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一九七五年十月生，山西洪洞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民盟山西省委会副主委。曾挂职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中共山西省委联系服务的高级专家，山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山西省政协智库专家。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等。出版有《李骏虎作品集》（八卷本）及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众生之路》《浮云》，中短篇小说集《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前面就是麦季》、《此案无关风月》、《六十万个动作》，随笔集《比南方更南》，散文集《纸上阳光》《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评论集《经典的背景》，诗集《冰河纪》。

弦歌

李骏虎

一

也许是云贵高原的托举，昆明这座城距离天空更近一些，那些平日里擦着树梢闲荡的云，无心地聚拢在联大校园的洋铁皮屋顶上，就急急地落下一阵暴雨，轰鸣声之强度不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这是午后时光了，正午时分日本飞机曾光顾过，然而只是盘旋，并没有丢下炸弹。五华山的警报声撕心裂肺地响起，后来竟然有些悠扬的意思了，仿佛听惯了亦见惯了这些情形的本地人脸上麻木的表情，或者恐吓多了也会使得人心起老茧。学生们等不及日本飞机远去就纷纷跑上街去游行，分不清哪些学生是清华的，哪些是北大的，哪些学生是南开的，他们是真正联合起来了，在喊口号，在高唱《毕业歌》，到最后就只听得满城都是歌唱的浪潮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这是田汉先生写的歌词，是文艺的武器。平津沦陷后，华北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育部将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合并，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而安定上课仅月余时光，长沙竟又沦陷了，倭人贴着膏药旗的飞机频频光临长沙投下炸弹，不得已“临大”师生再度收拾起书籍和行装，辗转西迁昆明。闻先生记得清楚，就在徒步穿越湘黔滇丛生的山峦林瘴时，他渐渐看到破碎的山河竟然更加壮美。他忙去行李中翻找尘封的画笔，去描画她。因为醉心绘画常常落到队伍的后面，要别的教授喊好几声，他才又夹起画具匆匆往前冲。

这一场雨来得急，砸着教室屋顶的洋铁皮，仿佛全世界都在轰鸣合奏。而在这满世界的轰鸣声中，闻先生却感到了莫大的宁静。此刻，昏暗的教室中，他伫立在小小的讲台上，努力望向窗外云隙里透出的天光。然而低矮的窗户很快被溅起的泥水所模糊，于是他梦醒似的转过身去，用手指间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

从来没有暴风雨能够持久的。

他转回身，把粉笔头丢到讲桌上，拍拍手上的粉笔屑，掸掸袍袖，扑打长衫的前襟和两肩，单单忽略了粉笔灰落得最多的蓬乱的胡须。他蓄起这胡须，是为了表示抗战的决心。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坐在角落里与昏暗融为模糊的一体。他是知道的，他仿佛是向着混沌和虚空在讲自己所发现的中国文学史——一部尚未成形的诗的史，或者史的诗。她以神话为源头，实际上却是一部探寻这民族、这文化的力量的唯物史观的文学史，他正要把他的发现慢慢地讲给青年们听，他们却纷纷离开了教室。除了眼前和他对坐在昏暗里的这个学生，其他人并没有再回来。闻先生记得，初到昆明时他开讲中国神话课，《高唐神女传说》《伏羲考》是颇受学生们的欢迎的，不但中文系的喜欢听，理科的照样纷纷穿越大半个城跑来听课，就连城外的学生也起个大早赶来，那时学生们如被磁石吸引的铁屑一样围绕着他。他开始埋首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之后，学生们就渐渐地离开了他，不知从何时起，每周一次从三十多里外的司家营的住所步行来到城里授课，面对的都是这唯一的一个学生。

雨住后，天空复亮，头顶的铁皮渐渐沉默下来，而城里更加沸腾了，他们也该回司家营了，天黑前还有三十多里的山路要走。

“新之，我们走吧，今天路滑得很。”闻先生从包里拿出油布来裹好讲义，放进包里，把包放在讲台上，将长袍下摆撩到一边，弯腰去卷起裤腿。何新之走过来把自己和先生的油纸伞都夹在腋下，两个人相继走出教室。他们都住在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在那里，新之是闻先生的研究生。

