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禾，“九〇后”青年诗人。生于浙江西南部。诗歌、小说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

零

从中国运过来的五百头山羊在越南边境进行交接时，阮如琼的羊场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一头活羊。而活羊的存在，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意义。

羊比人重要多了。过去阮如琼的丈夫常这样说。

有五百头羊要送到这里，可里面没有一头羊属于我。阮如琼专注地盯着电视机自语。

她用手指戳电视机液晶屏，对丈夫说，你看那些羊，多漂亮。十辆运羊的大卡车从远处缓缓驶来，迎羊队列齐齐整整分布在公路两侧。在阮如琼看来，那是个神圣的画面，羊不仅仅是羊，它还有着睦邻稳边的作用，它不止是动物，它是符号、是表意，是象征、更是升华。

看归看，丈夫知道阮如琼目光尽头不是那台旧电视机里的羊，而是自家羊场突然暴毙的羊，整整一百头羊。

羊场是阮如琼祖父留下的。

她关掉电视机，起身给自己沏茶，一杯接一杯地喝。丈夫说羊已经被运往病羊处理中心集体焚烧火化，为了隔绝羊身上的病毒传染到人体。焚羊日选在月初子时，阮如琼不愿去，丈夫只身前往办理焚化手续。

那些病羊的尸体叠在五米高的大卡车上，肉贴肉，脸贴脸。几个运羊工人先用小推车将羊尸体卸下来，他们一边卸一边窃窃私语，大概是说，臭死了，臭死了。

从焚化场回来的时候，丈夫对阮如琼说，有几只羊还没死透，被丢进焚烧炉的时候流泪了。阮如琼问丈夫，你怎么知道羊流泪了，你看到了吗？丈夫信誓旦旦地说他就是看到了，羊是在被那几个运羊工人从车上卸下，然后准备投进焚烧炉的那一瞬间流泪的。

丈夫还用手比划了几下运羊的动作。

“那些人太粗暴了。”丈夫说。

阮如琼不相信羊也会流泪，她见过狗、见过猫流泪，就是没有见过羊流泪。

丈夫说羊当然会流泪。不知道羊流泪的时候在想什么，羊的一生会有懊悔的事吗，会怨恨成为一只羊吗？阮如琼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亲眼目睹了羊被烧死的样子。

阮如琼已经五十多岁了，尽管她看上去仍然年轻。如果顺利的话，她和丈夫将在今年卖掉羊场这一百头活羊，离开河内去南边的胡志明市开一间家庭旅馆。他们知道现在旅游业发展得好，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愿意来越南看一看，因为越南的物价便宜，城市的风光也相对不错，非常适合西方人来度假或久居。为此，她正在努力学习英语。她知道丈夫养的羊值钱，河内出口的羊膻味重，比不上中国北部草原地区进口的养殖羊，越南人都爱中国进口来的羊，但她的祖父和父亲留给了他们在养殖时减轻羊膻味的办法。所以丈夫总对阮如琼说，羊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意义。

尽管羊死了，阮如琼还是坚持每天定期清理羊场，从山上运新鲜的草料下来。羊场里的草料越来越多，旧的草料在空气里腐烂，被新的草料一层层盖住。她每隔一天便吩咐丈夫去隔壁的村子里买一批农作物秸秆，好尽快粉碎和其他的干草拌在一起。

她的丈夫，那位瘦小、敦实的中国男人从不拒绝她的要求。

一天早晨，水壶里的水咕咕烧开，阮如琼像往常一样拉开窗帘，然后提起水壶去冲洗羊舍的地面。她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拉开窗帘，因为能看到丈夫在远处的水池边洗脸，而热水是丈夫替她烧上的，水壶的叫声是阮如琼起床的铃声。

日光从天空泄进羊场的时候，丈夫还在水池边洗脸。他重复洗自己的眉毛、鼻子、嘴唇，脸颊两边下垂的肉也一遍遍洗。凉水扑在他脸上，胸腔里是羊咩咩的叫声，缓缓释出。那声音一阵阵锤打他的心脏。

