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长江文艺评论》主编。著有《於可训文集》十卷，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

三十功名

於可训

这不是某些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有缘得与者，各自对号入座。

——作者题记

一

这一站上下车的人少，他从车上跳下来，双脚刚踏上路基，就听见身后空隆咣噹的蹬钩声，车轮已经缓缓滑动了，接下来是远处一声短促的汽笛，这条暗绿色的长龙，就拖着像他一样疲倦的身体，向前方一站缓缓驰去。

他是从路基那边下车的。跨过铁路，才是他要回家的方向。他站在路基中间，习惯性地朝两头望望，目力所及，是一片灰蒙蒙的烟尘，这是这座城市的早晨所特有的色调。从无数正在生火的煤球和蜂窝煤的炉具中燃起的白色烟尘，混和着被冬日的朝阳烘焙着的雾气，把铁路沿线的景物，都笼罩在一团混沌之中。

他喜欢这样的景致。仿佛什么都看不见，又分明知道什么都隐含其中。就像他脚下的这条横断长江，把这座城市切成两半的铁路，很少人能说出它的历史，但谁都知道它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如今是贯穿南北的大动脉。此刻，在这条大动脉里流淌着多少鲜红的血液，同样也无人知晓，但同样谁都知道，一旦它停止了流动，它深藏其中的这个庞大的身躯，就会陷入瘫痪。他不懂哲学，可他又觉得这仿佛是一个人的命运，你好像不知道它确切的来程去路，但却又一步一步地走在它的来程去路之上。

他跨过路基，举起信号灯，朝路桥下面晃了几晃，一道白色的光柱，穿过麻麻匝匝的烟尘和雾气，射向一片低矮的楼房和杂乱的棚户，他的家就在那里。这是他与妻子约定的平安信号，这些年，铁路安全不好，常出事，妻子时刻为他担着心，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总要带着两个女儿在路桥下等着他。见到了信号，她才会放心。他想，此刻他们一定等候在路桥下面，于是便加快了脚步，从高高的路桥下到地面。

两个女儿飞一样的跑过来，一左一右地拉着他的手。小女儿抢过信号灯，学着《红灯记》里李玉和的样子，迈开大步挺起胸，一步一顿地走着，很有点英雄气概。大女儿小鸟依人地贴着他的胳臂，亦步亦趋地跟着走，一家人有说有笑，引来了不少路人注目。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处贴满标语的围墙。他下意识地朝围墙看了一眼。去年的某一天，也是从早晨的交通车上下来，路过这段围墙，他发现一条黑字的大标语，中间有四个大人物的名字，歪歪倒倒地写着，还被打上了鲜红的叉叉。这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啊，谁这么大的胆子呢。根据这些年的政治经验，他知道，这意味着国家的形势又要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敢在这条标语面前过多停留，甚至也不敢多看一眼，就匆匆忙忙地离去。如今，这条标语已被新的标语覆盖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了。他预感的那种变化，后来果然也发生了，可他却怎么又觉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或许生活又该变变了，但究竟怎么变，又有谁知道呢。

他听不清妻子边走边说些什么，只听见小女儿摇着他的手，大声地催促他快走，说是今天过早有好吃的。这个城市的人把吃早餐叫过早。他拍拍小女儿的头，却对走在另一边的大女儿说，瞧，你妹妹就知道吃。

二

女儿说的好吃的，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人最爱吃也最常吃的一种叫作热干面的早点。传说这种早点是早年一个卖粉面的摊主歪打正着的结果。说是这个摊主有一天把卖剩的面条煮熟了沥干，晾在案板上准备留到第二天再卖，中间不小心碰翻了案板上的油壶，壶里的麻油都泼到了面条上，摊主只好把面条和麻油拌匀了再晾。第二天早上，摊主把拌了麻油的面条放在开水中一烫，加上平时拌凉粉的各种调料，香气四溢，吃起来又爽口，又劲道，结果便招来了众多食客。人问这叫什么面，摊主脱口而出说，热干面，到后来经过别的人发扬光大，就成了这个城市的早餐大多数人必吃的一道名点。

其实，这道名点对他来说，并不稀罕，每次上早班，他都要到隔壁的饮食店花一毛五分钱买三两热干面，再花八分钱买一碗桂花糊米酒，吃饱了，喝足了，再去上班。每天早晨，有这一碗热干面，一碗糊米酒垫底，这一天，什么样的脏活重活，就像李玉和说的，他全能对付。这是妻子给他的特殊待遇，自从他到铁路上班以后，几年来一直没变。她娘仨就在单位食堂喝稀饭过早，有时加点馒头包子什么的，还要找个理由。女儿说，今天过早有好吃的，他猜想大约就是今天过早要吃热干面。不用找理由，他下夜班按时回家，对妻子来说，这就是吃热干面最好的理由。往日夜班，要是出了事故，不论大小，早晨下班，都要到生产组去交班，从细微末节的调查，到装孙子的检讨，到听生产组的人骂娘，不折腾两三个小时，决不罢休。

一进院门，果然就闻到了热干面的香味。其实，这香味不是面条的，而是拌面条的芝麻酱的。热干面发展定型后的主要调料，不单单是麻油，还有加小麻油调好的芝麻酱。双重的芝麻香，加上香葱大蒜酸豆角辣萝卜干和酱油醋，有时还有一些榨菜丁和花生碎混合在一起的香味，是神仙也挡不住的诱惑。这个城市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身在何处，魂牵梦萦的，就是这一口。他是个外来户，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历史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虽然谈不上爱好，但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吃热干面，是他感到最温暖最幸福的时刻。他珍惜这难得的时刻，他不能像赶着上班那样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他要跟他的妻子女儿一起，一边说话，一边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尝，直到碗里的面一根不剩，连抖落在碗底的调料的碎末子，也用筷子一粒一粒细细地搛到口里。

也许真的是饿了，也许是好久没吃热干面，嘴馋，小女儿一坐上桌子，拉过面碗，抓起筷子，挑起一筷子面，就往口里塞。堆在面上的调料纷纷下落，焦黄的芝麻酱糊到嘴唇上，就像上了一层浓妆。一边吃，一边还要腾出手来，时不时揉一下鼻尖，发出嗞嗞的响声，这是小女儿吃饭的习惯。看着女儿的这个吃相，他觉得可爱，又有点心疼。他不忍心打断她，就对还没有开始吃的大女儿说，来，我教你,热干面要这样吃。一边说，一边拿起筷子做示范动作。他把筷子插进面碗里面，把面挑起来，轻轻地抖一抖，把堆在上面的调料抖落到下面，然后再用筷子左右转动，使调料均匀地沾着在面条上，这才挑起一箸面来，慢慢地送到口里。见父亲这样不紧不慢地操作，大女儿显然有些着急，还没等他放下筷子，就问，爸爸，我可以吃了吗。妻子接口说，吃，吃，吃个热干面还搞得这么麻烦，又不是山珍海味龙肝凤胆。见妻子光顾追着孩子吃，自己却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就说，你也吃，再不吃就凉了。妻子说，我不急，你先吃，你边吃边听我跟你说件事。

见妻子这么正经八百地要跟他说件事，他觉得奇怪，有什么事值得这样煞有介事的，就一边挑着碗里的面，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说吧，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秘。妻子说，这事是有点神秘，我说了你不要到外面去说。一边说，一边对已经吃完了面的小女儿说，去，陪你姐到外面去吃，我跟你爸说点事。吃了一半的大女儿就乖乖地拉着妹妹的手，离开了饭桌。他朝妻子瞪了一眼说，你就不能让孩子吃完了再说。妻子说，不能，这事我今天非得告诉你，等会儿你睡觉，我上班，我还要送她姐俩上托儿所幼儿园，等我俩再坐到一起，怕是明天了。听妻子这样一说，他干脆把筷子架到面碗上，说，我也不吃了，什么事，这么重要，说吧，我洗耳恭听。

妻子朝门外看了一眼，见两个孩子乖乖地坐在一起，就凑到他的耳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恢复高考了。他偏过头，朝妻子白了一眼，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妻子说，我说要恢复高考，我们又可以考大学了。这回他听清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是什么大事，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神秘兮兮的。就伸手从面碗上拿起筷子，一筷子一筷子地朝口里挑面。妻子见他这神情，就说，怎么，你不高兴吗。他依旧若无其事地说，高兴，怎么不高兴呢，终于又听到高考这两个字了，我能不高兴吗。妻子说，我看你不是真高兴，这不是你心里话。他说，你要我说心里话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说说心里话。说着，又把筷子架到面碗上，用巴掌抹了一下嘴巴说，当初，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政审搞了，体检搞了，志愿表填了，有的外语口试也面试过了，还有十八天就要进考场了，忽然有一天，校长把我们叫到一起，说上面下来文件，高考要延迟半年，当时我们还瞎高兴了一阵，说又多了半年的复习时间，谁知这一延，岂止半年，二十多个半年都过去了，从校长传达文件的那天算起，到今年的今日，已经是十一年四个月零十四天哪，我的老同学，如今，我们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都进了而立之年了，天天翘着屁股干活，什么准备也没有，连课本也都在武斗中丢干净了，又说要恢复高考，说延迟就延迟，说恢复就恢复，恢复高考，谈何容易，你叫我们拿什么去考，就是把我们放在火上烤干了，我看也烤不出半点油星子来。见妻子瞪大眼睛看着他，就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上班出危险，想我尽快离开铁路，可是要有这个可能哪，你以后就别编这样的故事来哄骗我了，不如让我吃了面去睡一觉还实惠些，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看我这辈子就没有上大学的命，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那就认命吧。妻子见他说着说着，眼眶里噙满了泪水，知道他心里委屈，就伸出一只胳膊把他的脑袋搂到自己怀里，一边轻轻地在他头上抚摸着，一边在他耳边小声地说，这回真不是骗你，是我亲耳听到的，是人家亲口告诉我的，就把昨天她在楼上做卫生时经历的那一幕，细细地跟他说了一遍。

他妻子是这个城市一家饭店的服务员，这家饭店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家饭店，饭店的楼房，也是这个城市最高的楼房。当初招工的时候，他妻子只想当一个穿背带工装的女工，她喜欢那工装，觉得穿起来很神气。可是，一次又一次，因为视力不达标，工厂都不要她。直到点上的同学都走光了，几个月后，才有一个服务单位去招人。有人教她把视力表背下来，说到时候知道是哪一行第几个，就知道上下左右怎么指，谁知她一站到视力表前，就什么都忘了，依旧不知道医生的棍子指的是哪个方向。体检的医生也有孩子是知青，对招工体检有抵触，觉得招工体检对这些孩子不公平，为什么下乡的时候不体检，眼睛近视得看不见路，近视镜片厚得像酒瓶底子一样的也要下去，上来当个工人，还要这检查那检查的，又不是去当飞行员，有必要搞得这么严吗。在检查视力的时候，见她一只手在半空中像道士画符一样地乱动，知道是背了视力表又忘了的，就拿棍子在视力表上胡乱指点了几下，提起笔来就给她填了两个一点二。她拿着表对医生表示感谢，医生说，谢什么谢，上了班好好工作就是。

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上班后，就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她到公司后，分配在这家饭店当服务员。都说六六届高中生当服务员是大材小用，她觉得这比在农村强百倍。领导见她在这批青工中文化水平最高，又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就把她分到一个重要的楼层，不久又让她当了这个楼层的班长。这家饭店虽然也对外接待散客，但那年月自由流动的散客不多，除了因公出差的少数客人之外，主要就是接待省市一些重要会议，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免不了有一些领导同志需要与代表分开居住，领导也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召开专门会议，安全保卫和保密性，都要求很高，所以饭店就单独开辟了一个楼层供领导使用。这个楼层就被饭店的同事戏称为领导层，她就在这个领导层担任班长。她熟悉经常在这里出入的领导，也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她知道只要接待重要会议，她这个楼层就是这幢大楼的中心和主脑，她为在这个特殊的楼层当服务员，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她发现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来熟悉的领导都不见了，新来的人，在她们眼里，虽然也是领导，但这些领导跟原来的领导不一样。他们不是年老多病，就是土里土气，说话低眉顺眼，见人点头哈腰，连对她们这些服务员也客客气气，无论为他们做点什么事，哪怕是服务员的本职工作，也要说声谢谢。这些领导不爱开会，但一开会就吵架，不是争得面红耳赤，就是跳起脚来骂人，比原来的领导厉害多了。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饭店的领导，饭店的领导说，别问这么多，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

这天上午，她清扫了分配给自己的房间以后，就开始拖走廊的地板。走廊很宽，是水泥地，毛糙，容易脏，拖起来很吃力。她把两个拖把扎在一起，甩开膀子，一左一右，呼呼啦啦地拖着，像生产队的社员用腰镰在湖滩上打草。她见过队上的社员用腰镰打草，她就是学着他们这样干的。这样干，速度快，有效率。拖了一会儿，已是满头大汗，她正想直起腰来歇口气，忽然发现她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人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身材微胖，面相和气，她想，这一定也是个领导，就说，对不起，我没看见您。那人说，我可是看你半天了，你们这些当过知青的年轻人，可真是了不起呀，有文化知识，又吃苦耐劳，真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见有人夸奖，她有点不好意思，就问，您有什么事吗。那人说，没什么事，我想找你谈谈可以吗。她说，可以呀，正好我也快拖完了。那人说，那就等你拖完了吧，不耽误工作。她于是又弯下腰去，迅速把她面前的一段走廊拖完了，就回转身来跟那人说，好啦，您说吧。那人指指走廊边摆着的长椅说，坐下说，坐下说，你也歇歇气。

