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从军于巴丹吉林沙漠和成都等地。作品见于《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江南》《长江文艺》《黄河》等刊。主要作品有《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弱水流沙之地》《沙漠的巴丹吉林》《黄沙飞雪：河西走廊之书》等边地散文系列；《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中年纪》等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以及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等。先后获得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奖项。现居成都。

1995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从酒泉乘坐夜班车去兰州。过高台县后，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车厢里数十个人，有的歪头睡觉，有的窃窃私语。只有汽车发动机在逐渐寂静和空旷的河西走廊轰鸣，伴随它们的，是一往无前的汽车灯光，以及快速闪退的巨大荒野和零星村镇。坐在我后面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女子。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具体模样。只模糊看到她身材秀溜，个子在1.61米左右，虽不出众，但也算婀娜。因为挨得近，他们三个的谈话我大致能够听懂。

河西走廊窄长如盲肠，多少往事在其中纷纭，形成的历史构成了中世纪之前东方大地上最为恢弘壮丽的一道景观。时至今日，处在丝绸之路蜂腰部位的河西走廊尽管有些空旷和寥落，一座城和另一座城之间相距数小时车程，深处戈壁与祁连山间的村镇更是往行不便，但再远的地理，也阻挡不了人的存在，更无法切断男人和女人、亲人和亲人之间那种看似无形但却强大的联系。毫无疑问，坐在我后排的三个人是一路的。他们家在永靖，即黄河三峡、炳灵寺和刘家峡水库所在地。具体哪个村庄不太清楚。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这一次到酒泉来，是到金塔县探望亲戚。随行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父亲，一个是她同胞哥哥。

夜路行车总有一种悬浮的不安全感。虽然河西走廊一色的荒滩戈壁，多数路段都很平整，但越是平坦的道路，危险几率越高。过了临泽县城几公里，车上有人内急，要求下车解决。司机没吭声，再行几十分钟，到一片空旷地带，班车停下，司机大喊一声，请大家下车方便！众人裹紧棉衣，依次下车。男人女人是有区别的。一下车，男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拉链、解开裤带就对着茫茫黑夜挥洒体内多余的水分。女人则矜持得多，一个个转到马路对面，再下路基，把自己隐在黑夜的土堆后面。性别的区隔只有在此时，可能更为淋漓尽致。

我睡意朦胧，趔趄下车，迎面一阵冷风击中额头，犹如硬石，瞬间清醒许多。虽是初夏，但夜里还冷。西北的天气，素来昼夜温差大。转身上车，还没坐下，就听到砰的一声，好像一件重物被一件更大的物体撞飞，一件结实的东西被另一个事物猛然打碎一样。我还没回过神来，就听有人惊恐喊，撞死人了！这句话，好像一种召唤或者神启，原先在车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几个人也倏地惊醒，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我没想到，出事的竟然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位女子。她到公路对面小解完毕后，边走边系腰带，走上路基，一台同样由酒泉发往兰州的大班车呼啸而来。她可能走神了，没有觉察到速度极快的大轿车。正迈步走，大轿车正中她的身体。人在很多时候会陷入到恍惚或者无意识的境地，这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体验。尤其是要遭遇某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变故之前。与庞大的黑夜的长途班车相比，一个人的肉身何其轻盈？与一堆加速度之中的钢铁对垒，一个人的肉身何其脆弱？当我转身准备下车去看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腿软得似乎两只纸筒，还被水泡软了的。心跳得五马奔腾，不可一世，脑袋里也是一片混沌。当时，我极其剧烈的感觉是，人怎么会这样？刚才还好好的，有说有笑，虽然说起话来鼻音粗重，有些不中听，但她的语气是安静而幸福的，怎么会一下子就被撞飞了呢？

借着车前灯光，我看到一滩黑色的东西，像蛇一样曲折蔓延开来。车下有人说：“起码撞飞了十米远！”迅即，有人干嚎，哭声犹如裂帛，另一个人男声说：“尕妹子，你才结婚仨月，咋就这么糟蹋了啊！”

