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文学博士，《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近年在《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上海文学》等发表文章近百篇。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大型丛书。

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当代中国小说涌现了许多的新面向与新维度，而且更多地带来了新的问题。那些在革命历史时期，或是在新时期引起轰动的文学与文化课题，到了当下，已然不再集聚既往的效应；而那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甚引人注意的状况，在如今一下凸显了出来，且结合了新的历史因素，不断召唤着当代性的回应与表述。不得不感叹，一方面是不少传统与经典的文本及其背后的思考，需要经过历史的淘洗，才真正使其价值显影，这个过程可以是扩大的，也可能是窄缩的，时代退潮时才知道意义的显豁处与阴影处究竟为何，而那些名动一时的叙事变革，很多已然偃旗息鼓，埋于深处，一脉相承的文学新变，如草蛇灰线，曲曲折折，不断引入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场；另一方面则是当代历史所形构的熔炉与洞穴，涵吸那些不为人所关注的幽邃，也在无边的日常性中，放眼生活现场的点与面，而碎片化与总体性的不同面相，构成小说叙事之轻重大小的价值显影，其中透露出城乡结构中深不可测的人性和欲望，以及众多隐而不彰的伦理修辞，均于探索中成形，尤其是在后现代的消解语境中，甚至是后人类的文化境况下，召唤出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形态以及更具开放性与未来感的叙事表述。

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延续及其变体、先锋文学的续航抑或终结，又或者是女性主义写作的曲折衍变、人文精神忧虑中的文学下降与下坠的问题，尤其商业浪潮以及人工智能冲击下文学的边缘与异化，等等，在当下似乎成为了相关讨论的大背景，构成不由分说和毋庸置疑的时代语境，并由此生成新的价值与问题的延长线。在八九十年代多有担忧的叙事困境，在当下已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或成为更为宏大的历史事实，或深嵌于无处不在的人心人性。近现代以来关于小说文体观念及其中的雅俗争辩，直至当下依旧具有探索意义；20世纪90年代关于物质和无望的表述，现如今已成为既定的叙事话语，内置于当代小说的伦理深处；在文学转向与小说革命的背景下，叙事文体能否延续百年前的革新精神，引入生活与思想的场域之中，在新世纪打破旧的壁垒，生成新的可能……如是种种，成为了当代中国小说所表征出来的时代症候。与此同时，新的既现与未定之价值形态，却亟需文学与文化的力量加以廓清，对于小说而言，对于现实的开拓、思想的探索以及未来世界的求知，将成为叙事变革的关键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试图谈论的是当代小说的雅俗（文体）、城乡、欲望、生活、功能、经验、思想等诸问题以及观察、表述甚或是拆解问题的方法，以此窥探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及往后，当代小说的来路与去向，并求解其在中国以至世界语境中的塑形、注解与创新。

壹

第一个是小说的雅俗分化与合流的问题。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众所周知的是，小说的地位有一个从末流到显学的演变过程，直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将小说由无足挂齿的“小道”，提到了家国天下的高度，通过《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宣言式的文本，逐渐将小说这一新的文体观念引入人心与世道。小说由俗变雅，地位得以确立。报人兼作家的包天笑也说：“梁启超发行的一种小说杂志，名字就叫《新小说》，那个杂志，不但有许多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小说的理论。梁启超自己就写了一个长篇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是把小说的地位突然地提高了。”⑴但纵观说部的现代历程，特别是观察20世纪中国小说所肩负的启蒙与革命之使命，能够见出其往往于雅俗间发生效应，激荡出诸多具有时代征兆的叙事文本。但这里的融合并不是完全地吻合，而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彼此借鉴或排斥，终而融入文本。我的判断，当代中国小说今后的路径，一方面仍旧秉持着雅俗之间的各自表述，二元对立亦有其历史沿革及现实因由，而且各自寻得好处与佳径，雅俗穿透对方而构成创造性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将有一个打破雅俗分隔的过程，而且这样的趋势随着意识形态的当代深化，以及文学走向市场的迫切要求，将愈演愈烈。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不同的时段、不同文本之中，自有其优劣高低。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文学的雅俗合流不仅代表着小说文体的内在变革以及审美趋向的修辞动向，而且背后映射出深远而又迫近的时代意识、文化革新和价值新探。

前段时间读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想起他整个的创作，无论是他早期的《神鞭》等小说，还是近年来的《俗世奇人》等，都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雅俗间流动的重要尝试。但当读到冯骥才2019年的《艺术家们》时，其对艺术精神的深刻秉持，对市场化与世俗化的警惕，又是呼之欲出的。综观冯骥才整个的小说创作，一开始我认为这也许可以视为纯文学内部的分裂，但回过头来想，这是一种有益的辩证，雅俗合流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随时随刻可以发生的，否则将带来雅不雅、俗不俗的困境，小说也将在不牛不马中失去自身的叙事调性。《艺术家们》这样的小说，正是坚持着纯粹崇高的美学理想，在雅文学或曰纯文学的框架中去探讨，立足一处才能真正为吸收他者创造合理的与适切的场域。而在冯骥才早前的另外一个我认为更具探索性的文本《俗世奇人》中，更能体现出他对于雅俗世界的探索性沟通。我曾著文论及《俗世奇人》的传统性因素⑵，重要的是，小说透露出非常丰富的现代意识，这个过程更准确地说，冯骥才是通过一种显豁的现代观念，激活传统说部的文化脉络，即便是简单的讲古、情景的叙述中，又或是简要描述司空见惯的典故与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都透露出内在的新质，“俗”与“奇”之中及之外，冯骥才的小说俗中带雅，掺入了具有现代意味的伦理修辞和价值取向。

