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炯，1963年生于宁波。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在《山西日报》主持“黄河”副刊近25年。散文、诗歌等文字发表于《山西日报》《山西文学》《黄河》《漳河文学》《存在》诗刊等。

平生多梦江天阔

常醉青山座座高

不知何年何月，并州城里有了一家格腊茶馆。题写牌匾者，我与之相熟。此公名石云，乃山右著名诗人、书法家。

石云作诗，以写格律诗为主，且自己以书法录下，可谓：吾手写吾心。早年许多名句颇为人所称道，如：“兴来吟古句，月满去耕山”。“春风无限意，一夜到君旁。”等等。

后来，他又写出一组《江山行吟》，都是读画所感而作，其中涉及黃公望、唐寅、文徵明、徐渭、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等书画大家。这一组诗写得“云水禅心”、“水流云在”，既得锤炼之容，又具氤氲之态，令人反复吟咏，余音绕梁。读其诗，观名画，真如人在画中游，“精骛八极”，“思接千载”。真乃“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实为难得的精神享受，心下大畅。

格律诗和当代人的内心能有所契合实属不易。石云这组诗准确地呈现了古人画作的精神气象，如此，当代人也因之可以和古人有所感通。比如：

读黄公望《九峰雪霁图》

皎皎莲花不落尘，

微茫一曲气雄浑。

读倪云林《江亭山色图》

幽石疏林雨后烟，

飞鸿灭没昊天寒。

读金农《风雨归舟图》

平生多梦江天阔，

常醉青山座座高。

我最喜欢“平生多梦江天阔，常醉青山座座高”这二句。当代人的精神空间已经十分逼仄，襟怀独抱，指点江山就变得十分重要且难得。

格腊茶馆的经营者名唐依，乃是一位青年诗人，因此，在格腊来来往往的就以诗人为多，而且主要是太原诗人为多。石云的格律诗十分出彩，而其他诗人都主要是创作汉语新诗的。其中一位，名唐晋者，早年以诗成名，后又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玄奘》，以诗的语言写得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又细节细腻，格局宏阔又言语龙象，国内并未出现过这样一部小说精品。然而，《玄奘》并未在国内文坛获得它应有的名声和位置。时常有国内各地文学界的朋友也指出《玄奘》的重要，而终归成为朋友间私下的议论，未能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

唐晋多才多艺，近年来从事艺术方面的创作多些。先画国画，还画过一段山水，后画油画，油画和诗人潞潞、多多等在全国办过联展。同时还搞收藏，收藏了江南的古砖就磨砖作砚。近段时期专注于刻印，所治印获得众多行家和普通爱好者的高度赞扬。其中，生肖印、佛像印等异彩纷呈。其佛像印，在方寸之间，神清气朗，线条飘逸，呼之欲出，圆满端庄。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皎皎莲花不落尘，微茫一曲气雄浑”，在平庸的太原城内，有此两位妙人在，虽然微茫一曲，而气可期雄浑也。常与此两人的精神“量子纠缠”，在这无雪的城内，可以期盼一场“至高虚构的雪”，也算快意。我常常躲进石云兄的“幽石疏林”里，也常常拥唐晋兄的“药师佛”印而端详，精神为之“澡雪”，性情为之舒朗，举杯遥饮，浮一大白。

骑着绿马去喝酒

戈多也在等戈多

只是等待，等待：

有什么来填满时间。

——阿什贝利

太原，是个面目模糊的城市，在当前“GDP”挂帅的时代里，她的存在感更是风雨飘零。晋祠，安静地坐在时光深处，已经多久了，少有人去走走鱼梁飞沼，也少有人在周柏下吟诗，一座“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铁血”之城，背影早已远去。

流动的诗行

“诗与远方”，如今已成烂俗。然而，要有诗，先要有诗人。格腊茶馆的经营者唐依，一位年轻的诗人，茶馆来来往往的有许多诗人，我可以随手写出一连串的名字：金汝平，宋耀珍，刘文青，张鹏远，铁乌鸦（薛振海），张二棍、吴笑冬、郭新瑞等等。诗人们在这里游荡，空气中就飘散着流动的诗行。

国内的文坛，近些年有些怪现象，成名的、有权的作家，都要写写诗，如果写的真是诗，好坏还在其次，而有些人写的只是非诗，完全不能算诗。

诗和小说、散文还有些不同，谈论小说、散文，虽然有时也不准确，但多少还可以涉及一部分。而诗歌不同，诗歌是短刃，好与坏都全部呈现，无可掩饰。有时，谈论诗歌，一击不中即离题万里。谈论诗歌的难度也即在此：秉持不同的标准，喜欢不同的风格，谈论之前就该先厘清这些基本概念，否则，基本上是鸡同鸭讲，无有交集。

