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本名刘少一，土家族，湖南省石门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常德市作协副主席，全国公安文联签约作家，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文艺家，鲁迅文学院第3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民族文学》《当代》等刊物发表作品200多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绝招》等。曾获2016《民族文学》年度奖、首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等奖项，入选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

一

接到报案，我匆匆开着所里的破桑塔纳，向望月坪村进发。

汽车在弯弯拐拐的公路上颠簸，车里到处都发出响声。我像抓住一条蛇那样抱着方向盘，身子随着车身东倒西歪，像喝多了酒。这破车不会在半路上散架吧？要是真散了，我就只能徒步走到山沟里去办案。说实话，每次开车出警，我潜意识里都会冒出这种不祥的想法——这车也实在太破旧了。

并非什么大案子，严格说来，还构不成案子。

一个叫杨如玉的女人打电话说，她家玉米被人偷了，丢得不多，但她认为盗窃行为不能容忍。据说她也是反复思谋，才决定还是“麻烦”警察跑一趟，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以儆效尤。既然这样，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我们派出所辖区很少有事儿，赶巧的是所长今天刚好去县局开会，偏偏就发案了。所长的会总是开不完，而且许多会是指定所长去，别人代不了。上个月，所长就亲自开了九个会，时间耗去不少，“精神”领回一大堆，文件抱回来摞那儿有半尺高。我不是抱怨会议多，主要是所里人手不够。上面有规定，警力再紧张基层派出所也必须是“五人所”。可是，谁愿意安心待在这山旮旯里“修行”？就拿我们所来说，编制上有五人，但教导员前不久到市警校参加警衔晋升学习，为期两个月。小胡被临时抽调到局里上电诈专案去了。所里除去多半时间泡在会议里的所长，实际上就我和珍姐两个人“保运转”。珍姐负责窗口和内勤两块儿，她要应付所里的日常，要保证老百姓随时来所里办事都能见到警察。这是事关形象的大事，含糊不得。她得像螺丝钉一样时刻铆在岗位上，出再大的案子也不能出外勤。这样一来，就只剩我了。

一个人办案肯定不合规程，好在一般也没什么大案。我通常的做法是让驻村辅警配合一下。辅警嘛，意思在名称里都有了。案子破了，功劳归我，基本上没辅警什么事儿。而我也需要“独立办案”，不拿出点儿像样的成绩，想调进县城希望渺茫。

这是八月尾上的“秋老虎”天气，下午五点过后，日头还很毒辣，连气象部门都接连发出高温橙色预警。车载空调早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我不得不打开车窗，一边吃灰一边骂娘。开车迎着浑圆的日头西行，远远地看见阳光正把每座山岭染成金黄色。汽车翻过九里坡，进入一片绿地，漫山遍野的反季蔬菜展示着丰收景象。我远远发现翠绿葱葱中晃动着一团白，不用猜，肯定是开发商金老板的身影。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他的蔬菜园，他一定是在“领地”里巡查。我心里惦记着破案，没心情和他打招呼。下到坡底，再进入一道峡谷，转过山嘴就到望月坪了。太阳只要跌下山去，夜幕很快就会把山沟笼个严实，破案必须抓紧。

许是心急的缘故，这一分神的工夫，车头就朝前栽了一下，直接横在水沟里。这是农人在路边挖的水沟，用于田间引水灌溉，口面窄窄的，隐蔽性极强。我跳下车一看，发现右边的前胎正好卡在沟槽里，导致车身明显倾斜。山路跑多了，处理这类情况我有经验，心想冲一下就过得去。我转身上车加了一脚油，前轮还真上去了，后胎却没跟上。桑塔纳底盘低，搁在沟坎上，轮胎打滑空转，老是使不上力。我猛踩油门，右边的后胎高速运转，沟槽越刨越大，越刨越深，溅了一车屁股黄泥。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力，这时候如果有人在车后帮忙推一把，或者找几块石头填进去，把轮胎稍微垫高点儿，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周遭一片寂寥，放眼四顾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想找块石头，满眼皆是松软的泥土。

桑塔纳趴窝了。这案子破的！

我干脆掏支烟点上，踅到路边无滋无味地吸起来。我悠悠地吐出一口，但见泛白的烟雾在暑气里升腾。我平时不大抽烟，带在身上主要是为了应酬。偶尔遇到麻烦一筹莫展，我也会拿出来抽一阵，就像现在。其实，望月坪就在拐弯过去不远处，都能听见附近人家的狗叫了，充其量还剩一公里多点儿。