除了冯骥才，另一位小说家陈彦的作品，同样展现出了雅俗并兼的叙事景象。我一直以为，陈彦的小说，代表了戏曲和小说融合的新的艺术交响，是文学沟通雅俗的重要显态。戏曲和小说，作为成熟的艺术形式出现，两者都已经不年轻了，而且都走过了各自完整的发展轨迹，都具备自身独特的艺术底蕴。有意思的是，到了陈彦这里，得以真正完成两者的大融合。《主角》后记里头说，“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我们永远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全部命运。我想，这就是文学、戏剧要探索的那个吊诡、无常吧。”比如《主角》里从易招弟到易青娥再到忆青娥，舅舅带着她十一岁从九岩沟出来，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一辈子兜转、徘徊、沉浮，充满了历史感和命运感，形成了非常动人的艺术交响。忆秦娥本是九岩沟放羊姑娘，后入宁州剧团学戏，经过一番寒彻骨，生命几经波折，终得大成。如杨辉所言：“如金庸《笑傲江湖》及阿城《棋王》中一流人物似乎并无本事可循，但陈彦《主角》中的忆秦娥，却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其行状、精神、技艺，甚至其命运之沉浮起落，皆有所本。陈彦在详述秦腔之起源、风格以及重要艺术人物的作品《说秦腔》中，颇多叙述秦腔前辈艺术家之生活际遇及技艺修习之道，可为忆秦娥之先在基础。由此亦可知历代艺术家所习技艺虽有不同，个人禀赋亦颇多分野，然而一旦依法修炼，且能下得苦功夫，再有天缘巧合，假以时日，自然进境异于常人。”⑶戏曲与小说均又虚实相间的内质，彼此有一个完好的切合，彼此的优势在文本中剧烈激荡，极富张力。更重要的，戏曲也好，小说也罢，与人的命运紧紧地扣在一起，而且始终围绕着艺术的走向及命运，写出大江大河的开阔感。

除此之外，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存在着非常多的具有丰富性同时又深含复杂意味的叙事文本，在雅俗分化或合流的路径里，在相互的交叠和互渗中，试图探究出新的叙事可能。刘晓刚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那条割裂时间的河》，既有严肃文学的文化质地，又兼及俗文学的写法，是一种穿透雅俗的叙事形态。在我的阅读体验中，这部小说可读、好看，里头写人性、欲望、商战，以贾家湾地方史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史，甚至延伸至欧美等地，兼具文化思考、问题意识，映射着全球视野中的精神状况。雅俗合流，这是针对小说的写法而言，其有很多生活性的考量，同时有着宏大的表达与反思，触及到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欲望如何安放等问题。

不得不说，传统小说的雅俗分化及合流，自说部诞生起，便一直存在且引为争论，雅俗界定除了文体观念、语言修辞等写作实践层面的探讨，事实上还有传播与接受层面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合流的渴望一直都有，但更多的是分化，这不仅与小说其来有自的政治历史内蕴相关，而且也与当下的叙事观念和写作转向相联系。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分化一定不好，合流一定就好，如何以此切入文本的肌理，也由此透析历史的与时代的信息，考量文体的与修辞的美学价值，才是判断文学雅俗优劣的关键所在。以两个小说为例，如果说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是一种由雅向俗，在心理与人性的探索中，加入浓重的悬疑与刑侦的元素，从而使得小说具备了大众化的趋向，同时又不妨害自身的“雅”性；那么蔡骏则与东西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由早期的悬疑书写，逐渐转向雅文学的叙事姿态，如他的长篇小说《春夜》则是一种回俗向雅的书写，其中蕴含的人性与救赎、罪恶与宽恕等因素，皆指示了蔡骏小说的当下转型。不得不说，这两部小说都是雅俗交并中值得肯定的尝试。更进一步说，考察小说的雅俗观念，除了需要将判断的标准历史化、文本化，还应当具备一种现实观念甚至是未来意识，也就是说，雅俗问题关涉的是小说本身的审美走向与叙事路径，代表着小说精神的内外求索，以及小说自身的变革要求。

贰

顺着陈彦小说，谈一谈当代小说生活化叙事的倾向及其中的大小轻重问题。我曾写过一篇《当代中国小说的生活化叙事》的文章，专事讨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叙事的生活化转向问题。其中专门以黄咏梅的小说为中心，涉及的是小说的以大见大、以小见大以及以小见小等问题，当代中国小说中的生活化叙事常常表现为“以小见小”的表达，小而精致，小而弥坚，即便是生活的碎片，依旧存其富于韧性的质地。这样的生活化书写才不至于陷入碎片与琐屑，也不会因为世俗性而削弱小说本身的锐度，而是周旋其中，游刃有余。生命中的轻与重、大与小，尽管在形而下的层面显现出芜杂无章的生活及认知现场，但其往往存在着一种形而上的辩证，好的小说，需要将之熔铸，使之显形而不至于失衡，否则便显得过重或过轻、过大或过小。

