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想起他们，就想起那排阴暗的厂房。

厂房里有十几个木工操作台。木工厂的人把操作台叫做木楞。木楞上放着锤子、凿子、斧子、手锯，还有大大小小的刨子。木楞下边，总是堆着一卷一卷的刨花，那是木匠们一刨子一刨子刮下来的。木楞旁边立着做好的三屉桌、包椅、卷柜，也有没做好的琴凳、沙发和衣柜。这些东西还没刷油漆，新鲜的白茬儿木头，散发着一股一股香气。这种香气，只有木工厂的人才能闻出来，别人只能闻出一股一股怪味，那怪味是从木板接缝处传出来的水胶味。

所说的木楞，就是几块厚板子拼在一起做成的木案子。一个木匠使用一个木案子。这些年轻的木匠，一会儿哈腰刮几下刨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木板比画着长短。一个年老的木匠师傅，在屋子里慢悠悠地走着，时而比比画画说着什么，时而站下来看一看木匠做出来的东西。他在教他们木工手艺。他们的父亲或者爷爷就在厂房旁边的木工厂上班，有的是木匠，有的是油匠。木楞上的木工家什，都是他们从家里带来的，有的是父亲用过的，有的是爷爷用过的。

他们年轻的脸上，挂着欣喜的表情。他们似乎很愿意在这里当一名木匠。他们上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还得下乡插队，到了他们这一届，突然就不用下乡了，一帮一帮的，全都待在城市里。报纸上管他们叫待业青年。木工厂为了安置职工家里的待业青年，特意成立这么一个厂办厂，后来叫一分厂。

木工厂是我父亲生前所在的工厂，我的姐姐也是这里的油工。对我来说，木工厂不陌生，陌生的是一分厂。

我是初中三年级退学的，如果念完高中，应该是一九八一届的毕业生，比他们整整小两届。他们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和我学的知识一样不一样，我不知道，只觉得他们都不爱看书。不仅他们不爱看书，姑娘们也不爱看书。

姑娘们有的是油工，有的是沙发工，也有会计和仓库保管员。她们的表情也带着欣喜。

我的表情什么样，我自己看不见，只能看见心里的情绪。我的心不在一分厂，也不在木工厂，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能看见自己的表情，我的表情一定是漠然的，疏离的，与这个环境不太相融的。

别人也许以为我是孤儿的缘故，我知道不全是。

刚进厂的时候，我与他们不在一处干活，我和另一个姑娘在木工厂的车间里烧炉子。木工厂的木匠都是正式职工，年老的，半老不老的，只有三四个刚上班的学徒工。学徒工一般都是顶替父母进来的。姐姐也当过学徒工，我父亲去世以后，她进来接的班。像木工厂这样的正式企业，必须有劳动局的招工表才能进来。进来了，就有铁饭碗了，退休了，还有劳保工资。

一分厂的工人就不是铁饭碗了。虽然二轻局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专门管理各个企业的厂办厂，我们心里还是不太托底，社会上也不承认我们的工人身份。

于是，我们成了二等工人。

细论起来，连二等都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一等，木工厂这样的集体企业是二等，我们只能算三等。

我很不甘心。不甘心的不是几等，是不甘心只做个工人。我脑子里装满了小说里的故事，照着小说里的人物活着。眼前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然而，也只能这么活着。

二

春天来了，木工厂的车间不用烧火取暖了，我被派到院子里摞木板子。院子里有好几十垛木板子，一垛挨着一垛。桦木和桦木摞在一起，松木和松木摞在一起，就是同一种类的板材，也分好几种厚度。这些高高矮矮的板垛，哪一垛都比厂房高。时间长了，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木材的种类，桦木、杨木、柳木、榆木、松木。松木又分红松、白松、黑松、落叶松。我一撘眼就知道这垛板材是几公分厚的，几米长的。这些板材是木工厂积累好几十年的财富，是工人们一刨子一刨子挣来的。这一垛一垛的财富里，也有我父亲和我姐姐挣来的。现在我也加入这个行列里来了，给自己挣工资的同时，也为木工厂积累着财富。

一分厂的板材垛和木工厂的板材垛比起来，就跟小孩玩具似的，只有矮趴趴的两三垛，堆在厂房后院的胡同里。

我和一分厂那些木匠不太接触，也不太熟悉。和姑娘们也是后来才熟悉的。有一段时间，我和她们一起被木工厂借过来，钉一批包装箱子。钉一个包装箱子挣七分钱。我们的日工资是八毛，和日工资比起来，七分钱已经不低了。