阮如琼一边往地上洒水，一边用竹条捆的刷子来回刷羊舍的水泥地皮。刷完后，再给地皮铺一层薄薄的干稻草。

喂——

阮如琼直起身体，伸伸懒腰朝远处喊。

丈夫似乎没有听见。他半耷脑袋，正在盯着水池看。

事实上那是一小块金鱼“鱼塘”，虽然只有一平方米大小，很小的池子，丈夫自己用水泥砌的。他还在池子底部钻了一个放水的小孔，池边安上了水龙头。阮如琼问丈夫为什么要把金鱼养在外面，这简直不可思议，鱼很容易缺氧死去。丈夫说不会的，对金鱼来说，养在水泥砌的池子里，养在阳光底下，并不是在让它们忍受什么酷刑。不过，丈夫往池子里放了很多水草，又在池子上方搭了一个小帐篷来遮挡阳光。

池子里仅有的两条金鱼养了一个月了，每天清晨丈夫都来给水池换水。水龙头是移动旋转式的，将出水口转离水池，丈夫就可以用双手舀水来洗脸。

他一边洗脸，一边看那两条金鱼。

这几天因为羊死了，丈夫看金鱼的频率变得高起来，从过去一天两三次，变成每隔一小时就去看一次。

啊——

丈夫半张嘴巴，一动不动。

阮如琼听到丈夫发出的声音，跑到水池边。

一条鱼死了。阮如琼打开水龙头，用手接过清水往池子里甩，试图用水的力量搅动池子里的水，那条受了惊吓的活鱼确实动了起来，往池子边缘逃散。另外那条白肚朝上的金鱼依然浮在水面，跟着漾起的一圈圈波纹翻动身体。水面平息以后，活的那条鱼立即钻进了水草深处，死的这条只浮出一截肚皮在空气里。

她不敢用手去戳，丈夫也不敢。他们看看鱼，又看看对方的眼睛。

“我们还是回屋吧。”阮如琼说。

她用手指扣住丈夫的手，拉着他往屋子里走。

第二天，阮如琼发现池子里的另外一条金鱼也死了。可她没有勇气趁丈夫发现之前处理掉那两条鱼。她喊来丈夫看鱼，丈夫说就让它们待在池子里，他不想焚烧死鱼，也不想埋葬死鱼。他说水会慢慢消融它们的尸体，透明的水会让它们永生。

阮如琼说它们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每一条鱼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人也一样，羊也一样。丈夫惊讶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丈夫依然起来看死鱼尸体。第四天，第五天。过了很多天以后，鱼池里的死鱼突然消失了。丈夫以为是阮如琼处理的，阮如琼以为是丈夫处理的。他们互相否认，谁都没有追究这件事。不过，几天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水，让他们心底的阴影得以泄向明沟。

那天雨下得很大，阮如琼蹲在屋子里削土豆，一言不发。

过去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在那一瞬间被忘记的，暴雨打在羊舍、水泥地面、窗棂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她也不知道怎么就记不起了，那些羊和鱼，或者是不愿意再记起。阮如琼对丈夫说要把屋外的房子拆了，她没有提“羊舍”，而是说房子。

