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下了班,路边等202,车没停稳,人们便围了过去,我站到旁边点支烟,等下一趟,快抽完时一辆皮卡响两声喇叭停在我旁边,我瞧过去,振海从驾驶室探出身子。 “上车。”他喊道。 振海是我以前国营钢厂的工友,他开吊车,我用对讲机指挥他往哪儿下钩。 下工后我们常到大排档喝扎啤,振海总是一边喝酒一边骂。遇到长假我们会去南部山区钓鱼,带上帐篷,一钓两三天,钓到大鱼就找个农家乐,让厨师把鱼炖了,炒几个菜,再喝个痛快。 前年他去了威海,他老婆于英在威海一个造船厂当文员,办公室在岸边一艘坏掉的船上。 振海离开济南前一天,我们几个工友在“老地方”给他饯行,菜吃得差不多了,酒还不停上桌,开叉车的毛头怂恿振海和于英离婚,留在济南,其他人跟着起哄,我们不希望振海离开,他是个实在人,大家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特别是我,我觉得我工作离不开他。 那天振海醉成一摊烂泥,我和毛头送他回家,门口停着那辆皮卡,尾箱装满了行李,一块绿色帆布盖在上面,几条尼龙绳把四角拴得结结实实。 振海离开没多久我也不干了,陆续换了几个工作,前一阵在汽配城找了个活儿,目前还在适应阶段。 “这是要上哪儿?” “回家啊。”我说,“还能上哪儿?” “回家?”他嘿嘿一笑,“对不起,你今天回不了家了。” 振海告诉我他是上个月回来的,在一个钢构厂开200吨,他给于英打电话,说我要上家里吃饭,让多炒两个菜。 “太麻烦了吧?”我说,“随便找个地方得了。” “少废话,知道你什么意思。”他笑着说。他腮帮子宽而结实,胡子刮了,年轻不少。 我还记得上次送振海回去,于英让我和毛头“扔他到街上去”。 “你放心,”他说,“她现在不管我。” “真怀念咱们并肩作战那段日子!”他说,“钢厂没咱多少人了吧?” “厂子早晚要毁在那帮杂种手里。”我说。 “想开点儿,抱怨不解决问题。”他没接我话,“我这两年的变化就是心态平和了。” “你号码怎么是空号?”他说。 我说换了号,手机还掉水里了。 “我有孩子了。”振海说,给我看钱夹里的照片。 “男孩,快一岁了。”他说,“你们呢,有孩子了吗?” “快了。”我说。 于英像是变了个人,神采奕奕,穿着打扮时尚了许多,胖了些,更好看了,她对我很客气,不仅主动倒酒,还敬我一杯。 客厅有个橱窗,整整齐齐摆着样品,盒子上写着“除婴幼儿外一切人群皆适用”,橱窗显眼处放着一块金灿灿的“明日之星”奖牌。 我问孩子在哪儿。“于英她爸妈帮我们带。”振海说,“等大点了再接回来。” “没办法,”于英说,“如果哭一晚,第二天我们都上不成班。” 振海点点头。 “振海,什么时候把你那些哥们儿全叫到家里来。”于英说。 “他们不喜欢来家里。”振海说。 “外面怕你们吃得不卫生。”她看看我说,“家里酒管够。” “两码事儿。”振海笑着看我一眼。 “我把吃的给你们弄好就走还不行吗。”她说。 “有这话就够了。”我敬了她一杯。 走时振海送我到小区门口,我们互留电话,约了改天再聚。 回到家,屋里放着歌,邱静正打扫房间。邱静在一家商场卖化妆品,她喜欢打开电视调到音乐电台,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会唱就跟着唱,不过最近会得越来越少。 我跟她说今天遇到了振海。 “这下你开心了,”她拖把伸过来,用力推开我,“头号酒友又回来了。” “你干吗?”我看着她。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她说。 我没说话,感觉她有点不对劲儿。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什么样。”她用力拖地,“我只知道你一回家就很不开心。” “我受够了。”她抬起头看我,眼里噙着泪水,她把拖把扔到一边,伏在餐桌上哭起来。 最近邱静情绪出了些问题,动不动冒出一些消极的词,说她讨厌做爱,想淹死邻居哭闹的婴儿,要和我同归于尽,还抽起了烟。 那天她在商场卫生间给我打电话,不说话,只是哭。