满城草木都被雨水洗得发亮，人们的脸上也洋溢着一种新生般的光芒。出城走一段路，路面开始泥泞，闻先生索性脱去鞋袜把鞋提在手里，赤脚踩进温热的软泥里去，感受到红土地那温柔的舒适。他畅快地走着，问身边的青年：“新之，你知道我心底的想法吧？”何新之赶上一步，答：“我知道先生心里有一团火……”

闻先生拔出一只脚来，“噗”的一声踩进胭脂般的泥里，往前走了一步，望着前面的山路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青年们看见我钻进了故纸堆里，难免误会我变成了一条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听不到新之的响应，知道他为什么沉默，于是闻先生接着说，“我钻进这故纸堆里，为的是看清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才好开出我的药方！”

“哦。”何新之扭头去看先生蓬草般的须发中闪烁的双眼，“先生的诗不就是这样的吗？从《死水》、从绝望里，向着一道金光、一个理想挣扎着飞奔，那理想不就是‘咱们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诗人的先生正如您所讲的夸父，向着烈日飞奔，那时候无数的青年都跟着您飞奔，跟着您写诗，我记得很清楚！先生为什么不再写诗只做研究了呢？”

“走，走，小心脚下！”闻先生提醒何新之，手搭上他瘦削的肩，扶了一下，轻轻地反问，“你想想，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

他们驻足在山坡上，眺望着脚下雨后势如奔马的盘龙江。天空忽然放晴，江山鲜亮夺目。“又没有带来画板！”闻一多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切，严肃地表达着遗憾。

二

过了雨霖桥，就望见当地人叫“一颗印”的两层居所了。闻太太照旧伫立在桥头迎接，夕阳把她的身影拉得又细又长。“白天五华山又拉警报了。”她迎上来接过闻先生的包抱在怀里说，“我给你炒了新的烟丝……”一边与何新之互相问好。

“城里也听到了，我很担心你们。”闻先生下意识去摸摸袍襟处尚有余温的烟斗，“孩子们呢？都好吧？”闻太太轻声地回答：“孩子们都好，等着你吃晚饭。”

何新之把伞递给先生，先行告辞。“新之，一起吃晚饭吧。”闻先生挽留他。“不了，谢谢先生！他们约了我的……”何新之匆匆走了，他知道闻先生家里有很多人要吃饭，闻先生总是夤夜秉烛制印养家。

“去江边站一站吧。”闻先生扶着太太的臂膀说。闻太太看着何新之远去，轻声问：“青年们都去了哪里？一直都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回来，更多人在这里接你，怎么——真是因你不写诗了吗？”闻先生望着江畔树影下的波光，慢慢地说：“青年们总会懂得的，没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我是要抗战，不要内战的，这就是我加入民盟的原因。我是要从历史中看清这民族的病症，我已为她开出了药方！青年们会懂得并回来跟我一起，很快，不信你就看！”闻太太笑着问：“到底是你引领青年前进，还是青年推着你在走，我看不清。”“你自是看不清，我也未必非要弄个清楚。”闻先生看一看太太，“我知道的是，青年代表着进步的力量，青年就是进步的方向！”

闻先生伸出手臂，一指眼前那东去的江水，说：“就像这不息的江水，不舍昼夜执着地奔向大海，这就是进步的方向、进步的精神。他们创造着历史的诗篇，而大海就是真理的存在。”闻太太笑起来了，说：“还说不作诗了，这不就是诗吗？走吧，回去吃饭了，孩子们等得着急了。”

推开大门，走过天井，上到二楼。朱自清先生一家正在吃晚饭，看到他们回来，朱先生放下筷子，出来笑着说：“我还在担心下那么大的雨，路一定不好走，怕你们回来得太晚。刚才新之先回来报平安了，我才放心。”又望着闻太太笑着夸赞，“今天是领略了闻太太制作烟丝的高超手艺了，滴了好几滴香油和酒进去，就那么慢慢地文火翻炒，倾注了多少的温馨甜蜜在里面啊！”闻先生笑道：“你哪里知道，这是我半夜刻字倦了提神用的！”

