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诗人，著名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曾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黄河》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已出版《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黄虎张献忠》《锦官城笔记》《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至情笔记》《媚骨之书》《豹典》等。

杜甫的雪山

——严武与杜甫的交际史

蒋 蓝

公元七五九年，杜甫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这鸡肋似的官职，开始了后半生的漂泊。一路向西。他首先投靠在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的亲戚，后在同谷县（今甘肃成县）短暂停留。第二年十月，杜甫挈家带口，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枯柏渡、剑门雄关、鹿头山，于岁末寒冬抵达成都。面对碧绿的大平原，他的感受是十分新奇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回望远方，蜀山苍茫。山脊线一再切断了杜甫的眺望。驴背之上的摇晃，有多少被秋风荡开的记忆正如落叶一般返回。

高天仍被山峰与灰云占有，想象蜀地的丰腴在田畴翻滚。雨水是秋天信札的内容，雨被飞鸟扰乱，斜斜地打湿了城市的万盏灯火。风的阴凉之语，成都的街市在蹄声中轻轻颤抖。槐树、桢楠不再寻找蝴蝶翩跹，只有秋蝉的叫嚷声灌满了杜甫的耳朵。他知道，有多少人没有自己幸运，尚置身于生活的断崖，盲目地迈出了奔向希望的步履……

桃色的锦江之波，静美辽阔，趋于织工弯腰濯锦的弧线。有一些思考如云间漏下的异光，明亮、感人而又温暖。他相信奇迹，为着太多的失去而重构茅屋的春天。在怅望中，也许一生就是一瞥，就与成都结缘。身外是落木萧萧，体内流淌着宇宙的星河。一个人向着心中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前行，必然不会徒劳而返。即使未能达到终极地，他也经历了壮阔的风景。唯有那些独自前行者，才会将种种可以解释或者不可解释的经历归于神灵。这让我想起思想家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里的话“真正的神秘主义，就是最高的道德”；想起杜甫《游修觉寺》的名句“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在琥珀一般的成都黄昏深处，成都之于杜甫，杜甫之于成都，是相互赠予、相互保管、相互辉耀的关系。

既然如此，杜甫之于严武呢？

如果不是研究唐代史的专门学者，大概没人去注意严武。而知道严武的人，多半是杜诗的爱好者。一个出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的高官，而且一直充当杜甫的强力支持者、保护者，身后竟“附丽”于诗人而留名青史，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吊诡。这也不禁让人想起清代赵翼《题遗山诗》中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出于报恩，杜甫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里深情怀念了郑国公严武。他大笔一挥，就把严武的文治武功，提高到诸葛亮、西汉文翁开启巴蜀勋业的高度：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

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由此可见，杜夫子溢美之词明显，但也体现了他的深情。

明朝诗坛领袖李东阳在《麓堂诗话》里就认为：“唐士大夫举世为诗，而传者可数。其不能者弗论，虽能者亦未必尽传。高适、严武、韦迢、郭受之诗附诸《杜集》，皆有可观。子美所称与，殆非溢美……”可谓一语中的！但这里，也稍稍有点矮化高适，虽然是官员，但高适之作不是依靠杜甫才得以存在。

出身名门，施行猛政

严武（726 —765），字季鹰，陕西华州华阴人。出身名门，虽是武将，却亦能诗，《全唐诗》录存六首。从李德裕开始，到韦皋、裴迪、严武等，唐代镇蜀的高级官员一般都是兼职诗人，这一现象也可推知唐朝时期诗歌的空前繁荣。

从后晋刘咰等撰的《旧唐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严武的文治武功都是彪炳史册的。严武的父亲是中书侍郎严挺之。严武英俊豪爽，机敏聪慧，在幼年时便有成人的风范，举止一派沉稳。

