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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瘦高的男人被母亲领了回来。这是母亲一大早去小官村桥头上挑的，说是挑，其实也只剩下这一个了。那些看起来精壮有力的早就被别人抢去。我能想象得出，站在桥头上的母亲畏缩而迟疑的样子，她在人群里会腼腆怯懦，一说话脸就红，这与她三十多岁的年纪不太相符。等别人挑剩了，母亲才会鼓起勇气走上前说一句“割麦吧”，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那个领回来的麦客很瘦，一副文文弱弱的样子，个头挺高，可对于割麦插秧这类弯腰的活计，个头高反倒不讨巧的，动作幅度要比别人大，自然也累得多。古话说，“高子门前站，不做都好看；矮子矮冬瓜，做死了无人夸。”这话是说个高的人比个矮的看着舒服、体面，另一层意思也指个子高的往往不及个头矮的人能干。这道理母亲自然也懂，但实际情况由不得她挑选。母亲不愿意再等，地里的麦子等不得。蚕老一时，麦黄一晌，一晌午工夫麦子就黄了，要是晚收几天，没准儿麦穗全炸裂在地里。 六月的麦田像六月的阳光，金灿灿的，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丝丝缕缕的阳光刺得人眼睛生疼。麦子秀了，我们小官村的人不说“麦子成熟了”，而说“秀”，跟镰刀上“锈”一样，有了金色和分量。布谷鸟叫头遍时，母亲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一种即将收获的喜悦与劳作的焦虑同时交织在脸上，她整日抿着嘴唇，像是要憋出一股劲来。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叫庄稼人既欣慰又惧怕。你若在南方的乡村待过，一定知道夏收比秋收辛苦得多，割麦、脱粒、翻晒、归仓、播种、插秧，一刻都耽搁不得，夏收掉层皮，岂止是一层皮哩。 这一年，一群北方的麦客来到我们小官村。其实，以往也有过的，附近庄上的，少，两三个，割完一两家就没下家了。小官村的人是不请麦客的，而是村户之间进行换工，你帮我家几天，我帮你家几天，他们希望每株麦子都从自己手上经过，这样心里才踏实。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舍不得那一点工钱。今年小官村不少人家都请了麦客，不知是手上宽裕了，还是北方来的麦客工钱更廉了。 小官村的人是不太愿意和我母亲换工的，母亲不是个干活的好手，她只会做一些缝缝补补之类的活计，力气小，做事慢，每当母亲下田，就会有人跟她开一开玩笑，嗨，杨桂芬，你又在地里绣花啦。母亲便不好意思地笑笑，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那些年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每次问起母亲，她好半天都不说话。我不停追问，母亲才说，没了。 没了是什么？ 走了。 走了是什么？ 反正走了。 走到哪里去了？ …… 我穷追不舍，母亲愣在一旁，像一个逃兵被我逼退到角落。她的脸色十分难看，五官慢慢扭曲。突然，母亲哭起来，蹲在地上，肩膀抖得厉害，身子很轻薄，如同一片纸贴在墙上。她张大嘴，为了不使声音发出来，竭力克制着，然后便不停打嗝儿，肚子里仿佛有无数气泡，一个追着一个往上涌。我吓坏了，小心翼翼靠过去，母亲一把将我搂住，脑袋埋在我的肩窝处。之后，我再也没问过父亲的问题，我害怕母亲一声接一声地打嗝儿。 2 母亲只舍得请一个麦客。那个被挑剩的男人正跟在母亲身后。 母亲给男人下了碗面便将他带到地里，眼前的麦田连绵起伏、层层叠叠，金色蔓延到河岸和坡地，简直要把小官村也要淹没了似的。男人顺着母亲指出的方向，认真地看着，仿佛用目光划出边界来。然后从腰上取下镰刀，立刻埋头割麦。 一亩地二十块钱，这是给麦客的工钱，也是事先谈好的。既然包给了麦客，小官村的人就不再插手了，麦客负责割麦，主人只管拉运、脱粒。