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那年的八月，一场暴雨之后，山洪暴发，汀江水暴涨，差点冲毁了护守家园的河堤。洪水还没有退去，家里人就发现我不见了。最先发现我不见的，是我的祖母王太阳。

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古老的大房子里。这个老屋里住了十几家人，都是一个家族的。房间太少，一间房间里放了两张床，父母亲睡一张床，我和祖母以及弟弟睡一张床。那个夜晚，祖母发现我没有回家吃饭，就四处寻找。她来到小学校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然后到我平常会去的地方，也没有发现我的踪影。

这一生最疼爱我的祖母王太阳失魂落魄，回到家里，召集了族里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开始在河田镇大面积寻找失踪的我。整整找了一个晚上，我似乎是人间蒸发，连根头发也没有遗落在河田镇的任何一个角落。叔叔李文多在那个清晨对眼睛都哭肿了的祖母说，阿闽可能被大水冲走了，他喜欢在河边玩耍，也喜欢在河里游水。祖母默认了他的说法。我父亲李火桂纠集了十几个年轻人，连同我叔叔，分两拨沿着汀江河两岸，往下游寻找，希望能够找到被人从洪水中救起的我，哪怕是我的尸体。三天后，他们沮丧地空手而归，祖母昏厥过去，不省人事。汀江河是一条往南流淌的河流，我的亲人们都以为我死了，尸体被暴怒的洪水冲到千里之外的海里去喂了鱼。

亲人们根本就不晓得，那是我策划了一个春天的离家出走。

是我爷爷的死促使我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他死后，我一直在想，他这野草般的一生有什么意义，甚至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是故乡河田镇的贫苦生活，让我产生了走出闽西重山的念头。

那个春天，每到周末，我就到河堤、山野去采摘金银花。那时镇上收购站里，收晒干的金银花。我把晒干的金银花拿到收购站换钱，一毛两毛地积累起来，那是我离家出走的路费。

采摘金银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金银花的藤蔓一般都爬在浓密的荆棘丛上面。我把一个铁钩子绑在竹竿上，将荆棘丛上金银花的藤蔓钩到安全之处，然后采摘金银花。纵使有铁钩子，我的手臂也经常被荆刺划伤，留下一道道猫抓似的疤痕。祖母王太阳见到我手臂上的伤痕，心疼不已，连声说，我的小心肝，你怎么把手弄成这样。我特别不喜欢她叫我小心肝，尽管她是真的疼爱我。对于祖母的惊讶，我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把金银花放进笸箩里，均匀地摊开，拿到太阳底下晒。她知道我去采金银花弄伤了手臂，就让我不要去采了，我没有听她的话。祖母那时是一家之主，忙里忙外，也没有过多地顾及我。父母亲像牛一样在生产队里劳作，更加顾及不了我。

终于到了那年八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带着卖金银花和从父亲那里偷拿的几块钱，离家出走了。由于怕被镇上熟悉的人看见，把我弄回家，我特地跑了五里路，到赤岭停靠站去坐长途班车。那年月，故乡人如果要去福州或者更远的地方，就要坐班车到永安。永安有通向那些大城市的火车，而长汀发往永安的长途班车，一天只有一班。我赶上了那班长途汽车，上车买了票，当车一直往南开，离开河田镇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祖母、父母亲、弟弟……他们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滚动，我甚至想，是不是离开之后，永远也见不着他们了。当时我产生了退却的情绪，想叫停司机，让我下车。可是，我一直没有开口，汽车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越开越远，以至我不得不打消了回去的念头，想象着自己是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长路迢迢，这次永生难忘的出走，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坐长途班车的人不多，我坐在最后面，斜挎着的书包放在大腿上，里面装着我的一件汗衫和短裤，短裤是打着补丁的。车上有十来个人，他们都衣冠楚楚，估计是出差的公家人。

车到朋口，已经正午，我在车上睡过去了，迷迷糊糊中，被司机洪亮的声音叫醒，下车吃午饭了，下车吃午饭了。我随着乘客们下了车。这是一家路边饭店，饭店外还停着两辆长途客车，饭店的大厅里，有不少人在吃饭。司机和售票员走进一间小房间去了，听有个旅客说，他们吃饭是不要钱的，有鱼有肉。

