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文君：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曹雪芹学会理事。出版有小说集《化城喻》《问津变》《白头吟》《帅旦》《剔红》等，曾获人民文学奖、杜甫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奖项。

此在之城

文/计文君

虚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波河上游谷地的意大利名城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发行了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初版。这部书通过最著名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与鞑靼人的大汗忽必烈之间展开的对话，给人们展现了众多匪夷所思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他还给这些虚构之城起了好听的女子名字。

卡尔维诺后来多次谈及这部书：它经过数年的积累才得以完成，他事先列出了关于城市的诸多条目——“城市与符号”“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眼睛”……然后在后面分别记下随时出现的想法，在从一城到另一城的奔波中，那些记录被他看作那几年的日记。

我们同样“看不见”他在真实生活里看到的景物，经历的人和事，这一切都在这部书中，转换成了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向一个忧郁的皇帝讲述的那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这部书首先是一部奇妙动人的小说，虽然城市规划专家认为这部书触及了很多他们关注的现代城市问题。卡尔维诺自己则说：“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这情诗有着哀歌的曲调，是在作为人的生活空间的城市将逝未逝之时就唱起的灵歌。在最近一次重读它时，那曲调唤起了我许多隐匿的意识片段，它们蝴蝶般在光中扇动翅膀，缓慢，优美……某些角度，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意识之蝶的斑纹，它们是如此真实，我却辨不出它们究竟从何处飞来。——是回忆，还是想象？抑或是两者交叠织出的虚构之茧……

丧失

《看不见的城市》初版面世的那个冬天，在遥远的东亚，黄淮平原上因贾鲁河与沙颍河交汇口会三分的周口——此时它的行政区划被称为“镇”——一对男女决定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

婚礼的举办地并不在周口，而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许昌，那里被称为“市”。这对夫妻的长女——我，出生在第二年的冬天。

当我有记忆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成了平级的行政区：地级市。它们是那种最为典型也最为普通的城市，很容易被替代，不像经常出现在叙事中的小镇、县城或者大都市那样，天然带着故事的氛围。我的童年和少年，在这样的两个城中交替度过。

如同那些在童年和少年里逝去的时间一样，属于我的生命经验的空间，也一起永远地逝去了。若在这两个城中，再也找不到任何称呼或者名字与我相关，它们于我，也就彻底变成了陌生之地；我将不知道该如何与它们重建联系。

就像我不知道该如何重建与父母的关系。

父亲和母亲，对我来说，犹如神祇。他们离开了我的世界，更准确地说，失去庇佑的我，被放逐到了他们不在的世界。在从一地到一地的流徙中，我甚至不敢思念他们，只是随身携带着他们的死亡，和因为不曾真正认识他们而生出的无尽悔恨。

我没有讲述他们故事的能力，那是溢出我想象之外的神秘，他们属于永恒的神秘之域，而我不过是一个失乐园的弃儿，因企图窥视生命的奥秘而坠入无知的罪恶中，然后，在这地上，开始服与生命等长的刑期。

迄今为止，作为精神性惩罚和生物性奖励——中了几亿分之一的罕见大奖，我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被命名为“城市”的空间中度过的。

这是个不断丧失的空间。城市仿佛是人的隐喻，在循环与建设中不断丧失，直至一切荡然无存。虽然城市的取代者将用它的名字存在下去，但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冒名顶替者。

这种无法阻挡的丧失，会使人惊惶不安，你永远不知道拥你入怀的那个空间是什么地方。物理空间从眼前消失的同时，记忆也随之丧失；为了应对“丧失”这种惩罚带来的痛苦，遗忘成了防御机制。在饮鸩止渴的遁逃中，丧失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不需要回头，低头就能看到刚刚抬脚离开的地面，已经坠进了虚无……