从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小说出现以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忧虑，那就是现在的很多小说，越写越小了。写生活、写日常固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写法。以小见大是文学惯常的经验，以小见小也尚且还能契合后现代的生存境况，但最糟糕的是，越写越逼仄狭隘，写进死胡同，掉下去就提不起来了。因而，无论大小、轻重，小说是需要有换喻和转喻的过程的，再小的题材、人物，再轻的个体、人性，也需有境界，需要重量/质量，从中表述那些多维度的复杂镜像，于习以为常的凡俗中焕发新的想象，在司空见惯的平庸之外，创生异质的精神空间。

接着刚才谈论的陈彦的小说，《装台》也好，《喜剧》也好，包括《主角》构成的“舞台三部曲”，这些作品都是纯文学的样式，但是在影视改编、演出演绎、朗诵演说等方面，是一种沟通雅俗、圆融通达的艺术，是文学走向深远广大的尝试。也许，当代中国文学真正走出雅俗的二元对立，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中，需要构筑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活，也即更多的不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还有工作与专业、心理与思想，这也代表着生活本身的延伸，如是就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命题。这个过程需要的便是熔铸轻重、大小的叙事尝试。当然话说回来，并不是说这个过程要写得多么高大全，更非寻求处处兼顾而无所依傍，小说可以预设种种立场和伦理，这其中可能会同时存在盲视与洞见，但却能够将小说对历史与现实、人世与人性的敏感及敏锐传递出来，叙事文本内在的认知与辨识也将为其传之久远提供价值参数。

可以说，陈彦的小说是浩大闳阔的，其常常以大写大，常常举重若重，人物的生活史、奋斗史、生命史，与艺术本身的发展史，以及时代历史的进程相勾连。这是一种新的叙事辩证法。毫无疑问，陈彦的小说是有力量的，小人物如何发出光辉，克服自我的同时重建自我，陈彦小说里写了很多朴素但却不简单的人，如《装台》里面的刁顺子，人物的内在充满了力量感；还有一类人在陈彦小说中发光发彩的，如《主角》里的忆秦娥、胡三元。他们从寻常的个体逐渐成长为艺术的担当，从他们身上投射出来的小说形象的当代意义所在颇多。具体而言，那些江河跌宕式的形象，却是少数主义式的形象建构，很少能呈现一种另类谱系的人物，但他们无疑成为文化史、艺术史、社会政治史中的弄潮者；而当代文学里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小人物形象，往往遭受着生存与情爱的纷扰，性格是残缺的、命运是困苦的，他们/她们是处于边缘的存在，又成为日常叙事中最中心的对象，这是悖论的所在，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却成为叙事的主流，这是小说微妙之处，也是意义所在。李约热的小说《景端》便是写小人物群体的故事，主要人物景端从小母亲去世、经常被人欺负、穷得一塌糊涂，他和父亲、妹妹生活“在远离人群的岭上，他们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面”⑷，然而他却误以为自己身负使命，在一次观看了电影之后，他若有所悟，不想再过受人欺辱的生活，亟想改变生存的现状，于是，他试图变成“仙龙王国”的“国王”，这是他热血的开端，也是悲剧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景端是没有日常生活的镜像的，小说中他总是飘于现实之上。又或者可以说，景端的日常便是沉浸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在这样的境况下，李约热表述了一种边缘人与小人物的生活，这样的叙事不在既定的日常话语序列之中，与人物的心绪与精神状况相类似的是，小说的言说也同样逾离于正常的轨道，为一种超乎寻常的生活性叙事提供新的维度。边缘之小与底层之卑微盘绕着景端，他也最终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他的伙伴们事实上直至最后也没有认同他，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怜悯与追念他，他们所应构造的共同体完全崩塌了。值得注意的是，那是边缘者与小人物的生活现场，同时也是“文明”之外的疯癫以及不同话语形态的撕裂与碰撞。

不仅如此，如李洱所言：“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这些读书人，你有那么多繁杂的思绪。你在物理世界里从东走到西，但你的脑子却是从南走到北。那些思绪、联想，纷至沓来，难以归拢。对这种生活的描述，在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人，但只要诉诸笔端，很多时候我们的作家不愿意、不习惯，也不能把这些思绪用一种可以与它相适应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对于汉语叙事文学而言，这个领域必须打开。”⑸那么问题就在于，小说如何捕捉生活中的思绪、思维以及思想，这是一个极具难度的书写，因为这其中呈现出来的思想性细节，如何纳入生活化叙事的肌理之中，不至于生硬，也不产生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根本冲突，那便给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思想着的生活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延伸和扩展，与此同时也构成了某种严峻的挑战。那些一地鸡毛的日常世界，如何容纳富于体系性的思想；庸常的生活现场，又怎样承载飘飞的与倏忽的思绪，而不至使其稍纵即逝。总而言之，将思想归入生活，既是叙事对内在心理的捕捉，也是对叙事自身的认知。