我听她哭了整整两分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她说没事,把电话挂了。 我认识邱静的时候她正为一段恋情所累,那人比她大整整二十岁,离过一次婚,是个卡车司机,有一辆按揭的“东风”,跑济南到上海那条线,邱静父母极力反对,说他给不了邱静幸福。 那人长了一张“不走运”的脸,很多人长着那样的脸,邱静给我看过他照片,她手机里他们的合影。 邱静还是顺从父母意愿,打电话和他说了分手,说得坚决无情,我甚至有点同情他。 分手没几天,那人在张家港出了车祸,胳膊断了,货被附近村民哄抢一光,他在医院给邱静打了个电话,邱静有些动摇,买了张当晚去张家港的火车票。我跟她说,那是同情,不是爱,你给他希望只会伤他更深,她才把票给我。 “我是不是很残忍?”她哭着问我。 我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 一年后那人从黄河大桥跳了下去。那时候我和邱静结了婚,知道这个消息她难过了几天,还说过类似“如果当初我去了张家港”的话,不免让我担心,有的人就是如此,喜欢主动背负责任,责任成了生活根本,大街上我从没见过一张轻松的脸。 我坐在邱静身边,等她恢复正常,我抚摸她头发,希望让她好过一点,我喜欢她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有股森林的味道,晚上我要是闻不到这味道一定会失眠。 “我想忘掉那些标价签。”她哭着说,“只要一闭眼,那些东西就像海水一样往我脑子里灌。”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她看着我,“我要疯了。” “你只是最近压力太大。”我安慰她,“好好休息几天,别去想工作,很快会好的。” 她没说话。 “过几天我们去日照玩。”我说,“坐快艇,游泳,沙滩上晒太阳,我们可以住海边旅馆,推开窗能看见海那种。我知道价格合适的地方。” 她还是没说话。 “或者去草原骑马。”我又说。当电视机换成电台模式,电视画面会变成草原风光。 “你想去骑马还是去游泳?” “骑马。”她说,泪水还挂在脸上。 “那还不简单,下个月去内蒙古。” “可我早没假了。” “请病假。”我说,“到时候我帮你搞张住院证明,你想要肾结石还是阑尾炎?” “再说吧。”她去卫生间洗脸,“我要睡了。” 我关掉电视,枯坐在沙发上又喝了几罐啤酒,刚才的事让我清醒了许多,我不喜欢清醒的感觉,尤其现在。 第二天,生活归于平静,也没人再提骑马。 我原本以为至少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这星期,没想到周五晚上,差点又吵一架。当时我们在看央视六套的一部电影,那是个爱情故事,女主角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幸福。 “外国人怀孕照样抽烟喝酒。”邱静说,“而且她们好像不坐月子。” “人种问题。”我说,“非洲人也不坐月子,你可以调查一下韩国和日本,朝鲜人要是不坐月子那是因为没条件。” 她白我一眼。 “那孩子是她全部麻烦的原因。”电影看完,我像往常一样分析总结道。 “也是你每次戴两个‘套’的原因。”她说。 “我们情况和他们不一样。” “别紧张。”她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孩子。” “你没必要说反话,”我说,“邱静,咱俩用不着这样。” “用不着哪样?”她看着我。 振海的电话救了我,叫我明天去他家烧烤,叮嘱我一定要带上邱静,他说于英想见邱静很久了。 “我不去。”她说。 第二天我们睡了个午觉才出门。 “今天是世界烧烤日。”我拍着巴掌,想提前调动起大家的情绪。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邱静说,她跟同事换好了班。 “天气预报你也信?”我说着往窗外看,万里无云。 “要不要买点什么?”邱静问。 “不用。”我说,“振海是自己人。” “不好吧,我可是头回去。”她说,出门前她仔细化了妆,她曾经明确表示过,我那些朋友里只愿意见振海。 “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罩着你。” “德性。”她说。 振海家在城南郊,我们坐上一趟直达他家的公共汽车,过去我就是坐那趟车和他汇合,再一起开他的皮卡去钓鱼。 那是个欧式风格的小区,下了车,邱静在水果店买了些水果,从“凯旋门”进去。小区绿化不错,一楼住户都有个篱笆围着的小院儿,每个院子都被主人精心照料着,有的种满蔬菜,有的是一片花草,还有个院子,种着好几棵樱桃,枝头上挂满了泛红的果子。 “我也想有个这样的院子。”邱静说。 “你想种什么?”我问。 “想搭个葡萄架。” “振海家就有。” “真的?”她说。 远远就看到了振海家的葡萄架,枝繁叶茂,藤蔓铺得满满当当,振海在葡萄架下切肉,于英把切好的肉穿到竹签上。 “振海。”我喊。 “快进来。”于英推开院门,“刚还和振海说你们是不是快到了。” “这是邱静。”我说,“这是于英,你得叫姐。” “真漂亮!”于英说,“李威,你娶了个漂亮老婆。” 邱静脸有点红。 “这是振海。”我说。 “你好。”他对邱静说。 “我们来晚了。”邱静说,“没帮上忙。” “没多少活儿,你们随便坐。”于英把装满肉串的盘子端到炭炉旁,炭火燃得正旺,“可以开始了。” “我帮你。”邱静说。 “好啊。”于英说,“一起。” 我和振海坐下来,刚喝完一罐,烤串就端了上来,香气扑鼻。 “来点饮料?”于英问邱静。 “谢谢。”邱静说。 邱静烤的鸡胗外焦里脆,大受欢迎,“还有谁要?”她问。 我和振海举手,于英也说要,我嘱咐邱静多放点辣。 “你运气不错。”于英说。 吃得差不多了,我和振海开始专心喝酒。 “再来点儿?”于英看邱静杯子空了,拿起橙汁问她。 “我喝啤酒。”邱静把杯子朝我一推。 “我来。”于英说,她拿过邱静的杯子,涮涮,倒上啤酒。 “干一个。”于英举起橙汁说。 邱静把啤酒干了。 “女中豪杰。”振海朝邱静竖起大拇指。 “跟他学的。”她看我一眼。 振海从兜里拿出烟,给我递一根。 “小时候我家也有个葡萄架,”邱静说,“白天我和小伙伴在下面做作业,跳皮筋,晚上一家人纳凉,聊天。” “每年还都有葡萄吃。”于英说。 “葡萄熟了我们能来吃吗?”邱静看着头上一串串小葡萄。 “到时候我给你们留着。”于英说,“你俩必须来。” “真好。”邱静倒上酒,“英姐,敬你一杯。” 于英端起杯子,“我只能喝这个,我喝不了酒,”她说,“一点儿都不行,酒精过敏,一喝身上就起红斑,跟世界地图一样。” “没事儿,”邱静说,“你喝饮料。” “她确实不能喝酒。”振海对我说。 “有时候也免不了,”于英放下杯子说,“还记得刚毕业那阵参加个面试,就在酒桌上,每人面前摆三杯‘二锅头’,经理说谁能连干三杯就用谁。” “那时候还不认识她。”振海说,“不然肯定不让她去。” 于英看他一眼,接着说,“那两个一点儿没犹豫,把三杯干了。男生喝完,直接趴桌上了,女生喝完,满脸通红,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知道自己不能喝酒,可那时候真的很需要工作,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一口,转过身就开始吐,回去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从那以后就滴酒不沾了。” “谁得了那工作?”我说。 “不知道,”于英说,“我把女生送回家就走了。” “那么操蛋的工作不干最好。”振海说,他把烟灰往空酒罐里弹。 “什么工作不操蛋?”邱静说,“上个月店庆,全场六折,我们开单开得手忙脚乱,全都疯了。” “可以想象。”于英说,她认真听着。 “可一千块的东西,打六折也是六百啊。” “很正常,”我说,“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 “你生气的可能不是这个,”于英说,“你气的是就算付出再多,也得不到公平回报。” 邱静看着她。 “有时候只是没选对方向,”于英说,“方向错了,走得越卖力,错得越远。” “是那样,”邱静说,“可我没方向。” “你能看到二十年后还是这样,今天不过是重复昨天,你觉得在浪费生命。” 