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殿文，回族，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昆明。著有诗集《我的另一个母亲》《九十九夜》、散文集《像大地一样》、中短篇小说集《深夜里，谁引我们上路》（中文版、阿拉伯文版）、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爱上泰戈尔的孩子》等。散文《父亲挑书》《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乌兰布统大草原上的九匹马》等在《散文》刊发后，被选为中高考语文试卷阅读理解题。散文集《像大地一样》获第七届云南省政府文艺创作奖，诗歌《生死谣》获《北京文学》2020年度诗歌奖。

作为一个野石人，在十里八乡游走时，经常会被问：“你是哪里的？”

“野石的。”

“上野石还是下野石？”

“下野石。”

回答是回答了，但心里一直纳闷：方圆几十里，大一点的石头都见不着一个，怎么这地名就跟“石”有关了呢？而且还是“野”的。直到去年年初，才从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口中得知，这座位于滇东北腹地桃源坝子西侧的野石山，得名于一块巨石。这块巨石体积庞大，高达两米多，斜立在相隔一大片地的两个村子的中间，离公路就是几公尺。巨石斜对着的村子，后来叫下野石，另一面对着的村子就叫上野石。巨石旁的这座山，自然就叫作了野石山。然而，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块巨石是从哪里来的，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野石山土质很厚，从地表上根本看不到石头，于是，大家自然而然就把这块巨石当作野生的。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一块陨石，至于这块陨石来自什么星球，什么时候落下来的，自然就无法考证了。更何况，这块神奇的巨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被炸毁了，如还存在，今天必是一道谁都绕不过的“天赐”景观。巨石被炸时，估计父亲都才成家不久，家里只添了大哥一个成员，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得以出生的我，自然是百般遗憾地错过了一睹巨石神貌的机会。

我出生后没见到野石，却与野石山结下了一生都割不断的情缘。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家里都没有终止过养牛。

在野石山上放牛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牵着牛在路埂、地角、沟谷处放，以防牛吃着或踩坏人家的庄稼；一种是在一些草长得不错的未开垦的荒坡荒地放，在这种地方，把缰绳往牛背上一缠，再把它们往里面一赶，人就可以站在一边守着，它们吃到靠近庄稼地的边上时，往荒坡荒地里赶一下就行；一种是搬一块有一定重量的石头放在荒坡荒地中间，再把绳子拴在石头上，牛就只能以石头为圆心，吃缰绳长度范围内的草。这最后一种放牛法，一般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当然，有时是用一根木桩代替石头，这个更把稳，只要扎深一点就行。因为用石头时，遇到特别牛气的牛，石头会被它稍一用力就拖走，直到它们够到旁边的庄稼，比如苞谷、洋芋、高粱、麦子一类，它们喜欢这些庄稼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喜欢牛羊肉。

在小伙伴当中，我放牛的时间应该是最长的，因为有些小伙伴家里并不是年年都养牛，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生意就是专门贩牛贩马，最多时会有很多头牛、很多匹马，不仅后厦有牛圈，连前院也盖了一个。也就是说，每一年，每一年中的每一天，你们都能在野石山上见到我的身影，除非下大雨大雪，或是我突然病了。可是，长年累月地在野石山爬上跑下的一个人，身体和牛一样强健，怎么可能会生病呢。放牛的时候在野石山上见不到我，说明我只是换了放牛的地方——去桃源坝子放了。

我一个人放牛时，有时是充实的，有时是欢乐的，有时是孤独的，当然，有时是瞌睡的。一边放牛一边手捧一本书读着的时候，我是充实的；读书读累了放开喉咙对着山野歌唱的时候，我是欢乐的；不想看书也不想歌唱的时候，我是孤独的；头天晚上睡晚了，觉没有睡够，瞌睡来了怎么办呢？办法很多，有时是把缰绳拴在石头上，有时是在地上扎一个木桩，把缰绳拴在木桩上，然后靠着一座坟或是一座碑就睡着了。