除此之外，如果考虑到小说所表现与表述的是一种“无边的现实”，那么起码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极少见的除了那些真正不为人知且难以获致真正共同体意识的边缘与底层，还有就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有情有义的人物主体，后者时常出现在经典性的本文之中，而且在主题创作等主流话语中所在多见。从这一方面而言，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无疑提供了新的经验。他们表达的是在战争或战争情势下的人物主体/群体，军人与军工为当代中国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在革命历史的语境下，塑造了诸多充满牺牲精神与热血意志的伟岸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日常情感与生活场域，投射出非同一般的性情与调性，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描述，也为当代小说的生活性叙事提供了异质的样本。尤其在当下的生活化叙事滑向碎屑与无聊、走向软弱与贫乏之际，那些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物，无疑成为生活化叙事转向中的新异存在。陈晓明曾提出当代文学回归日常的状况，“我们只有在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才能理解中国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写作的意义，才能理解那些作品形成的生活依据。显然‘变革’始终是我理解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最根本的关键词，体现在文学中的这些变革如此剧烈，也不乏激进，然而，90年代之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文学在一个更广阔纵深的背景上书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需要现代性的理论阐释才能充分发掘其思想与文化的内涵。90年代中国作家也放低了先锋形式的实验，回到历史、回到日常性成为90年代文学的主潮，后现代主义或先锋派仿佛是被翻过去的一页。但那种小说经验以不同的方式隐含在各种作品中”⑹，而回到历史以及日常性并不意味着小说理所当然的转型，这个过程关乎着小说的穿透力，叙事本身有没有力度与重量，意味着当代生活叙事中的匮乏与否，如果仅仅是聚焦城乡平民的小日子与小情爱，势必滑向平庸乃至庸俗。我甚至觉得，乏味不是当下小说创作的问题，乏力才是。知识要蕴续，要收得住，藏得起来，像打出一拳，需要收束之后方可释放自身的力度。因此不得不说，生活化叙事断不是轻飘飘的没有重力的言语，其同样能够重于泰山而非轻于鸿毛，形塑掷地有声却无比真切的当代生活。

叁

接下来说一说当代小说的欲望书写问题，尤其置于城乡叙事的现代进程中，透视当代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在时代精神状况中的主体情感。欲望写作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也是当代中国小说表现得最多同时也最具争议的话题，然而欲望及其表述在当下却仿佛不言自明，经常被架空，又或往往被误解、误读，其中涉及的层面也极为复杂，值得细细探究、辨析。周瑄璞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城乡之间的区隔如此清楚，甚至呈现出显豁的二元对立。如此很容易对城乡境况产生误读，也即城市以及现代意味着腐朽、堕落，无不充满批判，那是罪恶的渊薮，是黑暗的染缸，显现出难以克服的危机；而乡土以及传统则是纯粹的，形成了一个净化的精神系统，是挽歌式的超保护状态。有意思的是，小说以欲望及其消解为切入口，便很好解决了城乡二分对立的问题，也就是说，欲望成为了拆解城市与乡土既有想象的媒介，由此生发出人的命运及时代的运思，分别于城乡之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及她们的人生走向，更是透露出欲望修辞的伦理反思。刘晓刚的《那条割裂生命的河》里面写道：“三十年来的中国，是我所见的，依靠欲望驱动发展的国家。我们见识了欲望的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能量，它冲破了一切束缚，恣肆汪洋，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重新化为洪荒。”煤炭与欲望之间是一种同构的关系，煤炭在人类发展史上地位不言而喻，其促成了18世纪以来的机器大生产，是现代性的内在驱使力量；而与之同构的欲望，则是现代人性及言行的内驱力，但却饱受争议，因其常常导致精神的中空，与灵魂处于一种周旋和搏斗的状态，然而又在存在主义等学说中得以丰富而变得更为复杂立体。当代中国小说中欲望往往被窄化，甚至被妖魔化，难以界定，无法言说。因此，如何重构关于欲望的当代书写，探求欲望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书写欲望的内在伦理与未来形态，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那条割裂时间的河》提供了生活的、情感的、权力的、物质的种种欲望形态，为当代的欲望书写提供了多重的视角，但如果能超越那种司空见惯的欲望表现，从更深刻的同时更具统摄性的层面加以综合，对欲望内在的与外显的形态进行深入探讨，无疑将更有价值。

对欲望化的问题，也深入谈一谈其概念的界定及界定的困境。欲望本身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优化改善而不断壮大，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泛化成为重要的精神需求，是与人性息息相关的不可取消的内在动力。虽然这个过程也伴生了不少“怪现状”，种种腐蚀人心人性的境况层出不穷。因而，亟待对小说中比比皆是的欲望书写进行一次理性的重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欲望叙事容易窄化为人物主体的情欲和物欲，一般的理解往往会把欲望当成是一种目的和最终的呈现方式，进而将之简单化。实际上，欲望仅仅是小说表达了一种中介或曰媒介，通过欲望这座桥梁小说所要到达的地方其实更深更远，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庸俗而平常的生活。小说是虚构的，欲望同样也是虚构的，但是后者不单单是日常世界那点身体的与内心的求取，如果将其仅仅理解为某种目的，便会将欲望窄化或者误读为人的罪与恶。事实上，更重要的是欲望本身具有形而上的真实，需要上升到更高一级的叙事圈层中去理解，而且这个过程不得不跳脱既定的庸俗化认同，将欲望复杂性与多元化还原出来，考虑不同层级的身体/精神求索之间的勾连，并且将欲望从历史的与现实的状态中抽离出来，重构关于人的未知与未来的景象/镜像。