两位先生相对大笑，引得楼上浦江清先生用昆曲念白问道：“何处笑声，倒隐含着一丝苍凉？”闻先生学着他腔调念道：“乃是‘清华双清’加一个姓闻的疯子！”

三人又一阵笑，惊飞窗外栖息的鸟雀，几个住在一楼的研究生也跑到天井来抻长脖子朝上张望。三人笑罢，各自回去吃晚饭。

夜，静得使人忘却今夕何夕、此地何地，若不是手中刮骨疗毒似的刻刀，真让人怀疑置身的是静夜中的清华园。闻先生吹吹刻好的印章上的石屑，又用软毛刷清理字面，在朱砂印泥上摁几下，捏过一方宣纸来，试钤一个印，颇为满意。他轻叹一声，擦过手，拿起烟斗把白日里太太炒的烟丝填了结实的一斗，点着了，深吸一口，又咳着吐出抖抖的青烟来，起身推开窗去望那星空。月辉如霰，幽幽洒满江树，此刻的自己真就比在清华园时更为通透了。然而闻先生心里自然是颇不平静的，想起傍晚在江边太太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己以江水作答，而他又何尝不似那滚滚入海的大江？他引领青年，同时也被青年们所裹挟，就像一个冲浪的弄潮儿，必定要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

这星月交辉、江山无恙的静夜，闻先生想起了在《北平晨报·诗刊》、在青岛大学的自己，那时跟着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作诗，他们高声朗诵他的《死水》《口供》，跟着他从“一沟绝望的死水”里向着一个理想——“咱们的中国”挣扎、呐喊，而自从自己有了“考据癖”并以学者自居后，青年们就渐渐地离开了他。这时候，独对这万籁俱寂的宇宙，在这仿佛无声的世界里，他听到了自己胸中又响起战鼓一般沉闷而有力的心跳声——

静夜！我不能，接受你的贿赂。

谁稀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是放下刻刀，从故纸堆里抬起头来做回一个斗士的时候了。案头这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稿》还没有完成大纲，而他已经为这民族开出了药方，明白自己应该去做一个披荆斩棘的实践者了。

这注定是一个无眠之夜，然而白天照常光临了。“昨夜望见你的窗口烛光彻夜地燃着，想到你定是在思考什么大事，没想到今天就宣布要举家搬回城里去了！”朱自清先生讶异地把茶杯放回桌案上，望着闻先生，“听说是民盟要你去主编《民主周刊》，你是要跳出学术去从事政治了吗？”

浦江清先生惊异道：“你知道政治吗？你不懂政治的吧！”他抬起双手来甩一甩看不见的水袖，“唉，你这一去，我们开创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闻一多派’就算终结了，这可是你开辟的一条新的研究道路，你好忍心！”

闻先生举着烟斗，抖动着胡须，因为熬夜嗓音有些沙哑，眼也是发红的。他昂然道：“我今天请二位喝茶宣布这件事，为的是说出我长久的痛来。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我迟早要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朱先生和浦先生面面相觑。

“这是会受青年们的热烈欢迎的。”朱先生笑着说。

三

闻先生在西南联大五四周朗诵晚会上，用低沉的嗓音朗诵艾青先生的《大堰河》里的诗篇之后不久，日本投降的消息沸腾了昆明。就是在这场晚会上，青年们发现了闻先生表演的才能，都邀请他去演讲。闻先生剃去那长过胸口的蓬大胡须，他为抗战蓄须明志，终于在胜利后，再度露出了倔强的大嘴和下巴，配上刚毅的眼神，一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闻一多先生出现了。大家都恭喜他，向他的决心表示敬意，闻先生却依然不曾展露他的笑容，端着烟斗说：“我们得到了期待中的胜利，还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和平，我们还面临着更重大的问题，也许我们真正的奋斗才刚刚开始吧。”这不是他的宣言，但他的确从这一刻起成为一个民主斗士了。