“那是我父亲在世时建的偏房，用来储存物料，我们家用不了那么大的空间，每天还需要打理，我觉得很累。”阮如琼说。

丈夫背对着她说，如果你想拆房子，需要你自己来行动，我不想毁掉这里。

丈夫打开百叶窗，让新鲜的空气钻进来。暴雨突然撤去，仿佛只是为他们俩交谈拆房子这件事作背景配音。

太阳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丈夫面露喜色，情绪久违地畅快。

在等待水壶沸腾的过程中，丈夫突然对阮如琼说要去巴塞罗那。

去巴塞罗那做什么？

打工。

打什么工？

木工。

巴塞罗那需要木工吗？

丈夫说在欧洲西部地中海沿线有个国家的人民正急急等候圣家族大教堂早日竣工，需要大量的人力。

可是你的年纪大了，不能做重的体力活。

不大，在国外，七十岁的老年人也可以出来打工，只要身体好。

阮如琼问丈夫走了自己怎么办，丈夫希望她跟自己一起去巴塞罗那打工，然后办一家木柴厂，丈夫的父辈就是做木材生意起家的。

阮如琼拒绝了丈夫的提议。她说我们去巴塞罗那活不下去，丈夫说自己会讲英语。阮如琼说她还是想去胡志明市开家庭旅馆。丈夫说你一个人不行的。她说她可以，她可以先去学一学别人怎么开家庭旅馆。丈夫说你已经五十岁了。她说年纪大了才能更好地经营家庭旅馆。

上

我是怎么遇见阮如琼的？

那时，因为等人，我盯着马路对面巴特罗之家门口那排法国梧桐足足看了三十分钟。

那排梧桐已经高过巴特罗之家的第五层楼，快到第六层楼的高度时所有的树不约而同停止了生长。这是我身后一家街边珠宝店的老板告诉我的，他说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的某个夏天，城里的林木丈量师发现巴特罗之家门口的梧桐突然停止了生长。那排树过去以每天两毫米的速度匀速生长了二十年。

当地市政府从萨拉戈萨请来占卜师，据那位占卜师说，如果巴特罗之家门口的梧桐树能长过六层楼高，圣家族大教堂就能在二○二六年顺利竣工。

我手里的树叶和对面那排梧桐树上的树叶并没有任何关系。确切地说，我手里的树叶来自一棵毛洋槐树，小小的一片，放在掌心，我的手恰好能将它卵石大小的身体轻轻包围。

因为紧张，叶子在手里已经掐出水来，我等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天前，我在一个家庭旅馆里无所事事，那是一栋四层楼高的哥特风格建筑物，临街的老式木门巨大无比，因为附近商铺吵闹，房东整日将木门紧锁。事实上，在我住下的这一个月时间里，我并未同房东见过面，但那天，房东交给我一封信，是委托住在我隔壁的一位来自越南的女性房客送到我手中的。

当时，我正坐在朝南阳台上看一位以色列作家写的短篇小说集，一些脏东西总落到我的水杯中，是从阳台外那棵槐树上落下的。这几日，那棵槐树总落些东西到我的阳台上，有时是鸟屎，有时是一截塑料小棍，就是不会有美丽的花瓣落下来。我记得刚住进来时，那棵刺槐花开得茂盛，红色花瓣少见，也常如密雨般汹涌朝一个方向落到地面上，被行人冷漠踩踏后，再被当成垃圾运走。

住在我隔壁的越南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趿着拖鞋进入我房间。我甚至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打开我的房门。我抬起头看她，她还穿着过去一周穿过的家居服，上面沾满了厨房油渍，还有削了一半的胡萝卜和削皮刀，一块插在她的上衣口袋里，这让她看起来显得有些悲伤。

越南女人来到我面前，说这是房东送来的信。我说房东怎么会给我送信呢，我不认识房东呀，除了在网络上与他有过几句关于住房的交流，我甚至不知道房东是男人还是女人。

越南女人说，事实上她也没有见过房东，只知道房东不是本国人，大约是东亚那边的，日本或者中国的。这一年多来，她都是通过网上转账和发邮件的方式与房东沟通和交流。而房东远程掌管着这栋旅馆，从没出过差错。

越南女人又说，既然是房东专门给你的信，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和重要的嘱咐吧，你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我很感谢她为我送信，她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但是通过这几日的观察，我发现她特别热爱学习英文。往日里她在削胡萝卜和土豆的时候，总会放一本英语单词本在边上。有时候她在厨房无事可做，也会拿出手机刷一些快速学习英语的短视频。她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越南南部人一样，极其热爱学习英语。在胡志明市的公园里，随处能看到上学的孩子拉着路过的老外练习英语口语。