木条是电锯工人截好的，我们只负责钉成箱子。姑娘们大概凌晨五点钟就过来了，我来上班的时候，她们已经钉完好几个了。我干活又笨又慢，左手手指经常被锤子砸得又青又紫。那把父亲使用过的锤子，锤头漂亮不说，锤尾的两个弯铁还有起钉子的功能，比她们谁的锤子都好。这么好的木工家什，到我这里却不那么灵便了。

第一个月开资，我只开十八元，比她们少开二十多元。再怎么爱读书，再怎么瞧不起这个工作，领工资的时候，也还是觉得很尴尬。我的技术，第二个月才熟练起来，我也能把铁锤高高地举起来，稳稳地落下去。一个又一个铁钉子，被我一锤子一个，一锤子一个，狠狠地钉进木条里。

那种感觉真挺痛快。

姑娘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叮叮咣咣钉着箱子。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笑，也不知道她们说的话有什么用。有人看我不爱说话，觉得我可怜，便降低姿态和我说几句，也还是说不下去。

她们也不说巴尔扎克，不说狄更斯，还不知道丘东平是谁。就连大家都熟悉的鲁迅，她们都不提。我也不能张口就问，你看《简·爱》了吗？你看《呼啸山庄》了吗？我知道问了也没用，我从她们的聊天里就能感觉出来。

然而说别的，我确实没有话说。

三

有一天，我被调到了二分厂。

二分厂是新成立的厂办厂。这拨儿待业青年里，有一九八〇届高中毕业生，也有一九八一届高中毕业生。

二分厂的前身是木工家属厂。木工家属厂不做木工，做石棉瓦。我们来了，也做石棉瓦。我的工作，是用卤水把石棉灰搅拌成泥浆。

石棉灰和水泥差不多，也是灰色的粉末。我把石棉灰袋子拖进车间，用剪子把袋口拆开，把石棉灰倒进铁锅里。再到院子里把卤水用水桶拎进来，也倒进铁锅里。好像还放进一种别的什么东西，我记不清楚了，然后用一把竹扫帚不停地搅和，直到搅和成黏稠的泥浆。

我的任务是供应一个四人小组。她们在水泥台子上铺一块塑料布，先往塑料布上铺一层玻璃丝，再往玻璃丝上泼一层泥浆。再铺一层玻璃丝，再泼一层泥浆。如此铺了七八层，一块石棉瓦就做完了。然后把它抬到旁边的瓦模子上，第二天早晨，石棉瓦凝固成型了，她们再把塑料布拽下来，洗一洗继续使用。

石棉瓦车间又黑又脏。地上有石棉浆凝固而成的灰色泥疙瘩，空中有漂浮的石棉灰粉末，亮晶晶的玻璃丝碎屑，也在空中胡乱飞着。我们必须把自己从头武装到脚，帽子，口罩，围裙，塑胶手套，高腰水靴。水靴与裤子连接处，还得绑一个塑料布绑腿。我们穿成这样不全是防尘，也防泥浆。泥浆溅到工作服上怎么洗都不掉，要是积得太厚了，衣服就硬邦邦的，穿不了了。

我们的日工资是一元两角七分。开支的时候，会计说两角七分是保健费。那时候不懂得矽肺，也不知道污染的危害，多挣两角七分还觉得占了便宜。

我生怕泥浆供应不上她们，一双眼睛紧盯着铁锅，更不怎么说话了。她们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们小组有待业青年，也有三四十岁的家属工，我和家属工，更没有话说。

其他班组有几个姑娘，还和我合得来。下了班，我们经常一起看电影。有一回，我们一起看了印度电影《奴里》。有个家属工撇着嘴说，我知道她们为啥看那个电影，电影里有个强奸镜头，她们就是看那个去了。

我身上的血直往头上涌，心快要蹦出来了，真想大骂一通，然而我什么都没说。

我只有二十岁。一起看电影的小辉，只有十九岁，王蕾才二十一岁。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以我自己说，我还没受过性的启蒙，男女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也没想弄清楚。我对于爱情的理解，仅限于小说里描写的浪漫。她们两个刚从校园里出来，和我一样单纯，我相信她们也不懂。我们三个小姑娘，和这个四十多岁的老婆子无冤无仇，她竟然这么羞辱我们，真让人想不通。她这么说也罢了，别的家属工也不替我们说话，就在一边冷眼看着我们，似乎默认了她的观点。

