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著有《八旗心象》《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等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等。

山?海?风——海南日记（一）

刘大先

重述史图博之路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晴

海口复兴城

刚下飞机，一股潮湿粘腻的热浪袭来，仿佛整个皮肤的毛孔都滑润起来，季春的海口已经有华北孟夏的感觉。赶到宾馆，暮色渐起，夕阳将落未落，将海面映照成黄昏时分的粼粼流金。

我叫了一个海南鸡饭，因为正好去年有个朋友韩万峰拍了部电影《南方烹调师》，讲的是日寇侵占海南时期（1939—1945）的故事，主要线索就是围绕海南鸡饭展开。韩拍过十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跟海南有关的除了这部，还有一部《青槟榔之味》，讨论的是海南黎族母语文化的传承问题。吃着饭想到这些，不免要与此行目的关联起来。

此行主题之一是“重走史图博之路”。史图博（Hans Stübel，1885—1961）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从1903年起先后在耶拿、慕尼黑、莱比锡等地学习医学。1908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学。1923年，因为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上海德文医学院升格为同济大学，史图博受邀任教，就职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担任医科生理学教授兼生理学馆主任。尽管专业是医学，但史图博对于旅行与地方文化兴趣浓厚，在到同济之前，就曾在欧洲、非洲进行过考察。这种对异域与陌生文化的探索，可以说是延续了四五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史图博精力旺盛、兴致勃勃，任教同济的学年假期，几乎都安排了各种旅行日程，陆续到过浙闽交界的畲族地区、粤桂相邻的瑶族地区、云贵两省的苗族傈僳族地区、甘肃的蒙古族藏族地区以及海南岛的黎族地区。

史图博的海南岛之行，第一次是1931年，从海口出发，经过南丰到白沙峒、元门峒，越过五指山，抵达南方海岸崖州的三亚港，再从三亚乘船回清澜港，返回海口，撰写了《海南岛人种学考察报告》；第二次是1932年7月到9月，也是从海口出发至南丰，由儋县进入白沙县，后经昌江县、乐东县、五指山、琼中县，最后返回儋县与海口，并于1937年在柏林以德文出版了此行的成果《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书中将黎族分为本地黎、美孚黎、岐（生铁黎）、 ，对他们的服饰、文身、建筑、器具、农牧商业、语言、艺术、宗教、家族、食物、社会生活等作了描述，并对苗与“汉化”了的黎人进行了素描。此书是黎族民族志的开创之作，至今关于黎族五大支系“ ”“祀”“润”“美孚”“赛”的划分也可以看到其影响。史图博当年收集的三百多件黎族生活物品、生产用品、工艺品，拍摄的二百多张照片在今天成了认识海南地方与黎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物。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黎学的奠基人”。

但隔了整整八十年回过头来看，史图博的研究但开风气，带有草创期的粗率，并且受限于当时流行的种族话语和人类学范式。如果以东方学批判的视角来看，他对黎族的叙述不免带有异域风情的想象。这种情形在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之初，属于常见现象，毕竟现代学术分科源于西方，从逻辑到与结构到观念与目的都是“他者的眼光”。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之于纳西学、犹太人斯坦因之于敦煌学莫不如此。因为他们视野与表述中的后进民族与边地文化，其文化主体往往缺乏能够通行于国际的自我表述能力，所以不得不被“他者”和某种通行的“普遍性”所表述。这也显示出叙述者的权力，在文学上同样如此，比如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康拉德的非洲想象，叙述者拥有的都是一双帝国之眼。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殖民运动，欧洲发达国家将自己的文化话语建构为一种普遍性，对于亚非拉等后进地区与民族开始了“探险”与开发。仅就中国西部而言，从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罗布荒原到1927年德国的艾米尔·特林克勒独行塔里木，域外探险家的“地理发现”持续了半个世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被埋藏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楼兰古城；然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而这只是他西域探险的序幕；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从而招来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窥探者乃至劫宝者……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贡纳尔·雅林，英国的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两位外交官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与戴安娜·西普顿，法国的邦瓦洛特、伯希和、大卫·妮尔以及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日本的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国的冯·勒柯克、艾米尔·特林克勒，美国的亨廷顿、兰登·华尔纳，丹麦的亨宁·哈士纶等等。这些西方探险者、旅行者、学者目的不一，或者带着捡拾历史碎片和文明断简的追求，或者带着传教和寻道的理想，或者带着掘宝之梦，或者就是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纷纷踏上漫长的中国古道和人迹罕至的旅途，用不同的方式经历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和游历。尽管他们的文化充满差异，探险目的各有不同，他们的书写却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初的域外探险记游文学及人类学著作对“中国镜像”的构筑以及对中国文明的塑造，甚至成为后世中国人在想象自我时借助的资源。