据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严武传》所载：“严武自幼豪爽。”他父亲严挺之并不喜欢妻子裴氏（严武的母亲），却特别宠爱小妾英娘。严武见母亲整天愁眉苦脸，问明缘故后，趁英娘熟睡时，拿铁锤砸碎了她的脑袋。那时的严武才八岁啊。婢仆大惊失色，禀白严挺之，说：“小郎戏杀了英娘。”所谓“戏杀”就是在玩耍中不小心误杀了。大家怎会料到一个乳臭未干的八岁孩童会成为凶手呢？可是这个八岁的孩童不但挺身而出，而且理直气壮地责备父亲：“哪有身为国家大臣却厚妾而薄妻的呢？孩儿是故意杀掉她的，并非戏杀。”父亲惊骇异常，转念却赞许说：“这才是我严挺之的儿子啊！”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成长，可以想象，他以后会变成梼杌一类的凶兽。据说他读书时不求精辟义理，多为浏览。到二十岁时，因门荫而出仕。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他出任判官，后来他又升任侍御史，可谓一路春风。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起兵平定叛乱，急于网罗人才。严武持旄节赶赴肃宗的行营。宰相房琯认为严武乃名臣之子，向来器重他，此时认为他有才略大可施展拳脚，因而第一个举荐了他。经过几次升迁，他出任给事中，属门下省，给事中的职责是“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课”。等到收复长安，严武任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此时他才三十二岁。但由于史思明兵马的阻隔，他无法前往任职，于是在京师悠闲自得。据说他平时腰力十足，态度倨傲。七五八年，他第一次入川，任绵州刺史，升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入朝后，为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皇上诏诰将剑南两川合为一道，授严武成都尹（761—762）兼御史大夫，充任剑南节度使（764—765）。他入朝后，任太子宾客，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主要工作是监修玄宗、肃宗陵墓。不久，朝廷罢免他御史大夫一职，严武改任吏部侍郎，后升任黄门侍郎。严武与宰相元载结交深厚，希望元载能引荐他处于同一官列。但事情没有如愿，于是他请求出任地方官。就在严武于京城监工期间，蜀中出现大乱。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占据西川，扼守剑阁，切断巴蜀通往长安的通道。吐蕃趁机内犯，相继攻陷了蜀地松、维、保三州，情势于成都极为不利。由于严武的继任者高适力弱，回天无力，于是严武临危受命，第三次以成都尹和剑南节度使身份入蜀平乱。

七六四年七月，严武率部西征。两月后，他率兵一路西进。九月便在当狗城（今四川理县西南）消灭七万吐蕃军队，继而收复位于当狗城西北的盐川城（今甘肃省漳县西北），并拓地数百里，彻底粉碎了吐蕃的大举入侵，使四川附近的少数民族不敢犯境。为此，朝廷加授他检校吏部尚书，加封郑国公，这成为严武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

征战途中，严武写有《军城早秋》一诗：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诗歌展示了他率领大军与吐蕃军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情景，身为将帅，严武一闻秋风之声就提高了警惕。诗歌巧借飞将军李广之典故，表现了唐军刚毅果敢的性格和蔑视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此诗格调高昂，读来使人振奋。杜甫称严武有“出群”之才，据此看来并未过誉。

严武先后治蜀多年，为所欲为，雷厉风行，大肆施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当初是严武的判官，因为一些小事做得不符合严武意愿，一到成都就被严武杖杀，呜呼哀哉，由此严武威震一方。蜀地珍稀物品很多，严武极其奢靡，赏赐无度，有时因一句话而赏赐达百万。蜀地因大肆征敛，财物匮乏，一个天府之国被他折腾得闾里为空。

作为土皇帝，他专横跋扈，恣行无忌，由于名声在外，吐蕃不敢进犯。严武生性放荡不羁，看事情、办事情多是根据一己判断，即使他母亲劝说也不闻不顾。当初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时，旧相房琯出任管内刺史，房琯毕竟对严武有荐举之恩，但严武未改历来傲慢之态，见到房琯一点也不讲尊长礼节，所以当时舆论对他很是贬斥。

李白《蜀道难》中有一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据《新唐书》所云，李白这是在指斥严武，同时也为房琯与杜甫的生命安全担忧，并劝谕他们早日离开是非之地。如果此论属实，那么李白笔下的严武，就不仅仅是四川的土皇帝，而是成了毒蛇猛兽。尽管有专家认为这一记载不确，但也提供不出过硬的证据。