国内自从互联网发达以来，诗歌的发表几乎是零门槛，于是出现了写诗的人数和每年产生的诗歌数量，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每个人的诗歌作品，真正阅读的还是身边的朋友或熟悉的人，那是个非常小量的人数，也可以说就是个小圈子。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小圈子里，如何保持真正的阅读和“尖锐的批判”？而不是相互安慰、抱团取暖？这是个十分重要也很难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诗人都是孤独的。作为真正的诗歌写作，都是独自行走在暗夜里，至于最终能否走到光明，谁也不知道。

诗歌与“内在的时间意识”

胡塞尔现象学有个术语“内在的时间意识”，在哲学上，它有着自己的哲学含义，然而，是否可以借用过来谈论诗歌呢？也是个可以意会难以言说的事。

诗人在写诗时，一首诗歌是否“先验”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有过写诗经验的都会承认，是有这样的情况，而诗歌完成后，是否真正的优秀，和这个“先验”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诗歌在完成后，诗人还会进一步修改，而这个修改依据的正是那个“先验”，许多不明白这个原理的，就非常容易把好诗改坏。诗的修改，是在诗的肌理、语言、意象、音韵上面达到更高的“纯”度，从而使诗产生更为强烈的效果。而这一切诗人也无法用语言向另一个读者去表述的，这正是诗歌的神秘，也是诗歌的魅力。写诗的难处和读诗的难处正在这里。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读一首好诗，是无限接近它呈现的“意境”的过程，而每个读者接收到诗的“信息”是有很大差距，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也正是读诗之难的地方。直到最近，还有媒体上在说有人读不懂北岛的诗，当一个读者用“懂”去读诗时，他大概也只能不懂。

这样说来似乎读者永远读不懂诗了？其实不是，优秀的诗歌永远都有它自己的读者等着她，或者说，一个读者的理解和阅读重新激活了一首诗。

“骑着绿马去喝酒 戈多也在等戈多”。题目来自老金的当代打油诗。

答案只在风中飘

茨威格在他那本《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里描述：“从15世纪跨入16世纪，是与欧洲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月，戏剧性的事件接踵而至。”“人类的基本概念，空间和时间，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之内，有了迥然不同的尺度和价值。只有我们经历过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巨变时代能与之相比拟。”“在我们那个跨越世纪的时代，电话、收音机、汽车、飞机，突然之间大大缩短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生活的节律由于发明和发现，同样需要重新评估。”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欧洲有些相像，也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2年是个纪年，但此后10年至20年对中国与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段：全球化该怎样演化？未来20年是一个海洋，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而当中国的GDP真正成为全球第一，每个中国人都面临一个质问：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老六、马力在昆明庆祝麦田20年，“温酒的丫头”的后院也18年了。让我想到太原的天街小雨也14年了。

我只去过一次昆明，就鲜明地感受到那种边地的感觉。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

太原离帝都很近，但帝都在文化上对太原有意无意的漠视，太原也是边缘的，这种边缘也造就了一种野蛮生长的自由自在。

老六在昆明喊“纵横江湖”，也就是喊喊而已。太原在古代应是以军人、商人为多的地方，我想应该出来一个盗马贼才好。玄武据说有把子蛮力，但要他去盗马，怕是也难，据说他有把弩，偶尔会去林子里射射鸟，也就这样了，而玄武正是时常出入天街小雨的某厮之一。

天街小雨在最开初的几年，我去的不多。因此，有些情况我就都不太了解，以待以后有更多的朋友写出来吧。

这些年，来过天街小雨的人不少，在这里举办过的活动也不少。我这里仅凭记忆，记录一二。

苏非舒来过。杨黎来过。诗歌评论家胡亮来过。潞潞和李杜主持，西川、欧阳江河、唐晓渡一起来，晓渡先生是在另一个场所讲了一堂课。西川和欧阳江河都提到写“坏”诗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进入到深处时必然会遇到的关口。

徐淳刚带着他译的布考斯基来，读着布考斯基，你只会感受到：击打、击打、击打。一段段“鲜血淋淋”的生命在诗里直接呈现。

诗人石头创办了“天街小雨人文茶馆”。当初也是因为有段机缘吧，办了一个这样的所在。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诗人、文人来来往往的就要多些。茶要多些、酒也要多些。云南老六在这里喝得趴在桌子上，嘴里嘟囔着：“何德何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那年的主题词，他每年要给自己安个主题词，也是够矫情，也许他需要吧，随他去吧。

石头在2012年写出了《随便诗》，那是他诗歌的一次质变。他的诗观是“直指”。他2014年写出了《无所诗》。这两组诗都是67首，也可以把67首当成一首。石头这样的诗，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的裂缝，就是阳光射进来的地方，这些阳光就是他不时的金句。