我心里更加窝火。

小辉和王蕾，瞪着眼睛无措地站在黑屋子里，什么都没说。我们三个太过纯净了，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么肮脏的语言。

这个可恶的老婆子，她也当过姑娘，她自己也有姑娘，却用这么肮脏的心思揣度姑娘。

———我一辈子都不原谅她。

四

拔丝车间来了六个返城女知青，都是本厂职工的子女。她们在一个青年点里待了五六年，又一起到工厂来了。我不知道她们在乡下经历了什么，所有的印象都来自文学作品。我从她们坚忍和朴实的眼神里看到了亲切，便从心底管她们叫姐姐。

车间里有一个方形大坑，大坑里立着两架机器。机器顶端有一个很小的长方形坩埚，坩埚里装着通红的玻璃碳。玻璃碳是我起的名字，就是烧成玻璃疙瘩的碎玻璃。制作石棉瓦的玻璃丝，就是从坩埚底部的圆孔里拔出来的。一根根玻璃丝晶莹剔透，银光闪闪，就是没有好去处，一缕一缕的银丝，都被埋进污浊的石棉浆里了。

碎玻璃就在院子里堆着，一斤一斤收上来的。拔丝车间有两口大锅，专门用来清洗碎玻璃。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我被派去清洗碎玻璃了。

坩埚点着火了，就不能轻易熄灭，一旦熄灭了，玻璃碳就硬邦邦的不能用了，还得重新点燃。所以她们实行三班轮换制，人歇机器不歇。

车间的东屋有一铺大炕，半夜下班不回家的工人，可以在这里休息。这个休息室也成了白班工人的临时休息室。我和几位知青姐姐的友谊，就是在这里结下的。我给她们唱歌，给她们念一本《古代笑话》。有一回不知道唱的什么歌，把她们唱哭了。

有个知青姐姐管我叫小美人儿。我知道我不美。她管我叫小美人儿的时候，充满了爱怜，我能体会到她的爱怜。她对我的爱怜里，也有一丝羡慕，羡慕我不被污染的纯真，羡慕我没下过乡的城市味道。接触过她们，我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谁是知青。下过乡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知青气质，这种气质不是学来的，是几年的乡下生活浸染出来的。他们无论穿着怎么华丽，眼神里都有一种乡土气息。这乡土不是土气的土，是那段独特的经历给他们留下的印记，那印记已经渗进他们的骨髓，摘不出去了。

我们全都知道，这里只是她们的临时安置地，她们早晚会有一个正式工作。有的知青姐姐二十七八了，不恋爱，也不结婚，只等工作安排完了再说。她们以现在的身份也没法找男朋友。人都说现在的人现实，那时的人也一样现实。如果不是大美女，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姑娘，只能找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小伙子。这倒不是嫌贫爱富，两个人都没有正式工作，生活起来也确实艰难。

盼着，盼着，她们终于把那天盼来了。她们回来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正好也调离了拔丝车间。

那个热热闹闹的车间，一下子冷清了。即使不冷清，我也觉得冷清，因为知青姐姐不在了。我一边为姐姐们有了好去处感到欣慰，一边又觉得被她们抛弃了。这种感觉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现在都没彻底消失。

五

制作石棉瓦的泥浆，靠着自身发热凝固成型。要是室内温度太低，也不容易凝固，再加上没有那么多市场需求，刚一入冬，厂子就放假了。领导们考虑我没有生活来源，没给我放假，让我清洗使用过的塑料布。

我把塑料布拿到办公室的外屋，用一个大盆清洗。办公室里有两个厂长，一个会计，一个出纳。出纳是去年考进来的。那次考试我也参加了，木工厂组织两个分厂统一考的。数学是方程和因式分解。语文是作文和时事政治。初中没毕业的我，靠着以前的扎实底子，在众多高中生中轻松地进了前三名。本来说好要三个人，没想到只安排了前两名，第三名的事，连提都不提了。

我知道了，领导们没想到第三名会是一个他们看不上的人；而他们看上的人，没考上。

我洗了一个月塑料布，把各个小组的塑料布全都洗完了。领导们一商量，决定让我上市场卖蒸屉帘子。

蒸屉帘子是竹制的，木工家属厂以前积压的产品。我把三十个蒸屉帘子绑到自行车后座上，一路推着来到市场门口。不知道市场让不让摆摊，也不知道用不用上税，领导们也没告诉我，要是上税，交还是不交。我暗自思忖，不管怎样，先把东西卸下来再说，便解开绳子，把蒸屉帘子一个个摆到地上。抬头看见两个摆摊的熟人，立刻上前打了招呼。她们知道我的来意，便让我把竹帘子摆到她们的摊位里了。