艾伟的长篇小说《镜中》里面，写到主人公庄润生与情人子珊之间的情欲，也关涉到诸如庄润生妻子易蓉的不堪过往及其种种情感乱象，如果仅仅是注视于他们“身”上发生的不伦之恋，甚至将庄润生妻儿之死归责于欲望之恶，将男女的欲念归为故事发展的重心，那么对小说的理解便是浅层的，在这样的视角中，欲望势必成为简单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揭露。事实上在小说中，易蓉发现了丈夫和子珊的奸情，尔后酗酒导致车祸身亡，也带走了他们的一双儿女，庄润生后来发现了真相，陷入深刻的罪责中，这是一种自我的忏悔，“至此润生明白他是所有不幸的源头。他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饶恕。他脑子里的这八个字像一座巨型的建筑在不断膨胀，压迫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不仅如此，如果结合小说的“镜中”之喻，可以见出小说不仅是反对欲望本身，更是以欲望为媒介，窥探人性，诱发自省，而且在镜照自我的基础上，推衍他人，“一切明明白白，最终的源头在他这儿。易蓉知道他和子珊的事。他想象易蓉发现他出轨后的心情。也许易蓉酗酒就是在她怀疑他出轨之后。她跟着他，她亲眼见到了一切。跑到宾馆捉奸不是易蓉的个性，她是个多么自尊的人。她受到巨大的打击，失望和愤怒让她失控，她心快地开车，驰向钱塘江大桥，她失去了判断力，汽车不幸撞到钱塘江大桥北堍的铁围栏上。”⑺小说延及的是尽可能多的情感与人性的同类项，这些欲望及其后果，在“镜中”不断复制和繁殖，并且引发形而上的生命与灵魂的拷问，以此不仅勾连现实主义层面上的社会与人性反思，而且牵引精神分析学、建筑学以及佛学等，以不同的方式同时深凿个体的灵魂，寻索出甚为深切的精神病症。

黄咏梅有个小说《睡莲失眠》也很有意思，里面写的是婚姻与后婚姻、欲望与后欲望的精神状况，“她甚至都不想把‘爱情’两个字敲出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跟这两个字相关的行为，例如看到有人当街接吻或拥抱，她会感到讨厌，看到手挽手说笑着走路的夫妻，她会从心里发出一声冷笑，有时这冷笑还从鼻孔里哼出了声音。她再也感觉不到夜的甜蜜。朱险峰像躲避瘟疫一样离开她和大班，留给她最后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罪人，根本没有办法将他和从前他们一起做过的可以称之为爱情的事联系起来。”⑻生存、生活与生育之于女性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人物主体如小说中的许戈从一种失眠/睡眠的怪圈中脱离出来，毫不执念于欲望与情爱本身，而是将爱欲、婚姻和繁衍后代的思考引向深入，小说最后，许戈执意要销毁她和朱险峰冷冻的胚胎，掐断两人爱欲的结晶，也将人物引向惊心动魄的灵魂深处。

因此不得不说，小说不是不可以书写欲望，关键在于沉进去的同时，要写出来，移向深远。沉进去的意思是透过欲望的凝视，析解人物主体的内心与灵魂；然而这个过程中，欲望不能仅仅是题材，也不是单单转向内部的关切，更应该是创造一种可能性叙事，移向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多元观察，拓展出开放的与开阔的文化径路。

肆

再者谈一谈关于小说的社会功能，也即小说的功用与无用的问题。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小说的地位从清末开始获得认可并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古至今小说的功利性最为突出的百年。而自新时期开始，当代中国小说获得了总体性认同，也即叙事作品首先是审美的产物，是释放的是关乎语言与修辞的功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去谈论外在的意义，否则或如空中楼阁，或空洞无物。有意思的是，新世纪的当下，小说超越了二分性的社会功能与美学功能的分野，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存在，如傅修海所言：

新文学百年之思，新小说的百年之思毫无疑义是重要的一环。回眸新小说百年，本质上无非是对它从何、为何、何去与何为的追问，本论归结为思路、生路、出路与新路的探究。思路问题，就是新小说的艺术定位，它是世俗而非神圣的艺术；生路问题，新小说是现代社会的工作之一，是现代人的职业；出路问题，新小说既然是世俗艺术，也是现代人的职业，自有其世俗艺术的标准和职业成败的衡量，其出路就是进入日常，体贴个体，表露现代与当下之思；新路问题，则是信息时代呼啸而至的新变局下，在AI写作已然逼近人机互拟的机制化仿生情境下，对新小说何以为新的再思考。⑼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小说的“出路”与“新路”，代表的是当代中国小说的内外革新问题，这样的变革，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小说之求“新”，贯穿了百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曾在文艺与媒体助推下，形成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中华民族通过长时间的认同、辨知，产生想象性的移情，并建构成情感的、文化的与政治的同一性立场。具体而言，百年来的中国，感时忧国的国族意识萌发、启蒙主义与革命意志的共振、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的同在，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经济观念与物质文化的发达，以及21世纪娱乐文化的勃兴，以及政治与科技变革的日新。国族内部群体认同式的文化取向可以说其来有自、未尝断绝，而实际上如何对之进行引导甚或改造，也一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相生相伴的课题。在这种境况下，当代中国小说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充分的“向内转”之后，一种“向外转”的思潮开始流播，重拾/重识小说之用与无用，再思小说的审美与社会之辨，成为了当代中国小说革命由内而外的叙事指向。