严武与杜甫是世交

有一种人，会在与事物的交缠中变成一把越发锋利的刀，而在语言中却变得越发无能。杜甫，似乎恰好相反。

严武与杜甫不但是好友，还是世交，因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都是名臣，他们有过交往。严武与杜甫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房琯，一度官居宰相，与杜甫是“布衣交”，而严武的官职也有赖房琯的举荐。

安史之乱爆发后，房琯率唐军反击叛军，在陈陶泽（今陕西省咸阳市以东）一战，大败而归，四万唐军全军覆没。杜甫的七律《悲陈陶》与五律《对雪》，记载的就是这场战斗。如此大败，房琯被罢相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官居右拾遗的杜甫却要上疏辩护，还说房琯“罪细，不宜免大臣”。唐肃宗大怒，要严厉惩治颟顸昏聩的杜甫。幸好有人劝阻说：“杜甫如若因言获罪，只怕要断绝了言路。”肃宗皇帝这才罢手。可是不知趣的杜甫在向皇帝谢罪时，仍喋喋不休地诉说房琯品德的高尚，以及对皇帝的忠心，希望“陛下弃细录大”，继续重用房琯。肃宗算是有气度的，没有再理睬他，只是将杜甫贬为华州司户参军，房琯则被贬为邠州刺史。

黄河流域兵荒马乱，而蜀地相对平静。杜甫不得不弃官入蜀。七六〇年春天，在友人资助下筑草堂于成都西郊，杜甫的成都初期生活相对平静。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天，杜甫心情不错，想找南邻酒友斛斯融一块儿喝两杯。不巧这位隐居的高人出门十多天没有回家。于是他独自在浣花溪畔漫步，遇花看花，遇水看水。触景生情，诗兴大发，一口气做了七首绝句。正如王嗣奭所指出的，这些绝句属于“竹枝词”的变调，一以贯之的风格是癫狂。第六首“黄四娘家花满蹊”，其实黄四娘并不老，应是妙龄女子，真是写活了浣花溪的无限春光。

不久，老朋友严武再次担任剑南节度使，他便将杜甫收揽幕下，上奏朝廷，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即缘于此。工部属从六品上。唐制五品以上赐绯衣、鱼袋。故对杜甫赐绯衣、鱼袋属于恩上加恩。严武为杜甫奏请官职，一方面是出于私交，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幕府风气——各节度使为笼络人才竞相为属下加官。朝廷不耗费资费，授予一个空职，也算顺水人情。

杜甫在严武幕中，除了协助严武处理公务，参加一些军事训练之外，还与严武诗酒唱和。但是，文人气息极浓的杜甫很不适应幕府生活，不到半年光景，即于永泰元年（765年）初获准辞职，又回到草堂去过闲适疏放的生活，与严武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杜甫久病成医，他深谙药理，采药、制药、卖药的技能一直是他为生的重要手段。他在草堂空地开辟了一片药圃，“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美其名曰药国。栽种的药植毕竟有限，杜甫夫妻一起四处采药，在清澈的溪水中清洗，“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浣花溪属于岷江水系，水出灌口，后由温江经苏坡桥至成都。唐时江阔水宽，能行大船，两岸草药甚多。趁着天气好晾晒草药“晒药安垂老”，晒干后再分门别类，贴上标签“看题检药囊”。

他进而认为，种草药本能济世，故许人来采摘；藏书以教儿，故任子翻阅。

在杜甫诗歌中，还可发现他的药物知识很丰富。如《驱竖子摘苍耳》的诗句，其中有“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之论，后一句的意思是，把采回的苍耳洗净泥土，剥其毛，并以巾覆盖。中药以苍耳果实入药，果实表面有毛刺，制药必须除去。另一诗中有“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中医认为乌麻当九蒸九晒，熬捣充饵，以乌者为良并称为乌麻。如果杜甫不熟悉中药的炮制方法，就不可能呈现这样的观点。

杜甫四十岁在长安写的《三大礼赋》中提到他“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这是真言，杜甫在山野采药或在阶前培植，随时呈献给朋友，以表从朋友处得来的财物，不是白白得来的。

人性总是复杂而多面的。严武厚待杜甫，使杜甫一家境况有了很大改观。然而严武性情暴虐，喜怒无常，杜甫真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