我正思量着下一步怎么办，抬眼一望，前面三岔路口冒出一个男人。他背着背篓，正朝另一个方向踽踽而行。我知道，那条路会把他送到湖北走马镇去，赶紧招呼一声，喂，朋友，能过来帮我一把吗？

男人朝这边望了望，直接绕过来。我递一支烟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牌子，却没舍得抽，随手别在右耳丫子上，猫下腰，撅着屁股围绕桑塔纳转了一圈，很有把握地说，没事儿，我帮你推一把就得了。说完，他把背篓放下来搁在路边，朝手心里吐口唾沫，掌心对着搓了搓，就朝车尾走去。其实，就差他这一把力，我一轰油门车就起来了。把车停稳后，我下来向他表示感谢。我发现他已经不是他了。泥巴蒙住脸，头发、衣服都染成黄色，整个人就像刚从稀泥里拱出来的怪兽。他显然没经验，推车的位置不对，我应该先给他一些提醒的。我正自责的时候，他把眼睛闭上，抬手胡乱揩一把，然后走到一处田边撩水洗起来，很快就把眉目洗出来了。然后，他脱下溅满泥巴的短袖衬衫，草草搓了搓，团成一绺搭在右边肩膀上，甩着手上的水走回来。他似乎看出我的愧怍，说，没关系，怪我自己没注意，不该推车屁股。可是，不站在车尾压根就使不上力。

我走上前说，这么早，你偷工？

他看看天，也不算早了，蛮远的路要走回去。

我问，住湖北哪地方？

走马镇槐树村。他瞅我身上的制服，突然反应过来，你们警察就是厉害，连我是湖北人都看出来了。

湖南人湖北人都长着鼻子眼睛，我哪分辨得出来？我只是从他的口音和回家方向上做出的判断。

听说我下来办案，他说，有了你们这些警察，社会就太平，老百姓过得安稳。

如今老百姓都富裕了，日子肯定越过越安稳。

总是离不开你们这些警察。

还挺会说话的。我说，你可以当村干部了。

我现在是组长。

我说送他回去。他很高兴，嘴上却推辞说，那不耽误你破案吗？

一脚油的事儿，不送他一程，我感觉亏欠人家。我帮他把背篓放进桑塔纳的后备箱，背篓里除了几件简单的瓦匠工具，就是四个大萝卜，比筷子头长，比胳膊肘粗。萝卜白生生的，缨子翠绿绿的，招惹着我的味蕾，馋得我口舌生津——刚才一阵焦躁，我有点儿渴了。

送到他家屋门口，瓦匠的老婆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喝茶，我心想不能误了正事儿，门都没进就开车走了。

二

辅警小祝先我一步到了。

我的车像一支利剑直接射到杨如玉家屋前的晒坪里，惊得鸡群乱飞，咯咯咯叫声一片。杨如玉家的鸡养得真好，看起来每只都有四五斤重。我估摸着她家至少养了三十几只土鸡。

两床晒簟卷起来，立在阶沿边。堂屋里靠西头的墙边站着四只纤维袋，鼓鼓囊囊地装着玉米。三只袋子装满了，仅仅留下可以扎口的空隙，唯有一只袋子还差一截。杨如玉摆弄着那只袋子说，上午搬出来晒的时候，四只袋子都装得般般多，等下午再收起来就发现少了这些。难道玉米是自己长腿跑别处去了？难道它们长翅膀飞到天上去了？为了证明她家的玉米确实被人偷了，杨如玉还拿出一个账本，用手指蘸了涎水翻到某一页指给我。我看到上面清晰地记着：玉米四袋，净重两百斤，落款时间是去年秋天某日。不得不说，杨如玉是理家的好手，能把家底盘得如此周详。

玉米袋里还蓄着太阳的余温，我把手伸进去感觉暖烘烘的。再抄起一把玉米端详，一颗颗籽实饱满，金黄发亮，甚至能闻到一股阳光的味道和植物成熟的气息。丢一粒到嘴里，上下牙轻轻一磕，嘎嘣一声脆响，真是干透了的上好玉米。我顺手拎了一下装满的袋子，没错，大约有五十斤。按照这样的标准，杨如玉家的玉米的确是少了一些，大概差了十来斤吧。我心里盘算，既然是偷，怎么就只偷去那么一点点？