尽管我听说这位越南女人来自越南北部的河内。来这栋家庭旅社的第一天，就是她为我打开的大门。我见她英语不错便夸赞了几句，她沮丧又腼腆地说，不学好英语怎么出去干大事，不学好英语她能来西方国家吗。

我小心向其他住户打探过她的信息，只知道她的姓氏。听说这位姓阮的越南女人在这栋家庭旅馆里住了有将近一年，有的住客说她来照顾她的留学生儿子，也有住客告诉我她是偷渡来捞快钱的黑户，正在物色当地的老年单身男人托付终身。还有一位中年男住客告诉我，这位来自河内的女人和自己的丈夫有一个约定，他们原本相约去胡志明市开家庭旅馆，可丈夫说要来巴塞罗那做木工。之后她的丈夫便离家出走消失了。

所以是这位越南女人放弃了自己要去胡志明市开家庭旅馆的梦想，而来到巴塞罗那和要做木工的丈夫碰头，可她的丈夫却没有来？我问那位向我传递信息的中年房客。

他摊摊手，表示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也许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吧，诸如《西雅图未眠夜》那样的，他这样讲。

趁送信之际，我想问问这位越南女人的名字。

于是我用英文问她如何称呼。

她一边用手在空中写自己的名字，一边说，她的名字和越南一位知名导演的妻子同名。她让我去搜那位导演就知道了。

哦，阮如琼。我搜索到了她的名字。

我想起我们刚见面那天，尽管阮如琼在努力对我展现热情，但脸上肌肉的僵硬度还是能让我感受到她内心的警惕。现在，她的神情舒缓了，脸上的苹果肌一笑，就像两个山包，从轻微褶皱的肉皮基底抬出头来，像是什么东西突然活过来。

阮如琼一愣，意识到自己的手里还捏着我那封信，匆忙递给我。我接过信，对着信封仔细看，右上角贴的邮票，上面的图案是一座寺庙，那寺庙上贴满了金箔。正面甚至没有写收件人的名字，背后也只有一个首都中央的邮戳孤独地盖在纸面中间的位置。我吓了一跳，莫不是我的丈夫寄给我的，他怎么知道我到了巴塞罗那？

阮如琼神秘地盯着我的信看，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问我信封上的图案是什么，我向她解释是东亚一个国家的特色寺庙。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又说我在异国他乡还有人记挂，真是幸福的人。我苦笑着说，幸福是要很用力捕捉的。

说完我对着她笑了，阮如琼也笑了。

阮如琼离开我的房间以后，我小心翼翼将信封拆开，里面有一片树叶，还有一张薄薄的和纸纸片。纸片上是油墨打印的几行字：“三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巴特罗之家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有一位神秘人，他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

我盯着信看了很久，找不出什么头绪。我又跑到公共厨房，想再找阮如琼问个究竟。

那个公共厨房小得根本站不下几个人，却有一张房东的大桌子霸占着地面一大半的面积。有时候，那些美洲来的游客半夜围着桌子畅饮，白天，桌子上会留下他们的火机、火柴棍，还有一些用来包裹烟叶的纸皮。就在前几天清晨起来，我还在桌子上看到了女人的蕾丝胸罩。

阮如琼蹲在地上，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削土豆皮，灶台上的水烧开了，正在冒泡。她抬起头看我，我说，这封信真的是房东给我的吗？她说是的。我说房东怎么会有这封信，信上甚至没有写收件人的名字。她说房东明确指示要给住在二楼二〇一房间那位中国来的客人。

我说信是哪里来的呢。她说她收到房东的电子邮件，大概是一周前发送过来的。邮件里提示她去旅馆一楼门口不远处的一栋建筑物，建筑物西边的墙面上有一扇玻璃窗，窗台上放着一个白色纸袋子，并嘱托她取到纸袋子以后交给我。