反过来看，作为诗人的杜甫，性格也颇有特点。《新唐书》说他“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旧唐书》更说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依据有两个：第一，杜甫在成都草堂种花植树，纵酒啸咏，与当地的庄稼汉、农夫混在一起，“相狎荡，无拘检”，大概是指责他身为朝廷命官——工部员外郎，竟然混迹于群氓之中，这成何体统啊！而且，蜀中最高长官严武念及朋友之情，携带着美酒佳肴，亲自到他家拜访，杜甫见了，依然蓬头散发，一副无组织无纪律的架势。这明显是轻视、怠慢于己有恩的贵客。第二，严武邀请杜甫到自己官署中热情款待，杜甫喝得醺然大醉，竟然登上严武之床，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严武说：“想不到严挺之竟然有这样一个儿子！”《旧唐书》说：“（严）武虽急暴，不以为忤。”严武口头虽不说什么，但其性格就决定了他是睚眦必报的之人。《新唐书》指出：“（严）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刚硬之人往往气量小，他内心已狠狠地为杜甫记下了一笔账。稗官野史没有放过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酒醉的杜甫竟然跳上了严武的床头！

对于杜甫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唐语林》则说严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耶？合坐皆笑以弥缝之”。

一来一往，似乎扯平了。

喜怒无常的严武，远非一笑泯恩仇之士，他是一直记仇的。虽然严武“最厚杜甫”，却又“欲杀甫数矣”。据《新唐书》载，一天，严武突然怒火冲天，决定把杜甫与章彝都砍了，他已命令手下都来听令。就在严武快要走到中堂落座，下达杀人令时，他的巍巍官帽却一连三次被挂在帘钩之上——这分明是上天的一种警示。严武的一个侍从急忙禀白其母裴氏，裴氏急奔而至，这才救下了杜甫。唯独章彝晦气，无人相救，不幸遇难。

南宋朱翌在笔记《猗觉寮杂记》中感叹说：如果严武的帽子不被挂在帘钩上，他的母亲来得再迟一点，杜甫就被杀掉了。黄祖的儿子救祢衡迟了一步，祢衡遇难而死；严武的母亲救杜甫来得快，杜甫侥幸活下来了。两事虽相似，结果大不同，这就是命运啊！

人固然有天命的加持，但天命更需要用骨气去捍卫。杜甫尽量用诗歌来赞美严武，而严武也会用诗来暗示其嚣张的戾气。

在《全唐诗》中所收严武的六首诗中，其中三首是赠酬杜甫的作品。严武写给杜甫的一首七律《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堪可玩味：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

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

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

兴发会能驰骏马，应须直到使君滩。

表面上看，是杜甫被罢官左拾遗之后，对仕途早已心灰意懒，而严武却放下大臣的尊严，劝说杜甫入仕做官。诗歌看似平和，但多处暗藏杀机。如果说“何须不著鵕鸃冠”，还只是委婉地责备杜甫不整冠见客是不知礼节的话，那么“莫倚善题《鹦鹉赋》”，却是直截了当地警告杜甫了。这用的是东汉末年祢衡的典故：文士祢衡刚强傲慢，不为权贵所容。曹操欲召见，他也称病不往，后被曹操罚做鼓吏，权当羞辱。哪知祢衡当众裸身击鼓，羞辱曹操。曹操将他遣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将他转送江夏太守黄祖。黄祖之子黄射当时是章陵太守，尤其敬重祢衡。一次黄射大宴宾客，有人献上一只鹦鹉，黄射举起酒杯对祢衡说：“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祢衡提起笔，文不加点写下了《鹦鹉赋》，举座大惊。不久后祢衡冒犯了黄祖，黄祖要杀他。黄射闻讯，急得来不及穿鞋，光着脚板赶来相救，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可怜祢衡遇害时年仅二十六岁。严武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别倚仗着你能写几首诗，有点名气，你看那才华横溢的祢衡，纵然能写出名满天下的《鹦鹉赋》，不照样成了一个小小江夏太守的刀下鬼？使君滩为四川江滩名，据《水经注》载：“杨亮被授职为益州刺史，至此舟覆，溺水而亡。蜀人苦于该处波澜险恶，称之为使君滩。”如此看来，“应须直到使君滩”，不正是赤裸裸地以死相胁吗！（沈淦《兵荒马乱的年月，当一个穷官也不容易》，《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9期）