坐下以后，那人就单刀直入地问她，想考大学吗。她一下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怎么回答，突然想起《突破乌江》的电影里，一个当官的问一个小个子兵说，小个子呀，想当官吗，那小个子兵说，想，做梦都想呢，就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说，想，做梦都想。那人笑了笑说，知道我们在开什么会吗。她说，不知道，我们这个楼层有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那人又笑了笑说，现在不是你问我，是我要告诉你，不算犯纪律。见她瞪着大眼看着他，知道她渴望听到他要说的事，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省里的高考招生工作会议，中央最近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开完了这个会，我们就要组织报考，怎么样，报名吧，听说你是六六届高中生，又是有名的黄冈高中的毕业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见她的表情似乎有些犹疑，那人又说，不要有顾虑，这次招生的政策跟往常不一样，有很多调整，原则都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定的，为了抓紧时间，不等明年秋季，今年下半年就开考。接着，又跟她讲了一些招生政策方面的问题，又问了些同学们平时对考大学这件事的议论和看法，包括在知青点上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情况。末了，又鼓励她响应号召，积极报名，说经过十年动乱，国家急需人才，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尽快投入学习，及早成为国家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三

从那年收到招工单位的录用通知后，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激动过。按说，这件激动人心的事来得太晚，但尽管过去十一年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她还是禁不住心跳。十一年前，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他们开始分科复习备考。她和他都报了文科班，他们在班上语文成绩都好，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分析。他那时正崇拜鲁迅，读了很多鲁迅的书，还仿照鲁迅，起了一个从来没用过的笔名叫吴速。也像鲁迅一样，他用了母亲的姓，吴，单名就在迅速二字中，拣了鲁迅用剩下的那个速字。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看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有一门课叫鲁迅研究，就填了南开大学。她没有他那样的雄心，不敢高攀鲁迅，但内心也有一个隐秘的愿望，想将来从事外贸工作。那年鼓励学生填报外贸学院，说是国家急需外贸人才，她就报了北京外贸学院。搞外贸工作需要外语好，所以她就把复习的重点放在俄语课上。她的俄语成绩本来就好，也喜欢俄语，平时在这门功课上下的功夫也多，有一年暑假，还把从初中到高中所有课本上的俄语单词，语法规则，重要练习，都分门别类地做了整理，编成了一个小册子，背得滚瓜烂熟。俄语老师是个很严厉的人，每天早晨到文科班上来辅导早读，都要拎上两个开水瓶，把开水倒在漱口杯内，在讲台上一字儿排开，然后让同学们像部队喊操一样，扯开嗓子念单词，读课文，口干了就去喝水。在学校里住读，伙食本来就差，没有油水，早晨又是空腹，读着读着，就唇干舌燥，头晕眼花，喝再多的水也不管用。俄语单词中，有个字母P,发音像乡下人说的夹巴子说话，要卷起舌头来打哆啰。俄语老师教了一辈子俄语，也发不好这个音，却把他毕生积累的发音经验，教给他的学生，要他的学生照着练。老师说，发这个音，口里要含着一口水，把头仰起来，眼睛望着天，一边从喉咙里向外送气，一边用舌头配合转动，就像汽轮发动机一样。只是这喉咙送出的气息与转动的舌头，往往配合不好，口里含的水，不是咕隆一下吞进去了，就是像水枪一样，噗哧一声喷出来了，结果肚子里灌满了水，面前的书本喷得透湿，还是发不出这个音。想想当时的情景，她常常禁不住笑出声来。

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早就成了尘封的记忆。那天校长传达完文件后，文科班就结束了，同学们把各自的课桌，又搬回了原来的班级教室。后来，课桌也不要了，教室也关不住了，破四旧成了日常功课，砸烂封资修成了最好的课堂，再后来，北上取经，南下串联，扯旗造反，文攻武斗，等闹腾够了，又一车拉到乡下，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再等招工回城，便到了谈婚论嫁，生儿育女的年龄，如今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就算是做过考大学的梦，现实中也要有这个条件哪。首当其冲的是，两个孩子谁来管，他在铁路上班，两头不见天，节假日遇到轮班，也没有休息，铁路实行军事化管理，轻易不能请假。公婆和父母都在工作岗位上，就算是提前退休了，不住在一起，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她深知养孩子的难处，不说别的，就是每天早晨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就是一件大事。国家提倡只生一胎，可她不小心却有了两个。领导说，上面也没有硬性要求，但上幼儿园的指标只有一个，那一个就只能留在单位的托儿所，一直住到上小学的年龄。托儿所的阿姨说，你们家的妹妹很不错，这么多年，我们都让她当班长，她听了只有望着阿姨苦笑。她家妹妹永远都是托儿所的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可不是年年要她当班长。每天早晨起来，送完了上幼儿园的，又要送上托儿所的，就像打仗一样，这个掩体打几枪，又转到那个掩体。遇到孩子有个三病两痛，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有一次，他在当夜班，大女儿得了急性菌痢，发着高烧，半夜要送医院，公交车都停了，外面狂风暴雨，把小女儿丢在家里不放心，只好怀里抱着大女儿，背上背着小女儿，披着一件雨衣，一口气跑到儿童医院。等医生接过她怀里抱的大女儿，再回头把小女儿从背上放下来，发现孩子已憋得满脸发乌，差点闭死。想想这些，用不着作选择决断，事情是明摆着的，像我这样，还能上大学吗。看来，我今生注定与大学无缘。罢罢罢，这个大学我不上也罢，就让他一个人去上吧，就像当兵吃粮，两丁抽一，一家有一个代表就行。他也是个近视眼，在现场作业，影响工作，又有危险，就让他去吧，这样，也省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晚上做噩梦。我得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好让他早点复习，早作准备。

恢复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就正式见报了。身边就有许多人开始复习，还不时有人来请教问题，要他帮忙辅导，说他是老高三，底子好。尽管这些天，她反复劝说，反复动员，他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不能把这个家都丢给她一个人，把抚养孩子的责任，让她一个人去承担。再说，他也离不开他的工作，虽然辛苦危险，但却充满挑战，充满刺激，站在奔跑的列车上，他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豪迈的感觉。大学这两个字，虽然有人提起来，他还不免心跳，但却引不起他的半点激情。就像他在初中时暗恋的一个女孩，现在也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面容。记得下放农村以后，他和她一起去看过一个上大学的中学同学，他是工农兵学员，学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带他们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栏，教室食堂和宿舍的门窗，都很破旧，墙壁上写满了标语，也贴了大字报，有些墙壁上，还留有武斗的弹痕，这与他在电影里看到的大学校园，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也看不到电影里常见的，戴着近视眼镜，抱着一大摞精装书本，或穿着布拉吉，手拉着手，边走边说笑的男女大学生，更不用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叼着烟斗的大学教授了，大学在他心里就打了折扣。就像当年的历史老师带他们去参观一个老宅子，去时想象它的富贵，看到的却是满目的破旧。

饭店里有一个老厨师姓季，大家都叫他季师傅。季师傅的资格很老，解放前就在饭店后厨当学徒。季师傅有个儿子小季，从乡下抽上来，也在饭店工作，干的是电工。小季下乡时，只读到初中毕业，是老三届初中生中最低的一届，算起来实打实地只读了一年的初中。听说下乡知青都可以报考，小季也跃跃欲试，季师傅于是就找上门来，要他帮忙辅导。跟小季辅导，不像别人，只回答一些具体问题，而是要跟他系统讲授初高中的所有课程。试了一次，他感到为难，就回去跟她商量。她说，总共就这么点时间，又没有课本，系统讲授不现实，不如把各门功课的主要内容，拣要紧的，编出一个大纲，然后再根据这个大纲跟他做辅导。她是个热心人，平时跟季师傅关系就好，生活上也没少得季师傅照顾。季师傅结婚晚，就这么一根独苗，求到门上来了，不能不尽力。她于是就协助他利用空闲时间为小季编写复习大纲。他俩都是名牌高中毕业，那年月，中学实行少而精的教学原则，除了课本上的东西，不许看任何课外的参考书和教辅资料，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周培源编的物理参考书，被班主任发现了，缴了书不算，还专门开了一次班会挨了批，所以他们那几届的学生，就把课本上的东西搞得滚瓜烂熟，不光是那些定理定律公式，连一些典型的习题都背得下来。虽然下乡前课本和作业，都在武斗中丢得干干净净，但下乡后，在不出工的日子，或闲得无聊的夜晚，背诵这些定理定律公式，演算这些习题，就成了他们打发多余时光的最好办法，也是他们在平淡岁月里最大的生活乐趣。有这样的功夫垫底，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按计划编出了各门功课的复习大纲。拿到这个复习大纲，小季自是欢喜不尽，复习的进度也快了许多。季师傅为了感谢他俩，特意做了一道拿手好菜，还带了一瓶酒，拉上小季，上门谢师。季师傅说，我家三代都是厨子，也想出个大学生，改良一下品种，你们帮了我这个忙，就是我们老季家的大恩人，我儿子就拜你为师。说着，就要小季跪下拜师。他知道季师傅喝得有点多，就说，使不得，使不得，我不过是比小季多读了一个高中，要不是耽误了十年，小季也早该是大学生了，碰得好，我俩上了同一所大学，我充其量是他的学长。季师傅说，使得，使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你就跟我平起平坐了，咱俩是一个辈分，他只好对着季师傅呵呵呵呵地傻笑。

跟小季搞了这些日子的辅导，他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正有一种力量，在悄悄拱动。这力量，就像青春的荷尔蒙在挑动情欲，又像春天到了，回暖的地气，在催裂种子发芽一样。他把这种感觉跟她说了，她说，你要动什么歪心思，就不要找借口，什么荷尔蒙啊，地气啊，都是鬼扯，说白了，也就是你那点上大学的念头又回来了，你忘了你前几天还跟我说，这些年听惯了叫师傅，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见人就叫师傅，突然听见有人叫你叫老师，就觉得新鲜，这是你找回了学习的感觉啦，你那丢了多年的魂儿又回到学校啦。他一想，也是，这些年，连老师这个称谓都变了味儿，都觉得陌生。听到有人喊老师，不觉得亲切，反感到奇怪，本能地觉得这被喊的人有问题。

两人于是就回忆起中学的那些老师。他说，你还记得教代数的华老师吗。她说，华老师，怎么不记得呢，就是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爱指手画脚的华老师吧，我还记得他教我们怎么记住LOG2和LOG3的得数，说LOG2的得数是一个人戴眼镜，左边的眼镜架勾住的一只耳朵像3，眼镜片像0，中间的鼻子像1，鼻子右边的眼镜片又是一个0，连起来就是3010，前面加个小数点0.3010,就是LOG2的得数。如果要加上后面的约数3，就是右边的那只耳朵，合起来是0.30103。又说LOG3的得数0.4771是孙中山先生做演讲，孙先生左手叉腰是4，左右两个横着的肩膀和中间竖着的头颈构成两个倒写的7，右手拄的文明棍构成一个1，连起来加个小数点就是0.4771，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从教代数的华老师又想到教化学的王老师，王老师说原子的结构就像一群漂亮的女孩围着一个男孩跳舞，男孩是原子核，带正电，也就是阳电，女孩是电子，带负电，也就是阴电，同学们也记得牢。又想到教语文的吕老师，吕老师讲鲁迅的小说《药》，只用一些标点符号，就把《药》的主题思想和写作特点，都讲得清清楚。药，药、药；药？药！药……从药引起的故事，到这一种药、那一种药，两种药不同的含义，再到对药发问，惊叹原来是这种药，最后由药引发无尽的思考，抽丝剥茧，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既通俗，又好懂。只可惜这些老师后来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王老师因为那个男孩女孩跳舞的比喻，说是在课堂上散布黄色毒素，挨了斗争，加上解放前的历史问题，被迫自杀。王老师自杀之前，已接受监管，工作组派学生在王老师门口值班看守。王老师自杀那天，正轮上他值班。王老师见他拿着个体操棒站在门口，怕他累了，还端了个凳子让他坐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落坐。当天晚上，王老师就喝了氰化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老师断气的时候，他就在身边，难受得差点哭了出来。吕老师因为讲了药的复杂性，说是歪曲文化旗手鲁迅，也挨了批判斗争。最有意思的是华老师，学生揪斗他的时候，说他污蔑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还犟着脖子用手比划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说他学得不像，电影里演员的动作更加逼真。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师都到哪里去了呢，他真想像她说的那样，再回到学校去，在教室里再听听这些老师讲课。

四

这天下午，睡过倒班觉，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就随手拿起这几天正在看着的一本《中国文学史》，想在床上再赖一会儿。这套文学史是一个低年级的同学从学校图书馆偷出来的。那一阵子，学校的东西没人管，有些同学就把图书馆实验室的图书和实验器材偷出去卖。这个低年级同学曾经问过他一个古文学习方面的问题，觉得他很有学问，心想这套书他一定用得着，就有意留下来送给他。这套文学史共有四册，蓝颜色的封面，是一个叫游国恩的人领头编的，他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大约就是报上说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吧。他本来不想看这种书，不知道为什么下乡时却鬼使神差地带到了知青点上。点上的同学看到这套书，竟如获至宝，比在学校借小说看还起劲，没多久就翻得边卷角卷。有的同学还把书上举的例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没事时就抱着背诵。有个同学把抄下来的诗词散文单独编成一个小册子，还给这个小册子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国文学史撷英》。后来别的点上的同学知道了，也来借阅，这套书就成了一个香饽饽。结果转来转去，转到回城的时候，四册书只剩了三册，其中的一册，有个点上的同学说，他丢在防汛工地上了。此刻，摸着这一套残缺不全的文学史，他禁不住百感交集。