正如90年代以来文化与文学成为人文精神讨论所深切忧虑的对象，对于当下的商业、文化与社会乱象，出于资本操纵下的野蛮扩张，以及外界不当引导而滑入的无序与盲目，导致种种惑乱性的存在。因而有待进行一次文化的再思与重整，在维护伦理与法律的尊严基础上，对民众加以新的更有价值的引导，创造良好的精神生态与文化氛围，这个过程既要回溯传统，又需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从古典传统以及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价值认同的源流，而泽披当下之精神路径，需匹配宏阔的构思，亦要细致的路径；这也要求小说获致锐意奋进之心绪，以及海纳百川之包容精神。从这个意义而言，小说是时代的显像。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写军工厂的爱恨情仇、光荣与梦想，一代军工人抛洒热血、倾注情感，有情有义、有骨有血，这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即便是在革命历史题材以及主题创作当中，那种兼具坚硬的与柔软的、温情的与敬意的存在，在所罕见。毫无疑问，这也是当代小说叙事的一种方向。就文学之美，然而一时代之小说叙事，又常常蕴蓄着自身的伦理与旨向，这就或隐或显地作用于时代的精神状况之中。有论者认为，长篇小说《长安》是深藏的枪与炮，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甚至于舍生忘死。青春无悔，英雄无价。小说试图去为当代中国的虚弱部位注入能量。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不无悲愤地说到：“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当代历史要摆脱鲁迅所言之“冷气”及不明所以之“热气”，无疑需要更为热切与朝气的形象，这断不是死气沉沉的文本和人物所能提供的。对此，李建军提出“向上”与“放大”在写作中的意义：“所谓向上原则和放大原则，就是发现人身上真正人性化的东西，即能体现人的教养和优秀品质的东西，并用诗性和理想主义的方式，将其强调、放大和表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要作家无节制地夸大和虚饰，而是要求他留意和发现人类内心固有的善与美，至少，不要将野蛮和黑暗当作人性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对黑暗和丑恶的发现，显示着作家的冷静和深刻，那么，对与之相反的东西的发现和赞美，则显示着作家的热情和伟大。”⑽不得不说，当代小说需要呈现，才能真正超越历史的烟尘和假象，这不仅是作家“热情和伟大”中践行的使命，而且如若将文学置于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视域中，那么这样的理想性的书写本身，即昭告着文学自身不可排除的价值。

而对于当下而言，小说的社会功能在于建立自身的问题意识，生成反思能力，铸就社会的常识观念，获致认知的与言行的理性意识，辩伪存真，发挥小说内在的智性与理性的力量，与此同时创造新文本、铸造新想象、塑造新青年。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驳斥列强的“老大中国”论，提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重提小说的社会功能，强调的是当代叙事所包孕的对于中国的总体性文化思索，同时意味着在广大民众尤其青年群体中重建民族国家的新镜像，从这个意义而言，无论是陈继明《平安批》中郑梦梅“下南洋”、抗敌寇、救家国，又或者是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的李作家扶贫攻坚，走进群众、成为群众。都意味着文学及其形象走出书斋、到达无远弗届的世界去的尝试。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才能真正获得前瞻性和建设性的精神认同，建构新的美学共同体。孔子曾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说内在的汇纳虚构与真实、善良与邪恶、纯粹与欲望的质地，无疑将指示更为兼容并包的理念。秉持“君子”之“和”，亦容纳外在之“不同”，既要强调某种“和”与“同”，同时对其中之糟粕、之芜杂，亦需拨乱反正，内蕴眼光与胸怀，对丛生之怪象、乱象加以针砭扬弃，使之价值翻转的同时提升整体的质地和意义，破除其中的迷雾及误认，建立开放性的伦理体系。在“和而不同”中解放思想，有度、有节、有力地引领思想的升华。于此不得不再次提到冯骥才的《艺术家们》，“三剑客”楚云天、洛夫和罗潜的艺术追寻，使其各自怀抱精神旨归，探索艺术真谛，再沉沉浮浮，再纷纷扰扰，三人始终“和而不同”，其中有和鸣、有争辩，更有分歧，也正是如此，探索出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不同途径。不得不说，好的小说能够在相互参照与综合考察中，充分考虑历史与人性之复杂性，避免简单粗暴的理解，亦能生成认知、辨别能力，建构具有现实性与开放性的多元评价体系，以此为基础和框架，推进社会风气和文化生态上一个层次，戳破那些浮夸的荼毒的泡沫，使大众从虚幻的镜像中抽身出来，振奋精神、走得更远。