双脚不停地奔跑，再无立足之地容你片刻歇息。

某个黄昏，深夜，甚至清晨，在疲惫中，那个念头忍不住就出现了：这未经选择的此时此地，也许可以成为最后的丧失之地。

你忽然发现了自己的荒谬之处：逃避惩罚就是惩罚本身，你能想到的终极遁逃，不过是惩罚的最终式！

当你决定不再遁逃，站下凝视、思考的瞬间，那块脚尖之地却意外地坚固起来。

这并不是你一个人此时此地的困境，书中的大汗曾经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为广袤的土地，他也陷入了丧失的忧郁：“如果我们最后只能在地狱上岸，那么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

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的口说：“活人的地狱不一定会出现。如果真有的话，它就是我们如今每天在其中生活的地狱。它是我们结集在一起造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方法，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些风险，并且时刻需要警惕提防，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习认识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喷泉

那是个巨大的喷泉，粗粗的白色水柱汩汩有力地喷到空中，需要仰头才能看到。围砌在水柱旁边的大理石，被雕刻成盛开的百合花，或是一只古代的高脚酒杯。大理石台沿的高度近乎与少男少女们的胸口齐平，这使他们无法轻松地坐在身后的自行车上去蹬踩那洁净的台沿，只能围着那“酒杯”，伸手去摸那外翻的花瓣式的浅色大理石，大理石上面布满细密的水珠，水也喷到了他们的脸上。

这样的喷泉应该属于希腊或者罗马，而非周口。它属于周口只是因为我。

那喷泉出现在我关于周口的梦中。我始终不曾忘记这个三十六年前的梦，还有梦里生出的喜悦和感慨：我生活的城市里有了这样美的地方，以后可以和同学一起经常来……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欲望和恐惧的登记簿。那么，这个让人愉快的梦登记的应该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我想我没有忘记这个梦的原因，是因为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生活的城市，应该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喷泉？

与这个梦对应的真实的城市时空里，没有装饰物和人造景观，没有城市雕塑（被拆掉的上个世代的雕塑遗迹还能看到），没有行道树，没有公共绿地，甚至没有花……两条河把城市分成河南、河北与河西。那被人称为“大闸”的水利设施的所在地，是勇气所能支撑我抵达的城市尽头，我在那里看到过一棵广玉兰，那时没有开花。

景观的不在场，提醒了我眼睛的存在。

这个没有景观的时空存在的时间很短，抑或它是城市的某种意外，像刚刚苏醒时的略微一怔，揉揉眼睛坐起来，穿衣打扮。城市首先就是用来观看的。不知道多少影像叙事里有过这样的情形：城市景观排山倒海地扑向主人公和观众的眼睛，刺激，兴奋，或者慌乱，畏惧……观看不会生出满足的平静，反而会生出更多的欲望，带来更深的匮乏。

那梦中的喷泉不只是用来观看的，或者说，主要不是用来观看的；大理石只有简约的线条，光滑的手感，粗大的水柱单调地向上喷涌，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在梦中，少年的我却带着满足之后的平静，天长地久地打算起来……

周口并未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个喷泉，因此我也从未真正失去过它。相反，喷泉靠着它在现实世界的缺席，带回了我已经丧失的出生之地。

城墙

城墙，很多时候被看成凝固的历史，它是城市曾经长久作为城市的证据。

只是，谁需要这些证据呢？

那些生活在城墙内外的人们吗？他们似乎并不真的需要。

许昌曾经有过城墙，上有四门，据说四门的牌匾为：“北拱神京”“南望衡湘”“东联江汉”“西瞻嵩洛”。当城墙和城门还在的时候，城市用它们标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许昌城墙就陆续被拆除，修成了方便汽车通行的马路。一九五六年，政府号召全市职工义务劳动，挥洒汗水，纯手工拆除了残存的一百多米城墙，将其平整成道路。在我的记忆中，祖母始终把那条“建设路”叫作“城墙上”。

我曾颇为感伤地悼念那从未见过的城墙，一位教中文的秦老师似乎厌烦了此类文艺腔，他是开封人，他说开封的城墙倒是没拆，也没见有什么意思。

若只是被那肤浅造作的感伤拿去做廉价装饰，拆与不拆，的确都没什么意思。哪怕正经严肃起来，金龛玉台地供奉为历史的证据，细想还是没什么意思。深恐别人不信，才要存留证据，那份担惊受怕，像来历不明的世家子珍藏着被寻回时的襁褓残片。