他住的这个棚户，是饭店的车库改造的，砖砌的车库部分做了卧室，卧室前面用牛毛毡搭了一个披厦，兼做吃饭弄饭和会客的地方。因为原来的车库门前有一排梧桐树，搭这个披厦时，为了借助这排梧桐树作支撑，结果便把这排梧桐树做进了披厦的正中。有人还在这些树上挂了一个木牌，在上面写上各家各户的门牌号码，俨然是一排风格独特的树屋。微风起处，屋顶随着树干轻轻摇动，整个披厦有如婴儿的摇篮，在母亲手中轻轻晃荡。遇到狂风大作，就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写的，樯倾楫摧，树摇房动，连正屋也嘎嘎作响。多少年后，他看过一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家的房子里就有这样的一棵大树，有人觉得奇怪，他笑笑说，我早就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天的风不大，他斜靠在床头，还是能感到披厦的房顶传来的颤动。院子里有人在洗衣服，这多半是黄师傅的爱人。黄师傅是饭店的看门师傅，他爱人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生了七个孩子，家大口阔，成天就围着这些孩子转，缝补洗晒是她的日常功课。搓板撞击木盆的声音，带水搓揉衣物的声音，伴和着房顶轻轻地颤动，就像农忙时节坐着秧船穿过湖面，懒懒的湖风，暖暖的春阳，船桨的咿呀声时起时落，让人昏昏欲睡。过了一会儿，门外的洗衣声忽然停了下来，就听黄师傅的爱人转过身来，冲着披厦这边喊道，让你读马列文论，你又读文学史，真拿你没办法，好好读，规定的页码没读完，不准回去吃饭。接着，洗衣声又响了起来。他朝披厦这边一看，发现喊话的不是黄师傅的爱人，而是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一边埋头搓洗脚盆里的衣物，一边说，这些文章你今天可能看不懂，看不懂不要紧，记住了，将来会有用，以后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到我这儿来读马列文论，我在门口洗衣服，守着你。他只好放下文学史，去找那本马列文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突然发现刘老师正在教室里讲马列文论，就坐下来听刘老师讲课。刘老师说，跟他们讲马列文论，是蛤蟆跳到鼓上，扑通扑通（不懂不懂），他们也记不住这些外国人的名字，你来说说看，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怎么读。就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外国人的名字，玛·哈克奈斯，敏·考茨基，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他都照刘老师平时教给他的念法，一一读下来了。刘老师说，怎么样，我说将来都有用，没说错吧。见他两手空空，刘老师又说，你的书呢。他就又开始找书，找了半天，这才发现手里拿的文学史就是马列文论，只不过包了个文学史的封皮。就赶紧翻开文学史的封皮，寻找刘老师讲的文章。刘老师说，错了，你那是文学史，不是马列文论课本。他说，是的，我怕同学借走了不还，包了个文学史的封皮，就递给刘老师看。正在这时，旁边有个同学说，我看看，我看看，就伸手来接。谁知没有接住，手里的书叭的一下掉下去了。他正要弯腰去捡，突然一个激灵醒了过来，伸手一摸，那本文学史不在，再一看，果然掉到地上去了。

醒来以后，他把这个梦琢磨了半天。心想，中学没有文学史的课呀，更没有马列文论，这应该是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可是，大学的课程，为什么是刘老师在讲呢，我为什么又跑到大学课堂上去听课呢。我睡着了以前，明明看的是文学史，怎么又变成了马列文论呢。好好的马列文论课本，为什么要包一个文学史的封皮呢。要说同学借了不还，也该是文学史，而不是马列文论，文学史显然比文学理论容易看懂，看着也更好玩。就这样躺在床上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个名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刘老师每个周六在她住的单身宿舍门口洗衣服，把他关在房里读马列文论这件事，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不知道为什么，班主任刘老师从高三开始，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要为他开一个读书的小灶，往往是刘老师给他布置完要读的书，就端个脚盆坐在门口洗衣服，他就在刘老师的洗衣声中把刘老师布置的书一页一页地读下去。毕业前那段时间，刘老师布置他读的，就是他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再一个，就是他真的像他的妻子说的那样，上大学的念头又回来了。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就这么成就了一个梦境。奇怪的事，他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以后，果真有一门马列文论的课程。任课的老师姓李，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有很重的口音，加上马恩列斯的文章中，有很多外国人名，老师念起来比外语还难懂。班上的同学都听不下来，李老师就笑他们是蛤蟆跳到鼓上，不懂不懂（扑通扑通）。只有他，不但听得懂李老师的方言，又因为有刘老师在中学给他做的铺垫，所以他的马列文论的课堂笔记，做得又准确又完整，课后也就成了同学们辗转传抄的样本，到复习考试的时候，更是同学们争相借阅的宝典。世事奇妙到如此地步，真叫人琢磨不透。

在床上赖了一会儿，就穿衣起床，吃过锅里留的饭食，就到了她下班的时间。跟她下班回来的，还有一个人。这人一头花白的短发，笑起来像一朵经霜的菊花。不用介绍，他一下就认出了是中学的田校长。田校长是当年管教学的副校长，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所以给田校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田校长这次是作为省里的代表，上北京参观刚建起不久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就住在她管的楼层，特意要到他家来看看他，动员他去参加高考。田校长说，你们这几届学生，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各方面工作都走上了正轨，教育质量抓得最好的一个时期的中学毕业生，你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发展全面，是国家不可多得的后备人才，你们要不去考大学，太可惜了。

没有什么招待的，就和田校长一起，捧着一杯开水，围着饭桌，回忆当年的那些同学。田校长对学生的情况很熟悉，对他们这些一只脚在大学门里，一只脚在大学门外的毕业班的学生，更是如数家珍。问了一些同学们离校以后的情况，田校长突然提起一个外号叫小凯洛夫的同学，凯洛夫是苏联的教育家，在中国很有名，这位同学因为善于总结学习经验，归纳学习方法，大家都说他有思想，像个教育家，就把凯洛夫的大名栽到他头上，叫他小凯洛夫。田校长说，我记得他总结的学习经验，归纳的学习方法，后来还搞了一个材料，在全省中学生中推广，产生过很大影响，有些中学还请他去做过介绍，像这样的人才，打着灯笼也难找，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见校长问起，他叹了一口气说，可惜这位同学回乡以后，因为受他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政治上一直受压制，连个民办老师都不让他当，至今还是个普通社员。有一次我们去看他，见他家里穷得一贫如洗，连条坐人的板凳也没有。他说他学的东西都丢光了，现在就只知道干活挣工分，养家糊口。其实，他父亲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是解放前轮流顶班当了几个月的保甲长。田校长听了，也禁不住感叹唏嘘，说，像你们这些硕果仅存的毕业生，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去参加高考，十年啦，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再来个什么运动，你们就永远上不了大学啦，老师们的心血也就白费了。

田校长从北京回去，又托人带来了一包复习资料。田校长是个有心人，就是在关牛棚，被抄家，挨批判，后来又下放农村的过程中，还不忘保存这些知识的火种。据说，为了保存这些资料，田校长连师母陪嫁的一口樟木箱子，也贴出去了。他对他托付的一个乡下亲戚说，箱子你可以留下，里面装的资料，一张纸也不能少。后来又听说，他的这个乡下亲戚把这口樟木箱子，也做了他女儿的陪嫁，却把那些资料转移到他母亲的棺材里面，老人家每天晚上把棺材盖翻过来当床睡觉，谁也不会想到，里面却藏着田校长盗得的天火，说来也是一段咸酸苦辣甘五味杂陈的佳话。

五

佛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既然师也度了，妻也度了，时也度了，事也度了，剩下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度出迷津。她见他心念已动，决心甫下，就协助他制订复习计划。

复习的安排颇费周章。车站上的是日夜连班，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一个萝卜一个坑，要请假复习，根本不可能。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给领导为难，就把书带到班上，趁没活儿的时候，抽空看上几眼。因为经常被抽出去写写画画，他在车站有个秀才的外号。同事们都知道，秀才这回要考举人了，就说，你这样不行，心无二用，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弄不好，看不进书不说，还容易弄出事故来，干脆，有些活你就别干了，我们替你，你就找个地方安心复习得了。

同事们大都是从农村招上来的青工，虽然是来自四面八方，但不论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都有过当知青的经历，还保留有知青时代的哥们义气，平日里也没少关照他。他眼睛近视，编车打信号的时候，晚上用信号灯，还能对付，白天用手势，就全凭估摸。一列货车，编好了五六十个车皮，里把两里路长，从车头到车尾，就站三四个人，上手的人打的手势信号，他根本看不见，常常不知道怎么往下手传。同事们怕他错传信号，弄出事故，上下手站着的人，就有意向他靠近，结果便省略了他这个环节，越过他直接由上下手把信号传过去了。

对同事们的关照，他心生感动，有时也想有点回报。他这个车站的秀才，经常被办公室抽去写个年终总结或领导讲话什么的。同事们都说，秀才的权力很大，他要领导废话少说，领导就不能多讲，他要总结大会开短，这会就准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在办公室里高桌子低板凳地坐着，夏天有酸梅汤降温，冬天有炉子烤火，有茶喝有烟抽，他自己喝了抽了，也不忘带一点到现场，分给同事们，同事们都觉得他够哥们。那时节，他正迷着写诗，以往在农村，他也写，还向报纸投了不少稿，但都没人理他。现在不同了，他是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的老大，最有代表性，所以每到五一国庆这些重大节日，报纸的编辑都要到车站来，约他写一首诗，表达工人阶级的心声，他就被叫到办公室，写完了才回现场。这时候，同事们就说，这下好了，秀才又可以翘起胯子来喝茶抽烟了。他心里就盼着这重大节日再增加几个，他好在报纸上多发几首诗，同事们也可以多搞几根烟抽。

车站很大，方圆数公里，到处都是穿梭上下的车辆，到处都是叮哩咣啷的响声，又是风笛，又是汽笛，就像乡下的草台班子打闹台一样，白天黑夜都没个消停，要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复习，谈何容易。就是找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不是晚上没有灯光，就是不断有人巡查。有一次，扳道的金师傅找到一个废弃的守车，让他躲在里面看书。这台废弃的守车停在车站的一个尽头线上，离作业现场很远，却靠近车站的军用物资仓库，结果被保卫科的人发现了，见他又是圆规又是三角板的，硬说他是在偷画军用仓库的地图，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扭送到车站派出所，关了大半天，直到排除了特务嫌疑，才放他出来。他所在的调车组主任去领人的时候，明知他是在利用上班时间复习，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情，一边不痛不痒地数落他，一边指着他面前放着的一本名叫《春潮激》的小说，对派出所的人说，他就爱看个小说，这些时迷上了这本《春潮激》，就利用休班的时间躲在里面看小说。这本《春潮激》是他从车站文化室借出来的，这天正好带在身边，没想到主任急中生智，竟用它替自己解了围。派出所的人连看都没看这本书一眼，就说，现在大家都在甩开膀子搞四化建设，你还有闲心思看小说，什么春潮急夏潮急的，我看你一点儿都不急。

连尽头线上废弃的守车都藏不住，就没有别的地方好藏了，金师傅说，我看你也别东躲西藏的了，弄不好，别人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坏人，干脆，就到现场去，现场这么大，有的是地方藏身，编好的列车又不是马上就发出，除了军用物资，总要等个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十天半月不等，排一年半年的也有，再短也有个大半天，一天的，你就找一个编好的车皮，爬到一个空车里躲起来复习，谁也看不到你，反正大家都心知肚明，没人会说你，考大学是上面的号召，又不是什么坏事，班上的事有弟兄们担着，你就别操心。

金师傅的话，如醍醐灌顶，让他茅塞顿开。第二天上夜班，干完了上半夜的几单活以后，跟同事交代了一下，就找到一列编好了的货车。从对讲机里问了站调，站调说，十天后才发，他就放心地爬上了一节棚车。这节棚车是个空车，大约原先装的是些石材，还留下了一些木条子钉的包装箱。他把这些包装箱摞起几个做了书桌，又用一个竖起来做了坐凳，打开天窗，关上车门，点上一支蜡烛，摊开复习资料，就像坐在一个正经的书房里一样。因为有辅导小季的铺垫，轻车熟路，所以，很快就找到了感觉，进入了情况。面对这些复习资料，当年在教室里上课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他熟悉每一道题的演算方式和解答方法，也记得这些习题的答案，甚至连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这些习题的音容笑貌，手势动作，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觉得此刻他又回到了课堂，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由听课改成自习罢了。

他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离开了这套朝夕相伴的复习资料，这是历届课任老师教学心得的汇聚，也是历届高中同学学习经验的结晶，当年被全校师生称作镇校之宝。别人编的参考书和辅导材料可以不要，这些代有传承的经验，却须臾不可或缺。在那个力争上游，互相竞赛，又免不了分数挂帅的年代，他们的升学率居高不下，靠的就是这点底气。据说，这套复习资料，是田校长组织各科老师编的，不但习题是精挑细选的，解题的方法也是十分巧妙的，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考，还附了不同的解题路径，供学生参考。运动开始以后，便有外地的学生到学校来造反，逼田校长交出这套资料，田校长说，这套资料不在我这里，在全校师生的脑袋里，你们要有本事，就到他们的脑袋里去取出来，结果就被生拉硬拽地架到操场上，幸亏本校的学生组织出面，才制止了一场游斗，难怪田校长把这套资料视作眼珠子一样珍贵。想到这里，他竟有一种劫后余生重逢故友的感觉。

