能够感觉到他跟农民的感情是真挚的。他的第一部获奖作品是1944年创作的《张初元的故事》。张初元是一个劳武结合的民兵英雄，写完作品以后，我父亲也一直跟他有来往，我们家和张初元家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他的儿子是20世纪50年代的师范生，毕业后回了村里当农民。那年代的师范毕业生已经是很高的文化水平了，但张初元就是要让儿子回去建设农村。张初元的孙子叫张卿贵，到了我们这一代还保持着来往，每年过年的时候要给我送豆腐之类，大老远送来，我就觉得这不是豆腐的事，是浓浓的情感。我们之间就像亲戚一样走动着。还有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中的人物原型是汾阳唐兴庄的蒋家。他们家一共五个儿子，除了蒋二是投敌的，其他都是抗日的，结果在战争中全部牺牲了，特别是蒋三宁死不屈。蒋三就是电影的主角。战争之后，一大家子就剩老母亲一个人。我爸和西戎叔叔写了电影剧本《扑不灭的火焰》，又安顿了蒋妈妈的生活，配合政府追认了她的烈属身份。后来，蒋妈妈就常来我们家和西戎家走亲戚，会在我们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两家轮流照顾她。尤其是我爸爸在50年代的“生活基地”汾阳贾家庄，他跟村里的人都相处融洽，大家都没把他当作家，而是朋友、亲戚。我第一次去贾家庄的时候才十几岁，确实感受到那里的人对我父亲的真心实意。直到现在，村里的老书记都跟我们家像亲戚一样，他叫我妹妹，我叫他哥哥。他给我讲过当年我父亲给村里做了多少工作，对贾家庄的发展功不可没，他特别说，你爸爸总是跟我说，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脱离实际，千万不能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

杜娟：我们对段老师娓娓道来的讲述很感动，更主要的是对马老的品格很钦佩，他待人真诚，关心农民，情系农民，光明磊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下面我们就请傅老师来谈一谈，在新文学史上有过一个产生很大影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马烽老师的创作与这个思潮有什么关系？

傅书华：作家的大作品，总是大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下人的生存、价值、情感的反映，并由此带来新的文学创作范式。评价马烽老师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也是这样。20世纪初，传统中国在自身发展需求下，再加上西方资本经济模式的刺激，形成了思想革命的“五四运动”；与此相适应，“五四”文学则是这一社会结构、形态在思想、精神、情感方面的体现。这是新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鲁迅、冰心、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到了1927年至1936年，是社会结构形态内在矛盾尖锐激化的十年，譬如贫富悬殊、权力体系的整体性腐败等等；与这一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是新文学史上称之为1930年代的文学，出现了丁玲、曹禺、老舍、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这是新文学的第二个高峰。之后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革命和建设，直至80年代中期；作为这一社会结构形态在思想、精神、情感上的体现形式，就是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这是新文学的第三个高峰，“山药蛋派”则是这一运动、思潮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流派。以毛泽东《讲话》为理论基础，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创作实绩，标志着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形成。

第一个阶段，即奠基形成阶段，是1942年至1953年。这个阶段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新的民间形态，代表作家如赵树理；一个是融入根据地后的“五四”文学形态，代表作家如丁玲、周立波；一个是在根据地社会结构自身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形态，代表作家如贺敬之。其主要成就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马烽则以《吕梁英雄传》及一系列短篇小说成为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成果之一。譬如他的《金宝娘》，通过最能体现时代前沿变动形态的女性生活、命运的变化，写出了五四“人的文学”主题在根据地的演化形态；《村仇》写出了现代中国经济政治的阶级关系对传统中国血缘家族关系的取代。“山药蛋派”的第一个阶段即奠基期也形成于这个时期，其中赵树理的创作处于高峰期，马烽等五作家则处于形成发展期。

第二个阶段，是1953年到1959年的发展高潮阶段，体现这一高潮的，主要是原根据地文学形态渐次成为工农兵文学的主流主潮，原有的融入根据地的“五四”文学及民间文学则先后处于边缘化。在小说方面，由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其社会结构、形态的主要载体是农村，是革命，所以，农村题材、革命题材的文学创作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是农村题材的《创业史》等，革命题材的《红岩》等。短篇小说方面，在农村题材上则是马烽的《韩梅梅》《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等，集中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社会结构形态处于高潮期的新的人物、精神、情感及其对作为旧时代遗存的老一代农民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是“山药蛋派”的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高潮期。

第三个阶段，是1960年到1966年，也是工农兵文学的下滑阶段。在这个阶段，虚泛的理想是导致工农兵文学下滑的主要原因，马烽等人的创作，则以纪实文学来构成对这一下滑的对抗。其代表作是长篇纪实小说《刘胡兰传》，一是避开现实回到革命历史，二是以写实对抗虚泛理想下所形成的“虚构”。这一阶段也是“山药蛋派”的下滑期。