但杜甫并没有被严武的“惩罚与规训”所吓破胆，他回复了一首七律《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

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

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

此诗大意是，昔日我官居拾遗之时，面对至高无上的帝王也敢犯颜进谏，不为所屈。如今我栖居蜀中，疏懒是我的天性，骑马、垂钓是我的生活常态。看看魏晋时的名士，比如阮籍、谢安。阮籍蔑视礼法，纵酒佯狂以避世；谢安乐山乐水，风波险恶何曾惧！到了今天，我虽然白白承受着你节度使大人的各种恩惠，可是我存身于本来就没有路径的草莽之间，你却叫我开辟一条循规蹈矩的道路，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杜甫此诗，暗含有儒家的正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说，杜甫虽无权无势，却宁愿像祢衡那样轰然死去，也绝不会向任何权势者屈服！

杜甫在另一首《严中丞枉驾见过》里，提到“少微星”。这是太微星西边的四星，历来象征士大夫之位。意思是，在寂寞江天的云雾之中，是看不见少微星的。言下之意，散放浣花草堂的野夫，已无心仕途了。

严武对杜甫可谓关怀备至。杜甫在成都生活期间，写了很多作品。从作品中可见，情义密密交错于严府与草堂之间，宛如一匹斑斓的蜀锦：《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瓶》《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等。其最后一首云：“雨映行宫辱赠诗，元戎肯赴野人期。江边老病虽无力，强拟晴天理钓丝。”可见二人过从甚密，诗酒唱和。

渴望下雨的人，不过是渴望观看下雨天低飞浮荡的诗意，并不希望置身雨中。但杜甫在雨天读到严武的书信，犹如钓鱼线反射阳光。

严武几次返京，杜甫至少有两次都一路相送到数百里开外的绵州。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肃宗驾崩，唐代宗即位。六月，朝廷召严武入朝，杜甫一路相送，到达川北绵州剑南蜀道了，杜甫写别赠诗，因为之前已写过《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故此诗为“重送”。《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双句押韵，八句诗有四个韵脚，故称“四韵”：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碧树连天，江天云垂，让严武大动感情，也回赠一首诗《酬别杜二》：“……峰树还相伴，江云更对垂。试回苍海棹，莫妒敬亭诗。只是书应寄，无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鬓毛衰。最怅巴山里，清猿醒梦思。”此诗无疑是严武作品里精华之作，依依惜别之情呼之欲出。

奉济驿在距离绵州城三十华里之外，即今绵阳市以东的仙海区沉香铺，为汉唐以来金牛道梁州南郑县（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南通往成都的重要驿馆，也成为进出四川的第一接待站。在古蜀道一百零八铺中，仙海独占四铺：抗香铺（秔香铺）、蔡家桥铺、沉香铺、铜瓦铺，是闻名古今的剑南蜀道中的一段。当地传说中有沉香仙子变为的沉香神树，即现在神仙梁上的神仙树。《宝莲灯》里三圣母与刘彦昌婚配生的劈山救母那个大孝子刘沉香，此地当为刘沉香的故乡……

严武中年暴亡

一个人吃亏多了，就变得越来越善于迎合。作为常人，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杜甫有很多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会变得越发痛苦。因为，他怕变成一个庸俗之徒。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及乱平，于七六四年春回到成都草堂。慵懒的时光，宛如透过竹林缝隙而逝的浣花溪水。

在浣花溪深处，刚刚出水的小鹭鸟白得发亮，拳一足，栖立于泥滩上，所谓“独钓江涛”，就显示了它们的狡黠。游鱼与白鹭，在沉默中成了一组吊诡的命题，白鹭与游鱼就仿佛彼此守望的银锭。在夏季，白鹭的体羽几乎是白云凝聚而成，双翅却带一点微黄，如同从一团白铁里抽出来的利刃。大多数水鸟的尾脂腺能分泌油脂，它们把油脂涂在羽毛上来防水。鸬鹚缺少尾脂腺，它们的羽毛防水性差，身体很容易被水浸湿，不能长时间地潜水。白鹭翼极狭长，脚上长蹼，后弓明显，翼面在腕处折屈，善鼓翼欲飞，喜欢在水域低空以短距离滑翔。在每次入水被浸透以后，它们要站在岸边晒太阳，待羽毛晾干之后，才回到水里。