蜡烛的光亮渐渐暗了下来，肚子里也在咕咕咕咕地叫唤，看看手表，从上班到现在，差不多大半夜没吃东西了，就从饭盒里取出随身带的米饭，胡乱扒了几口，对着军用水壶，咕咙咕咙喝了几口水，又继续复习。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眼前断断续续地冒出一些火星，起先是一个两个，到后来越集越多，有的不停眨眼，有的胡乱游走，眼前的铅字，也跟着起舞。渐渐地，便觉得视线模糊，脑袋沉重，再后来，便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就想趴在面前的包装箱上睡一会儿，再起来复习。

他平时瞌睡就大，也很能睡觉，随时随地，倒下便着。步行串联的时候，甚至边走边睡。走在后面的同学怕他停下了，就用一把雨伞顶着他的后背，推着他，让他一边打着呼噜一边往前走。这一觉睡得真香，连日来，没白没黑地上班，没日没夜地复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用上了。这一觉就像久旱的秧田突然灌满了雨水，每个细胞，每根毛孔都注足了精气神儿，溢出的雨水从嘴角流出来，把面前的复习资料洇湿了一大片。他正在咂吧着嘴，想把流出来的口水嗦进去，突然听见有空隆空隆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脚下也有起起伏伏的颤动传导上来，他一个激灵，突然惊醒过来，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车开了。再一想，大约就是在自己打瞌睡的时候，这列车发动了。这在调车场是常有的事，有时是有临时加挂的急运货物，有时是不想久等的货主找站调吵闹，遇到这种情况，只要站调的运行图排得上，说走就走，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他扒在半掩的车门边，望着像泥浆一样流动的旷野。从眼前簌簌而过的路树，在夜光中忽忽飘动，黑影幢幢。机车的煤烟被风裹挟着，时不时扑打到脸上，细碎的煤屑像扬起的沙粒，哨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他不知车行何处，看看表，大约已到河南境内，就想，等到了下一站，车停了，就扒一个回头车，再返回车站。

车到下一站的时候，已见到些许天光，车站就在野外，四周都是农田。他下车的时候，就见外包线边的田埂上，有人影游动，形如鬼魅，时不时还可见手电的光亮忽忽闪动，让人觉得更像荒郊野外的一片坟场。他早就听说过河南农村的鬼市，天未大亮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就把自家的出产，大半是鸡蛋和活鸡，拿到田间交易，交易活动都在黑暗中进行，只在验货和付款的时候，才亮一下手电，天亮的时候，交易的人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后，这个鬼市就开始兴盛，至今已有好几年的历史，车站的同事，有时也扒车来买些计划外的物质。就想到前几天听金师傅说，他老婆就要坐月子了，哪天也想来买点鸡呀蛋呀的准备着。正好，今天顺道，跟他带点回去。

金师傅是个热心人，调车组无论哪个有事，他都出手相帮，但却从不接受人家的回报。他家在农村，生活困难。有一次，家里的房子被大水冲了，调车组的弟兄们就凑了些钱，帮他重建，又要利用休班的时间下去帮忙，他却死活不肯。等弟兄们瞒着他赶到乡下去，却发现他用弟兄们硬塞给他的钱，一人买了一箱板栗。他们那地方的板栗很有名，说是要让大家尝尝鲜。金师傅的为人，大家都很佩服。那年，车站学雷锋树标兵，调车组的弟兄们都选金师傅，说他就是个活雷锋。车站的领导说，学雷锋主要看毛主席著作学得怎么样，在这方面，金师傅还得继续努力。他觉得领导的话也有道理，就当金师傅是个好人吧，好人做了好事，总要有个人情，他今天就还金师傅这个人情。

因为是自家出产，暗中交易，所以东西都不贵，比食品公司里卖的便宜得多。他买了几只老母鸡，又买了一些鸡蛋，回到车站，扒上一列待发的回头车，就等着发车。已经出来大半夜班了，就算是调车组的弟兄们知道，也说不定有多着急。回去的路上，他再也不敢看书复习，一边看着车外的风景，一边数着站名。回到车站的时候，下夜班的弟兄们早都睡净了。

六

说话间就到了报名的日子。往日高考报名，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政审。据说，以前的政审结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优先录取，第二等是录取，第三等是考虑录取，第四等是不予录取。他没有见过也不可能见到政审结论，他有一个同学，在运动初期奉工作组之命，监督学校一个搞政审的领导，在这位领导准备销毁的字纸中，曾看到过这些政审材料的草稿，说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一提到政审，总不免让人战战兢兢。尤其对那些出身成分不好，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同学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有他们学校一个上届毕业班的校友，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政审没有通过，结果没上成大学，回乡当了农民。这个同学后来变得很颓废，经常搞作风，用男女关系来麻醉自己，他们知青点上的同学还参加过他的几次批斗会。他记得这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很好，有一篇叫做《湖甸春色》的作文，还当作范文，印发给全校同学学习。后来有一位老师说，这是典型的为地主阶级招魂的作品，谁的湖甸，哪个阶级的春色，贫下中农有湖甸上的大片良田吗，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有闲心思去欣赏所谓如画的春色吗。他当时觉得老师说的也有道理，下放后一直不敢跟这位高一届的校友接近。

六六年那次高考前的政审结论怎么样，他不得而知。七十年代推荐上大学时，政审结果却让他尝到了辣头。他那次本来有机会上大学，就因为家庭情况不清楚，政审没过关，只好眼睁睁地让自己的徒弟取代了他。他那时还在一家机械厂工作，他那个徒弟只上完小学，就因为家庭成分好，有个舅舅又当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被推荐上了。领导跟他说，倒不是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什么大问题，而是情况有点复杂，不是不清白，属于不清楚，又不知找哪个单位去调查，所以就让你的徒弟去了。他的徒弟觉得过意不去，特意买了一瓶酒来安慰师父，他只好强作欢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先去，我后来，都一样，没准儿你毕业留校当了老师，我再去就是你的老学生了。徒弟说，哪敢哪，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不管走到哪里，您永远都是我的师父。后来在大学里，果然就有徒弟当了师父的老师，初中生成了高中生的学长的事情发生，那年月怪事多，就不去说他了。

想想自己家的那点事，确实也够复杂的。他父亲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但他父亲本人解放前在外面读大学时，就背叛本阶级，参加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他父亲又背叛了自己的糟糠之妻，在外面组织了新的家庭，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也断了音讯。解放后，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些年都干了哪些事，现在何处，官居何职。有人问起时，并不知情的亲朋好友，只能根据他父亲解放前干的两件事，来推断他后来的人生状况。这两件事在当地都很有名，一件事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一个富家大少爷的身份，把一队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散了的国民党武装，带出了县界，送到了长江那边。跟着去的人说，大少爷穿着一身白色衣裤，摇着一把折纸扇，那些散兵扮着挑夫，一人肩上挑着一担猪儿，说是要送到樟树去卖，混过了日本人的岗哨。另一件事是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从宣化店分散突围出来的一个班的解放军，又带出了县界，送到了长江那边。这回卖的不是猪儿，而是药材，樟树也是有名的药材聚散地。这两件事据说都与大少爷的同学有关，前一件事是大少爷有个同学在码头上给日本人当翻译，看大少爷的面子放过去了。后一件事是大少爷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当时正在码头驻防。这两件事背后的情况，都很复杂，谁也说不清楚。组织上不说，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解放后，当地人只能根据流行的政治逻辑，做种种推测。有的根据他救了国民党的兵，说他后来在国民党那边当了官，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有的根据他救了共产党的兵，说他现在一定是共产党的干部，至少也是县团级以上。他从小学到高中，都没经历过严格的政审，他父亲行踪不定，下落不明，也无法外调，这件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他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学校也让他参加过几次革干子弟座谈会，有时候班主任又跟他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他不敢跟出身好的同学相比，反倒羡慕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觉得那些同学还可以根据政策，光面堂皇地去追求政治表现，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次，班上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大讲他如何跟恶霸地主家庭划清界线，他觉得他讲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划清界线主要是划清政治思想上的界线，不是不接受家里寄的伙食费就是划清界线。他也想上去谈谈他的体会，又怕讲错了，结果跟本来就是革命的父亲划起了界线，所以思想包袱一直很重。

车站管人事的张科长，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有一次趁他到办公室写材料，就跟他说，你那点思想包袱可以放下来了，这次高考政审，重在个人表现，你的表现一直不错，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只管安心复习，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为咱们车站增光，也为调车组的弟兄们争口气。吃了这个定心丸，他就更有信心了。看看考期将至，主任就和书记商量，破例给了他三天假，让他在家里好好复习，准备考试。

在家里复习其实并不比在车站复习轻松，原因是家里的房子小，没处藏身。他家隔壁是饭店的理发室，刚好这几天理发室的陈师傅生病请假，她就从陈师傅那里要来了理发室的钥匙，把他关在里面，让他安心复习。这些时是会议淡季，理发室只留陈师傅一个人值班，陈师傅不在，门口挂了暂停牌，没人敲门打扰，白天夜里都开着日光灯，就像当年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一样。

好久没听到日光灯嗡嗡嗡嗡的声音了，多少年前，一听到这声音，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窒息感，总想把这灯光捅一个窟窿，划一道口子，好让人出口气。于是便在静静的教室里，刻意弄出一些响动，有时干咳几声，有时打个响鼻，有时敲敲桌面，有时晃晃凳子，直到来检查的班主任拍拍他的肩膀，拎着他的衣领，把他请到室外，他才觉得他从这惨白的灯光营造的牢房里解放了出来。

此刻，他是多么地热爱这日光灯。嗡嗡嗡嗡的声音，就像母亲小时候在自己的耳边哼着乡村小调，柔和的灯光就像漂白了的夏布蚊帐，把自己罩在宽大的木床里面。他喜欢这蚊帐，他觉得躲在蚊帐里既安全，又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母亲就把他关在蚊帐里，教他读书。母亲在蚊帐外，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教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他正式上学前的一些破蒙读物，都是在蚊帐里背熟的。现在，他又被关在这蚊帐里，只是看不到外面的动静，也不能弄出声音，就连背诵俄语单词，朗读俄语课文，也只能像帐子外面的蚊子一样，有一阵没一阵地小声哼哼。

终于还是忍不住要走出蚊帐。关了一天，没喝一口水，从消化三餐饭菜中溢出的水分，还是胀得膀胱发疼，就想趁孩子还没接回家，溜出去上个厕所。谁知门还未拉开，两个女儿就像两只猛兽，篷的一下冲了进来，一左一右地扯着他的胳膊说，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抓住你了，抓住你了。他只好把她们让进理发室，让她们像抄家的鬼子兵样一气乱翻，等折腾够了，才想起来问她们，你们怎么不去托儿所幼儿园，妹妹很有点鄙夷不屑地说，这你也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天。姐姐说，你还说带我们到中山公园去玩，说话不算话，哼。他只好连连向姊妹俩道歉说，一定，一定，等我考完了一定带你们到中山公园去玩。为了这个不知什么时候兑现的承诺，又郑重其事地与姊妹俩拉勾盟誓，这才锁上理发室，回家去吃晚饭。

这天晚上，躺在床上，说起白天的事，他心中还满怀愧疚。连孩子这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能满足，他觉得他这个父亲实在是太不称职了。她安慰他说，你也别想多了，没听说儿女生来就是个讨债鬼，前生该他多少债，你说不清楚，他也不告诉你，他自己想要的，你觉得该给他的，都是你欠的债，你怎么还也还不清，不如想开点，能还多少算多少，还不了的就欠着，等到他也生儿育女了，就知道，这个债，他也有还不清的时候。他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就从被子里伸过一只手去，把她揽在怀里，想跟她温存一下。好久没有温存了，他差不多连夫妻之道都记不得了。她顺从地靠近他的身子，却没有平时那样的反应，只把潮湿的嘴唇贴着他一边的耳根，深深地吻着，然后轻轻地在他耳边说，留着，就要进考场了，养精蓄锐，争取考出个好成绩，我和你的两个宝贝女儿在家里等着你的好消息。

七

这年高考，这个城市设有好几个考场。按照就近参考的原则，他本来可以在离家较近一个考场参加考试，无奈他的工作单位在江那一边，所以就不得不跨过长江，从江北到江南去参考。

考场所在的中学，在一个偏远的郊区，从江那边过来，只有一趟公交汽车。车上人很多，里面像筑紧了的腌菜坛子，外面的人还不停地往里挤，实在是挤不进去的，就挂在车门边上，俗称挂肉排。挂肉排是这个城市的公交一景。他在中间站上车，也只能挂在车门边上。好在车门上的玻璃早已不知去向，他就跟着几个乘客，一手从车门洞里抄进去，扒着半边车门框子，一手互相把持着对方的肩膀。脚下蹬着了车门沿子的，勉强能站直身子，蹬不着车门沿子的，就只好用膝盖顶着车门，伸出一只手去，作海底捞针状，靠倾斜的身子保持平衡。他有幸站直了身子，但脑袋却像装了弹簧一样，车身颠簸一下，就在车门上磕碰一下，想避避不开，想摸一下痛处，又腾不出手来，只好硬着头皮干挨。