之后的1966年到1976年，是工农兵文学的衰落期，也是“山药蛋派”的衰落期，在这一时期，赵树理的生命与创作已经完结，马烽等人勉强有电影文学剧本《山花》的创作。

再之后的1976年到1985年，是工农兵文学的回光返照期，也是“山药蛋派”的回光返照期。这一时期马烽创作有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葫芦沟今昔》等，还有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另有电影文学剧本《咱们的退伍兵》等，这些是他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成就。这些小说和电影剧本，充分地体现了工农兵文学、“山药蛋派”在这一时期的价值立场及创作特点。

杜娟：傅老师的讲述，让我们对马烽老师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了深刻的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马烽老师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独特的乡土气息，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都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更直接地影响我们山西文学的发展。我注意到，马老逝世之后有这样一个悼念联：“马越沧桑精神在，烽燃文心代代传。”“代代传”这个字眼是很有意义的，他的耿直纯真、热诚奋发，对人民的挚爱、对生活的眷顾、对事业的追求，都值得我们代代人学习。

马烽老师是文学界的骄傲，当代青年人也应当向他学习。所以，我就想请问刘教授，当下的青年学生对马老及其作品的接受度是如何的？马老对青年学生又有怎样的影响？

刘媛媛：应该说，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点资格来回答的。从2014年开始，我们学院开设了一门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课程，叫“山西现当代作家研究”， 经过几年的建设，2021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省级一流课程。这个课程在大三下学期开课，每次选修的学生占专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学生们的态度。针对这个课程，我们做过调查，学生为什么选修这门课？来自省内的认为，作为山西籍学生，应该了解本土文学；省外的则觉得，既然在山西求学，那么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课程结束后，学生们比较一致的感受是，没有想到山西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作家，有如此值得骄傲的文学成就。现在的学生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能感觉到他们还是很有个性的，要求平等，不膜拜权威，所以，如何讲好这门课，我是做了一些思考的。一般情况是课前给学生提供很多文献资料，包括对“山药蛋派”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学者的文章，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阅读理解，上课时跟他们讨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山药蛋派”对山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地位的确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山西文学的特色；对于“山药蛋派”作家作品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有很多学生在学习后写的心得里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这里摘录了两位同学的笔记读给大家：其一，“我认为，马烽不仅仅是作家，更是一名战士，他非常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思想进步，干劲十足；他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他的创作中也常有这些思想”。其二，“在我的感受中，马烽小说中除了他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典型的乡土性特征，还特别具有时代性。在他的作品中人们的生活、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文字具有细腻的生活观察，不仅仅体现在现实物质上，更体现在人们内心的改变上”。从学生们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马烽先生的作品是认同的，对他那种深入生活，深入了解农民、农村的做法和表达方式是充满敬意的，这也说明作家作品生命力的延续，一定要贴合时代和民众。

刚才杨老师总结马烽创作的三条原则：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让农民读者喜欢。这三点的每一点其实都是一个作家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白居易提出“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诗人陆游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深入生活亲身感受的领悟，传统读书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感，都融为马烽先生的自觉行动。当然，他的这种主观创作动机，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走大众化、民族化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尤其是为广大农民服务。

傅书华：我同意媛媛的看法。我在太原师范学院任教时，觉得学生对马烽作品的接受与媛媛他们学校的学生大同小异。我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大学时的文坛，对马烽等人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是轻视的。一直到市场经济大潮在中国形成，面对新的时代转型，大家感到了茫然，于是，重新回到历史，反思自己青春生活中的农村经历。我们这一代在农村的插队生活与马烽笔下的“十七年”的农村生活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站在今天的价值立场，面对今天农村的变化，回望自己的插队生活，阅读马烽笔下的农村生活，又构成了一种三重的对话关系。今天的大学生，其人生成长阶段，从出生之时起，就与现代经济的时代转型相同步，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与马烽笔下的农村生活的对话关系，与我们这一代人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我们师生这两代人与马烽作品的对话关系，也足以说明其作品的生命力。

刘媛媛：是的，在课堂上学生对赵树理、马烽他们作品的接受，让我也感觉到意外，课堂分享的时候，他们还兴致勃勃地表演片段，有的学生还用方言朗读作品。刚才傅老师说到的情况，就我的观察和考虑，他们是很有自己的思想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时代，我们长辈可能认为他们就是很时尚很前沿，和我们有很多代沟，其实他们对很多传统的东西有可能比我们还坚守，比我们还要去维护；而且，他们最关键的是不会受其他人的左右，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一点我觉得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的年轻学生们是一代一代要超越前辈的，我很坚信这一点。