这是我在河西走廊亲眼目击的一桩车祸。那一年，我才21岁，算是一个刚步入青年的大小子。后来报警，我们乘坐的班车都停在原地，等待交警处理。几个小时后，又一台酒泉发往兰州的班车到来，我们被硬塞进一台车里。班车继续行驶。就这样，遇难的人肉身和灵魂便永远留在临泽了，生者大部分离开，好像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一样。一路上，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团在车灯下黝黑而迅速的鲜血，想到那个看不清面目，但身材十分婀娜的永靖女子。心里想，说不定她还是一位孕妇。一次长途探亲，怎么就把命丢在了路上呢？原先，我以为人是无比坚韧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再加上灵性，任何事情都无法轻易将之摧毁，死亡更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生命无常，谁也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一个陌生的同路者罹难之后，我们这些生者仍按时到达兰州。忙碌之中，昨夜路上的灾难便如泡沫一般退居脑后。有些时候，人的同情、悲悯、物伤其类等等情感，其实也是虚无缥缈，无根无据的。在兰州办完事情，同在河西走廊生活的一位小说家邀我和他同去张掖玩。我欣然应允。那时候，尽管我在河西走廊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已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可因为身在军旅，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平时极少出行，对周边不甚了了，只从历史典籍上知道，张掖乃是西汉时，由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与敦煌、酒泉、武威一起，被纳入西汉帝国版图的。张掖之名最初的意思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腋（掖）”。即取得了张掖，就相当于断了匈奴的右臂。西汉初期，匈奴控制着今内外蒙古及宁夏、山西、陕西、河北、甘肃、青海等极为广大的地区。从公元前131年开始，汉武帝对匈奴展开大规模战略反攻，卫青、霍去病、公孙敖、李广等对匈奴战争也取得接连胜利，迫使其退却到黄河以西和漠北一带。

河西地区先由羌、乌孙、月氏等占据，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彼时的北部大野之上，像极了战国时期，强盛者屯兵弱小者，这种人类自古以来的习性在时间当中，总是周而复始地上演。起初，是大月氏驱逐了乌孙，占据了他们的驻地。公元前179年，冒顿单于派遣其子稽粥袭击月氏，将之驱逐；次年冒顿死。再一年，新继位的老上单于（稽粥）再一次发动对月氏的军事打击，取得战争的绝对胜利，并将月氏汗王的头颅做成了“精美的镶金酒器。”败退的大月氏一路向西，也像强悍的匈奴一样，沿途不断击败比他们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在中亚地区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这一无意动作，如同推动的多米诺骨牌，在亚欧大陆上狂飙式蔓延，从而引发了发自古老的蒙古高原，影响整个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活动。

所谓的甘州一名，则是因其城中有泉，甘冽清甜而获得，那时候，正是卢水胡沮渠蒙逊主政张掖时期。这个沮渠蒙逊，也是一代枭雄，是五胡十六国当中，在河西走廊开创霸业的人，尽管他的王朝很短，但这个人的一生，也是彼时的一个投影。再就是著名的宗教翻译家鸠摩罗什，他之于佛教的东传，像他个人命运一样，艰苦卓绝之外，还有奇诡、笃定甚至壮烈。武威至今还有鸠摩罗什寺，其中供奉了他的舌舍利。除了这些，我对河西走廊并没有什么特别直观的印象，更没有切身的体验。到张掖下车，脑子里很自然地蹦出了《八声甘州》这一个诗意四溅、满口生香的词牌名。苏轼、柳永、辛弃疾、吴文英、张炎等人皆以此词牌作词，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辛弃疾《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间。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其次是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也算好词。但我觉得，辛弃疾此词更为刚韧苍迈，有英雄气度；凸显的是一个男人胸襟、铁血素质和家国情怀。苏轼借用此词牌名，抒发怀古之情，个人之心，人间情谊，倒是真切，但少了雄浑气象。由此而论，苏轼此词只是在境界上高于柳永之《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柳永观景入心，情动于衷，顾怜自身，词语灵秀，情感深挚，写出了一个人内心的寂寥与哀愁，包含了他个人某种切身切骨的人生体验，堪为上乘的性情之作。

在尘土落满的大街上走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张掖这座古丝绸之路重镇，盛唐时繁华若斯的古城，更为浓郁的是那种熟稔的农耕气息。街边饭馆飘出的不是牛肉面味道，就是羊肉的膻味。行人走路的姿势、神态，很容易让我想起在田埂上荷锄携镰下地或正在归家的农人。还有一些神情张扬的男子，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来去。尽管他们动作安静或者粗犷，但给我的感觉，有的像盗马贼，有的像在山坡上看管牛羊的牧人，有的似乎就是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烟的农者。我向朋友说了这种感觉。他笑说，张掖原本就是一个农耕与牧猎之地，让它像兰州或者西安那样拥有更为贴切的现代气息，可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调整。