车门里，正对着他，有个小女孩，看上去大约两三岁的样子。一头乌黑的头发，自然卷曲。一双滴溜转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被周边的卷发簇拥着，像戴着黑绒帽的瓷娃娃。一路上，他就目不转睛地看这小女孩，这小女孩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看久了，时不时会笑一下。要是他的头磕碰到车门上了，小女孩就笑得更欢。要是连续磕碰几下，小女孩就咯咯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时候，她的身子就会往下一挫，像戏台上的木偶被绳子拽住了一样。再仔细一看，原来这小女孩是被人抱住了双腿，趴在那人肩膀上的。他看不到这人的正面，只从背后那一对秧把式的发辮，看出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就想，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上下班挤公交车，真是不容易。他就看过一个年轻的双胞胎妈妈，前胸一个后背一个地用布袋子兜着挤车上班，结果车是挤上了，妈妈和胸前的一个进了车门，背后的一个却被车门夹在外边，硬是等到了下一站，松开车门下人，背后的一个才有机会挤进去。正这么想着，忽然听见那女孩的妈妈在说话，像自言自语，又像在背书。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一，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二，领导集团的内讧；三，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一，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二，领导集团的内讧；三，中外反动势力的进攻。错了，错了，是联合进攻，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一，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二，领导集团的内讧；三，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不对，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唉，你怎么这么笨的哪，三，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就这样，这女孩的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背着太平天国失败的这三点原因。不知为什么，每当她背到第三点的时候，不是掉了中外，就是掉了联合，同时又不停地咒骂责怪自己。他实在忍不住了，在她第四遍将要背到第三点的时候，他怕她又重复前面的错误，就脱口而出地插进去说，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三，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女孩的妈妈对他的提示没有丝毫的意识，也没有丝毫的反应，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不停顿地背下去，好像她这次一字不拉地背下来，原本就是她自己记住了似的。他知道，这种机械的记忆，最容易反复犯错。就想，这大概也是过江赶考的考生。等他朝车里一看，竟有不少人都像这样的考生，有的在勾头看书，有的举着纸片，在仰脸记诵，有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人家的后背，脑子里不知在转悠些什么，就想到自己的世界地理还有一些没有背熟，于是不顾车里的动静，也昂头向天，去默记那些外国地名。

车到站了，还没有停稳，他就跳了下来，接着，身后就有潮水一样的人群，推着他向前涌动。没走出几步，他就听见身后有个小女孩在喊，妈妈，妈妈，叔叔，头，头。又听见小女孩的妈妈回答说，头，头怎么啦。他知道是那一对母女，就回过头去，朝他们一笑。还没等他来得及看清那位年轻妈妈的面孔，就又听见小女孩在喊，叔叔再见，叔叔再见，那母女俩已走到他前面去了，留给他的，依旧是那张戴着黑绒帽的瓷娃娃的脸和一对忽悠着的秧把辮。

车站就在校门旁边，一下车，他就直奔校门。他知道，他来得太早了。今天早晨，他四点钟就起来了，赶的是头班车。赶这么早，车上还挤成这样，晚点挤不上车，说不定就要误考。考试前总要看看考场，开个会，讲讲注意事项什么的，都不能迟到。就想到车上的考生，大约也是他这样的想法。等到他一脚跨进校门，却发现校门内外，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迎考的准备和气氛。适才在车上看到的那些考生，下车后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大约附近有亲朋好友，到他们那儿去暂作休息，或者又转车到别的考场去了，也未可知。就想找个地方，也歇息一时，等着上午的头一场考试。

正这样想着，突然听见有人喊他，嘿，来考试的吧，这么早跑来搞么事，还有两个多小时呢，来，来，来，到我这儿来坐坐，烤烤火，监考的老师还没来。说话的是个看门的大嫂，人很热情，话也很多，还没落座，他就对她的职业和人生经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知道她是这所学校一个老校工的女儿，一直在郊区农村种菜，刚好她也姓蔡，用她的话说，是个地道的菜（蔡）老板，前年老父亲办了病退，她就接替他当了门卫，看守这所学校的大门。说是看门，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据说原来有个铁栅子门，现在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门两边砖砌的柱子，也像破庙里的菩萨，残缺不全。蔡大嫂的门卫值班室就在校门一边的残柱后面。

值班室很小，中间有一个装着烟囱的火炉，靠窗有一个四方的课桌，火炉旁边放着两个方凳，都很破旧，看样子，都是从教室里搬来的。蔡大嫂把他让进值班室，就忙着摆弄炉子上烤着的几个小红薯，这大约便是蔡大嫂的早饭。虽然他早上吃过了热干面和糊米酒，还是经不住烤红薯的香味的诱惑。蔡大嫂见他眼馋，就把手上的红薯掰了一瓣给他，两人就一边吃着红薯，一边说着闲话。

蔡大嫂说，你这早跑来搞么事，在家里多睡一会儿不好，等会考试也有精神。他说，睡不着，也怕睡过了误事。蔡大嫂说，也是，难得碰上这个机会，又怕考不上，谁心里不打鼓，我那苕儿子昨晚也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也得睡，硬逼着他早早睡下了，睡到半夜，他突然迷迷糊糊地跑到我床面前说，妈，我睡不着，我一看，完了，完了，天都快亮了，还睡不着，再不睡，想睡也没得睡的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朝他脸上狠狠地掴了一巴掌，咦，你说怪不怪，他不哭，也不叫，来时怎样，去时怎样，又迷迷糊糊地转过身去，趴在床上睡下了，到我出门时还没醒，我家就住在附近，等会我再回去叫醒他。他说，你叫醒他搞么事，年轻人，瞌睡大，我小时候睡着了，耳边打炸雷也醒不了。蔡大嫂见他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儿子今天也来赶考。他说，是吗，难怪，搞了半天，我跟你儿子还是个同年。这回轮到蔡大嫂不明白他说的同年是什么意思，就说，我儿子比你小，看样子，你怕有二十大好几吧，我儿子今年才十五岁，不会是同年。他不想跟蔡大嫂解释，就说，是的，我六六年高中毕业，你儿子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我们差着十五岁，我有你儿子两个大。听他这样说，蔡大嫂并不吃惊，又接着他的话头说，我儿子的老师也像你这样，是以前的高中生，伢都三个了，今年也来赶考，我儿子就是他辅导的，一会儿也要来。

说话间，果然就听见外边有人喊，蔡嫂子呀，在吗。听见喊声，蔡大嫂赶紧站起身，一边拍着身上的红薯皮，一边说，来了，来了，说曹操，曹操到，我儿子的老师来了。

进来的是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大龄考生，甫一落座，就冲着他说，也是来赶考的吧，老三届，老童生，我一看就知道，跟我一样，又是一个范进，听说，今年来赶考的范进很多，就不知道最后谁能中举。我姓张，你就叫我老张吧。他见他说话爽快，就说，听说你老兄都是三个孩子的爹，比我还多一个，怎么样，来赶考没缠着不让你走吧。那人说，不瞒你说，我是个回乡知青，“文革”前没考上大学就回乡了，跟蔡大嫂一样，郊区菜农，结婚早，生儿子也早，我老婆是挺着大肚子跟我进洞房的，狗日的又会生，头胎一个单，二胎一对双，我那大小子比蔡大嫂的儿子大一岁，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同班同学，我后来在公社中学教书，他俩都在我带的班上，我是他们的班主任，他今年也想来试一试，我没让他来，我说，你好歹得给你爹留点面子，跟自己的学生一起进考场，就够丢人的了，还要搭上自己的儿子，你是嫌你老子丢人还丢得不够是怎么的。他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孩子想来，就该让他来，师生同考，父子同考，到后来，还是一段佳话呢。老张说，佳话个屁，最后要真是儿子考上了，老子没考上，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还是我老婆懂事，对我儿子说，今年就让你爹考，你爹考上了，明年跟校长说个情，你不就上了吗。说得两人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见两人说得高兴，蔡大嫂就起身去叫儿子，说，你们说，我去叫醒我那苕儿子，再不起来就赶不上趟了。

天大亮了，考生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经过值班室，朝校园走去。穿便服的，穿工装的，间或也有戴着帽徽领章的，胡子拉喳的，满脸稚气的，间或也有拖儿带女的，都混在一起，熙熙攘攘，像赶庙会一般。看着这般景象，他禁不住想起九年前的那个早晨，也是在校园里面，也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有将要下乡的学生，有来送行的老师家长，也有忙出忙进的工宣队的干部和工人师傅，一列军用卡车，成一字长蛇，整齐地排列在校园中心的共青道上，车上，车下，抹泪的，挥手的，叮嘱的，喊叫的，勾头抱颈的，扯胳膊拉袖子的，搅成一团。经过市区的时候，街两边都站满了人，摇着旗子，哭的哭，喊的喊。他坐在驾驶室里面，怀里抱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里面装着的是他们要去的那个公社的知青档案。到了公社大院，交割了档案，在一字摆开的长桌上，吃了一顿红烧肉米饭，就由各生产队把他们认领回去了。接人的有牛车，有板车，有手扶拖拉机，也有担挑肩扛的，刹时间便融入了无边的旷野。他记得他走出公社大门的时候，揭下头上的帽子，抛到半空，喊了一声乌拉，众知青也学他的样子喊了一声乌拉，便挥手告别。从这一刻开始，他觉得，他便起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如今，这样的知青帽，还戴在不少入场的考生头上。蓝色带耳的棉帽，蓝色双排扣的长大衣，是当年下乡知青的标配。那是一个冬天，是上面给知青配的服装。如今又是一个冬天，想不到还有人穿着这套行头，重新走进校园的考场。

八

头一场考的是语文。语文试卷差不多整面印的都是基础知识试题，最后才是一道作文题，答题纸是单发的，不够可以再要。十多年没有进考场了，虽然教室的黑板和课桌课凳，与他当年的中学没有两样，不知为什么，他却觉得像这样正经八百地坐着写字，有些别扭。这个考场的人不多，看上去，大半都是老张说的老童生。把这些人编在一起，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他们好管哪，还是怕他们不守规矩，或者是让他们集体重温一下当年失去的感觉。他想不明白，也懒得去想，只在落坐之前，很快把教室里的人扫了一遍，不多不少，总共二十八个，加上监考的老师，算半个考生，刚好凑足了二十八个半。这不是个好数字，他想。不过历史上的二十八个半，到底是布尔什维克，沾上了这些革命家，也许能碰个好运气。

监考的是个年纪大的女老师，果然一开口就说，你们大多数都是老高三的学生，身经百战，参加过数不清的考试，知道考场的老规矩，就不用我多说了。说罢，把手上拿着的一张纸上的考场纪律念了一遍，就说，抓紧时间，现在开始做题。

说实话，那年的试题不难，像他这样的学生，只当是一次期末考试。基础知识部分，不过是些注音填空释词造句和古文今译之类的常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做完了，剩下的就是最后面的一道作文题，学雷锋的故事。按说，写文章是他的拿手好戏，从工厂到铁路，单位的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经验材料和倡议书祝贺信等重要文稿，大半都是他执笔起草的。写这些文章，也不容易，除了搜集材料，弄清意图，重要的是吃透上面的精神，尤其是毛主席语录，党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要熟读牢记，写的时候，文章中的重要观点和提法，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有一次，车站要他写一个职工代表大会的倡议书，他写了三千多字，为查证其中的观点和提法，他和工会主席熬了一个通宵，一字一句往毛主席语录，往两报一刊的社论上对，有对不上的就改过来，就这样，抽完了三包烟，喝干了两瓶水，还吃了一次夜宵，天亮后，会上来催稿，才意犹未尽地交出去。

这样写文章，虽然刻板了点，毕竟还有个依据，要凭空编出一段故事来，无证可查，无据可依，就得靠自己的脑袋去想。偏偏无根无据的想象，又是他的一个弱项。再说，他对这个题目，也实在是吃不太透。到底是要写学习雷锋活动中发生的故事，还是要写雷锋的故事值得学习。前一种理解，重点应该是写学习雷锋的人，后一种理解，重点应该是雷锋的故事本身。就想起语文老师说的审题，题审对了，写得好不好，是得分高低的问题，题审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就是及不及格的问题了。他们学校六三届就有一个同学，平时语文成绩很好，作文常常当范文在全校各年级讲解，高考时审题不细，把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写成唱《国歌》时所想起的，结果名落孙山。

正这么想着，突然感觉有一个高大的身影，从自己身边掠过，紧接着，就听见一声惊呼，***的，这儿还有一道题，我还以为都做完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坐在他后面的一个高个子考生，做完了基础题以后，就以为完成了答卷，急忙赶去交卷，却发现最后还有一道作文题没有做，只好重新回到座位上去写作文，一边写还一边小声嘀咕着，我是说怎么就考这么一点儿，原来大头在后面。监考老师说，不要作声，小心检查，没做好不要急着交卷。他认识身后的这位老兄，是他们车站搞保卫的，那次把他当坏人扭送到派出所的，就有他一个，后来也报名参加高考，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真是不打不相识，想不到竟坐到一个考场上了。