而母亲不同，她还有些不习惯，无所事事地站在田头使她有点儿难为情，似乎不摸一摸镰刀，哪儿都不对劲哩，于是母亲也取出镰刀，弯腰割起来。 让我来割吧。男人转过脸对母亲说。 放心吧，工钱不会少的。母亲擦一擦汗。 男人支支吾吾，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哩。 那就放心割吧。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男人便不再说话了，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对付这一捆捆的麦子上。他干起活来虽不及别的麦客泼辣，却很细致，割出的麦茬又矮又齐，捆出的麦把也很紧实，麦穗儿齐整整的，没有一根倒穗。 麦子被割倒在地，一片一片的土地裸露出原色，麦地又连成空旷的田野，广袤无际呐。母亲直起腰，看向前方，麦秸秆散发出的那种浓烈的呛人的气味，使她喘不上气来，她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身影正在麦浪里缓缓移动。母亲怔怔地立着，这一切使她有些恍惚，也有些感动。 傍晚时分，母亲收起镰刀先回去做饭，麦客的吃住是由主家负责的，午饭相对简单一点儿，由主家送到田里，一锅粥，几块饼。那时我已经七岁，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送饭的事自然交给我。我到地里时，母亲也正收起镰刀，她想喊男人吃饭，张开嘴，却迟疑着，不知道喊什么才好。是啊，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母亲差我过去，我嘟着嘴，想了好一会儿才喊道，割麦子的叔叔。男人一愣，抬起头，眼角渗出一波笑意。他将镰刀放好，刀口朝下，跨过麦茬随我来到田埂上。男人坐下来，顺手从地边薃草上折两段草棍当筷子。我也学他折一段草棍，他看见又笑了，挑出一根又直又粗的，将两根草棍来回摩擦，磨去毛刺后递给我。 吃完他又立即下田，母亲让他歇一歇，他便听话地站着，手却也不停闲，拢把干草，将镰刀擦了又擦。 晚上，母亲特意割了一斤肉。饭还没好，男人站在我家院子里，离开麦田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也是内向的人，话少，除了几句寒暄他和母亲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他在井边坐下，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块磨刀石，将镰刀在磨刀石上仔仔细细地趤。井旁放着一盆水，月亮倒映在水里，似另一把镰刀。每隔一会儿他将镰刀伸进盆里，没在水中，水面一晃，月亮便被镰刀割得碎碎的。月牙形的磨刀石上汪着水，却发现，这水里也汪出一个月亮哩。树影倾覆下来，灯光透过窗口落在他脊背上，“嚯哧”“嚯哧”，刀片与磨刀石发出的声音，以及屋里锅铲在铁锅里跳跃的哧啦声……每一股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小院里回旋着。 割麦子的叔叔，你的家在哪儿？我怯怯地问道。 很远很远哩，他说，又用手向北方一指，指完手掌并没有落下来，却在我的脑袋上摸了摸，问我多大了。我伸出一只左手，又将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数出来。 七岁啦，他说，又说他家也有一个小女孩，跟我一样大哩。 也七岁哦，母亲小声地接话。 他点点头，说是哩，这是最小的一个娃。说起孩子，他的话明显多了一些，一共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男孩，叫平儿，今年已经十一岁了。说完他停顿了下，目光落在母亲身上，仿佛该轮到母亲说话了。母亲正在装饭，右手上的饭勺在碗尖上压了压，压实了才小声说道，三个孩子哦？ 是哩，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他对母亲说，又说老大叫平儿，很懂事，平儿除了学习不好，其他方面倒是很灵光哩。