他的这句话或许是对的，对于深陷于内陆的河西走廊来说，曾经的繁华是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那时候，东方人对汹涌无际的大海，始终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恐惧感。即便是西方人，对大海的探索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共同问题。陆地一方面让人有安心的感觉，沿途还有更多的人群和风物，这使得人们从情感和内心，对厚实而又广阔的大陆始终保有一种信任感。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人这个陆生动物，对于大地深度依赖的强烈甚至有些原始的本能与天性。

下午去大佛寺和木塔寺。前者建于西夏永安年间（1098年），是当年西夏国师师嵬眻在大佛寺原地，无意中掘出一尊翠瓦覆盖的卧佛，奏请崇宗李乾顺修建起来的，初名迦叶如来寺，供奉释迦牟尼涅槃睡像，现为张掖唯一存留的西夏寺庙。后者始建年代难以得知，据《甘镇志》记载，后周已经有此寺，隋开皇二年重修；唐贞观十三年，李世民又令尉迟敬德监工重修。木塔寺是为安放释迦牟尼舍利子而修建的，据寺中的《重修万寿寺碑记》记载：“释迦涅槃时，火化三昧，得舍利子八万四千粒，阿育王造塔置瓶每粒各建一塔，甘州木塔其一也。”蜿蜒的河西走廊之上，人类最为光彩夺目的，是东西方交织的文化和文明，是民族之间的融合共通，不论是敌人还是友邦，在路上相遇，或者在某些地域进行必要的较量与厮杀，也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如今的大佛寺很小，门前一道窄小街道，两旁都是垂柳。夏天时候，走在其中，特别幽静。旁边也多售卖各类玉石及工艺品的店铺。进大门，只见拱门巍峨，牌匾森严。但也忽然觉得，嘈杂市声在此戛然而止，即使偶尔有些特别刺耳的轰鸣，也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以为只有自己有如此感觉，询问朋友，他说他的感觉相同。我暗暗想，这世上有些存在是不可言说的，如果赋予事物某种神意，并且笃信不疑的话，天长日久，它们就会如人所愿的吧。大佛殿内的释迦牟尼似睡而醒，长眉长目，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都能看到我，这似乎就是一种力量，他看穿，而他不说；他明了，但不告诉。佛的智慧是一种来自天地众生的无上觉悟。佛倡导的，是自我的干净、放下的尘世、欲望的超越、生命的实在若无、精神的澄明与灵魂的无限飞升。

落日晚霞之中，许多的燕子绕着木塔寺飞，似乎是幻化了的精灵，好像也在膜拜。落日把整个天空映红，然后渐渐变蓝，群星瞬间跃到巨大的幕布上。除了高海拔之地，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日暮能够给人如此清晰的观感。相对于大佛寺，木塔寺真如其名，一色的木质结构，沿着一道木梯向上，虽然上不到顶楼，但在四楼位置极目四望，可将整个张掖纳入视野。

张掖这座城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几座五层高的楼房，主要街道数座楼房背后，散落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黄土泥房，一家一个小四合院，与河西走廊一带农村的房屋结构没有两样。只不过，一个在田野，一个在城市。多数居民仍旧住在黄土夯筑的房屋里，依旧是乡村般的生活方式。可是，当人们热衷于高楼大厦的时候，融入野地或者与荒野比邻而居，倒成为一种极其奢侈的行为。张掖这个地方，历经了游牧的累积，以及农耕文化的植入，至今都显示出一种混杂、混血的意味。比如这里的人，饮食上多大块的牛羊肉，酒风也极其豪放，甚至长相上，也带着某些剽悍与特异。当地人的性格里，兼有游牧民族的直率以及农耕小民的静敏与狡黠成分。这肯定不是贬低，一个地域，自有其文化性格，其中的人群，自然也会被熏染和塑造。和张掖的朋友在木塔寺的一边坐下来，吃烤肉喝啤酒，夜色越来越浓，木塔寺外广场上华灯四起，光亮引得无数蚊虫围绕着它们不停飞舞。酒至半酣，有朋友开始朗诵诗歌，有先前提到的宋词，还有唐时岑参之《过燕支寄杜位》，林则徐《次韵答陈子茂德培》等。我也当场写并朗诵了自己写甘州的一首现代诗：