邱静点了点头。 “我以前在船厂工作,”她说,“跟你情况一模一样。” “你是怎么改变的?”邱静说。 “事业。”她说。 “对了,”邱静说,“忘记问你做什么工作。” “与其说推销不如说是分享,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生活理念。” 邱静看着她。 “阳光、积极,让人幸福、家庭和睦。” 邱静看我一眼。 “同时还能挣钱。”于英说。 “他们总开会,没完没了,”振海点了支烟,“就这点不好。” “开会是必要的,同事间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帮助,鼓励。”于英说,“我们像亲人一样相处。” “那种感觉一定很好。”邱静说。 “跟谁都亲热。”振海说,“不嫌累。” 我和他干杯。 “别理他们,两个俗人。”于英转向邱静,说要介绍一位伟大的导师给邱静认识,她告诉邱静那位台湾来的导师帮她找到了人生真谛。 “你只需要去一次,听听她说些什么,”于英说,“说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你可以自己判断。” 我没再听她们说话,和振海聊起钓鱼,他说在威海的时候偶尔会去海钓,一下午十几条。 “不过和钓淡水鱼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说,“钓淡水鱼才有成就感。” “海鱼蠢得要死,”我说,“傻子都能钓上来。” “我喜欢钓鲤鱼,鲤鱼最不好对付,小时候经常跟我爸去湖里钓,竹子做的鱼竿,我爸拿玉米钓,我用蚯蚓,我只能钓上来一些小鱼小虾。”他说。 “想钓鲤鱼最好用玉米,很考验耐心,鱼漂儿半天不动一下,只要动了,保证是大鱼。”他接着说。 “给你讲个故事。”我说。 我跟他讲了件我小时候钓鱼的事。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九岁,那时候我爸在贵州迷雾河林场工作,他一半时间伐木,一半时间搞养殖,我妈也在林场工作,只搞养殖,我在永义上学,平时住爷爷家,只有寒暑假才去林场生活一段时间。 林场在大山深处,那里没有游戏厅、旱冰场,没有闭路电视,还经常停电,附近只有一家小卖铺,冰柜里的冰棍儿没一根是保持原状的。 林场的星空很漂亮,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流星,我问我爸那些星星闪一下就看不见了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星星燃烧后消失了,我不理解消失是什么意思。 “没了,找不着了。”我爸不厌其烦地解释。 我爸妈很忙,白天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家,周围没有和我同龄的小孩,我总是独来独往。 那个暑假,我过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一天下午,决定干点儿不一样的。我从牛粪堆里挖些蚯蚓,拿上鱼竿和水桶,去了小河边。 天很热,烈日高挂空中,没风,树木低垂着,大地散出热气烘烤小腿,火辣辣地疼。 路上没遇到别人,远处只有两个抓蜻蜓的小孩,似乎笑着,闹着,可我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我从没一个人钓过鱼,以前都是跟我爸去的,我喜欢守着水桶,看鱼仰在水面大口大口呼吸,能看一下午。 我边走边回想我爸是怎么做的,不由自主加快了步伐。 走到河边我才发现自己可能不是真想钓鱼,河里也看不出一点儿有鱼的样子,我找处树荫把东西放下,坐那儿发了阵儿呆。我在想爸妈此刻在哪儿,他们不在我身边时会不会是不存在的。 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开始准备钓鱼。我把一块平整的石头搬到河边当凳子,给鱼钩挂上蚯蚓,蚯蚓比鱼钩长,多出的半截来回挣扎,我觉得很好,容易引起鱼注意。 