河南大学老校区的东门，就开在开封的城墙上。曾经有三年的时间，我经常来往于此。冬天的时候，东门外会有一个卖烤梨和烤红薯的摊位，寒冷的空气里弥散着滚烫的甜香，铁皮桶箍的火炉背后的城墙，在这香气里，开始有了一些意思。

霏霏细雨中，我和相交多年的女友走上了南京的城墙，那是二十年前的初春，我们前一日去看了栖霞山的绿萼梅。

我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但还未真正体会到衰老。此前我和她曾经一起走在许昌的“城墙上”，那时有很多担忧，站在南京城墙上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些担忧显得很可笑，随即我们就丧失了那略带释然的自嘲的笑。命运一点点展露出残酷狰狞的嘴脸，我们就沉默了，各自流泪，不再说话。我曾经忘记了，此刻再度想起，二十年前站在南京城墙上，风里似乎有“啾啾”的哭声，我听到了，她应该也听到了，但当时我们俩都没有说……

北京元大都遗址，种了很多海棠花，春天的时候，满枝妩媚，海棠落的时候，夜晚灯影下，飞花如梦。

这是一个邀约，但我终没有赴约，焦灼的眼睛与粗糙的心，伺候不起那夜深也不肯睡的花，于是那海棠花蹊，终也丧失于遗忘。

许昌消失的城墙，前几年又回来了一部分——建了景观式的城门。滥觞于舞美设计的汉唐风大屋顶，取代了内土外砖的明城墙——那是它消失时真实的模样。在现实中“失而复得”的城墙彻底沦为虚构，而那些已经消失或者还未消失的城墙，拽着我缠绕其上的生命时间，不断钻进我过去或者未来的某个故事中，得以再度显现……

圈地

我见过两个男人，圈地为城。

一个男人与权力有关，他是最为基层的行政区划的负责人，常常被人冠以“土皇帝”之名。他带着一副平和憨厚的面相，轻松笑谈他治理辖地的霹雳手段。他挥手指着远处一片裸露的土地，那是被征用的乡村，即将化身为城市。原本拥有这些土地的农民，一夜之间在地头栽上了指头般纤细的树苗，因为这样做可以得到十倍苗价的补偿款。这位地方官率领所有吃财政饭的干部，弯腰勠力，在另一个夜晚，给拔了个精光。

地的尽头，已经有巨大的挖土机停在那里，将土地标识为工地。不知道为什么，建筑工地给我的印象竟然是毁灭和破坏。就算是望着繁华都市里在建的摩天楼，这种感觉也还在；那些高耸的、骄傲的、夕阳只能含羞悬挂其半腰的塔吊，总会让我想到废墟。

工地是城市最为昭彰的丧失之地，铿锵地告诉着人们：一些东西将永远失去。

我们站着的地方，还是麦田。绿茵茵的冬小麦正在等待一场及时的春雨，田埂上的荠荠菜开出了白色的小花，他带着权力者的傲慢，踢了踢那植棵，说：“荠荠菜，老了！”

他告诉我，开疆拓土的城市不久将会抵达我们脚下站着的地方……

我活到今天，全部的乡村生活加起来不过十几天，主要形式还是此类的“采风”活动，我并无乡土情结，却依然有了真实的丧失感。明年的春天，这里不会再有冬小麦与荠荠菜，这让人难过，虽然说起来似乎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另一个男人与财富有关。他应该是《史记·货殖列传》里说的“与王者同乐”、被巨大财富“素封”为王的人。这是自然经济下的财富故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故事是颠倒着讲的，真正的帝王反而是手握财富的人封的。不过这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故事，不适用于这位“王者”。他更为谦逊和低调，会笑称自己是农民，遥遥指着有着精美建筑与络绎游人的欧式小镇，给我讲了个朴素的童话。听着他的描述，我的眼前就如同迪士尼电影的片头一般出现了华美的建筑群落，烟花绽放，灯火璀璨……