初来乍到，便熟悉得如同自己的身体

在它隐秘和公开的部位

一些人无故隐藏，一些人面孔明朗

木塔寺燕子，大佛寺香火

关于往事、传奇和不朽，有许多我不能说出口

只能在内心，抓住历史之手

草芥和玉石一样优秀。隐匿的纹路上

骑马的诗人，也可能是刀客

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孩子

亦是光阴之灰，亲爱的甘州，有志之士在此都会大梦一场

金石响、胡笳唱，风中鹰隼拍肩膀

这样的诗歌，算是随性而作，脱口而出。没有特别多的来由。朋友半夜散伙。斯时的张掖市区，除了路灯，几无灯火。和朋友在宾馆洗澡睡觉，竟然没有做一个梦。醒来时晨光打头，整个张掖又出现在晴朗天地之间。

黑水国这个名字异域气息浓郁，其建筑时期应在史前，即公元前200年前后，并且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行国也，与匈奴同俗”的大月氏汗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匈奴击败大月氏后，将之划为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驻牧地。河西划入西汉版图后，此地也曾是行政机构所在地。近年在黑水国遗址附近的魏晋墓葬群中出土有大量汉砖，还有早期《西游记》、《三国演义》壁画等。由此可以推断，黑水国这一名字的使用时间一直沿袭到明初或清初。

如今早已经成为废墟的黑水国分为南北二城，两城之间相距3公里。南城略小，城墙、哨楼和门洞还在，北城略大，主要建筑已经坍塌断毁。走在城中，遍地瓦砾和青色碎砖，四面高墙，墙外是田地和杨树林。即使是正午，也有一种深陷的意味，浑身上下似乎沾满了旧朝和腐朽的时光味道。同行的一位张掖朋友说，当地院校一个教授的儿子和一个农民的女儿相爱。教授嫌弃女孩子出身贫穷，不同意他们交往。俩人在晚自习时，于教室内拥吻，被其他人看到，一时流言四起，几日后，两个学生双双失踪，找寻多日不见，后有一个羊倌在黑水国南城边缘一片沙枣林里，看到两具尸体。

听了这个故事，天气唰地阴冷下来，好像六月飞雪，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如何还能以出身来限制年轻人恋爱呢？这也是张掖本地人农耕思想至上世纪九十年初期仍旧根深蒂固的一个佐证。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在夜路上，被车撞死的那位永靖县的新嫁娘。忽然觉得，生命真是轻忽不定，任谁都无法确定终局。如眼前这废弃的黑水国，初建时人马鼎沸，失败后又有人取而代之；王朝强盛时官民皆安，衰落时盗贼蜂起，敌军残杀袭占。

关于这一切，现在的人们大都无从记起，只有这倾塌了的残墙和碎砖，以及流转的日月亲眼目睹，用心铭记。只是后来的人，无从读取，更无从知晓一座城及其诸多居住者的当时情景。对于万物和人文来说，废墟是其命运的最好注脚，遗迹也只是后来者凭吊的依据罢了。

想到这里，转道北城。心情不由沉重。

相对于南城，北城不仅树木众多，杂草也很丰茂。一个阔大的古城早已与其他野地无异，几道断毁的老墙上也长着荒草。即使在残城之中，也感觉不到一丝旧时的腐朽气息。出来在路边饭馆吃饭，大家又说起隋唐时期的张掖。其中，隋朝的长孙晟和裴矩（后为唐臣）最为突出。杨坚建隋后，平定了南方的异己势力之后，即将战略方向转至西域。长孙晟（李世民长孙皇后的父亲）适逢其时，以其国人才略，为隋文帝出谋划策，为平定吐谷浑和突厥立下了汗马功劳。《隋书》上说：“（长孙晟）性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从后周到隋朝时期，长孙晟先后三次出使突厥，第一次被突厥的沙伯略可汗扣留一年，但以其过人的骑射功夫震慑赢得突厥尊敬。归国后，建议隋文帝对突厥采取拉拢分化、“离强合弱”战略，杨坚全部听从，并交由长孙晟实施。长孙晟不负重托，以“远交近攻”“离间”“收买与突厥关系较好的其他部落，令其孤立无援”等方式，果然使得突厥内部不合，不久分裂。

长孙晟死后，“（隋炀）帝深悼惜之，赗赠甚厚。”不久，后突厥始毕可汗率领大军围攻雁门，隋炀帝叹息说：“假如长孙晟还在，突厥断不会如此猖獗！”可见长孙晟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与长孙晟对西域功绩相当的另一人是裴矩，山西闻喜人，既是名臣，又是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最初，因在广州作战有功，一路擢升。凡有各国商人到长安，裴矩就设宴招待，令其说出西域之不同地貌和国家的部落分布情况，为验证真伪，他自己还深入今新疆境内探访考察，绘制地图；回来后，去伪存真，撰写了三卷本的《西域图志》，成为隋朝对东北和西北边疆决策的主要依据。