杨占平：我补充一个意思。我在作协工作三十多年，由于职业关系，比较了解全国的作家创作动态和走向。在我的观察中，20世纪80和90年代，西方各种观念引进来，很多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他们心目中是想着怎么样能够西方化，尤其是在艺术表达方式上觉得西文的新鲜、时尚。到了新世纪，尤其是近些年，很多中青年作家都在回归传统，回归现实主义创作，都在关注社会，关注老百姓，并且写出了好作品。我看到，现在很多山西青年作家，他们对赵树理、马烽这些“山药蛋派”作家的情怀是非常明显认同的，这个情怀，就是对社会生活分析的一种态度，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傅书华：我接着占平的话，也做一点补充。马烽的作品是工农兵文学，也是“山药蛋派”主要创作形式的典范性体现，核心就是：揭示社会现实矛盾与表现民众基于生存的理想的有机结合。工农兵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在新的时代演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两结合”中的浪漫主义，是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表达；民众的情感愿望，则是基于民众的实际生存。当三者相一致时，马烽等人的创作容易达到高潮；当三者不一致时，他们则用坚守民众理想的价值立场，通过写实来对抗抵制空想主义，并力图以此来调整工农兵文学的内在矛盾。其实，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也是这种创作模式的具体体现。作品对今天各种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但所有的矛盾，又都用符合民间伦理与愿景的方式去化解。正因为这种符合，才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性欢迎。

杜娟：我们对谈的氛围真的特别好。刚才四位嘉宾所谈的，从不同方面概括了马烽老师创作道路的特点和影响力，很有时代性。下面，我们请崔昕平老师披露一件马烽研究新发现的珍贵资料。

崔昕平：我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在筹备此次对谈活动时，段惠芳老师找到的一份珍贵的史料。这是1990年一位美国记者发表在美国大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马烽先生的报道。这是一个整版的报道，翻译成中文超过一万字。我跟大家分享几点。首先是时代背景。这位美国记者是在1990年写的这篇报道，是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个专访。这个时间点可能会让我们马上意识到那应该是马烽老师前往中国作协履职党组书记了。在马烽老师去履职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由外媒记者写下了他眼中的马烽。这里面，记者在开头部分对马烽做了一个界定，叫“一位质朴的老革命”；引用了马烽一句话：“马烽说文学就像食品一样，政府应当鼓励其有营养的一面，而除去其有毒害的一面”；也描绘了记者当时所看到的马烽先生：“马先生看上去很瘦，他今年68岁，193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那时他才16岁。”

其次是细节描写。记者写到了在采访马烽先生时候的现场：“马烽先生一边抽着自己喜爱的中南海牌香烟，一边愉快地谈论着他的那些过去的日子”；提到了马烽特别强调的看法：“他说我不喜欢北京，人太多了”；记者还特意写道：“马烽先生原来住在距离北京260英里的山西省，是今年的早些时候，马先生被正式任命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党组书记，这意味着他将承担职务所带来的责任，而作家协会的现任主席是巴金，当时住在上海，已经86岁且身体多病”。

再次是关于创作。报道中，对马烽的创作风格，记者有这么一个评价：“他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所指的“另外一个世界”，是中国华北的农村。报道强调：马烽“写了很多关于农民的短篇小说和剧本”。记者说，“马先生的身上被称为简单质朴的农民个性，这里土地和农民是密不可分的”。记者还提到，“马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曾经通过皇家考试的学者”，由家庭影响分析了马烽身上独特的文人气质。

这篇第一次公之于众的西文记者的稿子，叙述模式和文字当然是西方化的，但却是相当公平、公正的，阐述自己的观点非常明确，时代感非常强，里面的一些用词也很具特色。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份史料。

段惠芳：这篇报道是我父亲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收到的，我妈也曾经跟我说起过有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过父亲。我母亲是个编辑和作家，知道这个采访重要，自然就把报纸保存下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有见过。这几年我就开始仔细把他们留存的东西进行整理，《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就是在整理过程中偶然发现的，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这次是跟崔老师聊活动的时候，我才觉得可以拿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更能了解我父亲在国外的影响。

杨占平：《纽约时报》是美国的大报，从新闻媒体角度说，它对全世界的影响力较大。该记者能够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表达他采访马烽老师的感受，而且不少观点是中肯和客观的，非常不容易；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马烽老师的作品，在美国和全世界还是有影响的。这份资料的公开，对从事马烽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傅书华：对这个报道我特别感兴趣。我刚才说过，马烽老师笔下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的经验，与我们今天有着一种现实意义极强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还有一个维度要给以特别的重视，那就是与海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话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提出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就是要构建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的融合。我想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使海外记者愿意听马烽老师讲的中国故事。

刘媛媛：我们发现，其实当今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还就是马烽老师那一代人的坚持深入生活，作家要写出人们心里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必须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并发现，这就是文学的本质。我觉得，马烽老师他们的原则，对我们现在的作家、研究者以及青年学生都有启示意义。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初心，做最本质的、最用心的事情。

杜娟：谢谢五位嘉宾！在纪念马烽老师诞辰100周年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们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很有价值。段惠芳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述马烽老师的鲜活故事，各位老师极富学理性的解读，珍贵史料的首次呈现，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马烽老师，了解了经典文学，即“注入灵魂”。我们由此深切地感到，马烽的时代并没有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