逮鱼、捉知了、采蜂巢，都是一等一的，村里的孩子没人比得过他。 这让我十分崇拜，便顺嘴地也称平儿哥，问平儿哥会不会打弹弓。他说，会哩，他自己做弹弓，用轮胎皮做，可有劲了，一打一个准。 晚上他睡在麦地里，这是他要求的，麦客一般都是睡在主人家的厢房或者堂屋的地铺上，但他坚持睡在麦地，说是正好看麦子哩。 几天后，我家的麦子收割完了，他没有立即赶往下一家，而是帮母亲把麦把一车车运到打谷场。他拉着板车，母亲在后头推着，也不说话。最后一趟，我跟在后面，他把我抱到车顶，让我坐得高高的，云彩离我近了，大片的田野尽收眼底。田野里只剩几个默默劳作的身影，路上没什么人，四周寂静。一截草梗卡在车轮上，旋转着，一路发出“吱吱呀呀”“吱吱呀呀”的叫声。 3 第二年麦子秀时，麦客们像候鸟一样准时到来，他也在其中。这一次，母亲没去挑人，他就自己来了，像是事先约定好的。 他带给我一只弹弓，说是平儿哥送给我的，我爱不释手，用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我说谢谢割麦子的叔叔。 我起初叫他割麦子的叔叔，后来简化成割麦叔叔，最后，就只剩两个字了——叔叔。 这是他第二次出来做麦客，孩子们越来越大，都等着用钱。麦客们在五月头上从老家扒火车一路南下，从江苏、山东、河北、山西，一路往回割麦，麦客是踩着金风走的，由南往北，自阳而阴，始终赶上开镰的日子。割到家门口时，自家的麦子也熟了。 叔叔少言寡语，放下蛇皮袋就开始割麦。母亲照例拿把镰刀跟在后面，她割得慢，像绣花针一样在地里一针一线来回缝着。两个内向的人很少说话，做累的时候便蹲在田埂上歇一歇。这时，他们其中之一会找出话题，简单聊两句，但也仅此两句。比如叔叔对母亲说，这块地不错哦。母亲便点点头说，是哩，不错哦。半晌，母亲说一句，北方很远哦。他也附和着，是哩，很远哦。 他们一列一列地向前割麦，从右到左，割上十几把才能前进一小步，他总是帮母亲的这列割去一点，使得两人能并肩前进。但母亲割得慢，很快又拉开距离。他割到头了，没有重新起一列，而是从母亲的对面往回割，他们相向而行，镰刀与麦秸秆发出的声音逐渐交汇在一起，“嚓嚓”“嚓嚓”，有了欢快的意思。 他们一点点地靠近，只剩瘦瘦的一行麦子横在他们之间了，镰刀像是探路者，最终，两把镰刀巧妙地错开。他将最后一把麦子割完，用力捆紧。两人之间变得空空荡荡，与整个大地连接成一片。母亲抬起头，她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汗水将衣服糊在身上，她又被麦秸秆浓烈的气味呛得喘不上气来了。 晚饭时候，我们坐在桌子的三面，另一面靠墙。增添一个人，以及桌上多出的菜，突然显得拥挤且隆重多了。叔叔把肉往我碗里夹，说，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又往自己碗里倒上苋菜汤，汤汁裹住每一粒米，红艳艳的。他说北方没有这个菜，也很少吃米饭，红汤米饭怪好吃的。我偶尔问叔叔一个问题，都是关于平儿哥的。会爬树吗？会呢，爬很高。会做风筝吗？会呢，用报纸糊哩……这时母亲便打断我，先好好吃饭，吃完再问。 饭后，母亲刷碗，叔叔被我缠着折纸，他把纸铺在桌上，又收起来，说，上面字多着呢，这纸得用来认字。他去灶塘口抽出一小把麦秸秆，将它们剪齐。很多年后，我常常会回忆起那个场景，如同电影的近景镜头，镜头里是男人粗黑却灵巧的手在麦秸秆上翻腾，像变魔术似的一只蜻蜓便从那双手里飞出来。我捏着蜻蜓在屋子里飞得横冲直撞，蜻蜓头部因多次撞击硬物而瘪进去。我将蜻蜓递给他，在他翻飞的手指间蜻蜓不见了，瞬间又跳出一只虾。我又将桌面当作河面让虾缓缓游动，从上游到下游，从此岸到彼岸，最后，我又将虾停在叔叔手边。 夏收很快就结束了，与上次一样，只有短短的五天时间。我用了“短短的”几个字，的确，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也不再看到母亲脸上焦灼的神情了。麦子收割后，麦客们离开了，我们也要插秧了，插秧不像割麦那样要抢天时，母亲可以不紧不慢地像绣花针那样慢慢地干活了。 …… （节选自《天津文学》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