没想到我担心一路的事情，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摆摊的熟人是两个半大老婆子，我管她们叫嫂子，以前是木工家属厂的家属工，她们的丈夫从木工厂拨到金属厂以后，她们也随过去了。她们卖的东西是金属厂的产品，有笊篱、筛子，还有大大小小的铁丝蒸屉，这些产品与我的竹制蒸屉还挺相配。遇见这两个嫂子，好像找到了组织，和她们一起在摊位后边站着，一点也不用担心。同样是家属工，她们的举动就让人舒服。不像我们厂的家属工，看见我就像看见仇人似的，总用嫉恨的眼神看着我。

这是市里唯一的农贸市场。商贩大多是男人。他们穿着厚厚的棉大衣，两手抄着袖，或者蹲着，或者站着。他们卖的东西，都是从乡下人手里买下来的。活鸡、活鸭、小米、黄米、苞米子，还有荞面和高粱米。那时候粮食还没放开，土地也没承包，这些粮食都是乡下人在自留地里种植的。

商贩们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怎么挣钱，都没人正眼瞧看他们。我对商贩自然也是不屑的，但我卖的是公家产品，便理直气壮地、骄傲地站在那里。我穿上姐姐甩下来的棉大衣，戴着弟弟甩下来的棉帽子，也把两手抄在袖子里。

我不吆喝。两个嫂子也不吆喝。即使吆喝，也会被别的吆喝声淹没。一个满脸赤红的老婆子一个劲儿喊，面包啦，面包啦。她的手推车里装着一玻璃箱面包。公家卖的面包要粮票，她卖的面包不要粮票，就是价格贵点。那时候把这样的面包叫议价面包。买她面包的，都是没有粮票的人，他们把一袋袋面包装到四轮车上，或者拎到大客车上，当作稀罕物拿回家去。

一个卖铁桶的家伙总想和我搭话。他以为他是卖铁桶的，我是卖帘子的，在他看来可能挺般配。

简直要笑死我了。

六

在市场站了一个月，卖了十八个蒸屉帘子。一元钱一个，一共十八元。我去厂里交钱的时候，领导们告诉我，出纳调走了，让我接替她的工作。

我一点儿都没吃惊，好像那个位置就应该是我的。我伏在办公桌上写字，算账，一切都那么自然，好像以前就做过似的。

我从工厂的外围进入了核心，懂得了很多事情。一个这么小的厂子，还和外界有着那么多联系。乌拉盖农场、图牧吉农牧场、孟恩套力盖银铅矿，都从我们这里进过石棉瓦。卤水是从河北唐山进来的，石棉灰也是唐山的。我做会计凭证的时候，经常写到这些地名。外地人来办业务的时候，我也跟着接待。我的目光开始投向更远的地方，心也变得宽广了。

不知不觉地，我们的城市比以前热闹了。我们厂也把临街的厂房改成了门市，安排几个在家待业的青年，开了一个五金商店。

商店里只有一排长长的柜台。柜台后边，齐整整地站着一排年轻的姑娘，脸小的男子都不好意思进来。她们比车间里的姑娘爱美，微薄的工资，几乎都用在穿衣打扮上了。她们的表情不太自然，售货也不太专业，人们从她们不太熟练的动作里就能看出来，她们全都是新手，没经过任何培训的新手。她们年轻的眼神，流露着掩饰不住的欣喜。细心的人，还能从她们欣喜的眼神里，读出些许迷茫。

我每次整理商店的账目，都能从分分角角里窥见她们忐忑的心。她们在柜台后面站着，心里却在担心商店的命运。她们不知道这样的商店能维持多久。即使能维持下去，这个工作也不算正式工作，她们的社会地位，只比个体商店的店员高一些。

财务制度不允许坐支。我几乎每天都得去银行，把工厂和商店的销售款存进银行，再从银行把需要花费的现金取出来。

路上经常遇见一个小伙子。他骑着一辆红色摩托，一到我身边就降低速度，回头和我打一声招呼就走。他是农牧局的业务员，去我们厂买过东西。有一回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一个朋友正好和我在一起，她提醒我说，他告诉你，他在201科室呢。