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闻到米饭和肉的香味，不停地吞咽口水。饭店提供的基本上是快餐，就是米饭、汆猪肉、炒青菜和焖豆腐。一碗米饭加个汆猪肉一毛钱，两毛钱可以加上炒青菜和焖豆腐。当然，也有炒菜，我看了看，只有一两桌的旅客点了炒菜，其他人基本上是吃一毛钱或两毛钱的东西。我买了一毛钱的饭菜，吃将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饭店里吃饭，这饭店里的饭菜真的和家里的不一样，好吃是好吃，可也费钱呀，心里还是有点肉疼，毕竟这一毛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吃着吃着，竟然吃出了罪恶感。我知道家里人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还不晓得汀江上游一场暴雨正在进行着。

吃完饭，我还坐在那里，想着到了永安怎么办。有个头发梳得十分整洁的女人走到我跟前，对我笑眯眯地说，小阿弟，你一个人出来呀？她是和我同一辆车的乘客，我点了点头，心里顿时警惕起来，记得爷爷活着时，经常给我讲人贩子的故事，人贩子一般都会先和你套近乎，然后拿东西诱惑你，接着就把你拐去卖掉了。我站起来，朝外面走去。女人跟了出来，还是笑眯眯地说，你别害怕，我只是问问你，没有恶意的。我没有吭气。见我不搭理她，她也没有生气，上厕所去了。到永安还要几个小时呢，我也去上了个厕所。从厕所里出来，司机他们已经吃完饭了，开了车门，乘客们陆陆续续上车。那女人坐在前面，车开动后，回头看了我一眼，还是笑眯眯的样子。

我一直记得她头发油光锃亮，笑眯眯的模样，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工作的。也就是她，到永安汽车站下车后，看着茫然无措的我，心生怜悯，笑眯眯地告诉我她不是坏人，让我相信她。我就告诉她，我要去福州找我姑姑。她就把我带到了永安火车站，教我怎么买车票，怎么样进站上火车，还让我在火车上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火车上有小偷的。然后，她就从我眼前消失了，此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就像许多夏日天空中的云朵，飘走后就永远不见了。

黄昏时到的永安，上火车已经入夜了，这是厦门开往福州的火车。我这次出走的目的地，就是福州。去福州，是因为我姑姑在那里。姑姑和表姐表哥们，两年回河田镇一次，有时是过年回来，有时是夏天回来，每次回来，都会带来很多好吃的，比如那时候农村稀缺的饼干和糖果，还会带回来不少半新的衣服。我书包里带的短裤和汗衫就是去年春节姑姑他们带回来的，去年穿了一个夏天，屁股上穿出了一个洞，祖母缝缝补补一下，还可以继续穿。我去投奔姑姑，是因为她和祖母一样，对我十分疼爱；另一方面，我内心强烈地想逃离贫困的河田镇，逃离那灰色的像一块破布般的生活。

第一次坐火车，心里难免激动。那时候的火车是蒸汽机车，开动时声音特别响，先是长长的嘹亮的笛声，然后就是火车开动时的轰鸣，正常行驶后“哐当”“哐当”的声音充满了节奏感。我没有觉得火车的声音是噪音，仿佛就是交响乐，让我在黑夜中向福州一点一点地靠近。看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黑暗和灯火，我想起了河田镇，那里没有铁路，甚至连电灯也没有，人们用的都是煤油灯。如果到了福州，我就可以在姑姑家里，过一段有电灯的生活，这种简单淳朴的幻想其实不止一次出现在我脑海。

火车上有卖饭的，比路边饭店要贵，那么一点饭、一点菜就要两毛钱。我肚子其实有点饿了，但我不想花钱。我发现列车上有开水供应，但是我没有带口缸，毫无办法，只能一路上忍着饥渴。我想到福州找到姑姑之后就好了。火车车厢里人不是很多，松松散散地坐着，有的人在睡觉，也有人在轻声说话。我坐在靠窗的位子，车窗开着，迎面而来的风吹着我的头发，也吹着我的脸，风中似乎有些细沙，打在我脸上，微微地疼，不过这种微疼有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我旁边坐着一个穿白衬衣的中年男人，记得他五大三粗，脸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麻子。他一直在抽烟，上火车后就没有停过。我被他的烟熏得头晕眼花，又不敢对他说什么。我看车厢里还有不少空位，就找了位子坐下来，心里舒了口气，终于离开那个烟鬼了。不一会儿，一个年轻女列车员走过来问我原来坐哪里，我如实回答。她冷冷地对我说，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下一站有人上来坐这个位置。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烟鬼的旁边。我在烟鬼的浓重熏染下，昏昏睡去。