阳光灿烂的时候，不止我一个人是眯着眼睛的，蜜蜂也是，蝴蝶也是，蜻蜓也是，盘旋在高空叫个不停的云雀也是。连牛吃草时也是眯着眼睛的。甚至整个野石山上的草、花朵和天上的云都是眯着眼睛的，除非它们身在背阳的地方，比如此刻睡在坟堆里的人。

也有不得安睡闯了大祸的时候。正当你睡得很甜，正做着在群山上空飞翔的梦时，一声高亢的怒骂声突然传来，猛然惊醒的你睁眼翻身一看，啊哟——这讨厌的家伙不知什么时候拖着石头或木桩去到人家的苞谷地边，把人家的苞谷林吃出了一个大豁口。苞谷林的主人呢，正在一边往这家伙身上愤怒地掷着石块，一边咒骂着，脾气大一点的，有可能直接找上门去和大人干上一架。为这事，我是吃过父亲的“跳脚米线”的，还是麻辣的那种。

被吃“跳脚米线”后，我就非常羡慕被我们唤作“叫天天”的云雀，它们总是能飞到离野石山顶很远的高空，停留在一个地方叫上很长时间。我曾多次抓起石头向它们扔去，但都无济于事，扔出去的石头离它们还有一半的距离就自个无趣地掉落下来，有几次差点就砸在我的头上。这时候，我会认为这些家伙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唧唧唧”地叫个不停，纯粹就是在讥笑我没有翅膀。后来，我用竹子和竹签做了一把弓箭，终于能射到云雀所在的高度，可惜竹签才离弓，云雀正如惊弓之鸟，迅疾向下一个俯冲，不是钻入我看不见的远处的洋芋地，就是隐入远处茂密的苞谷林。俯冲的一瞬间，还不忘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仿佛又在嘲笑我的残忍与无聊。我长大一点后，牛在坟地乖乖吃草时，我就坐在一旁安静地看书背书，有时还会对着牛的各种姿势画一阵速写。无须放牛的时候，也会一路看着书去到野石山，在山顶放开喉咙乱唱一气后，又沿着另一条路看着书离开野石山。

正是这段时光，让我对野石山了如指掌。事实上，这段时光里我也羡慕过家里没养牛的小伙伴，尤其是野石山被太阳烤得石块都要着火的时候，尤其是阴冷天还突然下起冷雨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不敢起火烧洋芋肚子却饿得咕咕叫而牛肚子还瘪着不敢急着拉回家的时候，尤其是赶街天看着很多人在朝桃源街方向走，而自己却还在野石山上放牛的时候……也就是说，在野石山上放牛时，除了有时是充实的，有时是欢乐的，有时是孤独的，有时想瞌睡之外，还有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最想念的，就是桃源街上的豌豆凉粉和糯米粑粑。尤其糍粑最惹人馋，只可惜现在很少有人会做这个了，母亲在世时最爱做这个给我们吃。痛苦的时候，我会极其无聊地逗一只或是一群蚂蚁玩，或是用鞭子抽打一些在此时让我看上去极不顺眼的植物，比如那个开得满枝黄生生的，据说手一碰到将来就会生七姊妹的“七姊妹花”。当然，痛苦的时候，我更愿意深深地扎一个木桩，把牛的活动范围固定起来，然后面对着野石山下的桃源坝子长时间发呆。

桃源坝子包括了方圆数平方公里的一大片田野和这片田野周边的二十多个村子。桃源街就在田野的最南边。

在野石山上，远眺眼皮底下的桃源坝子，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心中莫名涌起的痛苦或孤独。这时候，我会对比哪个村子最大，哪个村子地势最高，哪个村子的树最茂密，哪一间房子最靠近背后的山坡，哪一间房子最靠近前面的田野……要是上午，我还会数有多少户人家的屋顶上冒着炊烟，数一个就在身边放一个石子，常常数得眼睛发麻，直到石子攒成一小堆，上面还插了一棵草或是一枝花。接近吃饭时间，屋顶的炊烟渐渐消失了，我将数成一小堆的石子一把推散，再一个个拾起来奋力向桃源坝子扔去，但最远只能扔到七台地的位置，离桃源坝子还远得近乎是与天堂之间的距离。石子扔完了，我就起身赶着牛往野石山下走，因为母亲站在房背后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已经出现了数次。