公元607年，隋炀帝摆驾榆林，宴请突厥可汗，赏赐之多，令人胆颤。功勋卓著的名将高颎和贺若弼劝谏，隋炀帝恼怒，将两人当场斩杀于军前。隋炀帝欲“欲出塞外，陈兵耀武。”先派裴矩到张掖，传告西域各个国家和部落。但因隋炀帝到恒山祭天，便将此事耽误了。608年，隋炀帝派大将薛世雄出兵西域，将吐鲁番（西州）纳入帝国版图，打通了西域通道。609年，隋炀帝再启西巡河右（河西地区别称，包括今宁夏及河西走廊等广大地区）计划，再派裴矩先行。裴矩到敦煌，派人至高昌，以厚利诱惑高昌王麴伯雄、伊吾吐屯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国王。随后，隋炀帝经焉支山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与青海祁连县扁都口）到达张掖。西域诸国果真遣使而来，隋炀帝以奢侈场面和丰厚的赏赐，显示了中央的帝国的奢华和富有。可惜好景不长，隋炀帝在裴矩等人的强力怂恿下，不顾国情民意，连续对高句丽用兵，连遭失败，仍旧穷兵黩武，大肆搜刮民间，致使民怨沸腾，反叛四起，最终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兵卒所杀。

所有的历史都是幽秘的，即使典籍明确记载。因为，人事一旦境迁，任谁都难以恢复本原。当我们乘班车再次路过临泽，我忽然记起，那位新嫁娘出事的地方大致在临泽县城以南五公里处。再次返回到那个地方，我的心收紧，好像有一只钢爪，使劲回攥和搓捏。朋友看出我的心思，他说：这条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车祸。你看到了，心里难过，还有没看到的呢？这真令人悲怆！听了他的话，我一言不发，眼睛盯着窗外飞速闪去的柏油公路。直到临泽县城，也没有看到任何的痕迹。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人在此罹难，竟然没有一点痕迹。公路还是公路，还是车来车往，青天白日。对于一个普通女子来说，这是不是有些不公？虽然大地上总是有死亡和新生，但一个人的生死，总是毫无痕迹。不由令人想到，人在这天地之间，真的犹如微尘。

临泽县城很小，一片楼房，孤立站在一片田野之间。这是出张掖（甘州）第一站，若在汉唐，当是丝绸之路由甘州到肃州（酒泉）之间的第一个歇脚和打尖的驿站。临泽先设县衙，名渠武，再昭武。由此名可以看出，西汉时，临泽当是中央帝国安置匈奴沮渠以下降人（众）之地，渠这个字在匈奴是指沮渠（相当于团营以下军官）及其所率部众；昭武这个名字也与中亚的昭武九姓国重复。昭武九姓国人的特长是经商，在隋唐时期，以精明的个头脑和商业贸易手段，流居世界各地，以卓越的商业头脑和掌握的财富左右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经济，并传播宗教、参与政治斗争。

其中的景教、袄教便是经由粟特人传至中国的。宗教也是文明。隋唐时期，甚至整个封建历史上，中央帝国与西域各部落之间的摩擦和战争，大多数也是由粟特人在暗中操控的。哈耶克说，经济是第一控制权。这大致是人类古来就有的一种行为。

还没怎么仔细看，班车就把临泽县甩在后面。沿途不多的村庄，生长着许多果树，以枣树居多。临泽小枣是有名的特产。若是秋天开车从此过，路边有很多自己设摊卖小枣的农人。再向前，一色的大戈壁，偶尔有村庄，也都远远地躲在一片杨树林里。隔着巨大的荒滩，不管再小的村庄，也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况味。西北之地，总是令人想起古代的某些情境。我想，从前的人骑马，或者乘坐木车额，从长安向西，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遥迢旅途？当年的玄奘、悟空（达摩驮睹）、杜环（怛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唐军士兵），近代的左宗棠，不管大军开进还是个人孤行，对于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人来说，不管有无所获，他们都将会与众不同，卓越于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人。

紧接着的一个县城是高台，它也是月氏和匈奴故地，后和河西四郡一起归于西汉。我和朋友下车，一是去西路军烈士陵园拜谒，二是去游览骆驼城。前者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令人心怀忧愤莫名的政治和严重的人道主义事件。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后，为打通国际通道，一方面在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打通接受苏联援助通道。当年10月10日，红军强渡黄河，取得一些较小的胜利后，随之而来的是失败。在永昌、古浪、武威、金昌、山丹、张掖等地，惨绝人寰的暴力事件一路发生。