这一觉睡得好沉，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火车也已经进入福州站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和兴奋的心情，斜挎着书包，下了火车。

我随着人流，走了出去，站在福州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心里突然有了恐惧，这个福建最大的城市张开了大口，仿佛要把我吞噬。我两腿发软，不知所措。在忐忑不安之中，我想起了姑姑。要是找到姑姑，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我出来时，将姑姑来信的信封放在书包里的，信封上有姑姑的地址，只要有地址，就一定能够找到她。可是，我在书包里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我脑袋“嗡”地一声，懵了。没有她的地址，我该如何找到她。

我记得姑姑说过，她是火车站的搬运工人，我姑父是火车站的会计。我就去问那些铁路上的人，希望他们告诉我姑姑的消息，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姑姑是谁，也不可能让我找到姑姑，其实，她是在南平火车站，我记成福州火车站了。我明显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遭受了种种不堪，也算是一个教训。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

街上的自行车真多呀，人们骑着自行车像一群群游动的鱼，让我眼花缭乱。自行车的铃声清脆响亮，多么悦耳呀，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自行车。那是一九七四年，故乡河田镇有自行车的人极少，我只看见过公社里的那几个人，神气活现地骑着自行车。我想，这些骑自行车的人，不都是公社干部吧？

走着走着，我看到一个学校，校名是“福州铁路小学”，我突然想起了表哥郑文海，他说过自己在铁路上的小学读书，如果能够找到他，该有多好。我走到门卫室，看门的是一个老头，坐在那里抽烟。见到我，他有了精神，声音洪亮地问我，你找谁。我嗫嚅道，请问你们学校有个叫郑文海的学生吗？老头说，哪个年级哪个班的？我说，他比我大一岁，是四年级吧，他的眼睛大大的，个子比我高出一个头。老头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脸红耳赤地说，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郑文海是我表哥，如果找不到他，就找不到姑姑，那我就没有地方住了。老头审视了我一会儿，也许是同情可怜巴巴的我，就说，我去问问。他跑进学校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出来，对我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叫郑文海的人。

我只好沮丧地离开。

天空中的太阳炙烤着这个我心目中除了北京上海的唯一的大城市，也炙烤着瘦弱矮小的我。

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我在这个城市里游荡，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情绪，迷惘的目光不停地打量着这个城市，同时也感受着城市的味道，那区别于河田镇的城市风情，宽阔的车水马龙的大街，林立的楼房，连城市人的脸也和我们河田镇的人不一样，显得白净细腻，而不是粗糙黝黑。这些对我的心灵是一种震撼，当时我就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人与人的生活会有如此天壤之别，人与人之间真的没有公平可言。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内心的恐惧感加重了，夜色会不会将我吞进去，尸骨全无？此时，我真正地恐慌起来，在这个城市里，我就像一缕无声无息的轻风，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也没有人会关心我。我该到哪里去落脚，谁又会收留我呢？迷茫中，我来到五四路一家旅馆的门口。记得爷爷活着时对我说过，出门在外，要住客店，我想这旅馆就是客店吧，晚上应该住在这里。

我走进旅馆，看到柜台后面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在织毛衣。我说，我要住店。姑娘头也不抬，边织毛衣边说，介绍信。我根本就不知道住旅馆要介绍信，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介绍信，顿时呆若木鸡。姑娘又说了声，介绍信。我无言以对。姑娘停下了手中的活计，站起来，发现我是个孩子，而且是个乡下孩子。她的目光温柔起来，说，小朋友，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来福州找姑姑，没有找到，现在不知怎么办。姑娘动了恻隐之心，就让我住了下来，她说她破例违反规定让我住宿的，还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没有介绍信。我特别感激她，我记得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从那以后，我只要看见大眼睛的姑娘，心里总会觉得温暖。

旅馆蛮整洁的，就是一个房间里摆了四张小床，显得有些狭窄。我住的这个房间除了我之外，还住着一个人，那是个脸部苍白的中年人，总是不停地咳嗽，我记得他咳嗽时太阳穴上暴出蚯蚓丝似的血管，我总担心那血管会突然爆裂。他不和我说话，只是用无神的目光瞟瞟我。我对陌生人十分提防，也不和他说话，晚上也不敢合眼，生怕这个人会在我睡着时将我装进麻袋带走。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两天之后，他走了。大眼睛姑娘告诉我，那人是来福州看病的。我问她是什么病，她没有回答我。