蜀天多云，蜀犬吠日。每到隆冬时节，成都的白鹭并不南迁，它们仍然在逆风里打开精瘦的身体，仿佛骑帚飞行的巫师。它们经常飞上几十个来回也一无所获。也许饥饿刺激了它们斗争到底的欲望，就像韧性十足的反潜机，终于在力竭之际命中了水下的猎物。

更多的时候，我见到的白鹭都无精打采地弯着脖子，金鸡独立，仿佛一把休息的弯刀，这种策略拯救了它们的性命。周围是自由的风、流动的水、高敞的天空、无边的落木，它们被某种大限系住了脖子。白鹭懒得抬头，梦在水里融化，宛如破水的刀。但刀在水里，就像被水折断了一般。白鹭不但构成了一个人的田园之梦，更让我们发现，自由与自在，均在振翮与收翅之间明灭。杜甫挥笔写下了《绝句四首》。

杜甫在西郊草堂又过上闲散疏放生活之时，再次返回成都履职的严武，不久突然染上暴病，于永泰元年（765年）四月戊寅日病故于成都，年不满四十。这一突然变故，让人不免滋生出诸如投毒、谋杀之类的联想。这对于杜甫来说，真是意外而又沉重的猛击。他不仅因此失去了持续的物质援助，而且精神上的打击更为严重！晚景当中，死讯常常出现在眼前，远的近的，构成了一条日常的灰线，但很快就会被正午的光融化。当死者被追着不断涌现生前的片段时，诗句里的一举一动，都化作了诀别。

杜甫扛不住这沉重不已的悲痛。那是一个诗人的死讯，促使他去重新也是再次认识无常之常，也许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想到的是，一个人尚未彻底变老，就不容易理解彻底的同情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尚未彻底变丑，也不容易理喻何谓燃烧的容颜。能够知道自己既老且丑，几乎就是趋于大善的必要条件。

奇特的是，杜甫没有立即作诗悼念严武。分析起来，是由于他被突发之痛所控制，无法平息情绪，也无心写诗。几个月后，他举家离开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恰在忠州，终于看到严武的灵柩之船经长江水运回故里，逝者如斯夫！他立即写了悼亡诗《哭严仆射归榇》：

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

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

风送蛟龙雨，天长骠骑营。

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三峡风高，早把诗人的哀思带往云端。

严武死后，因朝廷追封“尚书左仆射”，故杜甫诗里称之为“仆射”。作为忘年之交，杜甫比严武大十四岁。杜甫入蜀投靠亲朋故旧，严武是他最深挚、最有力的感情依托。更重要的是严武对杜甫推心置腹，不仅为他谋得幕府中的官位，生活上周到照应，还是杜甫的诗友、上司、世交。打开《杜甫诗集》，严武称得上是与杜甫诗酒唱和、文字之交最为密切的挚友。

根据严家后裔近年走访、考证，郑国公严武墓的位置，在湖北荆州江陵县普济镇砖井村的多福寺旁的一块菜地。现无碑也无坟茔。

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如此评价严武：“考严武生平所为多不法，其在蜀中，用度无艺，峻掊亟敛（剥削很重），闾里为之一空。唯破吐蕃、收盐川，为当时第一功。祷云‘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诚实录也。至比之为诸葛、文翁，不免誉浮其实。噫，唐世人物，如严武者何可胜数？而后人至今传述，公之有功于武多矣。”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

严武病死于成都时，母亲裴氏尚健在。母亲痛哭一番后，又轻轻地舒了口气，说：“而今以后，吾知免为官婢矣。”这一真情流露，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鉴于儿子的暴虐与官场的险恶，母亲日日夜夜提心吊胆，一旦儿子受到王法制裁或失足于宦海，她也必然会受到株连，大概有没入官府进而做婢女的命运。如今儿子已死，这个威胁总算解除了，自己也不会于垂暮之年蒙受羞辱。严武死时，杜甫已经五十四岁了。由于失去了严武这个靠山，杜甫不得不东下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又辗转漂泊于湖北、湖南，在凄苦漂泊的小船上，去接近生命的大限……