家里不是没离人吗？我随口抛出疑问。

玉米晒在篾簟里，我去菜园里扯了一会儿草。杨如玉指着屋旁说，也就一袋烟工夫。屁大点儿时间就敢下手，小偷的胆子真是天大。

我关心的是谁会偷她家玉米。杨如玉说她有两个怀疑对象，第一个人是隔壁赵会计。

为什么首先怀疑他？我重点关注作案动机。

杨如玉朝旁边坐着的同村小祝睃一眼，欲言又止。

小祝，多灵醒的小伙子。他放下茶杯，起身朝外走。我问他干吗去，他说内急。

杨如玉见小祝走开，就把椅子朝我挪了挪，刚要启齿，脸上却现羞赧之色。她摇摇头，有些话当着你们年轻人的面真不好出口。

看着眼前这位五十出头的女人，我想到了母亲。我说，杨婶，您有话只管讲。

嗯，她好像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才说，赵会计年轻时求过我。

——山里人把追求只说成一个“求”字。

很好嘛。我说，这表明他对您有好感，怎么会偷您的玉米？他应该给您送玉米。

杨如玉说，那时候我嫌他家穷，住在山顶上，没答应他。

这与盗窃有关系吗？我不禁哑然。

当然有啦，而且关系大着呢。杨如玉说，前些年搞扶贫，他家移民搬迁起了新楼房，做了我邻居。他现在的条件比往前好多了，可一直记仇，搞报复呢。

这样的逻辑我委实不敢苟同。这时候，几只肥硕的母鸡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来，围着我们脚边瞎转悠。许是生活在公路边见多识广，它们一点儿也不惧怕生人。其中，有只母鸡卧下身子，在水泥地上“呱唧”拉下一摊稀屎。

杨如玉脸上有点儿挂不住，好像是她自己当众出丑一样，嘴里呵斥着，手脚并用做着驱赶动作。可任她怎么撵，鸡就是不肯离开。我有点儿好奇，伸手抓住那只不讲卫生的母鸡，摸了摸它饱满的嗉子——隐约捏到一些硬硬的颗粒。

杨如玉见我对她提供的“线索”不感兴趣，进一步说，死不要脸的，他最近还常常和我套近乎，哪个搭理他。

这倒是个新情况，值得引起重视。

他有事儿没事儿都跟我说，如玉妹呀，你家要是有什么干不动的活儿就吱一声，我帮你。你说酸不酸，他这是啥动机？

是有点儿酸，但他乐于助人。我反问，您说啥动机？

他现在不是脱贫了吗？他家不是有钱了吗？色胆也就跟着长起来了。

是吗？

杨如玉鬼鬼地一笑，你啥不懂。

村里老人之间那些事情我倒是隐约听闻过一些，但她这么一说，我还是感觉有些别扭。毕竟，论年龄我可以当杨如玉的儿子了。

我说，那第二个怀疑对象呢？

还有个背背篓的人，我没见过，只听说他是村主任家的瓦匠师傅，回去路过我家，也可能顺手牵羊。

您都不认识人家，怎就怀疑上他了？

谁说一定要认识他？再说，一个小偷有什么好认识的。

您听谁说的？

赵会计呀。他亲眼看到那人从我家门口路过。他走过路过，当然不会错过下手的好机会。

太魔幻了！我感觉脑海里灌满一团糨糊。她不是怀疑赵会计吗？怎么又听信他的，把怀疑指向湖北人了？

她似乎看出我有疑问，解释说，我怀疑赵会计是为了转移视线才嫁祸给瓦匠师傅的，反正偷我家玉米的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俩都不是好东西，你给我把贼揪出来。

我说，湖北人作案的嫌疑可以先排除。这话一出口，我立马意识到不够严谨，反而增加了赵会计作案的嫌疑。

杨如玉很惊讶，果然抓住话柄将我一军，未必吧？你凭什么替他打保票？莫非你认得他？

杨如玉分析说，要是他也是村主任指使的。我得罪过他，他就让别人替他出气。

看来村主任和杨如玉之间有什么过节。

杨如玉继续，搞扶贫那年，我要当建档立卡户，村主任说我家不符合条件，不给报，我就和他吵了一架。他就为这事恨上我了，怎么看我都不顺眼，一直在寻找机会。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怀疑她是不是更年期延迟了，或者有更年期后遗症，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敏感、多疑，净往仇恨里想。如果她不提到湖北人，我对她怀疑赵会计作案的话还有几分信任，但她把村主任也扯进来，我就只能呵呵了。