在那个旅馆住了几天，我的钱也花完了，只好离开。那几天，我一直在找我姑姑，却怎么也找不到，好像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姑姑这个人。如果我姑姑在福州，我要是找到了她，那该有多好。我喜欢这个到处都是榕树的城市，可它没有我落脚的地方，我的家不在这里。这些日子，每天晚上，我都会特别想家，想祖母王太阳慈爱的眼神，想她喊我一声小心肝。既然我在福州找不到姑姑，只好回家了，可是，归心似箭的我已经身无分文，怎么回家是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

在火车站，我跟在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后面，趁检票员没注意，溜了进去，混上了福州开往厦门的列车。当时我特别佩服自己的机灵，还有些小得意，以为上了车就没事了。车开动的时候，我听着火车的轰鸣声，心里乐开了花。没想到，列车开出去半小时左右，就听到列车员说，大家把火车票拿好，马上查票了。我没有火车票，怎么办？我想到了厕所。于是，我躲进了厕所里，反锁上了门。

我躲在厕所里，忐忑不安。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听到门外有个女人说，厕所里面有人吗？

我不敢吭声，浑身瑟瑟发抖。我越是害怕，事情就越麻烦。果然，外面的人发现里面反锁了，就用钥匙打开了厕所门。我看到一个肥胖的女列车员凶神恶煞地站在我面前。她质问我，你明明在里面，为什么不说话，你躲在厕所里干什么，是不是想逃票？见躲不过去，我只好说实话，并且央求她放我一马，让我在永安下车。她阴沉着脸，把我带到了餐车，找了个位子，让我坐着别动。然后，她就走了。餐车里就我一个人，我也不敢乱跑，规规矩矩地坐着，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列车将要停靠在一个小站时，走过来一个瘦高个儿列车员，冰冷着脸。他对我说，你就是那个逃票的家伙。我想大事不好，果不其然，他伸出手，一把将我拎起来，拽到车门前。列车停稳后，他打开了门，对我说，下车吧，以后坐火车要记得买票。

就这样，我被扔在了那个四等小站，现在连站名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还记得当时落寞无助的心情。走出车站，我问一个路人，如果走路去长汀，要从哪里走。那人怪怪地看着我，好久才说出一句话，从这里走路到长汀，恐怕一个月都走不到。我咬了咬牙说，哪怕走两个月，也要走回去。那人说，你就沿着公路一直往西走，也许哪天就走到了。说完，他头也不回走了，可能在他眼里，我是个脑子有病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开始了我的长征，这一路上的酸甜苦辣在多年之后，我讲给女儿李小坏听，她听完后问我，爸爸，你骗人的吧，八岁就经历了那么多。我理解她的疑惑，现在八岁的孩子根本不会相信我那一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我在路边的小树林子里，捡了根木棍。赶路时手上有根棍子，可以防蛇，也可以防狗，也可以当手杖，这是死去的爷爷和我说的话。我拿着那根棍子，沿着通向西北方向的公路行走。刚开始行走时，蛮有精神的，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就颓了，在公路旁边的草地上，躺下就不想起来了。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这样拖拖拉拉地走，走到明年也到不了长汀。这话让我心惊肉跳，只好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看到有村落，饥肠辘辘的我就看到了希望。我跑到人家家门口，讨点东西吃，总是会有好心的人，给我一碗粥或一点干饭，让我填充肚子。肚子里有东西了，才能继续往前走。有时，实在饿急了，就会偷偷跑到地瓜田里，挖几个地瓜，放在书包里慢慢吃。渴了就喝河里或者水塘里的水。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喝了那么多不干不净的生水，一路上竟然没有闹肚子。天黑了，就找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睡觉，睡醒后继续出发。走了几天后，竟然走出了兴头，觉得这种行走的生活也蛮好的，心情也变得无忧无虑了。