这里原不是城市，承载的故事多了，它就成了城市。

他关于“文化筑城”的信念，也正是迪士尼的魔法，维持着现实金钱帝国的原本就是这些虚幻的故事。再美轮美奂的建筑也只是空壳，里面要装满活人才能成为城市；他要这里成为让人们充满渴望、蜂拥而来的幻梦之城。

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皇帝”重复了诗人的原话，意思却截然相反。

看得见的虚构之城，丧失了那“看不见”的真与美。

即便这个判断是对的，却依然是肤浅的，而且具有遮蔽性。因为认识梦幻之城的最为关键的维度不是真假美丑，它是启动之后需要不停吞进血肉之躯才能保持魅惑魔力的机器。红宝石般的宫殿穹顶看上去是如此的明艳华美，于是更多人甘心甚至急切地拿出了温热的血肉，换取对那冷冰昂贵之物的虚幻的拥有感……

别处

别处是他人所在的地方。

这是我存留在文字里的一个真实场景，时间是十年前。

我从家乐福超市出来，手里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穿过商场门前的停车场，走上通向过街天桥的斜坡路。天桥上没有城管来查的时候，通常会摆满卖东西的地摊，桥翼覆荫的路边，聚着些卖小吃的手推车。

正是午饭时候，食物的气味在空气中格外浓郁，身边的行人似乎也格外焦灼。北京的秋天，天空蓝得透明，阳光亮得刺眼，风很大。斜坡路的尽头有几级台阶，最低的一级台阶上蹲着个卖盒饭的人，五元一套，一盒米饭一盒菜，低廉的价格让人不会去苛责那不太让人愉快的气味。一个年轻女子买了一套盒饭，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到天桥下面去了。

女子身上的香气混在盒饭的气味里，当她走过去的时候，那香气直截了当地扑过来，粗鲁地搡了我一把。我还看到了她的脸，年轻却不稚气，说不上十分漂亮，但眉眼分明，唇很薄，近乎赌气似的抿着，眼角能看到黑色眼线的尾梢，这一笔，把她画老了。

我靠着栏杆，似乎是要歇歇，目光却追着她的背影走。她转到了一个没有顾客的朝鲜冷面摊上。摊主是个中年男人，非常不明智地蓄了小胡子，看上去不大洁净。女孩拿着手里的盒饭朝摊主示意了一下，得到了允许，她坐下来，打开盒饭，捏着过于短小的一次性筷子，开始一点一点地吃饭。她似乎不大饿，或者没胃口，却吃得很耐心，很顽强，一口接一口地朝小小的嘴巴里送……

摊主似乎坚持了一会儿，还是转过来跟她说话了。他的冷面摊依旧没有生意，他手里拿着块毛巾，没什么可擦的，就是拿着。他问出了那句话：“你是哪儿人？”

在离他不到一米的斜上方，我刚在半分钟前替他写了这句开场白，他好像会读心术一样接着就念了出来。女子却没理睬我编的脚本，不肯说预定的台词，她微微仰起脸，看了看摊主，含混了一声“我啊……”就低下头去，又朝嘴里送了一口饭菜。

摊主手里的毛巾挥向了自己的招牌，女子嚼着米饭，顿了一下，摊主解释，不是朝鲜，是延边。女子脸上有了丝笑意，她似乎在犹豫，是否要把那笑释放出来，决定还没做出，笑自己先消失了，女子的神情变得茫然，心不在焉，然后是倦怠，好像这盒饭吃得她很累，她手里的筷子停在米饭中间，歇了一会儿，坚定地又夹起一筷子，送进了嘴里。

她身体的姿态充满戒备，坐在矮凳上，牛仔裤紧绷着的双腿并在一起。

摊主开始讲他为何离开故乡，我不想再给他充当提词人了，更主要是受不了那决心要刮荒这个城市的大风，拎着买来的东西，走过天桥，回家去了。

厨房的玻璃，挡住了大风，放进了阳光，我微微有些汗意，带着米饭香味的蒸气氤氲在厨房里，我把切好的土豆丝放进清水里，看到析出的淀粉烟雾一样地从水底升起……

我想着那对陌生的男女，却无法用想象延续他们的故事。

后来我记下了这个“偷拍”来的场景，命名为“他人的故事”，我还老实地记下了自己对他们的一无所知。

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诚实，并不觉得羞愧，或者恐惧。我甚至缺乏基本的想象力：大风击碎玻璃，刮倒楼房，氤氲着米饭香味的厨房燃起大火，成为废墟……