我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明白。

有一天，我又遇见了。他没下摩托，只是朝我笑了笑，走很远了还在回头笑着。我突然觉得那笑很甜蜜，也回以一笑。我和自己说，找个理由探一探吧，探探他是什么人。便找出一张农牧局的往来票子，骑上自行车过去了。

201科室还真有这个人。科室的人说，他出去办事了，换票子的事，回来转告。

第二天他真来了。

从他进屋那一刻，我的心就凉了，个子太矮了。本来我个子就矮，两个小个子在一起，别人还以为是两个儿童呢。除了个子矮，我想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他的气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大约过了五六天，他来我们厂进货，卖货的没给他，他说我认识包会计。卖货的便领着他过来问我，我冷着脸说，不认识。

话刚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不是不想卖给他货物，是当着大家的面，不好意思承认我认识他。一个出纳，认识一个业务员很正常。我是怕话说多了，让人看出我的尴尬。我偷着看他一眼，他的脸通红，眼神从吃惊转为羞愧，继而又转为气愤，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我再去银行办事的时候，路上就遇不见他了。

七

二分厂突然有了变动。

一分厂的木匠、油匠、沙发工，全都过来了，一分厂解散了。那排阴暗的厂房，已经被木工厂扒掉，在原址上建起一座门市楼。

二分厂把车间扩大了，改成了木器厂。木器厂用不了那么多女工，一些年纪大的家属工便被裁掉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家属工们嫉恨的眼神。我们这些待业青年一来，她们就预感到不妙了。这些家属工们，干起活来有的是力气，棚子里储存的草绳捆子，蒸屉帘子，还有院子里一摞一摞的石棉瓦，都是她们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到后来却空着手回家了。

她们亲手建起来的工厂，和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年轻气盛的我们，连想都没想过她们的感受。木匠们继续做着木匠，姑娘们继续做着油工和沙发工。我记的账目里，增添了很多数字，我们的工厂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晃，木匠们二十大几了，姑娘们也二十大几了。

社会身份的不确定，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婚姻。我们这茬人，迷迷茫茫的，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

那些个机关单位，那些个国有企业，那些个集体企业......那些个凡是比我们强的单位，仿佛有一面看不见的铜墙铁壁，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外边。愚笨的我们，连大门都找不着，更别说小门了。外边的人，要想与里边的人联姻，就得具备过人的条件，比如外貌的过人、家庭的过人。或者，里边的人，外貌可以丑一些……总之，须有其他条件来平衡。都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爱情淳朴，那也是权衡完外在条件之后，才敢淳朴。

而两个外边的人通婚，一般人没有那个胆识。

八

一九八五年，上边来了一批招工表，我们全都转正了。招工表是我和会计填写的，当时还不知道它的重要意义。人们把转了正的待业青年叫大集体工人，似乎与木工厂还有区别，但是心已经踏实了。

木匠们陆陆续续结婚了，姑娘们也谈起了恋爱，只有我还单着。我看的书越多，越想找一个读书人。我在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发现远方有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人，便和他通起信来，并且很快就陷进去了，可是人家没有那个意思。我熬过了两年的相思之苦，到底和一个不读书的人结了婚。这个人非但不读书，还不过日子，狼狈不堪的我，只好选择离开。

许多年来，我以为我是没有青春的。即使有，也是灰暗的，和没有差不多。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的，即使愚笨，即使寂寞，即使痛苦，也叫青春。那些愚笨带来的苦恼，那些痛苦和寂寞，被岁月冲淡之后，青春便显得靓丽起来，而且还很浪漫。我突然明白了，我不是被动的，我也有追求爱情的勇气，还敢探查201科室，还敢和远方的人通信。要是201那个人符合我的心思，我还敢大胆说出来。要是那个远方的人同意，我也敢和他见面，并且继续交往下去。我虽然没念完书，却一直没间断学习，不断地完善着自己。

这么说，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一九九〇年，二分厂又有一个大变动，与木工厂合并了。我被安排到劳资科。我在清理职工档案的时候发现，待业青年的招工表，与木工厂职工的招工表一模一样。

我们的地位终于平等了，五年前就平等了。

从档案上看，木工厂的职工减了不少，一些头脑灵活的人离开工厂，到社会上闯荡去了。我们好不容易成了正式工人，人家已经放弃了，寻找更好的身份去了。

瑛宁，本名包连英，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作品散见《草原》《散文》《山西文学》《当代人》《散文选刊》《牡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