“乐极生悲”这个词用在我接下来的遭遇上，简直太贴切了。

要饭需要脸皮厚，一个人在饥饿难忍之际，是不会顾及什么脸面的。要饭的经历一直提醒我，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是因为脸面，而是因为不愿再承受屈辱。我在一个很小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里，碰到了一条恶狗。那条恶狗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牵着，当我走进小村，企图要点饭吃之际，那个少年发现了我。他大声朝我咆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肚子太饿了，要点饭吃。少年愤怒地说，我最讨厌要饭的叫花子了，快走开。他那么凶狠的样子，令我胆怯。我转过身就走，没想到，少年放开了恶狗，它朝我飞快地追赶过来。我没命地奔跑，连手中的棍子也扔掉了，终究没有跑得过恶狗，恶狗在我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不松口。我第一次体会到狗牙刺破皮肉和撕咬的疼痛，我撕心裂肺地吼叫起来。要不是一个老妇人出来让少年拉回了狗，也许我会被恶狗咬死。狗松开嘴巴后，我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直到来到公路上。

我惊魂未定地坐在公路边，看着淌着黑血的腿肚子，心里悲伤极了，之前无忧无虑的心情变得沉重。我见过叔叔被狗咬之后，祖母王太阳用黄泥巴在伤口上滚动，说是可以把伤口上的狗毛卷掉，就不会感染了。我一直对乡村里的土方法半信半疑，可是自己被狗咬之后，在这种极端无助的情况下，还是想到了这个土方法。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条小河，在河边挖了一团黏黏的黄泥巴，一遍遍地在伤口上滚动。我并没有在光滑的黄泥巴表面上看到狗毛，不过感觉到疼痛感减弱了些，也可能是心理作用，黄泥巴就是安慰剂。

那个晚上，我在一间破庙里过夜。庙里不知道供奉的是什么神或佛，那些泥塑的菩萨或神都被捣碎了，有的只剩下下半身，有的只是一摊泥土。我躺在泥土筑起的神坛上，白天里的惊吓和劳累，让我很快就呼呼入睡。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恶狗，到处咬人，还咬住我弟弟不松口。很多人在说，阿闽得了狂犬病，变成疯狗了，不得了了哇。我父亲拿起锄头，朝我头上砸了下来。我在惊叫声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在破庙里，没有变成疯狗，心里才稍微平静了些。伤口还是火烧火燎地痛，破败的小庙，里里外外一片漆黑，我心里还是产生了恐惧的情绪，生怕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扑向我。那个时候，我是多么渴望天明呀，光明可以驱散一切。

我这一生得感谢地瓜，小时候将地瓜汤当奶喝，那些饥饿的春天里，地瓜干煮的稀粥让我不至于饿死，而在我的那次长征中，地瓜让我有力气往前行走，尽管前路迢迢。我不敢再去村庄里要饭了，被狗咬过后，我有了教训，好在我们福建到处都种有地瓜，挖两根地瓜就可以让我度过漫长的一天。也好在是夏天，如果在凛冬，我早就冻死在路边了。

我拖着被狗咬伤的腿，一步一步地前行，从早晨到黑夜。我的目的地就是生我养我的河田镇，只有回到家，我才能结束这次旅程。又走了三天，我终于支撑不住了，因为狗咬的伤口没有经过药物的处理，已经发炎了，整个小腿肿了起来，伤口还化脓了。我觉得身体一阵阵发冷，口干舌燥，浑身无力，像棉花一样。我倒在了公路旁边的草丛里。我看到一条大蛇朝我游过来，蛇头高高地扬起，吐着血红的信子。我无法动弹，只好闭上了眼睛，等待命运的裁决。

我醒过来后，发现躺在吉普车的后座上。

是一个叫林天才的狱警救了我，如果没有他，我就死在那草丛里了。林天才开着吉普车，路过时发现了草丛中的我。他把我抱上了车，拧开军用水壶的盖子，给我喂水。我喝了几口水后，就醒过来了，我看到的是一张微笑的瘦削的脸，印象深刻到一生都无法抹去。他的眼睛小小的，深陷在眼窝里，脸上没有肉，颧骨突出，下巴尖尖的，虽然长得不算英俊，他的笑容却可以融化人心。他穿着白色的警服，没有戴大盖帽。我紧张地说，你，你是来抓我的？他轻声说，别说话，吃点东西吧。他从放在副驾驶上的包里拿出一块面包递给我，我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说，慢慢吃，别急。我能不急吗，我有多少天没有吃米面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面包，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香甜，后来吃再好的面包都没有那么美味。