进烈士陵园，正是傍晚，落日如血，将这一座小小县城涂抹得悲怆莫名。我和朋友缓步向内，在陈列馆，看到军长董振堂、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三十师师长叶崇本的头颅——黑色的、嘴巴大张、眼睛还是睁着的、头颅断处可以明确看到刀口。看简历，董振堂竟然和我是同乡，河北邢台新河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在冯玉祥部下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反蒋战争、宁都起义，并在赣州等地与国民党军作战。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无视解说员和其他朋友。他们都很惊诧，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我转出去，到董振堂和杨克明并纪念碑前，向他们敬礼（我也是军人），再低下头，默哀。墓碑高大无语，松柏沉默。

晚上与朋友喝了几杯，心情沉郁，三杯就有些醉了。说起那位半路罹难的新嫁娘。再说西路军，尤其是战死的将士，五味杂陈。夜里忽然起风，很大，吼声如雷，把我从酒醉的睡眠中惊醒。再难睡着。辗转间，忽觉四壁清冷瘆人。

早上起床照例吃牛肉面。再去骆驼城——在今高台县骆驼城乡永胜村西南3公里的荒滩上，一座古城堡颓然屹立。时间的刀刃把它凌迟得只剩下一些残墙和些许房屋了。他的最初建造者当是段业。段业是西安人，起初，他随武威太守杜进征伐西域，因战功而封为建康郡（今酒泉）太守。氐人吕光入河西夺取政权，建立后凉。任命段业为尚书。氐人原为匈奴大部落联盟中一支，素来有“以力为雄”的暴力传统，吕光当政后，依然强调武力和暴力治国，属下多反叛。公元397年，匈奴人后裔沮渠蒙逊投靠后凉，不久，与众人拥戴段业为皇帝。段业为人刻板，好占卜，嫉妒心强，才能非常一般。沮渠蒙逊及其叔叔沮渠男成拥立他时，他犹豫很久才勉强答应。

建立北凉王朝的当年，段业就另外修建了一座国都，即眼前的这座骆驼城。该城分南北二城。南城面积约为23万平方米，其东、西、南城墙正中，各辟有一门，并建有方形瓮城。城中西南角还有一座长约百余米，宽约其的70多米的小城。北城，面积要比南城小一倍，城南筑有一座方形瓮城，东、西有城门，直达南城。如果我猜想得不错，北城大概就是段业当年的皇宫。立国后，段业将国之重任委于两个新兴匈奴人，即沮渠男成和沮渠蒙逊。不久，沮渠蒙逊看段业实在无才，难成大业，便与沮渠男成商议废之自立。沮渠男成不从。沮渠蒙逊使诈。段业逼迫沮渠男成自杀。沮渠男成劝他说，你谎称我已经死了。沮渠梦寻闻讯必定反叛，届时，我再带兵讨伐他，一定能把他一举消灭。段业不听，逼杀沮渠男成。沮渠蒙逊果然反叛。段业猜忌众将，沮渠蒙逊大军打到骆驼城外，城中有不忿于段业的大臣砍开城门，迎接沮渠蒙逊进城。段业跪求沮渠蒙逊让他回西安养老。沮渠蒙逊没有答应，将他杀掉了。

沮渠蒙逊为卢水胡，也是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后裔。其发迹地，就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之临松山，旁边有建于北魏时期的马蹄寺。《晋书》说：“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沮渠蒙逊、刘元海羯人石勒等皆为新兴的南匈奴后裔，他们以游牧民族的身份融入汉朝，既保持了游牧民族的苍狼习性，又深受儒法文化影响，皆为一时俊杰。只是，军事上的短视，性格上的残暴，文化上的半生不熟，一旦取得胜利，便开始追求享乐，热衷内部的权斗，致使这些新兴匈奴后裔建立的国家都如其先祖建立的汗国，始终没能逃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铁律。

后来的骆驼城，相继为历代王朝所用。其中，唐时为建康军驻地。在骆驼城附近，还有一片规模较大的古墓葬，出土有彩绘画像砖、胡运子衣物疏、红纱旌铭、青海神树等多种文物。可以想象，在西汉乃至唐时，骆驼城肯定还是一个水草丰茂的绿洲。人有随水而居的天性。假若骆驼城就是现在的荒芜枯寂模样，历代王朝绝不会将行政中心、驻军放在此地。只是随着环境恶化，绿洲和水源消失，才使得骆驼城荒芜，进而成为废墟。即使在科技和道路发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骆驼城也是无人问津的。直到电影《双旗镇刀客》在此进行拍摄，骆驼城才又进入少数旅行者的眼界。