依着栏杆观看他人的姿态，即便是想象也是愚蠢的；我本也是那桥下的女子。

我失掉了那臆想的“不到一米的斜上方”的位置，心惊，却并不遗憾。

所有的他人本质上就是自己，所有的“此地”都有可能成为“别处”：成为饥荒，战争，瘟疫，劫掠，暴力，不公，欺凌，羞辱……成为任何灾祸和苦难的降临之地。

此在

空间总是深陷于时间之内，至少与人相关的空间，总是如此。我们无法抛开时间，确定一个与人相关的空间，大到国族历史，小到一次约会。

然而人的生命时间，同样给我强烈的空间感。在人身上，空间作为容器给时间赋形。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院落或者村落，田野或者街道，客厅，卧室，校园，教室，医院，广场，车站，商店，超市，电影院，游乐场，办公室，流水线……任何年纪都失去了形状，成为意义单一的数字。在与世界的交互中，我们生成了我们自己。

我不愿意妄言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进程，就像我不能去诗意地谈论乘坐地铁的美好。虽然在从立水桥到芍药居的十三号线上，在途经森林公园时——能透过尚未进入地下的城铁车厢玻璃，看到秋日的树林——那一刻是美好的。

然而这一刻有很多前提：寥落无人的车厢，晴好的天气，平和的心境……我还时常会想起在地铁站看到的一幕：已经过了检票口的中年女人挪到了旁边的栅栏边，栅栏外有个男人站着。中年人的告别，并没有什么动作，他们的身体只是不由自主地朝向对方倾斜，带着笑互相看着，没有伸出手，更不会隔着栅栏拥抱接吻，旁边的闸机边不停有人刷卡进站，“嘀嘀”的闸机检票声，并没冲淡他们弥散出的旁若无人的悲伤。已经走出十几米外的我回了两次头，他们还在那里站着……

这些点滴忽然变得珍贵起来，乃至于我很想记录下来，因为我发现自己的感觉正在被改变。我们不再需要具体的空间来为生命时间赋形，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任何空间来为自己的生命时间赋形；虚拟世界正在逐渐取代现实世界，如同土地从田野被征召为城市，我们的生命也正在被征召为某个信息网络的寸寸疆土。

我们开始经常缺席自己所在的空间，靠着眼睛匆忙赶赴各种“事发现场”，或者躲进某个“异域”；无论拟真的影像叙事空间，还是失真的赛博幻想空间。我们的生命并没有因此变得丰盈，反而更加匮乏；我们也没有因此建立更为深刻的关系，反而越发疏离和撕裂。吊诡的是，撕裂的我们还没有因此生成得更为多样，反而变得越来越一致。

哪怕曾经的边缘之地，也在不断地丧失之中。

一位研究中国南方道教仪式的人类学学者曾经跟随导师进行田野调查，如今他也成了导师，最初结识的考察对象的弟子也成了“非遗”传人。他发现在自己学生带回来的田野调查报告里，新的考察对象对仪式名称的表述和意义阐释，已经彻底失掉了当初的芜杂混乱，与自己导师的学术研究结论高度一致了。学生没有偷懒，更没有造假，“非遗”传人也同样真实地讲述着自己的所学和所想，是现实本身变成“假”了。

讨论都沦为变相的感伤喟叹，再多的末日预言也丝毫没有减缓丧失的速度。

世界正在失去真实本身，而人类最后失去的很可能是作为“此在”的资格。

我是这个巨大丧失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粒子，不知道在我短暂的生命时间中，有没有成为数据海洋中一星无差别信号的危险，但靠着人类狭隘的心智与教养，我愿意为这属于我的为数不多的时间，尽量寻到真实的空间赋形。

找回坚实的脚尖之地，那里也许会延展出可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