闻先生几乎日日都在演讲，或者是在去演讲的路上，他和联大的教授钱端升、伍启元对联大的青年学生们演讲，大声疾呼“要和平、反内战”；他受民盟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委托，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在群众的反内战游行集会上演讲，要求国民党遵守“双十协定”，停止内战。人们都知道他是主张“要民主、要和平”的。这时候他身边的青年空前多起来了，而跟他站在一起的教授多是民盟的成员——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潘大逵、冯素陶和费孝通，其他人开始作壁上观，还有人干脆去写“帮闲”的文章了。

闻先生只在乎青年的态度，知道青年们起来了这个国家就有希望。青年们也纷纷来找他，昆明的几个大学的青年学生都来到联大，六千多人在一起请民盟的教授们发起“反内战”演讲，军警和特务们冲进会场打砸驱赶，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敢开枪。转天三万多名青年学生罢课抗议，联大、云大都被军警包围，军警向集会的学生投出了手榴弹，有三名学生和一位中学教师牺牲，很多人都受伤了。昆明的爆炸声震惊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反内战运动都起来了。

闻先生召开民盟云南支部会议，抖开一张大字报来给各位看。那是费孝通先生从城墙上揭下来的、特务写的黑名单，大部分都是民盟的教授，因为他们支持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当局希望他们被点名后要识相地闭嘴。

“闻先生，我们不但要在黑暗中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我们面临一个比抗战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样恐怖的政府不是你的理想吧？我们民盟选择了跟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你是民盟的领袖，我们该怎样跟反动的势力去斗争？”费孝通先生问，潘光旦、吴晗几位也在望向他。

闻先生没有愤怒，这确实少见，大概他心里的绝望更大于愤怒：“他们写大字报，我们就写信！我们联名给马歇尔将军写信，告诉他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只有这样才能让国民党停止内战。”他的眼神更加沉静，语调更加深沉了，“我们民盟要联合更多的人给马歇尔写信，让他明白美国援助的武器都被国民党用来屠杀人民和青年了，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的军援，同时促成国府的改组。”

昆明的青年学生积蓄起海啸般的力量，就要冲垮和消灭这旧世界了。五月，教育部宣布联大解散，三校师生复原北返。联大走了，昆明的大学也放暑假了，高原上几乎每天都在落雨，铅灰的彤云笼罩着空荡荡的教室。特务们隔三岔五跑到民盟的教授们家里吵闹，威胁他们离开昆明。

一天早晨，住在城墙根下的费孝通先生吃惊地发现，屋子背后的城墙被挖了一个洞，大到特务们可以随时钻进他的家里。“他们准备动手了！”他匆匆去找闻一多和李公朴这二位“最敢讲话的人”。他先是来到李公朴的家门口，果然看到有几个特务远远近近地监视着。他敲门，开门的是李太太张曼筠，李先生在书房写作教育史，听到是费先生便请他进来说话。

“你要想办法离开昆明，他们急了！”费先生劝道。李先生沉吟了片刻，说道：“他们要杀你，在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情况，我已走不出昆明了。为了民主，我愿意把我的血同许多革命先烈的血流在一起。”“那就不要出门的好！”“门还是要出的，但我每次双脚迈出这大门，就没有打算再回来。”

李先生和太太照旧外出，一日正相携着在归途中，李先生突然在枪声中倒下了。“卑鄙，无耻！”他在昏迷之前骂道。再次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他平静地问太太：“外面什么时候了？”“凌晨五点。”张曼筠瞪着被怒火烤干的泪眼。李先生安慰她：“好，天快亮了！”他叹了口气，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李先生的追悼会在高原的雨中进行着，张曼筠的控诉被特务的哄笑和谩骂打断，闻先生内心的火山爆发了，他冲上台去拍着桌子，像擂响了战鼓：“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的演讲震惊了中外。那一刻，诗人的他、学者的他、斗士的他浑然一体了，现场的一千多名青年注视着他，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语气鼓掌，青年们紧盯着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的斗士，而他早就准备好为民主而牺牲了。

下午，昆明又响起了枪声。几天前，闻先生还告诉朱自清先生，他正在把屈原的《九歌》改编成歌剧，好叫青年们到舞台上去给大众表演。现在，他无法完成这件事了，那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稿》也永远成为残篇了。他最后一部光辉的作品，就是当天上午脱口而出的《最后一次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