每一处遗迹都是一部史诗，每一座废墟都是一座时间墓碑。骆驼城是，蜿蜒在荒野之间的汉、唐、明长城也是。坐车到清水镇，就可以明确看到一条倒淌河，即黑河。它的母源地是今青海祁连县的八宝河，流经张掖，转道向西，至清水，再酒泉，折向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河），终点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河）。黑河同时又是一条季节河，堪称张掖至酒泉乃至向北的金塔县、额济纳的母亲河。

清水镇很小，因祁连山中有水冒出，清澈淋漓而得名。现在的居民大都是铁路工人及其家属，还有几座兵营；当地土著多分布在镇子四周，以农耕为主，放牧为辅。由清水镇向西北，即巴丹吉林沙漠，可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及额济纳。向南是高耸的祁连雪山。向西即酒泉、清水。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古代肯定兵家必争。开元初期，唐帝国持续强盛，郭元振、王忠嗣、张仁愿、张孝嵩、哥舒翰等人多次在河西走廊击败突厥和吐蕃。安史之乱后，唐国力大不如前，藩镇割据，内叛不休。再加上吐蕃、回鹘等汗国自恃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大肆抢掠唐境，并以诸多不平等条约进行要挟、勒索。唐帝国国力衰落，只能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公元799年，唐德宗令殿中少监崔汉衡、判官常鲁出使吐蕃，商议唐、吐勘定边界之事。881年，唐德宗派出安西都护李守忠、北庭都护郭昕等人负责与吐蕃勘定边界。同时派陇右节度使张镒等人与吐蕃再次会盟，订立所谓的“和平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划定双方边疆。即从陕西泾阳到弹筝峡（今宁夏泾源县）西口，陇西到清水，陕西凤翔县至甘肃成县、四川雅安石棉县大渡河流域以内为唐界；甘肃兰州、通渭，宁夏固原、甘肃会宁、临洮、成县，及四川西南部包括云南等地为吐蕃界。等等。将唐帝国疆界压缩近三分之一。自此后，唐帝国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也失去了丝绸及其他贸易权。回鹘和吐蕃势力在西域展开争夺。直到公元851年，敦煌望族张仪潮等人趁吐蕃内乱，发动起义，将吐蕃势力驱逐出河西地区。作为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帝国，唐前期和中期之有为、之盛大、之雍容、之广博，寰宇概莫能比。后期之纷乱、之萎缩、之卑微，匪夷所思。

在一个小饭馆吃饭，再上车，沿途村镇忽然增多，植被也稠密起来。向南，祁连山近在眼前，这座庞大蜿蜒之山，对于中国乃至西北来说，当然是天神般的存在。其中，“祁连”一词也和“腾格里”等一样，在匈奴语中，是“天”“天神”的意思。为此，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中如此说：“他们（匈奴人）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祁连山也像杭爱山、阿尔泰山、阿尔金山等著名的山脉一样，曾经是蒙古人天然的驻牧地与战略纵深。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也只能沿着较为平整的欧亚大陆，前往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匈奴后世阿提拉在公元三四世纪于欧洲舞台上的表演，便是最好的例证。

到酒泉，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相对于张掖，因为驻军多，再加上玉门石油，酒泉大致是河西走廊地区现代气息较浓的城市之一。各种潮流和观念最先进的，当是距离酒泉二十分钟车程的嘉峪关。夜里的酒泉多的是饮酒的人，散步者大都在酒泉公园和泉湖公园等地闲逛。人群中，其中有不少人操外地口音者，本地人则更喜欢待在家里，或者在自己所在的小区附近活动。我和朋友要了几个小菜，喝酒。在河西，不喝酒或者不会喝酒的男人会被人耻笑。有时候，不会喝酒或者不喝酒，在河西走廊自己也觉得不好。

可以说，自秦岭向西，所有的西北地区都是混血的。异族你来我往，相互融合，进而在风习和思想上相互影响，杂交的人种也接受了汉儒和游牧两种基因。吃大块肉，喝大碗酒，行走人生，笑傲江湖，这种阔达习性，向来是西北地区男人最经典也最本色的一种状态。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说：“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