桤木、笼竹环绕的浣花草堂

七五九年冬季，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这是杜甫的幸运，也是成都的幸运。

七六〇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七六一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他的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中提到的便是成都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创作诗歌二百四十余首。

记录唐代逸闻趣事的《云仙散录》说，到了蚕熟之际，杜甫与妻儿对农人躬行而乞，“如或相怜，惠我一丝两丝”。尽管较为文学化，但身无长物的杜甫行乞，并非咄咄怪事。

杜甫妻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成婚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当时的杜甫二十九岁，杨氏十九岁。婚后感情融洽，琴瑟和谐，三十年来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唐人冯贽的《云仙杂记》卷四记载了一桩逸闻，“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三品大员韦陟素来穷奢极欲，善书法，他曾经把“陟”字写得像五朵云。时人慕之，当时流传有“郇公五云体”，后人遂用“韦陟朵云”美称别人的书信。当他知道杜甫“朝回典衣”的困顿，又见到杨氏衣裙破旧，于是派夫人送去夜飞蝉，表示对二人的关怀和敬重。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对我说：“夜飞蝉为妇女饰物，不见他书，想应是以蝉（或蝉蜕）为图案的衣饰。”问题在于，区区装饰品对于杜甫的家境而言，根本无法臻于锦上添花，送上一餐鱼肉，也许更为实际。可惜的是，杜甫未能用他的生花妙笔为妻子立传，而史料中的信息又有颇多歧义，我们甚至连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也无法知晓。但杜甫诗集中述及妻子的诗歌有二十余首，最著名和感人的当属《月夜》。从饱含深情的笔墨中，一位“诗圣”的妻子形象呼之欲出。为诗人杜甫奉献了毕生精力的杨氏夫人没有失望，最终夫妻合葬于故土。

七六五年严武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带口告别成都，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倾毁不存。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草堂的大部分被时任四川节度使崔宁的小妾（浣花夫人）任氏家族据为私宅。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意在“思其人而成其处”，使之得以保存。宋代又予以重建，并绘杜甫像于壁间，始成祠宇。此后草堂屡兴屡废，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现在草堂的规模和布局。

一千二百多年来，曾多次修复、重建草堂。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诗人韦庄作《西蜀奏记》，记在浣花溪畔寻得杜甫草堂旧址，“柱砥犹存”，命人芟夷结茅，重建草堂茅屋。以后历代维修扩建达十三次。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日，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等人从北京出发，历河北、河南、陕西而到四川。竹添进一郎于七月二日抵达新都的弥牟镇，三日入成都市区，在成都逗留了八九日，由此成为最早来成都城内游历的日本人。游历浣花溪后，他偶然来到了杜甫草堂：

“……乃出庙门，西北行五里，得浣花桥，萧然一小桥耳。过桥数十步，入草堂寺。殿阁巍奂，像设庄严。自殿西逶逦而左，慈竹夹路，翠彻眉宇。愈进愈邃，清流屈曲，修廊相属，而杜工部祠在焉。像崇三尺许，衣冠而坐。其左边刻像石面付祀者为陆放翁。祠西引渠成池，有鳖数十，浮出水面，见人无畏避之状。”（《栈云峡雨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页）

由此可见，清末的杜甫草堂修葺一新、环境清幽，其中的池塘，显然已是放生池。

进入民国后，草堂年久失修，加之川军混战多年，草堂常常成为军队驻地，对草堂景观构成了致命性毁坏。曾任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彭长登回忆道：“一九四九年底，成都解放，我们元旦入城。当时我是十八兵团后勤政治部主任。我到驻扎在杜甫草堂后面的一个炮兵部队去视察工作，驻地与杜甫草堂仅一墙之隔，因此我就到杜甫草堂去看看。一看，就是这个样——被胡宗南的部队糟蹋得不成样子。”“那时候草堂破败不堪，因为胡宗南的部队把杜甫草堂作了马棚喂马了，还包括草堂寺。我们去的时候，里面架起很多马槽，到处都是。走廊柱子上横起绑着一根根的木头，用来拴马。到处都是马屎。房子、走廊都破坏了。”当年草堂的惨状，彭长登同志是一位历史见证人。另外，许多史料多有记载：“草堂内的珍稀树木被锯、被砍，到处留下树桩，门窗、匾额被劈作柴，楹联仅存何绍基的‘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一副，被扔在垃圾堆中……”