史图博的背景相对简单，但其考察与调研报告也带有情报搜集的工具性，事实上，其资金和学术支持就来自德意志探险协会、外交部文化局、柏林远东协会等部门。

日本人为了将海南岛变成海外殖民地和战略物资供应地，于1939年2月10日，发动了对海南岛的进攻，到1940年3月，占领了除白沙县城以外的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日本台北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外务省、东京大学、中国东北铁道等机构的许多学者都受委托与命令，对海南岛的汉、黎、 家人进行了调查。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作为开拓性的作品很受看重，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的平野义太郎（1897-1980）于1941年到海南岛，委托清水三男将此书翻译成日文，于1943年由东京亩傍书房出版。1964年，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就是根据日译本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的。据海南大学刘复生介绍说，他们学校有几位老师目前正在由德文重译此书。

对于这些背景的了解，使得此次重走史图博海南之行路线别具一番文化重述的意味。史图博的记录与描述固然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经历了抗战胜利、革命建国、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实践等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之后的今日海南。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沉积在现实中的过去，过去的流传物如果能够遗留下来，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洗刷而不能磨灭的，在那其中显示出文化的活力所在。

2013年夏，我到广东和海南开会的时候，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郭小东曾经赠送过我一本他带团队做的《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史图博的相关错讹之处进行证伪，重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总体学术范式上尚未做大的更改，又经过晚近这些年的深入研究，海南岛民族志应该会呈现出全新的面目了。

晚饭后，我一个人出门去海湾对面的万绿园散步，华灯初上，琼州海峡的清风徐来，一扫溽热之气，道旁散尾葵、棕榈、椰树轻轻招展，让人不由得舒爽起来。这个地方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北面不远就是世纪大桥，饭后在万绿园跑步锻炼的年轻人倒不少。南方的好处是绿植多，苘麻簇拥在黄杨与洋红风铃木相互映衬的间隙，蒲葵与番木瓜舒展着肥美的叶片，榄仁树云盖笼罩，已经结出翠绿的果实。环绕万绿园的塑胶跑道中间绿化带上是绽放淡紫花蕊的蓝花草，与橙色的龙船花，纤细如同红绒聚簇的朱缨花点缀着，如此葳蕤繁茂，连夜色也变得清新起来。海湾里停着三三两两的小渔船，远处的趸船则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忽然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芳香，抬头看，是淡黄色的鸡蛋花。一切都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模样。

海洋中国一瞥

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晴

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图书馆

早上起来在阳台上眺望东北方，海峡对面景物隐约可见。那是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徐闻，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去那里做过国情调研，记得当地有一种石狗信仰，由石头粗雕而成，置于村头巷口、房前路边，用于祈雨或保佑孩童健康成长。石狗的造型颇类同于石狮子，但大部分体格都比较小。上午去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海南日记”的启动仪式，顺便参观一下。隔了一个海峡，海口这边似乎没有听过有类似的民间信仰，至少博物馆中没有看到相关馆藏。