这时候，小祝回到堂屋。

三

小祝常驻村里，他熟悉情况。我提出到隔壁走走，他会意后随我出来。我放慢脚步，赵会计家和杨如玉家只隔一条公路，抬脚就到，我要利用这点儿时间，和小祝做些交流。我想知道赵会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小祝说，好人啊，他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小祝告诉我，他听父辈人讲，赵会计和杨如玉本是刚出五服的表兄妹，自小由父母做主订过“娃娃亲”——那是山里老辈人喜欢玩的游戏。长大后，两人都没感觉，各自成了家。关于他俩谁“求”谁，那就是一个传说了。

至于杨如玉和赵会计怎么都自己一个人儿，小祝介绍，杨如玉的老公几年前患癌症走了，而赵会计的老伴儿正在深圳带孙子。既然是这么个情况，我就想，在杨如玉与赵会计之间现在不存在谁“求”谁的问题。

正在自家园子里兴菜的赵会计被叫回家。

这是个憨厚的农夫，一眼能看透的男人。他的腼腆和羞涩让我怀疑，这个人别说说假话，恐怕连真话都说不利索。

我不绕弯子，问赵会计，隔壁杨婶家的玉米被偷了，你知道这回事儿？

赵会计想都没想，直直地回答说，不可能嘛。他的回答很武断，与其说是一种直率，不如说是一种暴露。我问他为什么。

现在这年头，大家的日子都好过，哪家也不缺吃少穿，谁还惦记她家那点儿玉米？她白送人，人家还不一定要呢。

小祝在一旁说，可是，她晒在外面的玉米真的少了许多。

赵会计摇着头，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我看不是她家的玉米被人偷了，而是她把自己的良心弄丢了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近几年，她总是疑神疑鬼。赵会计说，我发现自从死了男人，她变了，和谁交往都是别人不对，时时处处提防人家。要不是大家都可怜她，不与她斤斤计较，她在村里早就没人缘了。人活在世上，总不能一个人活，不能只按照自己的活法耍性子，使脾气。人家让着你算你赢，人家硬要和你斗呢，你未必就斗得过人家，是不是这道理？

没想到，赵会计并不嘴拙，说话还在理。

我把目光移出门外。太阳刚刚从山顶沉下去，阳光反到天上，把厚薄不匀的云翳染成金黄或火红的颜色。山边林子里唱晚的蝉声高亢而悠远，归鸟的翅膀扇动着向晚的风，向林间鸟巢里嗷嗷待哺的雏鸟发出亲昵的呼唤。时间不早了。我转向另外的话题，你是否发现有人从杨婶家门口路过？

有啊，赵会计睁大眼睛，我看见给村主任家修屋的瓦匠……说到这里，他仿佛意识到什么突然打住。不对啊，我把这事儿告诉过如玉妹，她该不会怀疑人家偷了她家玉米吧？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就实话实说。

我就猜出来，她果然怀疑人家。赵会计的情绪起来了。人家只是路过而已，望都没朝她家晒簟望一眼。大路朝天，谁都可以走，难不成人家为了撇开玉米，还要绕十里八里？

这么说，你是没看见瓦匠师傅偷玉米了。

赵会计说，走，我要跟你们去，当面和她把话说清楚，任何时候说话都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冤枉别人。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

再次来到杨如玉家，多了个赵会计。很好，当着他的面，我正好把真相揭开。我已经胸有成竹，足以破掉这个“案子”。

进门时，杨如玉正拿毛巾扑打木椅上的灰尘。打头的赵会计喊了声“如玉妹”。她像遭了蜂蜇，停住手里的动作，飞了赵会计一眼。哟，稀客呀。

赵会计收住脚步说，好久没来你家了。

去年腊月，接你来家里吃杀猪饭都没请动你。你现在好大的架子。

赵会计诺诺地说，我这不是来了吗？

警察不来，你恐怕不会登我家门吧。杨如玉说，俺请不动你，只有警察才请得动你。

这会儿赵会计显得笨嘴拙舌。他看着我，求救似的说，关所长，我可是自愿来的，不是你押来的，你要给我做证。

杨如玉好像忘了自己丢了玉米报了案，她给我和小祝沏茶，也给赵会计沏茶，并不两样对待，而且显得很高兴，看不出任何生分的情绪。

我让杨如玉找来她家的秤和扁担、绳子，把堂屋里的四袋玉米逐一过秤，加一起总共一百八十九斤。我和小祝抬玉米，赵会计负责记数，杨如玉亲自掌秤，秤杆翘起来不行，跌下去不行。杨如玉家的玉米应该是两百斤，现在重量少了十一斤。这是事实。