监考老师见他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就用下巴示意他抓紧时间快写，他却趁机举起一只手来，要向老师提问。老师见他举手，就问，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吗。他说，老师，可以抽烟吗，我想抽烟。他本以为老师不会答应，谁知老师看了他一眼，竟然很爽快地回答说，你想抽就抽吧。他于是赶紧从荷包里掏出香烟火柴，哧的一声划着了火，就着烟头，美美地吸了一口。他的烟瘾大，在车站是出了名的，主任说，会写文章的人都爱抽烟，秀才会写文章，烟瘾大，正常。殊不知，他觉得写文章和抽烟，压根儿就没有半点关系，相反，还是个恶性循环，越是写不出来，就越想抽烟，越抽烟就越是写不出来。只有在调车场上熬了一个通宵，到天亮交班以后，在已经像酱汤一样浑浊的澡池子里泡了一个热水澡，然后赤裸着身子，点上一根烟，深深地吸上一口，囫囵地吞咽下去，让这口烟贯穿天门地窍，游遍五脏六腑，却连一丝儿也不吐出来，那才是神仙境界。此刻，他又进入了这样的神仙境界。就这一口烟，竟把他带回了车站，车站的弟兄们和笑容可掬的金师傅，顿时都来到了他的面前，挤着嚷着要跟他说话。弟兄们说，金师傅可是个好人哪，是学雷锋的好榜样呀，他做的好事数不清，像戏里面唱的，用车载用斗量。有的说，雨雪天气，弟兄们上班打湿了衣服，哪一次不是金师傅一点一点跟我们烘干的。有的说，弟兄们中午带的饭，金师傅怕放凉了吃了闹肚子，哪一次不是他一盒一盒地帮我们再热一遍。有的说，就连我家里的那点破事，金师傅也要操心，有一次我家的房子漏雨，金师傅找了一些牛毛毡，下班后跑到我家去帮我盖上了，有一次我家的菜地长虫，金师傅又找押车的搞了一点农药，让我拿回去喷洒，连我爹的关节炎，我妈的哮喘病，他也记在心上，时不时要弄些偏方，让我拿回家去试试，这一试，我爹我妈的病还真的好了很多。

他一边抽烟，一边听弟兄们在他耳边争先恐后地讲着金师傅的故事。金师傅做的这些好事，他也是受益者，就连自己这次复习备考，金师傅也没少帮忙。就想起那天在河南鬼市跟金师傅买的那几只母鸡和一些鸡蛋，金师傅非要给钱才肯收下。又想起当年弟兄们凑钱跟金师傅家修房，结果金师傅都拿来买了板栗回报大家，他们背着他下去帮忙干了一天活，还要大鱼大肉地招待。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呢，金师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大家都说，学雷锋，做好事，金师傅为大家做的这些事，不都是好事吗。我看这就是雷锋精神，金师傅确实是学雷锋的好榜样。车站领导说，学雷锋主要看毛主席著作学得怎么样，那就把金师傅给大家买板栗，改成买毛主席著作就是了。前几天车站有个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营级干部，不是把转业安置费都拿出来买了《毛选》第五卷吗，《毛选》五卷发行不久，弟兄们手上还没有，金师傅知道弟兄们需要学习，也会掏钱去买的，就让他用买板栗的钱去买吧，别老让他自己掏腰包，他的生活也有困难。

就在他点着了第三根烟的时候，一篇学雷锋的故事，在他脑子里孕育成形了。扳道工金师傅家的房子被山洪冲垮了，同事们凑了一些钱帮他修房子，金师傅不肯接受，同事们就偷偷地放进他的背包里，又背着他约定，一起下去帮忙。休班这天，金师傅一大早就出发了，同事们登上下一班汽车，悄悄地跟在他后面。到了金师傅家附近的小镇，下车之后，看到车站旁边的新华书店门前贴着海报，里面正在卖《毛选》五卷。同事们就想着买了书再下去，顺便也帮金师傅带上一本。等到同事们走进书店，却发现金师傅抱着一包书正往外走。原来他在车上发现了同事们偷偷塞给他的钱，到镇上后就一股脑儿都拿来买了《毛选》五卷，想带回去给调车组的弟兄们学习。末了，是让文章中的我送书回车站，弟兄们跟着金师傅到村里去帮他修房子。

他的座位靠窗，窗外，是学校的操场。操场对面，是一个篮球场，有个男孩一个人抱着篮球，在练习投篮，一次，没中，又一次，还是没中，男孩一次次跳起来，篮球一次次弹回来，不是落到男孩脚下，就是落到球场外边，他模模糊糊地看得见男孩的动作，却听不到半点声响。近处的操场上也是静悄悄的，冬天的太阳，照在满是灰土的操场上，像一堆刚烧过的湖粪肥，铺开在打谷场上，看不到明火的光亮，只有热烘烘的气息在向四面发散。这气息穿过教室的走廊，从打开的窗口，传到他的脸上，手上，让他觉得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他就在这种感觉中编织着金师傅的故事，直到写满了三页纸，把句号划在最后一行最右边的角落里，又从头至尾细细地检查了答卷，才重新点起一支烟，静静地等待着下课铃响。

下课铃响了，考生纷纷起立交卷，他回头看了一眼他身后的那位老兄，似乎还意犹未尽地在奋笔疾书，直到监考老师大声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口里还要叽叽咕咕地说，学雷锋就学雷锋呗，还要讲个么故事，我就写我们保卫科有个人，整天有事无事地冲阴沟扫院子，好事是好事，搞得到处臭烘烘灰匍匍的，说穿了，不就是求表现呗。见他在看着他，又不好意思地说，你说这样写行不行。他说，交吧，交吧，写都写了，不行也没法改，就拉着他一起到讲台前去交卷。

九

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中午有两个半小时的间歇。没有指定的休息场所，教室里又不能逗留，考生只好投亲靠友，自己解决中饭和午休问题。他在附近没有亲戚朋友，只有一个车站的老同事，姓丁，大家都叫他小丁，后来调到铁路局机关工会工作，先前听说他的考场就在附近，便让他有事去找他。心想，正好到他那儿去蹭一顿午饭，于是就穿过一片菜地，到铁路局去找小丁。

小丁见到他，很高兴，也很热情，当即把他带到铁路局食堂，给他要了两个馒头，一个腌菜炒肉，一碗胡辣汤。铁路上北方人多，中原人更多，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伙食。每次夜班，到了半夜时分，食堂的叶嫂子就挑来一筐馒头，一桶胡辣汤，就着一把生大蒜，吃得满头大汗，浑身通泰，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吃食。小丁见他吃得津津有味，就说，可惜没有大蒜，机关的知识分子多，吃不惯，说臭，我看他自己才臭，说得两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等笑定了，小丁又问，题目难吗，他说，不难，就当是一个期末考试，我都做下来了。小丁说，你们老高三觉得不难，像我这样的初中生，恐怕就难上天了。又叹了口气说，我要是还在车站，说不定也报考了，现在坐机关，条件好，舍不得丢，人总是免不了患得患失，哪天你大学毕业，回来当了领导，可别忘了你这个老同事啊。他说，哪能呐，你这样也不叫患得患失，这叫择便而行，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人生的事，总是一时一时的。小丁说，你学问大，我不懂这些道理，我先就这样混着，哪天说不定也动了考大学的念头，到时你得帮我复习。他说，好呀，我就在大学等着你。小丁见他吃完了，打着饱嗝，就说，你先到我宿舍去歪一下，到时我提前叫醒你。他说，不啦，下午考史地，世界地理我还有一些没复习好，中午我得再看一下。说罢，就谢过小丁，匆匆赶回校园。

校园里很热闹，像他这样在附近吃过午饭，在亲戚朋友熟人家稍事休息的考生，都陆续回到校园。也有一直没离开校园的，那大半是带了孩子来考试的女生，有父母公婆帮忙的，就在校园里找个偏远的角落带孩子候着，出来时一家人在一起吃点自带的饭食，就是午餐。没人帮忙的，就把孩子寄放在蔡大嫂的值班室，让蔡大嫂帮忙看着。好在孩子不多，一个两个的，蔡大嫂还看得住。只是其中有个考生的孩子还在哺乳期，两个半小时考完了才能喂奶，蔡大嫂怕饿着了孩子，就把早晨从家里带来的稀饭，在炉子上烧点开水，冲成米汤，时不时喂上几口，孩子哭了，就抱起来呵一呵，抖一抖，已经好多年没养孩子了，蔡大嫂觉得自己的手艺还没有生疏。

在校园一角的一排女贞树下，他碰到了那一对母女。小女孩很机灵，一见他就叔叔叔叔地喊个不停，年轻的母亲朝他客气地点点头，又随口问了一句，吃了吗。他说，吃了。就蹲下去逗小女孩玩耍，一边逗一边偏过头去跟小女孩的妈妈说，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背倒是不难背，就是不好理解，那时候本来就没有工人阶级，怎么能说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呢。小女孩的妈妈很吃惊，就说，不要乱说，这是政治问题，书上就是这样写的。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接着说，原来在车上是你在给我提词呀。他也笑笑说，原来你听见了呀，我看你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小女孩的妈妈说，哪顾得上呀，我得赶着把妞儿安顿好，才能进考场。就问，她爸爸呢，小女孩的妈妈说，在另一个考场，他们单位在江那边，不用跑过来。他看了看女贞树旁的沙坑，里面摆满了各种玩具，有纸蜻蜓，有布娃娃，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就问，她一个人玩吗。小女孩的妈妈说，不一个人玩，还有人陪着玩哪，但凡有人搭个帮手，我也不至于带着孩子跑来考试。又说，不瞒你说，我跟妞儿的爸是在公社的宣传队里偷偷谈的恋爱，我家出身成分不好，祖父解放后被镇压了，父亲是右派，属于有杀关管问题的家庭，他家里不同意我们结婚，后来，他抽上来了，我一直上不来，他就每个周末下去看我，再后来就有了妞儿，我一个人在乡下带着，很艰难，我没有高的要求，只想通过这次高考从农村上来，否则，我们一家三口永远都别想在一起。听小女孩的妈妈这样一说，他心里觉得酸酸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的话才好，就轻轻地拍拍小女孩蓬松的卷发，又转头对小女孩的妈妈说，注意安全，还要考几场呢，万一不行，就请门卫的蔡大嫂帮忙看看。小女孩的妈妈说，不啦，不麻烦人家，她还好，玩得住，我在乡下出工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屋里一玩就是一整天，这儿也没有闲杂人，安全。

离开这一对母女，他心里沉甸甸的，像压着一块铅。原来想中午再复习一下世界地理，现在也没有心情，就找到另一排女贞树下，靠着树墙，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书上的插图。他喜欢这些插图，虽然只有火柴盒大小，却比书上的文字，更能挑动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不敢想，也想象不到。他离开家乡以后，最远的地方，只走出过省界。那还是从县城到地区来上高中，中间要在一个码头转船，才踏上邻省的土地，不过只有几个小时，就又上船离开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走出省界。高中的地理老师说，地理地理，就是地球上的纹理，纹理也就是各种界线。地球本来是混沌一团的，人们在地球上分出了许多界线，地球就有了纹理，这就是地理。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到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大世面，不在乎他实际上走了多少路，见过多少东西，而在于他跨过了多少边界。你把一个县都走遍了，也只到过一个县，你从你住的村子到邻县的一个村子去了一趟，你就到过两个县。他觉得老师讲的有道理，可那要离边界近才行呀，像他们老家有个界岭镇，镇上有条界岭街，据说从街这边走到街那边，就到了另一个省。什么时候要能住到这样的地方该多好啊，听说有的地方还是一脚跨三省，一嚏闻三国呢，那就只要往家门口一站，就能见上大世面。

正这么想着，忽然发现正翻开一页书的右上角，有一个插图，画的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土耳其海峡，就挺起身子来，坐直了仔细观看。土耳其海峡由三部分组成，上面有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下面有一个达达尼尔海峡，中间是一个马尔马拉海。画面就像乡下人抽的水烟，上面有一个烟嘴，那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讲究的，下面还有一个顶在桌上或支在腿上的支柱，那就是达达尼尔海峡。中间的马尔马拉海，才是这个水烟壶的壶身。这土耳其海峡，不光分开了欧亚两洲，上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还分开了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站在海峡这边的亚洲人，可以望见海峡那边的欧洲，站在海峡那边的欧洲人，可以望见海峡这边的亚洲。要是想到对面去走个亲戚，会个朋友，或者看场电影，买个什么的，坐个渡船就过去了。可惜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虽然被两条大河分隔成三处，但转来转去，还是在同一个城市转悠。听说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等到将来大学毕业了，有机会都去看看，那该有多好。

下午的史地试题也不难，都是书上的东西，不像做作文，没有多少可发挥的。说来也怪，地理部分果然考了土耳其海峡，是个填空题，问是由哪几部分组成。幸好中午仔细看了那个插图，否则，光那两个海峡的名字，就够难为人的。就想到刚刚做过的历史部分的试题，却没有考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就有点为那小女孩的妈妈惋惜，可惜她在车上白白地死背了一场。

从考场出来，已近傍晚，天空昏沉沉的，吹着阵阵冷风。他禁不住把工作服往紧处裹了一裹，又朝挤成一堆的公交车站看了一眼，就掉头朝菜地那边走去。小丁中午就跟他约好了，下午考完了还到他那儿吃晚饭，没什么好招待的，馒头胡辣汤，管饱。吃完了就在他那儿过夜，明天接着考，省得来回跑。