海南省博物馆入口处墙上镌有四个大字“南溟海甸”，是借朱元璋在其颁发的《劳海南卫指挥敕》中把海南称为“南溟奇甸”之意。南宋时，朝廷迁津建浦在今海甸岛，由此出现当时著名的商贸港口“海口浦”，“海口”一名便来自于此，至明时海口港与内地及沿海商贸活动频繁,商贸盛况空前。流波及今，海南文化因此具有浓郁的海洋商贸与渔业色彩，这是由特定的地理历史情境决定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鲤鱼灯，这是琼海市著名渔港潭门的渔民拜公祭海仪式中形成的民俗物象。出海捕捞海参鱼贝，充满不测之险，是以命相搏的事情。风浪中讨生活的渔民往往要准备肉、香、饭团等去“兄弟庙”祈祷平安：远航启程前的祭祀称“做福”，即祭兄弟公，这里的兄弟公并不是某种超人格的神，而是义气相结的普通民众；归来的祭祀称“做兄弟公”。兄弟庙与兄弟公体现出一种底层民众患难相帮、同甘共苦的团结与友爱。馆中陈列了潭门“文教兄弟庙”的复制模型，门上两副对联是嵌了村名的“文通人和神恩泽，教顺地灵渔业丰”——与其说是对神灵的期望，毋宁说是落在了渔民们彼此之间互助互敬的实际行为中。现存的文教村兄弟庙始建于1937年，庙门上书“兄弟联吟镜海清，孤魂作颂烟波静”，显示出对海清波静的向往，同时也寄托了对海上遇难同侪的哀悼。

渔民出海远航南海诸岛捕鱼、航运等活动中，用血汗、智慧、勇气乃至生命探索未知的海域，将他们走过的航海路线、遇到的岛礁名称、洋流季风等知识记录在小册子上，这种手抄本被称为“更路（流）簿”。2013年5月，琼海市博物馆陈贻爱馆长从渔民手中征集了一个毛笔书写的丙戌年（1886年）《东海北海更路》，虽然年代并不算早，却是比较完善的一本。海南渔民尤其是东部渔民习惯上叫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东海”，而将南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称为“北海”，因而，这个手抄本更路簿基本上涵盖了现在的东海海域和南海海域，对于了解与研究海南渔民海上作业、经营西沙南沙海域的情况，以及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提供了实物材料。

“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主要集中在“华光礁1号”沉船考古出水的文物上。华光礁是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的一个暗礁，沉船是南宋时期的一艘商船。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物局联合组成队伍，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2007年和2008年数次发掘，从其遗址中打捞出陶、瓷器八百多件，还有铁器、铜钱、铜镜等物，这是中国水下考古从近海走向远海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鼎盛的见证。2010年，考古队还从石屿东侧的沉船遗址中首次出水了元青花瓷器，据研究是外销到菲律宾等地，或再转销到非洲东海岸一些地区的。还有一些石像，是2015年4至5月，从三沙市永乐群岛中的珊瑚岛东北海域的“珊瑚岛1号”沉船遗址打捞出来的。那些石像的形象与服饰风格与明代官员的特征相一致，应该是运往东南亚等地用于庙宇和祠堂建筑的装饰性成品石材。福建闽南地区从明万历年间就已开始将石材与石雕输入东南亚地区，清代晚期更甚。这不由让人想起历史学者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援引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中的结论，“过去教科书都说清朝闭关自守，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将会看到，清代中国并没有闭关自守，而且比起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更为开放。也正因如此，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

新的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对于过去的知识，同时也会改写历史书写的语法和观念。关于南海贸易方面的历史是我以前所不知晓的——对于某个地方、区域或族群的历史与文化只有多加了解，才会摆脱狭隘的偏见，而这也有助于重新认识自身、中国与世界。我们对于中国的表述往往是农耕文化为主，从文化主体上来说这当然没有错，但这也容易导致乡土中国的形象遮蔽更为丰富多元的存在，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样性的构成，除了农耕文化，还有渔猎文化、游牧文化，海南的这些考古实物更是证明，商业与海洋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出门的时候偶尔看到一个“楚钕子花丝镶嵌展”，所谓花丝镶嵌也就是细金工艺，用金、银、铜为原料，采用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技法，辅以挫、捶、闷、打、崩、挤等技法，将宝石、珍珠等填进去，有时候还用到点翠，是一种非常精细讲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那些作品都极其灵巧细致而又富丽堂皇，显然需要耗费持久的时间与精力，就像我们在博物馆里体验的香道，用的是沉香，漫长而庄重的仪式只为那一缕似有若无的清香。这些技艺与仪式超越了物质层面，抵达生活的审美化，显示了曾经存在过的优雅而精致的生活方式。那些琐碎而考究的细节，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精致部分，当初可能只是被少数人所享用，如今则已经进入到大众的日常消费之中。