我问杨如玉，这个结果你认吗？

我没瞎说吧。她言外之意是差了十一斤，这结果我们得认。

我问她，杨婶，您家平时拿什么喂鸡？

杨如玉脱口而出，玉米呀。她突然明白，马上补充道，不过，我用另外的玉米，这两百斤从来就没动过。

您今天给鸡喂过？

杨如玉呆愣了。她拍拍脑袋，你看我这该死的记性。她瞅了瞅眼前活蹦乱跳的鸡群，嗫嚅道，莫非是……

我追着问，杨婶，您平时每天给鸡喂多少玉米，一定有数吧？

杨如玉红着脸说，我明白了，那些鸡才是贼，是它们偷吃了我的玉米。可是，它们也吃不完那么多呀。

你家多少只鸡，自己算算吧。我淡淡地说。

你不觉得玉米比原先干了许多吗？今天的日头好猛，人晒出一身汗也会轻一些，何况是陈玉米。经验老到的赵会计提醒杨如玉。

杨如玉看着赵会计，这么说，我差点儿冤枉好人了。

赵会计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正是她嘴里的头号“好人”，他说，湖北的瓦匠师傅是好人，他没动你家一粒玉米，我可以给他做证。

杨如玉收回目光，略微低了低眉，把一缕散下来的头发捋到耳根后面，声音弱弱地说，你、你们都是好人，是我想多了……

我开玩笑道，这是一起内盗。杨婶您看，该怎么处理那些“鸡贼”？

杨如玉爽朗地笑，杀一只，吃它的肉！

小祝说，杨婶，您这是要杀一儆百哈。

她这叫杀鸡给鸡看。赵会计补一句。

说笑正热闹，我的电话响了。

镇长说，金老板的蔬菜基地里被人偷了几个萝卜，你去看看。

几个萝卜？我重复了一句，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

怎么说话啊？镇长说，小关，你这态度有问题，我要批评你。派出所的工作要服从全镇经济发展大局，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招商企业保驾护航。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马虎。几个萝卜对金老板来说不是事儿，镇里的纳税大户对我、对你来说也不是事儿吗？

镇长把几个萝卜上升到政治高度，我自然无话可说。我请示所长，所长回我八个字：有警必接，接警必处。这个不用他说，我知道。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跟玉米萝卜缠上了。

正在杀鸡的杨如玉不让我走，一定要留我吃饭喝酒，说我忙活半天，又要饿着肚子去破案，她心里过意不去。我理解。这几年在山里转悠，这种事儿碰得多了。比如说，老百姓诚心诚意款待你，你吃了喝了，他就会感觉你瞧得起人，真正把他当朋友。于是，他心里踏实、高兴、熨帖，反之就有了隔膜，就会产生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就说当下吧，我只要离开，赵会计和小祝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只能跟着走人。那样的话，杨婶就会感觉没面子，她心里的猜疑只会更深更重。这既伤害警民关系，不利于矛盾化解，也有碍我们今后开展工作。

我指着赵会计和小祝，故意激她，杨婶，有你这么选择性留客的吗？

她嚯一声，进门都是客，当然一起呀，今天不吃饭谁都不准走。

我让杨婶借一步说话，吃饭可以，可您得给我句实话。

你什么意思嘛。

顿了顿，我说，您亲口告诉我，您还恨赵会计？

杨如玉脸一红，一扭脖子，说你懂个啥！

我再说，建档立卡户是有条件的，村主任说了不算，您别错怪他。

杨婶说，我当时只是说气话。再说，现在都富裕了，当建档立卡户未必光荣，评给我我还不当呢。

看来这趟出警没白跑。

我稳住赵会计和小祝，保证办完事立马赶来，吃杨婶家的土鸡肉，喝她家的苞谷酒。赵会计马上撸起袖子，要帮杨婶下厨。

办完事儿一定来啊，杨如玉站在晒坪旁，边目送着我的桑塔纳开走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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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12期）