下了钩,鱼漂儿刚稳住就沉了一下,连忙把竿提起来,半截蚯蚓还在扭,也许是眼花,我又把钩扔进水里,认认真真盯着水面,很快鱼漂儿又抖了两下,连忙起杆,蚯蚓完好无损,它在试探我,这回我打算等到鱼漂儿至少一半沉水里才动手。 我把钩再扔下去,鱼漂儿还是像刚才那样轻轻动着,我告诉自己耐心一点,水底下有个狡猾的东西,等了好一会儿,依旧如此,我找了个时机提竿,还是什么也没有,半截蚯蚓却不在了,我气急败坏,把剩下的蚯蚓往外面移,刚好遮住钩尖,我发誓一定要把这家伙钓上来。 这回鱼漂儿变安静了,一动不动,我眼睛不眨地盯着,天气太热,盯一小会儿就开始犯困。 终于我看到鱼漂儿细微地抖动两下,接着猛一沉,整个钻进水里,我连忙提竿,手上感觉到的力量让我大脑瞬间充血,情不自禁喊了出来,声音未落一条巴掌大的鲤鱼拎出了水面,它在空中摆着尾巴,浑身泛着金色的光。 我把它取下来,拿在手里,它像黄金做的一样,每片鳞甲都那样完美,我兴奋地环顾四周,想知道还有谁看到了如此精彩的一幕,我没找到抓蜻蜓那两个小孩,只看见一个人从小路朝我走来,看不清他的五官。 我把鱼装进裤兜,转身去提水。 河道上有个几米高的瀑布,我心想瀑布的水最干净,刚把桶伸过去,像是被谁用力拉了一把,我一头栽下去。 我掉进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我跟着漩涡转了好几圈,到了潭底,觉得我正在死去,这时看到漩涡外,有个模糊的人影。嘿,我跟他打着招呼,见到你真好,你让我明白了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 “怎么说呢,很快我平静下来,”我说,“我准备好了***,我知道不合常理,可当时就是那样,我等着他们。” “后来呢?”振海看着我,“那人救了你?” “漩涡把我甩了出来,水流把我冲到浅滩上。” 我艰难爬起身,一抬头,刺眼的阳光让我一阵眩晕,差点儿又栽进水里。那人站在岸上,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他的脸像是蜡熔化后又凝固了一样,我有点恍惚,等他走远,才回过神儿,摸摸裤兜,鱼没了。 振海神情凝重起来。 这事我没敢跟爸妈提,那天我在河边晾干衣服才回家。 “这事不简单。”过了一会儿,他说。 “什么意思?”我看着他。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他说,“我早说过你不是普通人。” “你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振海看着我,又看了下于英,她们刚刚进屋参观了橱窗,于英说着什么,邱静频频点头。 “你得随时做好准备,我预感着时机差不多要到了。”振海跟我干杯。 那天我喝了不少,邱静一反常态没拦我。 晚上我们打车回家。邱静挽着我的手,跟我商量辞职的事,她另一只手抱着一袋样品。 “这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的机会。” “再考虑考虑。”我说。 “考虑什么?”她说,“于英做一年就拿了明日之星,你觉得我会比她差?” 我握紧她的手,过了一会儿,她望着车窗外黑压压的云,说:“要下雨了。” 车行驶在浑浊空气中,上高架那几个圈绕得我头晕。 远处一辆警车无声地闪着警灯,我们和其他车一起堵在高架上,司机熄了火,点上烟。 “想吐。” 不知过了多久,听见一阵警报声,越来越远,邱静说:“怎么办?车走了。” 我想回答,嘴张不开。无数铁落在身上。 失去知觉的刹那,一个巨大的旋涡出现在面前。我被一股力量推着,向它靠近,旋涡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越来越近,我认出了他,依旧那副天真模样。 他看着我,旋涡外的我。 宋迅,小说作者,2013年获台湾《联合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作品见于《山花》《青年作家》《十月》《收获》《当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