晚餐果然像中午一样，两个大馒头，一碗胡辣汤，外加一盘腌菜炒肉丝。等这几样东西摆上桌子，小丁又像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来，又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包花生米，一包兰花豆，都摆到桌子上，然后笑眯眯地说，来，搞一杯，庆祝初战告捷。他说，我又没说考得怎么样，告个什么捷。小丁说，说不说都一样，你不告捷谁告捷。两人于是就着花生米和兰花豆，一边喝酒，一边说着闲话。小丁说，我真佩服你这点狠气，一边上班，一边复习，要我，就没有这个劲头，来，干一个，敬你。他举起酒杯，跟小丁碰了一下，说，没有弟兄们帮忙，也不行，我的活他们都干了，主任和书记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我打掩护。小丁说，弟兄们真是没得说的，领导也不错，来，再干一个，敬车站的弟兄们。又问，弟兄们最近怎么样，好久没回车站，听说还不错，看简报上说，事故比以前少多了，偷吃偷拿的现象，也减少了，从前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说的就是咱们铁路调车场，现在该不敢了吧。他说，那可不是，整顿一下还是要好些，你还记得七五年那次整顿吧，从铁路开始，连铁道部部长都下来了，整了一下好多了，可惜三个月后，又死灰复燃。小丁说，怎么不记得呢，那天夜班，部长微服私访，穿着个旧棉袄，在开水桶里接水喝，被我发现了，我以为是要饭的，还吼了他一顿。他说，现在的大形势好多了，搞生产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大家都在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恨不得明天就把四化搞上去，铁路是四化建设的先行官，调车组是前沿阵地的尖刀班，再不好好干，就要拖全国人民的后腿了。小丁说，看来你还真没少学习，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比我这个坐机关的还晓得多。他说，我这也是逼的，明天下午不是要考政治吗，不背一点东西不行。小丁说，我说呢，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但也不至于进步这么快，像这样下去，我就是不吃不睡也赶不上。他笑笑说，你们这些坐机关的，就看这点嘴皮子上的功夫，像我们这些在调车场上干粗活的，多拉快跑，安全正点，少一次事故，少一点偷拿，那才是进步，这比嘴皮子上的那点进步要难得多。小丁说，那是，那是。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不说，我还忘了，双喜又被弄进去了，你知道吗，主任昨天还打电话来，要我帮他写个检讨书，说是明天就要交到车站派出所，看他的态度怎么样，检讨的深不深刻，有没有真心悔改的表现，否则，他们就要把人送到铁路公安处，送到处里就不好办了。他问，又为么事。小丁说，听说还是偷吃偷拿，老毛病不改。他说，这又不是初犯，以往批评教育一下，写个检讨就行，也不至于要送到公安处去吧。小丁说，这次不同，以往就是吃点西瓜甘蔗，拿个小东小西什么的，这回是撬了铁路局一个军代表搬家的车皮，把里面的缝纫机收音机都拿走了，还拿走了一套马恩选集，说是要送给你，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偷了自家人，上面一查，就查到他头上，派出所的人当场就把他弄走了，这回不掉层皮怕是难得过。他说，这个双喜，我什么时候说要马恩选集，就是要，自己去买就是，也不用他去偷拿人家的，这下好了，事情闹大了吧，我看怎么收场，平时跟他说，注意点，注意点，他就是不信，事到临头，就求人帮他写检讨，我看他都快成检讨油子了，光我跟他写的，就有一大摞。小丁说，事已至此，不检讨又有什么办法呢，主任说，以往都是秀才帮他写，秀才现在在考试，只好让我代劳，双喜兄弟帮你偷书，也是想报答你，你也不要怪他。他说，我不怪他，谁叫我们弟兄一场呢，也怪我们平时稀拉惯了，我也没少吃车上的西瓜，绞开铅封，爬进车门，抓起一个西瓜，一拳劈成两半，一半洗手，一半进口，还自以为像梁山好汉一样豪爽，现在想起来，活生生就是一帮强盗。小丁说，你也不要说得太重，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铁路上乱，现在不同了，再这样搞，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他没有作声，默默地举起酒杯来，跟小丁轻轻地碰了一下，沉默了半晌，说，检讨还是我来帮他写，你写不合适，你现在是机关干部，帮人写检讨，太没原则性，再说，你离开车站太久，对下面的情况也不了解，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主任，这个事就交给我了。小丁说，那怎么行呢，你明天还要考试，他说，不要紧，这比考试重要。

十

第二天早上，他把连夜写好的检讨书交给小丁，让他转给主任，就又穿过菜地去参加考试。上午的一场考得很轻松，数学虽然不是他的强项，但他从不偏科，各科成绩都比较均衡。数学卷子上，有两道二十分的题，田校长送来的复习资料上都有，一模一样，不用细想，望一眼就答上了。有这两个二十分的大题垫底，其他的题错一点也差不到哪里去。下午的政治考试，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难度，平时在车站写材料，接触的文件社论多，报纸上的重要文章也没少读，考来考去，都是这些内容，只是按答题需要临时组合一下便是。考完了政治，走出校门，他才有一点告捷的感觉。剩下来的，就是回家去静静地等待录取通知书。

这天回家，车上的人还是多，不过回去不急，没有来时那样赶紧。他想看看那对母女是否也在车上，却发现保卫科的那位高个子老兄就站在他身后。没等他开口招呼，高个子就说，我真服了你们这些老高三的，进考场就像进茶馆一样，轻轻松松地进，轻轻松松地出，抽着香烟，看着风景，悠闲自在，不像我们，简直就是犯人收监，进去时战战兢兢，出来后诚惶诚恐，总像身后站着个牢头禁子。又问，上午那道正弦曲线题，你做出来了吗，我差不多花了半小时，还是没做对，二十分哪，割我的肉哇。我看你像做诗一样，想都不想就往上写。他说，考完了就别想，回去好好抓革命，促生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就为革命读书，没考上，就安心搞你的保卫工作。高个子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哦，考不上不安心工作，还寻死觅活呀，我又不是老娘们，好歹还是七尺男儿。他说，怕不只七尺吧，你知道历史上七尺男儿是多高吗。高个子说，这，我还真不知道。他说，历史没学好吧，回去赶紧查一查，没准下次就考这道题。高个子说，你这不是咒我这次考不上吗，想不到你看上去正经八百的，还一肚子的坏水。他说，是不是坏水，要拉出来才知道，你又没尝过，怎么知道是坏水。高个子说他不过，结结巴巴地憋得满脸通红，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进院子的时候，他禁不住哼起了民兵训练时经常唱的一支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35635，65312，愉快的歌声满天飞。还没落音，就听见院子里两个稚气的童声喊，一，二，三，四。接着，两个女儿就飞一样地跑出来，一左一右地抓住他。妻子站在低矮的披厦门口，笑眯眯地望着他说，你真幸福哇，到哪儿都有两个女儿跟你护驾。他示意她看看左右两边把他抓得紧紧的两只手说，这是护驾吗，是绑架还差不多。

屋子里已备好了一桌庆功宴。一碗干子烧肉，一盘红烧剥皮鱼，一盘清炒菜苔，一盘凉拌豆角，这是他们家日常节庆的四大诸侯，居中一大碗黄花木耳肉片汤，就做了诸侯簇拥的天子。干子烧肉和红烧剥皮鱼是恒定不变的，干子和肉要票，剥皮鱼是海鱼，这几年才上饭桌，八分钱一斤，便宜，菜苔和豆角就依季节变化，有时也用别的时蔬替代，黄花木耳大半是过年用剩下的。肉片汤中的肉，则选的是肉票买回来的那点计划肉中的精瘦部分，剩下的骨头肥膘和肉皮，就用来烧了豆腐干子。通常进餐的程序是，先将汤碗中的瘦肉打捞起来，分给两个女儿，看着她们吃下去以后，两个大人才开始动筷。两个女儿太小，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吃，他们中间总有一个回答说，瘦肉塞牙，不喜欢吃。大女儿懂事地点点头，小女儿还要把头一昂说，我不怕，我牙齿好。

这天晚上有酒，她破例陪着他喝了一杯。他说，我昨天在小丁那儿喝过了，她说，外面的酒是外面的酒，自家屋里的酒是自家屋里的酒，外面的酒保你升官发财，自家屋里的酒保你光宗耀祖，都是讨个吉庆，都是好兆头。他说，我不想升官发财，也不想光宗耀祖，只想圆了你我的大学梦，也想日后让你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这天晚上，他们睡在床上说了很多悄悄话，直到夜半时分，才温存了一下。房子太小，又不隔音，不敢有太大的响动，只默默地把积攒了许久的缱绻和激情，都用在相互抚摸上。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屋梁上突然有了一阵响动，接着是一声猫叫，原来是隔壁黄师傅家的大麻猫在学着做好事，跑过来帮忙捉老鼠。他俩只好躲在被窝里你胳肢我一下我胳肢你一下地相互取笑。

话说间就到了发榜的日子。已经听说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了，他的通知书，却迟迟没有收到。有一天在饭店大堂碰到小季，也说他收到了通知书，是本市的一家工学院。还安慰他说，你肯定比我考得好，我是你教出来的，连我这种货色都录取了，不录取你天理难容。他想，也许是他的志愿填得太过专一了，没有变通的余地，人家不便取舍。他没填外地的学校，四个志愿都在本市，第一志愿的三个院系，填的都是本市同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他这样填的原因很简单，他不能离开本市到外地读书，把家丢给她一个人。当初填志愿的时候，她就说他不该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说，本市就这一所大学是国内的名牌大学，这所大学的中文系，也是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要读就读这样的大学，这样的中文系，要么干脆就不读。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他这些年来唯一一次表明，他当年的雄心壮志，还未完全消磨干净。此身犹在，一息尚存。

这天是十五号，是车站每月关饷的日子。会计室里挤满了人，都是等米下锅的，谁家也没有多少结余。他这天正好下夜班，下午又不学习，就想领了工资，再坐交通车回家睡觉。正排队等着，忽然看见调车组的同事双喜笑嘻嘻地朝他走来，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就问，这些时忘了问你，派出所后来怎么说。双喜说，还能怎么说，不就是个缝纫机收音机吗，还回去就是了，总不至于要拉出去枪毙。又说，还是你的检讨写得好，人家说，都到报纸社论的水平了，再不让我过关，也太不给秀才面子了。他见双喜一脸不正经的样子，就问，他们知道是我写的呀。双喜说，哪回不知道是你写的，我一进去，他们就说，叫你们秀才写个检讨来，我们学习了就放人。他说，还学习哪，到底是你犯错还是我犯错，是派出所要你写检讨，还是要你教他们怎么写检讨。双喜依旧嘻皮笑脸地说，管他呢，只要他们放了我，怎么说都行，不过，派出所的人是说，要把你的检讨当样板，给不会写检讨的人学习。他见双喜故意颠三倒四瞎搅烂缠，就说，唉，唉，唉，搞清楚好不好，到底是我自己写检讨，还是我帮你写的检讨。双喜说，好，好，好，是你帮我写的检讨好不好。又学着电影《抓壮丁》中的王保长，故意点头哈腰地说，我有罪，我悔过，我有罪，我悔过，引得旁边排队领工资的人都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笑过了，闹过了，双喜这才把手中拿的东西扬起来，在他面前晃了一下，依旧笑嘻嘻地说，我这不是给你报喜来了吗，说，怎么谢我。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大概就是他这些时日思夜想的录取通知书，就伸手去抓，说，给我看看，是好事我就谢你。双喜见他来抓，没等他的手碰到信封，就突然一撒手，把信封抛向半空，一边抛一边大声喊着，秀才中举罗，秀才考上大学啦。排队的人就来抢信，会计室里顿时大乱。他这时正好伸手从小窗口接过会计递出来的工资，刚要转身，就被站在身边的调车组的同事一把抓了过去，一边往外跑一边喊着其他人，走，买酒去，让秀才放点血，这么大的喜事，不请我们一顿还行。等到会计室的人都走尽了，他才弯腰从地上捡起被踩得脏兮兮的信封，拆开一看，果然是他报考的那所大学来的，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上面决定招收走读生，问他愿不愿意走读，如果愿意，就给他发正式录取通知书。

老鼠跳到糠箩里，空欢喜一场。一个月的工资没了，就想着这个月一家四口到哪儿去混。同事们也是一片热诚，决不是有意识占便宜打秋风，他平时得弟兄们的帮助不少，备考时得帮助更多，考上了原也应当请他们嘬一顿，感谢感谢，庆祝庆祝。问题是他们连通知看都没看，是不是录取了都没搞清楚，就把他洗劫一空，实在是让他哭笑不得。

回到家里，她安慰他说，同事们也是开个玩笑，半真半假，哪里就真的把你一个月的工资吃得一分不剩。不剩也不怕呀，我到隔壁黄师傅家去借。他说，黄师傅家大口阔，哪来错的。她说，你不记得，我这年把时间，每到月底，总要朝黄师傅借五块钱，发工资再补上，你还觉得奇怪，怎么一个月一个月地下决心省，就是省不出这五块钱，你就不知道，什么都要票，按计划把一个月该买的东西买回来，你我的工资就齐平了，哪一个月少了这五块钱，以后就永远得借钱填这个窟窿，怪只怪我当初太好心，借给人家五块钱，人都有个为难的时候，谁知道她借了不还呢，不急，不急，我这就找黄师傅去借，黄师傅虽然也不富裕，但他家在农村，经常有人给他送些谷米来，钱的方面，多少有些结余。