吃完东西，我恢复了点精神，但还是瑟瑟发抖。林天才看了看我的小腿，摸了摸我的额头，说，孩子，你发烧了，我要带你去医院。他把毛巾用冷水弄湿，敷在我的额头上，让我自己捂着，然后开着车朝前驶去。他带我到一个县城的医院里，处理了伤口，然后打吊瓶退烧，还开了一些外敷内服的消炎药。他守着我，和我说话，问清楚了我的情况，没有责备我，也没有表扬我，只是叹了一口气。我烧退了之后，他带我去吃了一顿好吃的，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一晚，翌日一早，带着我赶往三明市。我没有问他去三明干什么，也没有问他具体的身份，多年后才知道他是位狱警。

到了三明，天已经黑了，我们找了招待所住下来。随便吃了点东西后，他就睡了，让我也睡。其实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嘀咕，我和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而我该怎么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又一个清晨，林天才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三明到长汀的汽车票。送我上长途班车时，他说要执行任务，不能送我回家。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根本就无法用语言表达，流下了泪水。他拿出个本子，让我留下了家庭住址和我的名字，然后就让我上了车。他还特地交代司机，路上要照顾好我，到了河田镇要让我下车，否则把我拉到县城里，我又找不到家了。

林天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救命恩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年迈的他根据我当年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河田镇，他心里一直记着那个八岁的孩子，想知道我到底怎么样了。我父母亲接待了他，他听说我成为了一个作家，十分高兴。父亲接通了我的电话，当我听到他满口闽南语普通话时，眼睛湿了，内心波涛汹涌，我以为他早忘记了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退休后，回泉州生活了。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清楚他的工作单位，也没能和他联系上，多少次，我想获得他的消息，都无法实现，但心中永远记挂着这个叫林天才的人。我让父母亲和弟弟陪他在长汀多住几天，到处去走走。他那次长汀之行没有留下遗憾，因为知道了我的情况，他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而我获得了他的消息，也十分感慨，此生对他无以为报，只能保持一颗悲悯之心，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许这是对他最好的报答。

长途班车在夜色中驶进河田汽车站，停稳后，司机就对我说，孩子，河田镇到了，你可以下车了。我斜挎着书包下了车，熟悉的空气将我包裹，我闻到了河田镇特有的气息，心里十分激动，我终于回来了。我走出汽车站，一路走回去，特别是在镇街上行走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我，神色怪异，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觉得很奇怪，我不就离开河田镇二十几天时间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根本就不晓得，整个河田镇的人，都知道我这个调皮的孩子已经死了二十多天了，他们见到我，就像见到了鬼。

我进入那幢老屋时，大家都在厅堂里吃晚饭。

第一个看见我的是我弟弟，他大声说，阿闽回来了。大家都呆住了，眼睁睁地看着我。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想，迎接我的一定是父亲的怒骂和暴揍。就在我等待父亲暴怒之际，我亲爱的祖母王太阳放下碗筷，站起身，朝我扑过来，双手抓住我的胳臂，使劲地掐了掐，颤声说，疼不疼。我说，奶奶，你把我掐疼了。祖母王太阳顿时流下了泪水，一把将我揽在怀里，不停地喊我小心肝。我突然觉得，能够做她的小心肝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也想哭，可是眼睛里流不出泪水。

大家都围拢过来，祖母王太阳放开了我，对大家说，阿闽没有死，他还活着，他真的没有死，他是个大活人。我还是害怕父亲发脾气，不敢看他的脸。他走到我面前，摸了摸我的头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转过头，对惊得目瞪口呆的母亲说，去给阿闽煮三个荷包蛋。母亲抹了抹眼睛往厨房走去。他们都问我到底去了哪里，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叔叔听得心惊肉跳，指着我的鼻子说，只有你胆子大，下次再不能这样了，否则死在外面都没有人知道。说完，他叫上堂叔阿柄，拿起锄头，打着手电，匆匆忙忙地走了。我说，他们干什么去。他们都不说。后来我才知道，亲人以为我死了，在爷爷的坟墓边上给我建了个小坟墓，叔叔和堂叔见我活着回来，连夜上山把我的坟墓刨掉了。他们半夜才回来，母亲给他们每人煮了三个荷包蛋，荷包蛋染上红鞠，这是客家人去邪的一种方式，吃了染红的荷包蛋后，就百邪不侵了。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夏天的事情，那次离家出走，是我最初的一次人生旅途的预演，从那以后，我的目光总是穿越层层叠叠的山峦，心像只苍鹰，飞过万水千山，永不止息地翱翔。可以说，这次离家出走注定了我这一生的坎坷和坦途、欢欣与悲伤。长路迢迢，无论如何，也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