据当年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林延年回忆，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先生，在恢复草堂的规划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草堂进行大规模全面整修。’在整修开始时，劼人先生特地到草堂，察看现场。他根据杜甫草堂遗存的清乾隆、嘉庆石刻少陵草堂图，提出‘既要力求恢复原来建筑面貌，又要考虑今天实用需要’。因此，他决定保留影壁、草堂正门、大廨、诗史堂、工部祠轴线建筑及祠左右的恰受航轩、晨光阁等建筑体系。至于立在大廨与诗史堂之间左右的露梢枫叶之轩、独立楼两座不伦不类的建筑，他主张拆除。同时将大廨与诗史堂两侧以及拆除后的东西面空地，以回廊绕之（据石刻草堂图），形成四方游廊，互相衔接，成为整体。如此既保持原状，又增添新景。他的这一决定，实在高明（在当时也曾有人反对），时至今日，仍获得建筑专家和广大群众交相称赞。”（蒋蓝《周维扬：鲜为人知的草堂往事》，《成都日报》2020年11月20日）

草堂是由建筑物、园林和景点组成的。建筑和园林自有特色，也遵循了保持旧观、朴实无华的原则。结合杜甫生前的爱好，继续栽培有关林木，浣花溪边遍植桤木，营造杜甫当年“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的风情。

晚清时节，国学生出身的江苏南通人徐心余先后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1914年两次入川，他晚年写就的笔记《蜀游闻见录》里记录了巴蜀大量珍闻与风俗，十分珍贵。他提到了杜甫草堂的青蛙，“成都名胜，多盛于春，惟草堂寺林木清幽，池塘修洁，亭台位置亦极萧疏错落之观，夏秋徙倚其间，较他处尤饶佳趣。清旗下某公督川时，每遇溽暑炎蒸，即移节该寺暂驻。惟蛙声震耳欲聋，夜难安枕，公甚憾之。遂传令督标兵士，捕蛙以献，不准伤其生。献后，公以笔硃其首，仍令纵之去，不数日而蛙声寂矣。迄今百余年来，蛙之首硃点依然，且不发声，人亦以硃首故，认为草堂之蛙，无有敢捕之而食之者。”（《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1版，第11页）

这个故事，有人将之推到唐朝，自然要与杜甫沾边。出生在四川省威远县的著名文学翻译家罗念生，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主编《朝报》文艺副刊时，发表了散文《芙蓉城》。文中提道：“一个暮春晚上，杜公在池畔吟诗未成，忽觉青蛙叫得烦腻，他用朱笔在蛙的头上点了一点，封它到十里外去唤‘哥哥’。所以如今草堂寺的青蛙头上有一点红痣。”

在成都平原，蛙声、蝉声、蛩声、蝈蝈声不但是天籁，而且是蜀籁。极尽风雅的成都官员，看来依然是韩愈《祭鳄鱼文》的函授学生，他们一厢情愿，可惜青蛙并不听命。草堂寺的青蛙如今吼声震天。

杜甫草堂博物馆老馆长周维扬告诉我，他在草堂工作期间，草堂里有两棵明朝的银杏，老鹰竟然在银杏上筑巢。有一天，他看到老鹰袭击附近的鸟窝，随后又看见两只夫妻鸟为保护鸟巢中的小鸟奋力与老鹰搏斗。那种不顾一切、上下翻飞、鸟毛乱飞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草堂引入了浣花溪的活水后，建成了长达一千二百米的水渠，草堂里的大树得以恢复生机，如今蓊蓊郁郁、鸟语花香、百鸟起落，只是再没有老鹰飞来了。

而近代成都最好的两口水井，一口是位于望江楼公园的薛涛井，另一口井就在草堂内，具体位置在“少陵草堂”碑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