阮如琼看到邮件已经是几天之后。等她到那栋建筑物的时候，确实有纸袋子，可没看到别的什么人。

她解释完这些就不再说话了，低下头继续削土豆皮。

她削的土豆皮又厚又大，快把整个土豆都削光了。我说你不要再继续削了。她说不行，她不允许土豆表面有任何一点瑕疵和脏东西。她说她的丈夫曾经告诉她，掺杂了土豆皮的土豆饼味道就不那么香了。削完土豆皮，她开始烧热水。水壶烧水很快，一直呜呜地叫，水就快烧干了，我催促快看看。她显得一点都不慌张，反而对我说，第一锅水就是用来干烧的，就像第一壶茶要用来倒掉。

我说，这是你们的仪式吗？

她说不是的，是她丈夫教给她的方法。说到这里，阮如琼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盯着我看。

她突然紧张起来，她说我家的羊都死了，我的丈夫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说羊怎么死的呢，你丈夫又如何好呢。

她说就那样死了，一夜之间全死了，一百头羊，你知道吗，羊死了也会哭。

我发现今天阮如琼洗过脸，头发也不再同以往那样凌乱。我问她有没有寻找过自己的丈夫。阮如琼说她的丈夫可能去胡志明市了。

“噢，胡志明市，就是以前的西贡。”她又解释了一遍。

“起初丈夫告诉我要来巴塞罗那做木工，参与圣家族大教堂的建设工作，可我来到这边后，也去过圣家族大教堂建工团队里寻找丈夫，可他们说从未有中国工人来应聘。”阮如琼说。

“那你是如何确认自己的丈夫在胡志明市的呢？”

“就在前两天，我在电视转播里看到一则新闻，来自胡志明市的新闻，里面说一位铁路工人曾花三个小时去追一辆没有司机的火车头——因为司机从车头摔了出来，这辆没人驾驶的火车头以一百公里的时速行驶了整整三个小时，沿途的所有车站在接到警告后都立即对这辆无人驾驶的火车大开绿灯，直到它最后因为燃料燃尽而停在一个小站上。”

“那个男人是你的丈夫？”

“是的，我从镜头里辨认出那位追着火车跑的工人，就是我的丈夫。”

我觉得神奇极了，我问她有没有致电胡志明市的铁路局确认丈夫的身份，或者是否准备直接去往胡志明市。

阮如琼并不感到着急，她说她要在这里等自己的丈夫，她看到丈夫出现在电视里的样子以后，更加坚信他一定会从胡志明市来找她。

我说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怎么确认你的丈夫何时会来这边跟你重聚?

她说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但就是未来的那一天。

我说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我已经很久没有和我的丈夫联系了。

她又看了一眼我手中的信封，示意我信中所示。在下午漫长谈论的过程中，那封信快被我揉碎了。

下

我想起找阮如琼聊天的最初目的，一时不知如何才好。

我手中的信究竟来自哪里，我试图在和阮如琼交谈的过程中找到一丝头绪，也许能够帮助我整理出其中的原因。

在我丈夫爱上枯山水庭园之前的一个春天，他沉迷于修剪街边的刺槐，那时我们住在首都，丈夫加入了城市园艺师的队伍。那个春天，我们住在郊外，他短暂为公园里的刺槐树修剪枝桠。那些刺槐很高，丈夫还特地制作了一把木梯子。

加入园艺师的队伍后，丈夫总在每天清晨提着一把小锯子和一个巨大的环保袋出门，晚上回来的时候，袋子里会多出许多刺槐树的枝条。起先是一支，后来两支，枝条的数目从少到多，枝桠从细到粗。丈夫介绍说，你看这是粉刺槐枝条，那是白刺槐枝条。他又叹息，什么时候能见到红色刺槐花呢。

但往往丈夫前天拿回的枝条，第二天就枯败了。他也不挑拣它们，只将新剪回来的枝条混入其中，堆在院子的角落。有一天夜里，丈夫抱回一根异常粗大的刺槐树主干，看起来像是锯了很久才锯下的。