因为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下午与叶兆言、刘复生二位在海南省图书馆做了一个关于兴趣式阅读的对谈，彼此观点有交锋，聊得挺开心，但确实也非常累，以至于“腾讯新闻”将前几天在上海录制的“文学脱口秀”上线，王姝蕲发给我链接，我也没有时间看。我们确实进入了Hartmut Rosa所说的“加速”的时代，香道也好，花丝镶嵌也好，都是对于逝去且无法回去的慢生活方式的企慕与忆念。从这种现实的实感为前提，出发去思考所谓的“文化遗产”问题，超越不证自明的文化政策所赋予的合法性，可能更具学术意味。

儒道互补的两个村庄

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

晴热

三卿村、典读村

由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往西南二十多公里就是秀英区石山镇的三卿村，开车大约50分钟。虽然距离并不远，但较之市区不啻是两个天地，这是一个藏在蜿蜒山路中的小村子，它独特的地方在于村子建立在一个火山口上。村中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火山石与杉木或菠萝蜜木搭建而成。村口立着一座三层灰褐色的碉楼，名为安华楼，是乡绅与村民1930年为防止战乱中的盗贼流匪而建。碉楼自上而下铭刻了一副对联“三俊挺生济世安民光梓里，卿才蔚启经邦华国耀槐堂”，联中藏头埋了村名“三卿”，中间镶嵌了“安华”的楼名，可谓匠心独运。时间久远，又处潮湿多雨之地，石刻剥落，字迹漫漶，横批“紫电清霜”已经完全消失，只留下沧桑之感。

图片位于三卿村村头的安华楼

楼旁有一座敬字塔，上书“礼乐诗书从口入，圣贤烟火朝旁转”。这种“援佛入儒”的建筑形制发端于宋，盛行于明清，恰与理学的兴起大约同时。礼失求诸野，在这样偏僻的小村遇到一个敬字塔，可见儒家传统在民间无远弗届的影响，哪怕是海岛陬隅，依然不失礼仪之邦的乡风。进村正面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议事厅，说是议事厅，其实就是一个村民聚会讨论的木石搭建的小公屋。年深日久，堂上的木板雕刻对联只剩下两边“三才”与“卿相”四个字，村干部王杰告诉我说全联是“三才道义宗礼甫，卿相经纶祖素王”，依然是儒家的观念。这是村庄的精神里子。

时间似乎凝固在这个隐于山中的小小村庄，村民聚族而居，议事厅的门外是几级由玄武岩叠成的台阶，围绕着一株硕大无比的榕树，坐着几个老太太闲聊，身旁篮子摆放着青的木瓜与红的西红柿，也不知是售卖还是自己食用的。从精神里子来看，一千年来儒家文化依然在村中发挥着它持续的影响力，但时代的变化依然作用于它，留下可见的痕迹。

村庄太安静了，以至于我似乎能听到蜻蜓飞过的声音。烈日当空，树下一片阴凉，让人的心也不由得跟着沉静下来。王杰的叔父家里正在翻盖新房，来帮工的有几个中年男女，都在安静地铺瓦和泥，如果不是走过村巷，进到家里，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这几个中年人和树下的老太太，没有见到一个年轻人。王杰是一个70后，算是比较年轻的了，他介绍说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务工了，主要是靠泥水匠的手艺，这也是历代村里人采集、切割、堆砌火山石造屋练出的技能。

生活方式的变化让村庄变得空荡荡，但此地离市中心交通毕竟非常便捷，如果规划得力，未尝不可以成为城里人一日游的休闲度假村，毕竟它的历史、独特的地貌、传承的民俗并非当下生产的——它其实蕴藏着悠久的遗产，如同蒙尘的璞玉，只待命运之手拂去岁月的灰尘。王杰对于村庄的未来有一番美好的勾勒，希望能够将这个完整保存了火山石古建筑的村庄进行开发，做到“离土不离宗”。土地是根，生态是本，文化是魂，这也是“美丽乡村”的题中应有之意。

无意中，在一家院落看到一棵不认识的树探出墙外，苍翠洁净，旁人告诉我那就是名贵的黄花梨，只是因为树龄尚幼，还没生出油格。后来我发现村里遍布这种树，不由大吃一惊，这个村庄不就如同这些黄花梨一样吗？长天大地，幽寂无人之处独自默默生长，它只是在等待着那个长成的时机。