也或许，长期游牧与农耕混杂，使甘肃人外表看起来粗犷，没有心机，但事实恰恰相反。记得有一年，单位让我负责整修历史陈列馆，在酒泉找到一个以装潢为业的男人，也姓杨，还有一个女的。开始双方谈得很好。他们觉得，只要能干活，怎么样都无所谓。不料，事后，他们俩却百般耍赖，且耍赖耍得犹如死狗，那女的也是，我当时没在意，当她和那个姓杨的男的一起耍赖时候，才从内心觉得，一个人洁身自爱，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人某些时候的作为可能有一些先兆性存在，尽管这有些唯心主义，但古来人们就异常相信，人自身有一种自我示警的功能。第二天一大早，和朋友作别，再次乘车向北，过金塔县，再龙首山、合黎山之间的大戈壁，沿着弱水河到鼎新镇，这条路，也是李陵当年带着他的“五千荆楚弟子，奇才剑客”出塞，寻击匈奴主力，为正面作战的李广利大军减压的道路。《后汉书·李将军列传》中说：“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

李陵本想建功立业，重振家族雄风，封侯拜相，但他的命运实在糟糕。最终，被匈奴俘虏，客死他乡。而当时的匈奴，是且鞮侯单于和后来的狐鹿姑单于，对于李陵，还是给予了这位名将之后很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匈奴当政者对于汉将军的礼遇与重视。随后被俘的李广利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一年秋末，匈奴境内，突遭大雪，不日之间，厚达丈余，牛马羊冻死大半，人员损伤也很大。在丁零王卫律和早年投降匈奴的李延年等人的谗言下，以李广利多次领兵攻打匈奴，战死的匈奴将士灵魂不安，必须杀李广利祭天方才能够消除怨气，狐鹿姑单于听信，下令处死了李广利。

车子就要到单位的时候，发现一台越野车倾翻在路边的一道水渠里。受伤不严重的司机在路边大喊，要司机停车。我乘坐的车子是公共长途汽车。司机不停，我和其他几个战友站出来，要求大家下车帮忙。司机无奈，把车停下。他嘟囔说，你们这些人没开过长途班车，根本不知道，一台车一旦碰上死人的事儿，就晦气得很，以后也说不定会出个啥样子的事。说完，深沉地叹息了一声。我忽然觉得惭愧。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如何做，况且，我们坐他的车，一年内也不过一两次，而他，却要常年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跑。再者说，这世上的人事，很多是无可逆转的。一个人的力量，甚至不如另一个同等年龄人的力量。不由得想起去兰州，又从甘州到肃州旅行时候遭际，无论是被突然夜班车撞死的那位新嫁娘，还有恋爱未遂双双死在黑水国遗址的两位大学生，以及在回单位路上遇到的那场车祸，都是惨烈的。而我只是一个目击和聆听者，甚至也只能做一个悲悯的人，在那些生命消失之后，发一些看起来庄重和沉重的感慨而已。

从内心说，我不愿意任何人遭受任何不幸，但也只是一个祈愿而已，物伤其类，他们的不幸也使我惊悚、不安。可我根本无法阻止，只能任由它们发生。以此来思考沿途的废墟及其历史，我想我也是无能为力的。作为后来者，对人世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回忆、凭吊、感动、赞美、悲悯、疼痛、合作、互助的权利，除此之外，任何的评说和判断都有可能不符其实，错之千里。唯一可安慰的是，大地每一处都有人的痕迹，而且层出不穷，往来无际。无论是谁，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与过客，当然包括那些已然消失的，还是此刻还在以及尾随而来的他们，层出不穷的人。

这里是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旁边也还有一些零星的村庄，这里的人，其先祖也大多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其中不排除流放者和旧朝戍边军人的后代，也肯定还有从附近各地流落至此的河西走廊原居民及其子孙。我也是的。由此向北，是广袤的戈壁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就像是大地上一块巨大的黄色盆地或者斑癣，横亘在阿拉善高原、中国西北。从1992年开始，我就成为这里的一个人，在风沙与烈日之中，就像其中的一株草，一颗砂砾和一只蚂蚁那样存在。偶尔的出行，最远也只是故乡和兰州，更多的时候，沉浸在戈壁大漠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忙碌，闲暇总是冥想，不断地想起西北之地的遥远往事，尽管有许多惊艳甚至奇诡的故事和传奇，英雄、将军、探险家、诗人、商贾、僧侣，以及出使与和亲的车队，驼铃与车队的尘烟之中，无声回旋的曲调，总是以悲怆为主旋律，可其中的诸多音符与色泽，却是雄奇、恢弘，甚至至伟至大，且充满了全人类的恒久的、艰辛的和不妥协的理想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