伍

最后要谈的是当代中国小说的经验与智性问题，我也不止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了。但因为这里边太过宏大，非常多的文本都涉及类似的情况，所以有必要结合不同的叙事形态一谈再谈。我一直以为，当代中国文学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转向。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经历了充分的“向内转”，在形式语言上不断得到更新、革变，对于当下的小说，文学“向内转”演变成为一种潜流、一种内质，而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就是小说的经验性与思想性书写问题。

先说经验问题。我有一个判断，文学的“向外转”将逐渐成为新的趋势。其与“向内转”并立并置，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当然，“向外转”是个笼统的说法，对作家来说，向外究竟是面向何处，到底转到哪里？在我看来，文学的向外转是要走向一般的文学所难以认知或有待认知的界域，走到时代的敏感点和扭结处，与此同时也走进幽微细腻的人心人性中，揭示关于历史与当下的症结。如前所述的东西的《回响》，其中的刑侦学、心理学的内容，指示着写作者的独具匠心；刘晓刚的《那条割裂生命的河》，其中充溢着刘晓刚独特的经商体验，结合其对煤炭行业的了解，以及对生活、历史、政治经济包括小说叙事的见解；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结合自身数十年的军旅生涯，题材不可谓不稀缺，其中的书写也令人信服与动容；陈彦的“舞台三部曲”，同样意味着不可取代的专业表达……何为体验或经验？伽达默尔提到，真正的经验，不是指一个人经历过什么，而是其所经历的，必须具有延续性与创造性。文学走向辽阔的外在世界，就是要走到这样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东西来，这就是真正的体验或说经验。

在谈及陈彦的小说时，批评家李敬泽提到：“从《装台》看，你对舞台生活的熟悉程度，别人是没法比的。这是一座富矿，你应该再好好挖一挖。”不得不说，这也是陈彦给予我们的启示，“向外转”是要作家走出简单的小说内部的圈层，走向辽阔的外在世界，陈彦在戏剧与文学融汇之处，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或者说新的入口，写出了一种无可取代的小说，这是作家和作品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的尝试可以冲破自己头顶的天花板，到达更深远广大的世界。文学正在经验新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更多的是朝向外部的，是新的沟通、新的融合、新的创造。而这也形塑了陈彦小说的叙事性，从西京三部曲，到舞台系列长篇小说，在陈彦的叙事框架中，情感的普遍性与伦理的独特性，成为人物主体成长与成型的重要参数。普遍的人性是底子，这还不够，还需要认知的与伦理的独特性，以及别人难以企及的题材的独异性，这才是冲击人、打动人的地方。

再谈一谈小说的思想与智性问题。事实上，思想性写作与智性写作有一定的区隔，两者不是一回事，思想性写作可以记录个体/群体的心绪、观念、思想等层面，但其中可以是关于“思想”的记录，未必形成强有力的与话语性的表述；而智性则更强调的是作者及其形构文本的内在修辞，是关于知识、思想及其主体的总体性反思，这其中更注重的是系统性的了悟和发抒。李洱在谈及他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时说到：“在小说中，各种知识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构成繁复的对话关系，万物兴焉，各居其位，又地位平等。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狗咬狗，一嘴毛。你之所以认为，《应物兄》是百科全书式的，大概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知识。但你要知道，没有一部小说不涉及到知识。知识就是小说的物质性，就是小说的肌理和细节。愈是信息发达的时代，这种小说越有其合理性：我们被各种知识包围，就像被四面八方的来风吹拂。它们本身即是百科全书式的。”⑾好的小说实际上往往包孕着智者的思考，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思考，那么叙事本身将在山呼海啸般的信息与知识中淹没。而且李洱有个观点特别好，他在谈到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时，专门提到史铁生的作品，论及后者于小说“细节”的更为广阔的理解：“没有人规定，只有行动才会带来细节。但是我们惯常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细节指的就是人物的行动、人物的姿式、人物的一颦一笑。它就像一块块泥巴，被作者捏来捏去，糊到人物身上，最后构成了一个人物形象。我要追问的是，那些纷乱的思绪怎么就不是细节了呢？聪明的阿诺，笨拙的阿诺，当他的初吻献给一个熟妇的时候，他的自尊和胆怯怎么就不是细节了呢？午夜梦回，当你回忆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否同时回忆起了自己当时的心理？那些心理的波动，为什么就不是细节？它们为什么就不是一部小说的肌理，一部小说存在的物质基础？球有它的球性，小说有它的小说性。只要它是可感的，能够触发的人思考，引发人的感喟，使你在回忆中陷入更深的迷茫的，它就属于小说，它就是小说的细节。”⑿思想的吉光片羽如何进入叙事的肌理，这不仅是写作的问题，更是智性的显现。如果联系当下不断变幻的关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的探讨，那么叙事之“智”性显得愈加迫切。杨庆祥在论及元宇宙时专门提到：“在技术理性和超验体验的交汇点上，在消费主义和低欲望化的临界线上，在‘即时快乐’和‘永恒轮回’的纠缠中，元宇宙的存在有一种降临的暗示性。即使它目前还停留在观念、想象和低阶社交游戏层面，但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看，它依然意味着人类多样化选择的可能。”⒀因而，小说对于思想性的追求，并不单单指示着内在的形式革新，更关系到不断更迭中的思想命题，以及由此是否真正得以生成意义的选择和多元的价值。除此之外，更有些差异性的文本值得注意，如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以大巧若拙的方式，放弃智性的表述，小说从清末民初的历史开始说起，写一个人的执拗与傻气，也即林祥福那不计后果甚至是舍生忘死的无尽追寻，对应着的20世纪以来的中国对于现代化的求索。然而即便是如此宏大的命题，余华却是用白描的方式写，表面上不具备思想性，但在更深层次凝聚了深刻的思考。

