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我和两个哥哥像往常一样带着八十八岁高龄的母亲来到老家的梨园。这片土地是父亲长眠的地方。我手捧一束黄菊花和父亲爱吃的水果供奉在墓地，哥哥烧着冥纸，洒下一瓶父亲爱喝的白酒，母亲照例又是一番哭诉，我无法阻止母亲的哀嚎，我知道这是她的宣泄，也是思念的倾诉。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七岁，七年过去了，今年母亲刚好是父亲去世时的年龄。

“我终于理解了咱父亲”，还没走出梨园，半道上，二哥突然说道，“没人能理解这种痛苦。”

我知道自始以来父亲和二哥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激烈状态。他们常常争执，父亲霸道，二哥执拗，谁都不服软，也无人能制止。这是父子二人一辈子的战争。

“父亲想好，想在村里出人头地，但实力不允许。所以他憋屈。”

我愣愣地看向二哥，惊讶他的这番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二哥沉思道，“我理解了他。”

我长出了一口气。父亲去世七年了，不知他听到二哥这番话，是该欣慰呢，还是又要暴揍他一顿解气。

二哥记恨父亲，我是知道的，父亲偏向大哥，疼爱大哥，全家都知道。二哥忘不了父亲在打麦场扬起扫帚狠揍他的场面，忘不了他从建筑工地劳累回家眼泪汪汪含着馍馍吃饭时的委屈，也忘不了大哥结婚时，为了满足大嫂的蛮横要求，父亲把给二哥盖的新房让给大哥做婚房，二哥委屈地住到了老房里。其实，更让二哥怀恨在心的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才是二哥心里的刺，那就是父亲把二哥过继给了无儿无女的光棍二大爷。二大爷去世得早，去世时，二哥给他摔老盆，那是子女才能做的事，那时，二哥才十几岁。这一幕幕让二哥记恨了一辈子，所以，二哥不爱父亲，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在父亲去世多年后，二哥终于在酒后和我聊起了这些往事。

父亲去世那一年，我正在贵州旅行，途中，接到大哥的电话。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没什么事。第六感告诉我，家里有事。我未加停留，立马收拾行李赶飞机返回家乡。

那几年，父母一直跟着我在城市生活，一个月前，母亲起夜时从床上摔了下来，父亲起来拉她，不慎跟着摔倒扭到了腰部。母亲没有大碍，父亲却由此卧床不起，饭量减少。我们劝他去医院看看，他不听，找医生来给他针灸，他拒绝医生靠近。父亲开始谋划着回家，他的倔强我们是领教过的，一旦决定的事情，撞到南墙也不会回头。如此一来，大哥留在老家照顾父亲，我们抽空轮流前去陪护。

父亲能下床走路时，便开始自己操作我们给他买的电动老年轮椅，时不时地开到村委会附近看别人打麻将，近饭点时回家吃饭，很少打扰我们。他是一个不喜欢给子女添麻烦的人，我们呢，也没把他这次回乡当回事。大哥偶尔会去陪夜，其他时候，都是母亲陪在他身边。

在大哥的电话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照顾父亲。说是照顾，也不过是陪在一旁，或是请村里卫生室的医生到家里给他打消炎的吊水。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母亲烧好了粥，给父亲盛好，父亲说晚一会儿吃，他要洗把脸。我湿了湿毛巾替他擦了脸和脖子。喝了两口粥，父亲便要出去。我推着他走出院门，想和他说说话，聊聊天。回家照顾了他一周，我们还没有好好拉过呱，父亲每次都是放下碗就自己出去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陪他走一走。

“我去搬把小凳子回来陪你啊”，我一转身的功夫，却看到父亲扭动车把手，而车子像不听话般对着围墙开去。我问父亲，你要去哪里？父亲没有说话，慢慢地垂下了头。感觉到异样后，我喊来母亲。母亲说，你大走了。我没听明白。去喊你大哥，母亲接着对我说。我匆忙大声叫来大哥，大哥俯下身子察看父亲，说，大走了。