遇上赶桃源街，我会坐在野石山上，把目光聚焦到桃源坝子周边，目测有多少人走出各自的村子，手上拿着什么，背上背着什么，肩上挑着什么，前面赶着什么，一步步向昭鲁大河、大转弯、桃源河埂汇集，然后再由北向南朝桃源街汇集。这时候，桃源坝子的大路上、小路上、大河埂上、小河埂上，有赶着牛的，有吆着羊的——往往是一群，有背着背篓的，有挑着挑箩的，有什么都没带的，或独自成行，或三五成群，脚步散漫地朝着桃源街方向走去。到了傍晚，我又会看桃源街的出口处有多少人拥挤着出来，然后再注意哪条路上去了多少人，哪天河埂上又分流了多少人，然后再看这些人是怎么一点一点地靠近自己的村子，又是怎样一点点地消隐在自己的村子里。这些人中，背着背篓、挑着箩筐的，有可能是卖了鸡蛋、蔬菜或是一两只鸡，换回了油盐酱醋或大米肉食；赶着牛羊的，有可能是刚买的，也有可能是赶去卖，没有卖掉又赶着回来；空着双手的，有可能就是去闲逛，顺便会会好久不见的亲友；年轻一点的，还有可能是去看看有没有心仪的对象。父亲没有出远门时，我会特意注意父亲是不是也在路上了。只要不出远门，父亲就不会错过一次赶街天，有时去卖牛，有时去卖马，偶尔也会去卖羊，这些活物都是父亲去山街子上收购来的。没有牛马羊要卖时，父亲也会去桃源街。我每次都希望父亲是吆着牛出去，空着手回来，这样，我的负担就会轻一点，不用一次性要放两三头牛，更不用一天要割几背箩草。要知道，当时周边村子养牛养羊的人家多，而家家又都是用草料喂养，也就是说割草的人特别多，导致野石山上要割到一背箩草比在昭鲁大河里捉到一桶鱼还难，有时跑遍几个坡都割不满一背箩。

故乡一带有“吃嘴撂脚后跟”的说法，意思是情愿穿破鞋，脚后跟裸露在外面，也要把嘴照顾好，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故乡的人们对吃很讲究。父亲也不例外，每次从桃源街回来，他多少都会买点好吃的带回来，这也是诱惑我盼着父亲从桃源街上回来的原因。经常会听父亲和母亲屋里屋外这样说：“不好好地乱（乱为方言，努力、奋斗之意），这群土蚕咋个整，一个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群土蚕就是我们几兄妹。当然，我更渴望自己能亲自去桃源街上玩一圈，这样就能吃上油汪汪的豌豆凉粉或是那位嫁到岔冲的姑妈亲手做的燕麦粑粑。不仅如此，还能买上几颗玻珠和一衣兜苦莲子，回来同小伙伴们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次，哪怕全部输给了他们，心里都是乐滋滋的。遗憾的是，虽然野石山离桃源街很近，感觉从山顶的一个坟堆上纵身一跃，就能纵到拥挤的桃源街上，但于我来说始终是不容易的，要去上一次都很难，除非哪天家里要去桃源街上卖的牛很多，父亲照顾不过来，需要我的襄助。所以，很多时候，桃源街成了我在野石山上的一根绳索，勒得我心疼。看不见它还好，心里会舒服点，可偏偏在高高的野石山上，稍稍一抬头，再微微往东南方向一瞅，桃源街的两个入口就出现在了眼底，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我身上随时会有点角角钱，那是父亲每次做完生意回来在火塘边的草板上清账时，我磨蹭来的。父亲经常会清理到很晚，于是我就眼睁睁地盯着那些或大或小或皱或展的钞票不去睡。父亲以为我是在陪他，理着理着，就会顺手扔几张给我，并让我赶紧去睡了。虽然父亲扔给我的只是些小角角票，但在当时的桃源街，可以吃遍几个小吃摊上的美味了。