典读村距离三卿村不到十公里，是以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创始人白玉蟾的故乡而知名。与去三卿村路上所见的儒王、儒唐、儒洪、儒符等有着明确儒家意识的地名不同，去典读村的路上我见到一个叫做道堂的村子，这名字并一定指的就是“道家”的“道”，但可以解读为不同村庄在文化精神上不同的隐喻。

白玉蟾是“南宗五祖”之一，南宋绍兴、嘉定年间人，少时就非同一般，据说12岁时应琼山童子科，主考官命他以织机为题，他口占“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格局开阔，意境玄远。但因为口气太大，引起主考官的不满。后白玉蟾入黎母山遇仙人，学得洞玄雷法，渡海学道，遍访罗浮山、庐山、霍童山、武夷山、龙虎山、天台山等地。宋宁宗嘉定间，诏征赴阙，召对称旨，封为紫清明道真人，命馆太乙宫，赐号紫清明道真人，是海南历史上第一位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当然，更多人是知道他是因为《千家诗》收有其《七绝·早春》一诗：“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水浅笼沙。”笔法清浅，但是颇具意境，旨意悠远，蕴味无穷。

史料记载，白玉蟾出生时，此地本名显屋村，更早的时候也叫香山地，之所以后来改名叫典读村，是因为据说白玉蟾因为不受喜于科考官，转而求道，长游外方，不懈求真，典衣供读，故有此名。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在这里儒家与道家相遇。如果从中国文化结构上来说，“大传统”无疑就是儒道互补——人生艺术化与艺术人生化的协调统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盈亏有时，进退有度。

越过一片芒果林，我看到一只褐色的变色龙迅速从黄泥地上跑过。抬起头来，发现在一片香蕉田与猕猴桃树丛中，坐落着一座火山石构筑的、小小的“白玉蟾纪念馆”，是村民1970年代集资修建的。纪念馆只是一间普通的民居式样的石屋，供奉着一尊小小的石膏质彩绘塑像，更像是一个因陋就简的乡间小庙，不过香火倒挺旺盛。按照村长的指示，我也拈了七炷香，在塑像前上了三炷，到庙外的土地庙上了两炷，一供天一供地，再到庙前大树下插一炷，天地仙灵算是都侍奉到了。

我问到本地民众的生计，村长介绍说之前他们种水稻，后来又种过甘蔗，因为农业边际效益递减，现在更多人进城打工了。他带我们到村委小屋去聊天，里面挂着“互联网农业小镇”的牌子，显示了特定时代的气息。但是老村中只有寥寥几户老人还在，大多数石头垒起的房子都已经无人居住。空荡荡的村道显出人迹罕至的面貌，其实可能也未必是无人行走，只是炎热的热带气候很容易给人一种荒蛮之感。正午时分的老村散发出艾草在阳光灼晒下的清苦味道，道旁的芒果树和滴水观音倒是郁郁葱葱，木瓜累累，菠萝蜜垂挂在树干上，显示出南方特有的野气与自在。

绕过老村发现一幢正在修建的小楼，是村长侄子家的。绕过一栋独门小楼看到院中摆满栽种多肉植物的花盆，村长说是他哥哥家。村里的富户基本上都是村长的亲戚，如果我像V. S.奈保尔一样敏锐与刻薄，一定会从中生发出很多联想。新村落中新的建筑散落不少，多是进城挣了钱的人家返乡所建。其中一户，三兄弟合盖了一个院落，四周是三层楼房围成一圈，院中则是三进祖屋，遵循的还是长幼有序的古礼。这一家人在广州开专卖黑山羊的饭店，发了财，所以庭院修得漂亮敞亮，门口还摆放了两盆金桔树，寓意吉祥如意。

此地习俗，盖房子讲究“前常后布中枇杷”，“前常”指房前种榕树，象征高寿；“后布”是指屋后种箭毒木(也就是见血封喉，又名加布树)，寓意人才辈出；中间种枇杷树。这种古老习俗延续至今，新盖的楼房也是如此。简陋的白玉蟾纪念馆与他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但是典读村与“互联网农业小镇”倒并不违和，锃明瓦亮的高楼与灰石头垒起来的老屋共置一处，却也并行不悖，这大约是我们这个正在急速变化、充满杂糅与喧嚣的时代典型意象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