我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一切。父亲就这样走了？等我反应过来时，村里已有乡亲奔向我家，大哥把床在堂屋架好，和邻居们把父亲抬到床上。我握着父亲的手，他打吊水的胳膊上还有淤青，手心还很热，我觉得他应该还没走，可是，村里的老人拉开了我，给父亲盖上单子，蒙上面容，我迟迟不愿松手，直到父亲的胳膊慢慢地变凉，变凉。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此时，二哥正在奔赴上海的路上，从来不出差的二哥却在那天凌晨出差了，父亲去世时，他的车刚进入上海的边缘，接到我的电话，他没有说话，返回途中把在南京上学的侄儿接着连夜赶到了家里。他一直没有流泪，我不知他在想什么，不知他是否在为失去父亲感到痛苦。

二哥张罗着一切，邻居说，去世的前一天，父亲到我们为他选的墓地上去看了，这也是应父亲的要求为他选的墓地，邻居还和父亲打了招呼。这一切我们都不曾知晓，难道父亲知道他要走？知道他的寿命在哪一刻结束？

父亲算是无疾而终吗？我们都认为是的，我们认为这是父亲一生积德行善的结果，是福报。一生没有为儿女添麻烦，临终时也没有像村里的老人一样身边有很多人陪着说话，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对我们子女来说，是一桩憾事。

父亲的一生都在劳作，直到农业机械化普及的时代，我才听不到田野里激昂高亢的号子声——那是父亲的声音。

黄土地，艳阳天，白云飘飘，田野空旷，映衬着天空中的蔚蓝，一只犁耙，或两只高大的牲口，犁耙上站着威武的耕人，一手扯着缰绳，一手扬着鞭子，“驾……呀……咦……”，声音高亢嘹亮绵长，愈到最后愈加浓烈浑厚。我远远地走在田野的路上，看着父亲在犁耙上倾斜清瘦的身影，听着父亲有力的号子声，心跟着激荡起来。父亲，黄土地上的父亲，豪迈勤耕的父亲，那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耕种或收获的季节，都是父亲一展身手的大好时光，他毫不吝啬他的力气，一米七五的个子，赤裸着上身和双脚在阳光下暴晒，面容清瘦，肤色白净，这怎么也晒不黑的肤色与他身体里爆发出来的力量极不相符。父亲是勤劳的，却又是干净整洁的，正如他犁出的土地般漂亮、利索、工整。他耕过的土地行行如直线，耙过的地面如熨烫般平整干净，土壤不干不湿、细碎服帖。无论是播种小麦，还是点种玉米，抑或栽种棉花，父亲都是行家里手。他对土地的热爱，深深影响着他的儿女们，他们和他一样有着对土地浓厚炽热的记忆。

父亲的汗水洒在了黄土地里，土地的收获滋养着他的岁月。土地给了父亲青春快乐的时光，同样，也吞噬了父亲的大好光阴。他渐渐老了，艰难而充满激情的岁月一去不复返，当他逐渐走进衰老的时光隧道，才逐渐停下繁重的体力劳作。父亲老了，但腰杆并没有弯下去，这让我们忽略了他的老，实际上，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依然在田地里劳作，从不让自己闲着。父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永远昂扬着劳作的激情，劳动就是他的快乐源泉。父亲对待土地的感情犹如对待他的老烟袋般钟情。耕作间隙，田间地头，老烟袋是他的伴，“叭哧叭哧”，每一分钟都是享受，都是快乐的时光。比起城里人，父亲好像永远年轻着，七十岁时还执掌着村长之位，无人可替代，年至八旬眼不花、耳不聋、腰板挺直、思路清晰，这让城里的老人们，甚或更年轻的男人们羡慕得啧啧称叹。我们坚信这得益于他年轻时的体力劳作。然而父亲还是去了，在2015年的岁末，在他八十七岁的门槛上。他的子女们又把他送回了土地，他劳碌了一生的土地。

“驾……呀……咦……”，蓝天白云下，黄土地上，父亲高亢嘹亮的号子声从遥远的记忆里悠扬地传来。

这号子声和父亲的一生就此埋在了这片土地上。

父亲走的那天夜里，我梦到了他，他的面容与生前无异，我把他的床铺垫得很柔软，好让他躺得舒服一些。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梦见过他。

其实，我一直没有交代，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十月份，我在院子里养了满满一院子菊花盆栽，有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特别娇艳，满院子都是花儿。那一年，父亲养了九年的鹌鹑，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不知为什么也死去了。

【作者简介：李凌，1973年生，江苏徐州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洗玉镯》《独自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