那时，经常会出现这个村子丢了牛、那个村子丢了鸡的伤心事，站在野石山上，都能清楚听到村子里传来的咒骂声，一咒就是三五天。父亲当宝贝饲养了多年，为父亲生过两条小水牛的一条老母水牛，也被盗了，父亲虽然没有在村子里咒骂，但他还是拖着快七十岁的身子去一些村子找了个遍，依然牛毛都没有找到一根。即便父亲在刚丢失的那天清晨理着牛脚印去到了村里，也没理出个结果，牛脚印理着理着就不见了。后来才得知，有些盗牛贼把牛偷去后，直接就把牛吊起来放到楼上。为了防止牛主人找到家里后又找到楼上，有的偷盗者还给牛配置了蚊帐。想想看，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怎么可能把人的心思想得这么复杂，父亲到死都想不到牛会被吊到楼上，更不会相信人会给牛配置蚊帐。

要是家里养了水牛，我的时光就一半在野石山，一半在桃源坝子。水牛怕热，一热就想泡水，所以一般情况下，上午在野石山，这时凉爽，水牛耐得住；下午在桃源坝子，这时太阳狠毒，水牛热了，可以在桃源河、昭鲁大河或是垡子塘里泡澡。水牛在垡子塘里时，我会骑在它背上，赶着它往深水处游。这些地方我平时不敢一个人游，除非有小伙伴陪同。我也有被水牛戏弄的时候——游着游着，它会趁你不注意时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水下，给你来个猝不及防。无疑，我也跟着扎入水里，有时还会被水牛笨重的身体突然下沉时形成的漩涡卷下牛背。还好我水性不错，立马就几个扑腾爬到已经浮出水面的牛背上，与死神较了一次劲。当然，这种情况下免不了要吞下几口水，鼻孔甚至会吸进去水，其难受程度不亚于掉了一根手指头。水牛才不管你嘴进水还是鼻孔进水，一浮出水面，就立马仰着头来一个听着都替它舒服的大呼噜——听上去像是打喷嚏，随即从两个大鼻孔里喷射出两股清亮的水流，水流喷出一两米后，就在空中散开了，形成一阵烟雨，胜似天女散花。有时竟然会在这一片水花中呈现出彩虹，把桃源坝子映衬得愈加神秘莫测。

有那么几年，家里还养过马，有时养的不止一匹，是两三匹。对我来说，家里养马的唯一好处，是让我有机会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学会了骑马，而且骑过的马不下十匹。我骑的是滑马，没有马鞍，但跑起来的速度却一点也不逊色。当然，我也被家里的一匹烈马摔惨过。那是一个恰逢栽秧的季节，这匹枣红马刚刚被父亲从龙树街上买来，见马如命的我下午一放学，看到后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它去桃源河上放。说是放马那是假的，想赶紧骑着它跑上几圈倒是真的。所以，在桃源河上放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到回家时间了，我也感觉和枣红马已经熟络了，就把它拉到一个田埂下，然后趁它不备就一跃骑到它背上。哪知道这家伙猛地发起飙来，四蹄乱蹦乱跳着就冲上水田中间的一条小路，结果才在小路上跑了几十米，我就被它颠了一个跟头栽到人家正在栽秧的水田里，瞬间变成一个泥人，把正在低头栽秧的一群男女惹得既惊讶又好笑，我当时羞愧得那个无地自容呀——没办法，权当是给这群栽秧正栽得腰酸腿痛的大爹大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献上一出轻松幽默的马术喜剧表演。看着满身泥泞的我，父亲没有给我吃“跳脚米线”，但还是训责了我几句。好在没过多久，这匹枣红烈马就在我的精心喂养下被驯服了，想怎么骑就怎么骑。

与放牛相比，放马是最省心的，因为看上去已经光秃秃的草坪，马也会安安静静地在上面啃吃得津津有味。所以，即使昭鲁大河坝上的草几乎只剩下草根了，我也常把马牵到上面去放，原因是这上面没有庄稼，吃上一整天，它也不会给我带来麻烦。“羊吃尖尖草，牛吃半中腰，马啃地皮草。”只要有一块草坪，马就相当于被拴住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整天泡在昭鲁大河里，有鱼就捉鱼，没鱼就摸虾，没鱼没虾就纯粹玩水，逆着游上一阵，又仰着浮在水面让水冲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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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