她出门以后，他就想起从前的语文书上，有一篇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背着他的老丈人胡屠户，偷偷地应了乡试回家，发现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老母亲水米没沾牙，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又不敢再找老丈人借钱，发榜这天，只好听母亲的吩咐，把家里一只正在生蛋的老母鸡抱到集上去卖，想换几升米回来煮粥吃。恰好这时候报子到了，说范老爷高中了。范进得知消息，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一时竟着了疯魔。邻居们只好东家凑一点，西家凑一点，拿些鸡蛋酒米，招待来报喜的官人。想想，自己虽然没落到这步田地，这东挪西借的，境况大抵也差不多。

十一

这天晚饭后，夫妻俩正在商量着如何回复学校，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主任来了。就问，这么晚，你怎么来了。主任说，这不是来跟你道喜的吗。他说，喜从何来，一个普通的征求意见信，又不是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主任说，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就在你手上拿着，还说不是。他有些不解，就问，我什么时候拿了正式录取通知书，不就那封征求意见信吗。主任说，信上不是说，你只要同意，就给你发正式录取通知书吗。他说，同不同意，我们还在商量呢。主任说，有什么好商量的，同意就是了，像你这样，拖家带口的上大学，走读是最合适的了，听说这还是对你们这些老三届的大龄生特许的政策，百里挑一，机会难得，要是我，谢恩还来不及呢，早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学校去说，我同意，我同意。说得他俩都笑了起来。他说，还是主任明白。主任说，我看你是文章写多了，被墨水糊了心窍，明摆着的事，还要商量，别看平日里我们叫你叫秀才，我看在这件事上，你比双喜他们都不如，双喜一看信，就知道你被录取了，你还在这里商量来商量去。他说，双喜看了信了。主任说，你以为他们真的是一群哈哈乌，都在为你操着心呢，都像你一样，天天盼着你的喜讯，终于见到有大学来信了，能不拆开看吗。说得他眼眶湿润润的，看着主任半天没有作声。

主任见他不说话，就说，来给你道喜是真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我也要完成，你的那帮弟兄们抢了你的工资，并没有真的去买酒喝，只是开个玩笑，闹一闹好玩，你知道他们平时就爱闹，碰上这样的大事，那还不闹上天去，事后，弟兄们一人从工资里拿出五块钱，凑个份子，一来表示一点心意，其二是也是要让你放点血，用这个钱请弟兄们嘬一顿，大家在一起乐一乐。说完，就把份子钱连同他的工资，一起递到他的手里。他说，弟兄们的心意我领了，钱我不能要，这顿酒是一定要请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请。她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一直没有作声，这时也插进嘴来说，择日不如撞日，就大后天，下一次休夜班。主任说，中。主任是河南人，说急了，就露出了乡音。

主任走后，她说，你刚才还愁没米下锅，怎么，这下就气壮了，俗话说，人是英雄钱是胆，这话真没说错。两人于是就商量这顿酒怎么请，上餐馆去搞，肯定不行，在家里搞几个菜，又太怠慢，再说，房子小，也坐不下。他就想到乡下办红白喜事吃的棚席，对，就吃棚席，在院子里临时搭个棚子，架起锅灶，借两张方桌摆在里面，厨子也不用请，到时请季师傅掌勺，黄师傅的爱人打个下手，他俩就里外支应，跑个腿，打个杂。就这么定了，说干就干，明天就开始准备，季师傅和黄师傅的爱人，还得先打招呼，让人家好有个安排。

同事们想得很周到，除了份子钱，但凡要票买的，也凑些了肉蛋油票，光粮票就凑了二十多斤。一顿饭自然是吃不下这么多大米，就想到这些干粗活的汉子，别看平时大喇喇的，遇到这种事，却心细如发。第二天他上白班，她就抽空把要用的食材一一买了回来，黄师傅的爱人又过来帮忙择的择，洗的洗，到下一个夜班休息，同事们粗粗睡了一觉，就从家里或从车站招待所休息室先后赶了过来。原计划就本班组的十几个弟兄，加上书记主任，还请了小丁和蔡大嫂，想不到机关和别的班组，也来了一些人，连站长和叶嫂子夫妻俩也来了，只好又添了一张方桌。开席前，大家先围着方桌坐定，喝茶的喝茶，嗑瓜子的嗑瓜子，打牌的打牌，唠家常的唠家常，真像乡下办喜事一样。有那屁股坐不住，喜欢看稀奇的，就围着季师傅的锅灶转，想看看大饭店的名厨，是如何置办这场家常酒席。总听人说牛刀杀鸡，他们今天就想看看季师傅是如何用牛刀杀鸡的。

虽然是家常酒席，季师傅这天却带上了自己的全副行头和家伙什，还把他的一个小徒弟带在身边，只让她和黄师傅的爱人，干些粗使的活计。没有山珍海味，也没有龙肝凤胆，用不着使出全身解数，更用不上祖传的绝活，所有的食材，看似寻常，但从季师傅的手上一过，就是一道美味佳肴，你看不出其中的道道，却不能不啧啧称奇。

季师傅知道他不富裕，虽然同事们凑了些钱，但要大家吃好，还得另想办法，于是就让他的小徒弟隔夜把后厨的一些下脚料，清出来，洗净了，用卤料卤上，带到席上摆盘。他知道，来的这些人主要是喝酒，吃饭倒在其次，所以就要多办些下酒菜。这些下脚料都是些鸡头鸭脚，牛羊杂碎，也有一些红案上的边角余料。在小馆子里，这都是些下酒的好菜，大饭店不同，都是正餐，又以会议的大锅菜居多，偶尔有些宴请，也轮不到这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上桌，平时常常丢到垃圾箱里，或分给职工带回家去加工食用。季师傅听说他要请客，就让徒弟刻意留下一些，一来是给酒席添道菜，二来也趁机表达自己的一点谢意。他儿子能考上大学，多亏了他的辅导，就算是谢师宴吧，他没出钱，也该出点力。等会让儿子也来敬杯谢师酒，顺便也沾点喜气。

菜上桌的时候，围了三圈，外圈是十几盘卤菜，琳琅满目，摆法各异，有孔雀展翅，有蛟龙探海，有蒲团坐佛，有顽童戏水，都是车站的弟兄们没见过的。中圈是几样大菜，烧的，炒的，蒸的，煮的，该有的都有，正中间留下一个空档，菜未上来的时候，都以为是一道必不可少的排骨藕汤，哪知季师傅端上来的，却是一盘大家从来没见过的稀罕物儿。看上去像粉丝盘成的一条长龙，张牙舞爪，曲折盘旋，说是苕粉做的，苕粉没有这么白晳，说是藕粉做的，藕粉没有这么劲道，上面披着一层用青绿辣椒丝做成的龙鳞，龙口里还含着一颗用胡萝卜雕成的珍珠，活灵活现，驱之欲出。众人就问季师傅这道菜的菜名，又问是么东西做的，季师傅这时才拿出大师傅的架子，轻轻地摘下蓝色的袖笼，脱下雪白的外套，让徒弟把他的紫砂茶壶端过来，松松地把在手心，轻轻地啜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地说，这叫玉龙秀色，是我今天自创的一道菜，用的料说起来怕你们见怪，就是丢在垃圾箱里的鱼泡。见众人一阵惊呼，又笑笑说，不要怕，都让徒弟清洗干净了，这鱼泡原本是极好的食材，有一道名菜叫笔架鱼肚，鱼肚就是鱼泡，只不过做法不同罢了。

见季师傅这样一说，大家就想尝尝这道菜的味道。双喜是个急性子，说，你们菜名也知道了，做法也晓得了，还等个么事，难不成还要秀才说请才肯动手，就拿起筷子直奔龙背而去。哪知站在旁边的季师傅却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等秀才摘了龙口里的珍珠，诸位再用。我这道菜名叫玉龙秀色，有个讲究，我没文化，想不出什么好说道，就问徒弟，徒弟说，这个菜名好哇，秀才就是秀色，趴在龙身上，意思就是抱着玉龙跳龙门，这个好，这个好，我就叫了这个菜名，让诸位见笑了。他虽然觉得季师傅的徒弟这个解释太过牵强，但也知道是一片好意，就笑着受领了。听季师傅这么一解释，双喜就说，季师傅，你这样说，我就不懂了，怎么我们这些不跳龙门的，一下手就吃龙肉，秀才这跳龙门的，反倒只能吃块胡萝卜。季师傅正要答话，主任却插进来说，别磨牙了，刚才还猴急猴急的，喉咙里伸出爪子来了，这会儿怎么又不急了，快吃，快吃，再不吃菜就凉了。

这顿酒席吃了一个下午。开头还你祝我祝，你敬我敬的，渐渐地便忘了主题。除了小丁和蔡大嫂还有几分矜持，其他的就光顾着你喝我喝了。再后来，有的便站立不稳，说话舌头见大。有的便勾肩搭背，咬着人家的耳朵说个没完。也有的当场瘫软在地，拽也拽不起来。站长是东北人，块头大，酒量也大，喝到后来，虽然还能勉强站立起来，说话却语无伦次。叶嫂子几次拉他坐下，他却偏要站起来喋喋不休。他看看周围的人都醉得不成样子，没人理睬站长说话，就站到站长身边，故作认真地听他说，还时不时地应答一声。站长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大老粗，我也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入朝才十六岁，跟着师傅当司炉，向前方运送军用物资，不敢打信号灯，怕美国的飞机轰炸，就用大铜锣敲，嘡，嘡嘡，嘡，卸车以后，空车皮也不拉回，怕狗日的再炸一次，就掉转车头，从屁股后面把车皮拱下尽头线，统统翻到山谷里，车头再回来拉一趟，可惜了的，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车皮。见叶嫂子又在拽他，说，扯哪去啦，这是送秀才上大学，又不是要你讲战斗故事。站长便低下头去说，是，是，是，送秀才上大学，不是讲故事。又问叶嫂子，我讲哪儿啦。叶嫂子就大声地回答说，你说你们都是大老粗，你也是。站长这才接上先前的话头说，对，我们都是大老粗，我也是，说不了好听的祝贺话，也不知道你到大学里去学些什么，不敢乱提希望，弟兄们只想跟你说说在一起的事，好让你日后留个念想。他正在不停地点头说是，站长突然话锋一转，说，你小子差点把我害死了，你还记得啵。他不知道站长要说什么，就拿眼睛去看叶嫂子。叶嫂子说，你别听他的，他喝多了，还不是那点陈谷子烂芝麻，就是那次导弹车溜放的事，每次安全生产教育，就拿它来说事，耳朵都听起茧了。他突然想起，他刚到车站上班的时候，业务不熟。有一天中午，他急着干完最后一勾活就去吃饭，没有仔细看他手里的工单，就对着现场的对讲机，催驼峰上值班的把车放下来。正好这时候值班的小白去上厕所，站长经过那里便进去替换一下。听底下在对讲机里催着溜放，站长想都没想，就一挥手说，放。负责解钩的师傅一提手柄，就把车放下去了。下来的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平板车，车上运的是一个导弹一样的东西，载重量大，下来的速度很快。他迎上去，连打两个铁鞋，都被碰飞了。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存车，他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叭叭叭叭的几声钝响，然后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声，车停住了。原来是先去吃饭的双喜他们回到现场，冲上来连打几个铁鞋，抢救了险情。他探头一看，离存车只有两个拳头的距离，吓得禁不住一身冷汗，心惊肉跳。这时候，驼峰上的值班室里，负责军运的驻站军代表，正拿枪指着站长的太阳穴，气急败坏地大吼，瞎了你的狗眼，你没看见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吗，撞上了整个城市就要毁掉半边，你不知道重要军用物资，不能溜放，要用车头送下去吗，还***是站长，我看你这个站长就别当了。这事后来让站长向铁道部作了交代和检讨，不是他当年抗美援朝的老上级保了他，真差点就把他的站长职务撸掉了。站长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以后每逢安全生产教育，就自己现身说法，要大家引以为戒。这事此刻在他的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站长却结结巴巴手舞足蹈地说了半天，中心思想还是要他引以为戒，不能再犯。叶嫂子说，秀才就要上大学了，不在现场打铁鞋了，也不会喊你溜放了，想犯也犯不了。站长还要拍着他的肩膀说，记住了好，记住了好。直到散席了，大家都往外走了，临出院门时，还忘不了回过头来反复叮咛，记住了啊，记住了啊。

客人走后，收拾完现场，已到夜半时分，隔壁黄师傅家都睡静了，他俩在灯下对坐，却睡意全无。两个女儿从托儿所幼儿园回来，看见那么多客人，赶了最后一点热闹，也兴奋得睡不着觉。她说，你明天该跟学校回封信，表示同意走读。他说，回个什么信，我到学校去一趟就是了，不是走读吗，我就先走走试试。已经睡进被窝里的小女儿捡个耳朵说，爸爸明天不是要上白班吗。正要睡下去的大女儿说，爸爸以后上大学，就不用上班了。小女儿说，也不用上夜班吗。大女儿说，夜班还是要上的，学校里的晚自习就是上夜班。听大女儿这种老成持重的口气，他俩都感到吃惊。晚自习这三个字，是他们中学时代吊在口边上的，他们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她又是从哪儿知道的呢。他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大惑不解。她走到床边，拍了拍两个女儿的脑袋，又掖了掖肩上的被子说，快睡，快睡，明天早点起来上学。他顺手拉熄了电灯，像对女儿也像对自己说，快睡，快睡，明天早起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