他喝醉了酒，面颊红红的，趴在门廊上哭。丈夫一边哭一边说：“快把这棵刺槐树种下，种到我们的院子里，明年会开出红色的花，红色刺槐花，你见过吗，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

丈夫那时胡乱说了一通话，我将他扶回家中，为他清理衣裳，这才意识到浑身整洁的丈夫也许从来没有去参加过什么园艺师的队伍。我回想起过去很长时间，丈夫每天晚上回到家中，总是干净齐整，根本不像沾过什么树叶泥土的人。我不明白他怎么能抱着这么粗大的树干众目睽睽就回到了家中，也许是趁着无人之际偷偷锻锯下来的。

第二天丈夫醒来，我责问他这些日子都在做什么。丈夫不语，怎么都不愿意开口，那时我感到隐隐地担心和不安。我收走了丈夫的锯子，在一个夜里把他抱回的所有枝条全部偷偷处理掉了。我想也许他还会从别处找来相同的工具，只要他想。

那之后的几天丈夫没有再出门，他供职的事务所频频来电，催促他去工作。他已经旷工很长一段时间。面对我的责备，他从不表露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不反抗，也丝毫不觉得愧疚。

我们住处近旁是一座古代宫廷御苑，那段时间丈夫总爱在夜间起身，有一回我假寐见丈夫出门便循着他去。他只在院子中站着，面朝御苑的方向，手里抱着一只黑猫。那是一只拥有绿眼睛的漂亮黑猫，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十分乖巧地趴在丈夫怀中。夜雾迷茫，不知是不是住处里外植物茂盛的缘故，晚间的虫鸣异常清晰，仿佛还能听见夜露从一片树叶上滴落的响声。

丈夫抱着猫连夜站着，像在辨认那些空气里来源不明的声响。

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每每丈夫出门，那只绿眼黑猫总在院中等候他。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也不敢中途喊丈夫的姓名，好在他并无其他异常，我也只观察了几次便作罢。不过，自从我在夜里见到那只绿眼黑猫后，我和丈夫的白天生活逐渐丧失了互动。

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中，看到丈夫留在桌上的纸条，说他要去南方一趟，也许一周后回来。

我得知丈夫去了南方的某座寺庙，那是当地最有名的枯山水园林，后来丈夫和我说他爱上了这样的园林。我不懂布道，更不懂禅意，和丈夫自然是聊不到一处。我讶异他的喜好怎变得如此迅疾，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日常行径。

丈夫到达南部城市的那天，往家中的座机致电告诉我去向。我翻台历看，有将近半月时间。若不是丈夫致电，我竟毫无知觉他已离开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丈夫行动不定，我几乎无法联系到他，只能等待他从别处来电，可此后他再未同我联系。

某天下班我在屋外信箱中翻到一封来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片枯树叶。后来我又陆续收到过几封信，拆开有的是花瓣，有的是什么都没写的白纸，还有一次干脆是空信封。

最后一次收到丈夫来信，拆开是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丈夫站在一座岛屿边的咖啡屋门口，怀里抱着一只绿眼黑猫，笑得十分灿烂。背面行文处丈夫说他觉得已无法再同我继续扶持生活下去，总之便是想与我解除婚姻关系。

看到明信片的瞬间我既不觉得兴奋，对背面的文字内容也无伤感之情，只隐隐觉得这天总算来了。好像我已默默为这一天作了足够多的准备。

可我从未见一个人笑得如此灿烂。

一

我从未见一个人笑得如此灿烂，当他远离旧日生活。

我和阮如琼又相处了两天。每天清晨，她仍然守时起床烧水，一些水用来饮用，一些用来冲洗楼下的马路。她一直鼓励我，我想我确实应该去巴特罗之家门口看一看，到底迎向我的是什么。

此时我就在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的门口，穿一身红上衣，戴一顶黄色贝雷帽。

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特别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