且看：

在烙铁上修行。烙铁红透时。

铁软了。

天又黑了

头颅刚刚回来。

意义之外没意义

我之外

浮云新。

在太原还有些诗人愿意折腾点事。2019年，张鹏远和唐依主编了民间诗刊《单行道》，网罗了国内60位诗人的作品。太原的诗歌是否因此辐射到全国各地了呢？情况不知。

时代在巨变，诗人要自洽。天街小雨现在二部也开了。二部以妙喜茶会、抄经、素食为主。当然诗人们依然来来往往。

孤独充溢时闪亮的片段

张鹏远其人其诗，很容易被人误解。他的职业，IT工程师，似乎在读他的作品之前，人们就会产生某种印象，而那往往是错的。其实，真正的诗人和读者都明白，诗歌和诗人的职业没什么关系。中外都如此，史蒂文斯，一生任职保险公司经理。铁乌鸦（薛振海），长期供职税务系统，他们的诗歌和职业可以说毫无关涉。

诗歌只是树立诗人的形象，和职业是完全无关的。即使有表面的关联，但那对于诗是次要的因素。鹏远的诗，他自述是颓废的，他的颓废特指“悲观主义”。而他的诗远非一个“悲观主义”可以涵盖，或许，“悲观主义”只是他写诗的一个起点或触媒。

鹏远的诗歌，无论其外在表现为什么，比如冷抒情、拒修饰等等，但其内核始终是青年的“愤怒”，这种“愤怒”与“颓废”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形成鹏远诗歌饱满的内部空间。这是十分独特也是其他诗人少具备的。

克莱夫·詹姆斯在他的《文化失忆》中，对1950年代美国的爵士乐做了评论，其中，他对阿姆斯特朗和拜德贝克给以高度评价，尤其对于拜德贝克这位白人音乐人给以高度评价。艺术都是相通的，他对拜德贝克热情洋溢的评论，我以为，也刚好可以拿来评论鹏远的诗歌。来读读这些评论：“结构简单，效果丰满”，“有时停顿也是完美的音符，带着锥心的哀伤”，“我热爱他技艺的简朴，也需要蓝调幻想曲那种克制忧郁的步调”。拿这些来品读鹏远的诗歌，音乐和诗可以有一种奇妙的契合，真是一种享受。

鹏远诗歌那种青年的“愤怒”就在于他试图确立他在世界的位置，以及他和世界是什么关系。因此，他写“我和世界的复杂关系”，“一匹马在人群中是多么孤独”。他尽力描摹了亲友、人群、社会、各色人等，最后，他发现：

全世界的人里

只有我 保持这个陋习

接下来他写“一匹马在人群中是多么孤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马和人群的关系。马和人群的格格不入，确立了马的位置。他借此也完成了和世界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他确立了世界与他的对话以及互动。

他其实没骑马

没有马 误入歧途 进了荒原

但荒原只是一个象征

巴塔耶在小说《不可能性》的自序里说：“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出版了这本书。那时我给他起了个晦涩的名字：《诗之仇恨》。当时我觉得，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诗只有在反抗的暴力中才能获得强烈的意义。然而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

在巴塔耶的表述里，仇恨只是外表，其内核是反抗。而不可能性，让我觉得才真正晦涩。无论如何，巴塔耶点出了诗歌的动力内核。

诗歌的抵达，是诗人一生都在追寻的事情。鹏远在追寻世界的终极意义时，必然会追问生死问题。我个人极为推崇他追问生死的诗：坚硬，饱满，又不失弹性，由于生死的主题，先天带有必要的重量而不轻飘。这些诗以最少的字传达最多的内涵。

他有一首诗直接就用《火葬场》作题，细节呈现的饱满，使得简单的字句充满了力道。“想用一些奇崛的句子记录”，“但我们迟到了”，“骨灰盒有些温热”。这位父亲是众多父亲中的一位，他的人生有点普通甚至平庸，但他的一生也依然应该有丰富和波澜的诸多故事，而死亡以一种简单而有些无聊的姿态，收走了一切。诗人最后以“无话可说”结尾。其实，这位父亲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想到最终那个有些无聊的结束，我们正是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这就是一首诗的艺术魅力。

他还写了四首《鹁鸠之死》。在我看来，这四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鹏远精神觉醒的几首诗，尤其是第一首。“腿上的绳子越扎越紧”，由于没有主语，可以指鸟，也可以指自己。“我杀死了我”，“我和弟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里的死是断绝，表达了一种精神的觉醒或重生。他这些写死的诗，语言都直接、赤裸，在死的冰冷一边，他有意对照强烈的色彩，“天蓝到透明”，“棉花长得灿烂”，这些诗都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语言虽然冰冷，最终呈现的诗是坚实、饱满，内里充满复杂的各种思绪，而一切又都在诗里，一点也不外溢。

读鹏远的诗，你记住，去想象那一只孤独而闪亮的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