对于小说应否具备思想性的议题，正如李建军所言：

然而，个别著名的中国当代作家，却否认思想对于文学的意义。在他看来，因为“形象大于思想”，所以，思想不仅是无用的，而且还是有害的。他最终的结论是:作家只需培养自己的想象力，而不必在意所谓“思想”。这无疑是浅陋的谬见。

在艺术创造的心智活动中，思想与想象常常相伴而行，也就是说，几乎不存在完全脱离思考和判断的想象。想象与思想之间，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共存关系。一切想象都指向一个价值结构和意义世界。只有思想才能赋予想象以逻辑和意义感。缺乏思想和理性的想象，往往是混乱而无意义的。在文学写作过程中，完全排斥理性和思想的想象是不可思议的。⒁

那么，关键就在于如何以智性穿透媒介的、信息的以及真假难辨的后现代历史镜像，一方面以思想作为对象，描写生活的、细节的以及宏观层面的表述中的那些关于知识、思考、心绪、论辨等；另一方面则在叙事行为中，以思想性作为方法，以多元化的方式将智性纳入小说文本里，这便意味着，小说不再仅仅是感性的与具象的，在其内部的纹理与筋肉中，流淌着“思想”和“理性”，而非随意为之、随性为之，长篇累牍，只为写那点欲望、那点人性，在小说的背景及其背后，需要更为广阔的视阈与更为深入的省思，如此便对写作者提出了更大的难度，当然这也是小说把握当代生活的意义所在。

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谈论的若干问题，并不是孤悬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有纵横交错的牵引，或其来有自，或发轫开新，触及的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延续的命题，特别是于当下不断发生变迭、裂变的所在，而小说叙事正是在这样的异质性情境中，不断生出新的枝节，长成新的果实。

雅俗不仅是在小说诞生之时便开启的讨论，而且事关百年文学的多元探索，尤其显露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商业化浪潮下文学的走向，以至网络文学、科幻小说、AI文学等对于传统文学观念的根本性冲击；欲望则是更为古老的命题，远的不说，现代中国对其更可谓又爱又恨，如何真正拨开其中的意识的与意识形态的迷雾，在新世纪的中国重新揭开新的面貌，并且叠加无所不在的生活化叙事，探析后现代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心理，成为当代小说的难题；而至于小说的知识性与思想性的讨论，以及由此涉及的智性写作甚至智能写作，不仅包孕着20世纪以降的知识分子写作、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向内转”、先锋叙事的探索与衍变，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人文精神讨论，甚至在21世纪的当下，于读图时代、新媒体时代以及所谓的人工智能时代中，都面临着自身的转换与转型，而且涉及小说叙事更为深刻的革命。

对于这些当代小说叙事中无法游离的问题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加以讨论，意欲保持的是一种全然的开放性，而不是封闭地谈论问题，也不断然下一个众所皆知的结论，更多的是在牵引文本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周旋于现象与现实，一点点逼近、揭开、推进，从而获取真正的当代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解析叙事本身内在的探索，或揭示小说无意识的透露，以若干关键性的焦点，对照当代中国宏大的叙事系统，试图不断接近那个总体性的文化及时代的命题，并且探究其如何与个人话语、个体修辞相对话、相激荡。这个对应、接近、激荡的过程，也许将成为当代中国小说难以规避的未来路径。

注释：

⑴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171页。

⑵具体见曾攀：《当代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回溯》，《黄河》2021年第6期。

⑶杨辉：《文章气类古犹今——当代文学的“古典境界”发微》，《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

⑷李约热：《景端》，《长城》2021年第6期。

⑸李洱：《谈吴亮〈朝霞〉：汲取所有知识，来完成个人写作》，载《收获》公众号2016年10月28日。

⑹陈晓明：《鸿飞那复计东西——90年代以来的理论变化管窥》，《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⑺艾伟：《镜中》，《当代》2022年第2期。

⑻黄咏梅：《睡莲失眠》，载《小姐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9页。

⑼傅修海：《新小说百年的思路、生路、出路与新路》，《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⑽李建军：《路遥与雨果》，《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

⑾傅小平：《李洱：写作可以让每个人变成知识分子》，《文学报》2019年02月22日。

⑿李洱：《谈吴亮〈朝霞〉：汲取所有知识，来完成个人写作》，载《收获》公众号2016年10月28日。

⒀杨庆祥：《信元宇宙,何所得》，《天涯》2022年第3期。

⒁李建军：《路遥与雨果》，《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